徐珂

1901年徐珂到了上海，與束亞東、路同同相交往，因他長於文筆，又熟悉官方文書，喜歡收集邸報，而《外交報》正需要這樣的文人，於是，徐珂便加入了該報。擔任了《外交報》的編輯。外交報的成員有，董理一人（即張元濟）、撰述一人（即蔡元培）、編輯一人（即徐珂）、譯西文報一人（温宗饒），均由創始股東分任。另設譯東文報一人，司帳一人，校繕一人，雜役二人。股東情況是：張元濟兩股，蔡元培、杜亞泉合一股，温宗饒、商務印書館各一股，趙從蕃、徐珂、沈幼珊股數不詳（以上，據汪家熔先生提供的資料）。在張元濟的收據上的簽名人是趙從蕃、蔡元培和温宗饒；温宗饒的股單和收據上的簽名人是趙從蕃、蔡元培和張元濟，全年預算約為銀洋五千五百元（再加開辦費五十元。）《外交報》到1910年，共辦了十年，在社會上有一定影響。

後來徐珂隨《外交報》一起成為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的職員。接着又當上了《東方雜誌》的編輯。老商務的一位編輯，即大名鼎鼎的章錫琛回憶説：“《東方雜誌》創刊於1904年，原是一種選報性質的刊物，剪集每月報章雜誌上的記事、論文，分類刊登，供留心時事者查考。《宮門抄》和《奏摺》佔首要地位，其次才是時論，只偶爾發表幾篇撰譯的文字。

1909年前的編者名徐珂。因為編這種雜誌完全是剪刀糨糊的工作，他一人在幾個晚上業餘時間就能完成，讀者並不很多。”所以，後來徐珂在商務做過雜纂部長，他可説是地道的雜家。章錫琛的話雖然有點誇張，但説的也是事實。

到1911年，杜亞泉接任《東方雜誌》主編，對刊物進行了改革，雜誌有了很大的改變和發展。於是，徐珂接管了“雜纂部”。據當時在編譯所的同仁介紹，“徐在編譯所擔任雜纂部部長，我進去時，他正全力在搞《清稗類鈔》，同時在他領導下編輯出版的有《上海指南》《日用須知》《醒世文柬指南》《通俗新尺牘》等等。這個部的主要工具是糨糊和剪刀，所有各種資料，均從報紙、雜誌、政府公報等剪下或到處找人幫忙抄錄在活頁片上”（引自謝菊曾著《十里洋場的側影》）。目的在於提供有關資料。

據老商務同人説，“徐仲可身材矮小，極度近視，看書寫字必須戴着眼鏡與實物（指書本）接觸在一起，才能看見。但他為人非常風趣，清末他極力提倡婦女天足，即以‘天蘇閣’名其書齋，他喜填詞，與寧鄉程子大等互相唱和，作品時見於當時的《小説月報》。”“徐待人接物，和藹可親，對同事相當關心，每年春節照例在自己家中備辦‘春酒’，邀請本部同人歡聚，這是別的部從來沒有過。”

徐珂沒有一天不寫作。有一回眼睛生病，他彷惶苦悶，竟然終日不知所措。極度近視，看書寫字必須戴着眼鏡與實物（即書本）接觸在一起，才能看見。白天事忙，他用一個小本子提要式的記住要記錄的事，等有空的時候再整理書寫。每天臨睡的時候，他都要準備一支鉛筆，一個小本子，放在牀頭，偶然想起什麼來的時候，就爬起來記下，哪怕是影響了睡眠，他也不管。他寫下的東西雖不是按日記述，卻每每十來天連起來整理一次。老朋友夏劍丞曾經説他有聞必錄，是極為勤奮的人，可惜沒有在前清時候的軍機處供職，不然，記下的都會是很珍貴的軍國大事。徐珂自己寫作又一個説法：“君（夏劍丞）不嘗雲，清人少筆記乎？僕欲一學此恥耳。”見他一天到晚忙於纂述，曾是愛國女校教師、給蔡元培作過大媒、用筆記錄過樑漱溟東西文化訪談的夫人何墨君，還有小妾李希都埋冤説：“難道真的是寫不到死，不罷休嗎？”孜孜矻矻，日夕握筆，是徐珂寫作的真實形象。

宋朝的陳鬱在他的《藏一話腴》裏説到姜夔的時候，留下了這樣的名言：“白石道人姜堯章，氣貌若不勝衣，而筆力足以扛百斛之鼎。家無立錐，而一飯未嘗無食客。圖書翰墨之藏，汗牛充棟。”徐珂曾經引用其中的“家無立錐，而一飯未嘗無食客”來述説自己的家庭。徐珂的父祖兩代都有好客家風，徐珂更是這樣，一飯未嘗無客，做了徐家座上的人，多為一時名流俊彥，可舉者有張元濟、蔡元培、康有為、胡適、梁啓超、況周頤、潘仕成、王晉卿、王輯塘、冒鶴亭等人。

徐珂是杭州人，清末的杭州風俗，是客人到了，即便是吃飯的時候，家裏也不留人，徐家的家風剛好與此相反。他為人非常風趣，喜填詞，與寧鄉程子大等互相唱和，作品時見於當時的《小説月報》。徐珂待人接物，和藹可親，在商務印書館編譯所任職、主持《東方雜誌》雜纂部時，對同事相當關心，每年春節照例在自己家中備辦“春酒”，邀請本部同人歡聚，同仁們説“這是別的部從來沒有過的”。

《清稗類鈔》是他留給後人的一部前人筆記集。“全書48冊。分時令、地理、外交、風俗、工藝、文學等92類，約一萬三千五百餘條。錄自數百種清人筆記，並參考報章記載而成。範圍廣泛，檢查便利，但選錄頗為蕪雜。”（參見《辭海》）80年代，此書還重印過，可見還有眾多讀者。另編有《清朝野史大觀》《天蘇閣叢刊》《康居筆記匯函》等掌故筆記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