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火勃

徐火勃 (1563～1639)

明著名藏書家、文學家、目錄學家。字惟起，一字興公，別號三山老叟、天竿山人、竹窗病叟、筆耕惰農、筠雪道人、綠玉齋主人、讀易園主人、鰲峯居士。祖籍侯官(今閩侯縣荊溪鎮徐家村)，閩縣(今福建福州)鰲峯坊人。兄弟三人，兄徐熥，弟徐熛，秀才，亦精文藝。童試後，摒棄科舉，隨兄作詩，以清新雋永見長。明萬曆三十一年至萬曆四十二年(1603～1614年)，即摒棄科舉，隨兄致力於詩歌創作，與葉向高、翁正春、曹學佺、謝肇淛、陳價夫、陳薦夫等結“芝社”，人稱“芝山詩派”，徐 火勃、曹學佺並稱詩壇盟主。徐 火勃工詩，擅長書法、繪畫。終生未得一官，平日身處書城，自以為樂。在這十二年中徐（火勃）寫了大量的詩歌，“樂府、歌行及近體無所不備”，與曹學佺並主閩中詩壇，後人譽為“興公詩派”。徐（火勃）還精通禪理，頗負聲望，一般文人、詩僧，都以能得到他的好評為榮。博學多才，對地方文獻很熟悉，先後三次參加《福州府志》編修工作，還修撰《雪峯志》《鼓山志》《武夷志》《榕城三山志》等。他提出修志的見解：“省會人物之盛，載筆不得不嚴，在一州一邑，唯恨文獻不足，不可一概嚴削”。他對荔枝種植和保管有較深研究，著有《荔枝譜》，所載品種就多達100多種，可與宋代蔡襄《荔枝譜》並美，很有科學價值。

他一生最大貢獻，還在於圖書的收藏與校勘工作，自萬曆壬辰（1592）至辛丑（1601）曾三次到江浙雲遊，所見既廣博，遇圖籍廣加收集，借藏抄錄，積至10數年，總計7萬餘卷，其中宋本秘本較多。取唐代詩人劉禹錫《百舌吟》“花枝空滿迷處所，搖動繁英墜紅雨”，指萬卷書籍猶如繁花似錦，令人賞心悦目。有“紅雨樓”、“宛羽樓”、“綠玉齋”、“風雅堂”、“柿葉山房”等藏書樓名。是國內著名藏書家之一，他的藏書不僅數量多，而且質量高，“所藏多宋、元秘本畢生求書、藏書，尤精校勘，將所藏書輯成《徐氏家藏書目》，以便查考。凡來就讀者無不樂於借閲，且為設幾供茶。萬曆三十年(1602年)，徐把他收藏的書籍編為《紅雨樓書目》四卷，藏書五萬三千餘卷（多得秘本）。其中輯錄的“明詩選”，還加註作者生平，是研究明代藝文的寶貴資料。著錄的140種元明戲曲，是研究戲曲史，尤其福建戲曲史的寶貴資料。藏書印有“徐印惟起”、“晉安徐興公家藏”、“汗竹巢”、“宛雨樓”、“鰲峯徐氏宛羽樓藏”、“閩中徐惟起藏書印”等。

他的藏書允許前來閲覽。併為閲書者提供茶水。他説：“賢哲著述，以俟知矣。其人以借書來，是與書相知也；與書相知者，則亦與吾相知矣，何可不借？”又説：“來借者，或蓄疑難，或稽異同，或補異簡，或搜奇秘”，遂樂為借閲。撰有《紅雨樓書跋》2卷，考索圖籍金石，義亦精藴。又撰有《徐氏家藏書目》4卷，多題跋。仿鄭樵《通志·藝文略》、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體例，成《紅雨樓書目》7卷，按四部分類，該目收明代集部較多，是考明代藝文的重要資料。潘景鄭評其“雖不逮《千頃堂書目》之富，以之互勘，當得補苴什一也”。他在《筆精》中作《聚書十難》，分析歷代私人藏書不能久傳，“何也？非深知篤好者，鮮不屑越也”。

徐 火勃對於古籍的難聚、易失、不便保藏深有體會，積累了經常翻閲、曝曬、保持通風、乾燥等一系列圖書管理方法。但徐 火勃又不同於那些把善本秘籍當做古董、藏而不傳的“書蠹”。他對於讀書人不僅樂於借閲，而且還設幾供茶，以禮相待，作為私人藏書家的徐 火勃，當時能具有這種“以傳佈為藏”的觀點，確是難能可貴的。錢謙益《歷朝詩集小傳》謂：“崇禎己卯，（火勃）偕其子訪餘山中，約以暇日，互搜所藏書，討求放失，復尤遂初、葉與中兩家書目之舊。”足證其庋藏頗多善本。徐（火勃）布衣不仕，交遊多向學之士，探求藝文，潛心著述，酷愛載籍碑帖書畫，“善聚善讀”，自萬曆十三年以後五十多年來，對所藏所見，凡意有所得，便題端跋尾，以抒其見。朱彝尊贊其“所作典雅清穩，屏去粗浮淺俚之習”。評價是很確切的。晚年徐氏因從子不肖，家產蕩敗無存，於是窮困潦倒，“餬口四方”，於崇禎十二年十月十三日去世。著有《紅雨樓纂》《閩畫記》《閩中海錯疏》《荔枝譜》《榕陰新檢》《筆精》《閩南唐雅》《鰲峯詩集》等約50種，又重修《雪峯志》《鼓山志》《武夷志》《榕城三山志》等。據不完全統計，他撰輯的著作約有50種。朱謀諱在《枳園集》中説：“興公著作總一脱草，橫行海內。” ^[1] 

他不僅是詩人，而且善畫山水及草隸書，然不肯多作，傳世作品甚少，今福州法海寺還存有他手書的碑記。　徐（火勃）喜愛藏書，並精於校勘，他以嚴謹的治學態度糾正古學中的許多的舛誤。陳壽祺在《左海文集、紅雨樓文稿跋》中對他在這方面成就評價説：“鹹考證精核，有先賢遺風”。

徐（火勃）平生交遊廣，“足跡所至，遍攬四方豪俊”，“簡札往來無虛日”。他曾於萬曆二十年(1592年)北上吳江，萬曆二十三年和萬曆二十九年兩次漫遊吳越，萬曆三十五年南遊廣東。崇禎十二年(1639年)又漫遊至江蘇常熟。著名的文學家馮夢龍是他的好友，他還結識大學者錢謙益等。

《紅雨樓題跋》不是徐氏自己編定。他死後不久，林佶在順治十六年從徐氏所著《紅雨樓全集》中選輯一百四十多篇，有鈔本傳世。在嘉慶年間，鄭傑購覓已經流散的徐氏藏書，抄得八十七篇，輯為一卷，刊入《注韓居叢書》。鄭氏未見林書，故時在後而所錄反少於前輯。又隔了七十多年，繆荃孫在光緒初年向費氏抄得林輯，三十年後又借得鄭刻，“時時檢閲，奉為導師”，將兩家輯本，分類合編，題為《重編紅雨樓題跋》，上卷錄四部載籍，下卷錄碑帖書畫，共二百二十四篇。

徐氏《紅雨樓全集》未刊，近人陳衍《石遺室書錄》著錄鈔本，後為上海圖書館購得，今據稿本覆勘，全書既重加校定，改題《紅雨樓序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