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時棟

嘉慶十九年（1814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徐時棟出生於寧波月湖西岸陸氏故宅（今寧波市海曙區共青路西煙嶼樓）。自小聰明穎慧，曾作《小少集》四卷。 ^[4] 

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十月五日，徐時棟進入私塾發矇讀書。 ^[13]  父親徐桂林督課極嚴，常用鞭杖竹板之類體罰教訓。塾師為朱紫陽。 ^[14] 

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徐時棟受教於陸紹機。 ^[5] 

道光元年（1821年） ，徐時棟受教於包聞詩。 ^[5]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徐時棟充浙江優貢第二名，主持考試的通政使司副使提督浙江學政為羅文俊。題目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賦得菊花天氣近新霜”。 ^[19]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八月，徐時棟赴杭州參加浙江鄉試中舉人，為浙江鄉試第20名 ^[21]  ，後以輸餉授內閣中書。 ^[22]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春，徐時棟應試禮部入都。三月，至京城，拜謁羅文俊。三月十二日，在京城，與李峨山、郭少逸等同寓崇文門下。五月，下第南歸。 ^[5] 

道光三十年（1850年），徐時棟第二次上京會試失利，自京城回寧波後決意放棄功名，一心藏書和著述， ^[20]  因煙嶼是郡中月湖十景之一，遂名其藏書樓為“煙嶼樓”，藏書10萬卷，盡發所藏而讀之。多得自慈溪鄭性“二老閣”，其次得自範峨亭、邱學敏、胡鹿亭等故家藏書散出者。 ^[4] 

咸豐十一年（1861年）十月，徐時棟全家避寇躲入建岙山中，將著作和部分藏書藏在寺廟旁邊的金巖山洞中，當他正沉醉於“山中何所有，好景不勝收。若更載書中，何須萬户侯”的詩境中時，沒想到一僧宿洞中，把他的書當驅寒用的材料了，只留下“香山僧寺稿，無故忽成灰”的無奈之句了。 ^[4] 

同治元年（1862年）二三月間，太平軍亂尚未結束，盜賊氾濫，乘機偷盜寧波城各藏書樓，煙嶼樓也慘遭掠奪。 ^[4] 

同治元年（1862年），煙嶼樓被掠之後，徐時棟一面在城西草堂整理剩下的殘帙，一面四處打聽尋找失散的書籍，並將本縣湯耕吾和慈溪鄭簡香兩個藏書收藏家的大部分藏書收歸到自己的藏書樓中。僅僅一年，藏書已蔚然可觀，達到近六萬卷。 ^[4] 

同治二年（1863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城西草堂意外着火，而此時徐時棟本人恰好在慈溪作客，大火之後也剩下幾間容身的住所，而且下雨還四處漏水，與住處相連的書樓盡毀。草堂的焚燬，不僅使徐時棟的近幾年苦心收藏的古籍五六萬卷毀於一旦，而且他新寫的説經之作亦蕩無所存。徐時棟的《逸湯誓考》初稿倉促中被無賴所攛奪。後復收拾時，只得部分文稿和雜記苦幹篇。所幸“謂學詩記者幸傳鈔他氏尚存大半。徐時棟在建岙山中所寫的《山中學詩記》原稿雖然也被大火燒燬，而在老友周楚堂處卻有部分副本，後又經過回憶，覆成五卷，於清同治年間刻印出版。

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徐時棟在城西草堂舊址重建新宅，書樓設於北面洞旁，取名“水北閣”，再三收集藏書。他在《謝陳樹珊駕部送書》一詩中説，“客歲吾廬下祝融，圖書收拾去勿勿。範盧已斷千秋望，湯鄭同付一炬中。本以網羅遭劫火，莫將呵護問天公。故人憐我平生志，架上新來幸不空。” ^[4] 

同治三年（1864年）以來，徐時棟為收集藏書做大量的工作。買書，刻書、抄書基本上成了他的日常工作。徐時棟為了恢復以前寫的文稿，還進行記憶性書寫。經幾年苦心收聚，到同治八年（1869年），徐時棟已收集到近四萬四千餘卷書，計798種，9815冊，編列經、史、子、集、叢書五部，基本上接近城西草堂的規模了。 ^[4] 

同治七年（1868年），鄞縣開志館修志，由徐時棟主持《鄞縣誌》的文修工作，自發凡起例、總持大綱，至編輯討論，均和同仁分任。 ^[15] 

同治八年（1869年），除了編制凡例、總持大綱，編輯討論稿等日常工作外，徐時棟又將志局遷到西門外新宅他家中水北閣，充分利用家藏圖書，盡出所藏，以供需求。一時間水北閣成了名人學士出入重地，成為當時的學術研究中心。自己又到寧波盧氏抱經樓、杭州丁氏八千卷樓等處借閲藏書，搜採繁富，至千數百種。仿國史館列傳體例，注所徵引文獻，排比成文，費時達12年之久，成《鄞縣誌》。 ^[17] 

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一月，徐時棟積勞成疾 ^[6]  ，臨終執好友董沛手，以修志事“鄭重相委，語不及私” ^[18]  ，次年志成，光緒三年（1877年）刊行，後人多稱光緒《鄞縣誌》。

徐時棟是位創作勤奮、個性風格鮮明的詩人。詩風如白居易。無論五七言古體近體，還是樂府新作，吟甬上世風，詠古今人事，感時憤俗，記事陳諷都充滿深情。吊往哲古蹟，抒自己心靈，“雄直之氣，浩浩落落，不可掩抑”。“所著詩文兩遭焚如，結習未忘，時復憶錄，朋好勸阻，各持一説。”其不少詩文憑藉超強的記憶力和毅力，或默誦重寫，或向友朋借抄副本，能留存至今，尤為難得。尤其鴉片戰爭期間所作諸詩，如《八月湖水平》《鬼頭謠》《乞兒曲》《臨高台》《大將》《諸將》《廣東客》《蚱蜢篇》《美女妖且閒》等，錄眼前之風雲，描山河之變色，恨敵寇之殘暴，悲百姓之疾苦，痛官吏之不為，嘆自己之無奈。更有對浙東人民奮起反抗的直接記錄，直接自注於題後句中篇末，實乃心血所注之史詩，補鴉片戰爭浙東抗英史之缺。

“其文則信史，其聲則天籟。”“淋漓痛快，據事直書，是正平罵”，徐時棟的詩歌被稱作“”與其好友姚燮的《捉夫謠》等反映鴉片戰爭期間浙東地區悽慘情形的詩詞同氣相求、情懷擔當，有助於浙東鴉片戰爭史、抗英鬥爭史研究。 ^[5] 

徐時棟一生酷愛藏書，歷經坎坷，矢志不渝，僅藏書樓就有三座。在清代浙江藏書家中，徐時棟與朱彝尊、丁丙等藏書大家都是以抄書聞名於世的，與其它藏書家一樣有藏書蓋印鑑和做筆記的習慣。藏書時使用過的藏書印也有近二十枚之多，如“古明州煙嶼樓徐氏收藏印”、“徐時棟手校”、“煙嶼樓”、“徐十三”、“城西草堂”、“徐時棟秘籍”、“柳泉”、“柳泉過目”、“柳泉書畫”、“水北閣”等等。藏書印有“煙嶼樓藏書約曰：勿卷腦，勿折角，勿唾揭，勿爪傷，勿夾別紙，勿巧式裝潢，勿率意塗抹，勿出示俗子，勿久借他人”“水北閣”“柳泉”“弗學不知其善”“古明州煙嶼樓徐氏收藏印”、“徐時棟手校”、“煙嶼樓”、“徐十三”、“城西草堂”、“徐時棟秘籍”、“柳泉過目”、“柳泉書畫”等。 ^[1] 

煙嶼樓建閣初期，書不甚多，其父徐桂林歿後，也僅僅只有一萬二千八百卷。徐時棟繼承了其父的藏書意願，故所有書皆布帛菽粟。他藏書的最大目的是“非以侈世以便檢閲而已。”徐時棟常“懼書籍之散佚”，為便於管理，在不同時期編制了各種藏書目錄，如《新故書目錄》、《煙嶼樓書目》，還制訂了嚴格的藏書管理條例——《煙嶼樓藏書約》：“勿卷腦，勿折角，勿唾揭，勿爪傷，勿夾別紙，勿巧式裝潢，勿率意塗抹，勿出示俗人，勿久假他人。”尤煙嶼樓雖然制定了嚴格的讀書和藏書管理條例，但它對讀書之人是很開放的，其弟徐子舟每天泡在他的書樓裏，好友董沛更是讀遍了他的所有煙嶼樓藏書。而像陳勵、陳魚門、葉鴻年等等幾十位地方名士均有到煙嶼樓讀書的經歷。 ^[4] 

近代藏書家馮貞羣收集了由徐時棟親手編訂的《煙嶼樓書目》稿本，共四冊，詳細記載了自徐時棟居水北閣以後的藏書情況，該目錄依傳統目錄分類體系劃分為經、史、子、集四部，無叢部。在這部目錄中徐時棟對子部道家與釋家的傳統排序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説：“道家當在釋家之前。夫老氏之學早於周代，而釋氏其後起也，且夫子嘗師老聃。” ^[4] 

徐時棟上承萬斯同、全祖望，下啓馮孟顓、張壽鏞，高擎浙東學派旗幟，跋涉穿行於寧波文化的低谷時期。“憂患聊學詩，以意作新解。飲酒而著書，心神頗瀟灑。”徐時棟治學以經為主，不墨守舊解，兼及子史雜説。他的《尚書逸湯誓考》撰著積30年之功，先後五易其稿，為《尚書》輯佚250字，最見徐時棟樸學功力，為學者所推崇。有的著作闡發先哲的道理，有的開創新的解釋。他的考據無不引經考典，結論都證據確鑿。他在記敍典故藉以抒發情感時，則悱惻温厚。分析解説古經中可疑之點，則深入淺出，令人信服。能夠詳細地敍述深奧的意旨，則令人開顏歡笑。 ^[11] 

徐時棟特別重視資料的辨偽和考證，受乾嘉考據學風的影響。其著名的史學代表作《徐堰王志》就是徐時棟根據對周秦古書和《史記》等資料辨偽和考證而作。 ^[9]  徐時棟在經史方面都有研究，且主張經史兼顧，反對“舍經就史”的片面研究方法。他記述史書的風格類似司馬遷，描述事物方面類似柳宗元，持論評説類似蘇軾。 ^{[8]  [10]}  徐時棟論史大膽，觀點新穎，證據確鑿，他在文章中曾自嘲自己的學術觀點是“駭人聽聞”。他治學不墨守舊解，就連最受他推崇的《史記》中如有記載不實，他也會通過各種資料對其進行駁正。例如，他認為《史記》中記載的夷齊讓國這件事是司馬遷寄憤之作，真實的歷史是根本不存在夷齊讓國一説。他明知“漢至今二千年，士大夫莫不無智愚賢賢不肖，知夷齊讓國事，當此而欲闢其説而廢之，未有不掩耳孩走者也”。但他通過種種論證分析，使自己“駭人聽聞”的觀點立有一席之地。 ^[8] 

在評價歷史人物時，徐時棟堅持以儒家道德理念為評判標準，以傳統的仁、義、禮、智、信為價值取向。同治二年（1863年），徐時棟為八十歲的範雨叔作壽宴之詞時，曾明確表示他之所以樂意寫壽詞，正是由於範雨叔始終踐行着仁、義、禮、智、信。徐時棟所稱讚的人物都是君臣之間有禮義之忠，父子之間有尊卑之孝，兄弟手足之間有至親之悌，夫妻之間有摯愛之忍，朋友之間有誠信之善的道德楷模。如他曾稱讚王筠叟先生“在朝廷為人瑞，在鄉黨為人師”。他治學著書不輟，最終使他藏書益富，學亦益進，“上自經訓，旁及子史，百家靡不究覽”。徐時棟堅韌不拔的頑強意志和對學術孜孜不倦的追求正是對“浙東學術博採、創新、求實、重史、愛國等優良傳統”的繼承和發展。 ^[8] 

在“紅學”研究方面，徐時棟發“索隱派”之濫觴，稱《紅樓夢》是記述原大學士納蘭明珠的家事。十二金釵的原型均為明珠之子納蘭性德的座上客。薛寶釵是影射康熙時代的重臣高士奇，妙玉是影射姜宸英。妙玉以看經入園，猶姜宸英以借觀藏書在納蘭相府開館收客。並用妙玉孤潔而被強盜劫掠、被加以喪身失節之污名來影射姜宸英貞廉而死於獄中、並被加以貪污嗜財的誹謗。其弟子陳康祺曾述其觀點 ^[12]  ，後來蔡元培受徐時棟“《紅樓夢》乃康熙朝政治狀態説”啓發而作《紅樓夢疏證》並予發揮，繼之引發胡適考證派與索隱派的商榷爭議。 ^[5] 

徐時棟長於考據，駕輕就熟，也是位方誌家和譜牒家，“眷懷桑梓鄉，文史正穿落。旁搜百氏言，精究六藝略”。“篝燈校遺籍，手刻六志書。”校勘刊印了《宋元四明六志》，為歷代四明六志作者30人作單傳或合傳15篇，撰寫《宋元四明六志校勘記》9卷，為寧波保存了最為完整的地方誌這一珍貴文獻。還主持編纂了《鄞縣誌》，參與編纂《慈溪縣誌》等，獨自編撰《徐偃王志》《四明叢集》《月湖徐氏家乘》，草創《大墩徐氏宗譜》等。考訂甬上氏族源流，篦梳四明鄉賢著述，表彰先正賢達，糾補前人缺失，志錄當代風雲，秉承史德史才，寓褒貶於記述，“鄭重於鄉國人文、故家喬木”，“以之領志局，熟路駕輕車”。既佐證了徐時棟藏書的豐富和實用，也旁證了他的學問淵博和切合時用，更為寧波一地之史志梳理編纂、資治教化，蒐羅儲備了極為豐富的史料。 ^[5] 

以徐時棟為統領，集結了由其好友董沛、陳勱、張恕，弟子劉鳳章、陳康祺、孫德祖等人組成的高水準的同治《鄞縣誌》編修團隊，繼承錢大昕所主纂乾隆《鄞縣誌》學術特色，“引用書凡千六百餘種”，修纂了75卷的《鄞縣誌》，為民國《鄞縣通志》打下了基礎。徐時棟的這些志書、譜牒、人物行狀傳記、人文碑記至今尚嘉惠學界士林，鋪墊鄉邦史志，尤為後人稱道。從舊志收藏、整理、校勘、為作者作傳、刊刻出版，到新志發凡起例、總持大綱、資料徵引、抄錄考訂、人物傳志稿撰寫、具體編纂統稿，徐時棟的方誌實踐和所取得的成就，足以確立他是寧波古今方誌第一人的地位。 ^[5] 

徐時棟曾就讀於鄞大墩故里之崇本書院，頗喜書法，五體均能，尤擅草書，筆法精熟老練，下筆千言，能隨心流轉，卷面之清秀亦令人賞心悦目。流傳下來的書法作品，部分已被列為國家上等級文物。“天才亮特，學識兼優，明達事理，而長於議論，卓然自成一家。”徐時棟書法不事雕琢，個性張揚，曾自雲：“我作草書以意造，快如蠶食轉如環。”極稱讚錢塘何溱集蘭亭褉帖字“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聯，並應囑書贈。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2月，魯迅購置《煙嶼樓筆記》，讀到此聯，也極為欣賞。

徐時棟還長於篆刻，“柳泉工鐵筆”，早年即與浙派篆刻大家、“西泠後四家”之一的趙子琛及其弟子陳祖望等有來往，趙子琛還專為徐時棟的《煙嶼樓詩集》題簽，陳祖望則為徐時棟篆其常用號印“柳泉”。他的篆刻方寸之中藴結浙東金石秉性，顯露自其藏書治學天地，於甬上書壇篆藝，乃至浙東書壇都有其一席之地。今天一閣及寧波博物館寶藏其書法作品、手跡與碑帖近40種，藏書中的藏書印蜕近40種，印章2方，墨韻熠熠，朱塗璨璨，卷黃紙脆，彌足珍貴，鐵筆琢石，寸篆天地。 ^[4] 

陳勱：聚書充之，日坐卧其中，上自經訓，旁及子史百家，靡不究覽。焚膏繼晷，徹夜不倦。後遷城西草堂，藏書益富，學亦益進，發為文章，滔滔數千言。事理洞達，見者疑為不假思索，而君實研精覃思，一字一句，無不斟酌出之。敍事似子長，體物似子厚，持議似子瞻。旁及詩歌，浩落自喜。而樂府入漢魏之室，尤其至也。 ^[5]  （《皇清內閣中書柳泉徐君墓誌銘》）

葛祥熊：先生之言日古文之根底六經尚已，然非旁涉乎子史及有資考證掌故之書以盡其變而博其趣，則體不備，非氾濫於古今名人家之集，含咀其精華而遺棄其糟粕，則詞不粹而氣不充。 ^[5]  （《煙嶼樓文集》序）

董沛：先生以經術文章主盟壇坫，後進高材生鹹北面稱弟子，四方知名之彥以事之四明者，皆願望見顏色，出所業相證問。而不佞遊處三十年，時以一得之愚請益於先生，而先生時啓發之。巋乎一老，東南人才所視為標準者也。 ^[5]  （ 《清內閣中書舍人徐先生墓表》 ）

張恕：自夜徹曉，丹黃不去手，覃思精詣，直造古人。其論經最取先秦之説，以經解經，旁及諸子，引為疏證，無漢、宋門户之習，考辨鑿鑿，可息聚訟。其論史獨推史遷，班、範以下，則條舉而糾之，多前人所未發。文章宏深博偉，入韓、柳之奧。詩亦浩落自喜，後進高材生鹹出其門。四方知名之士以事來鄞者，類以所學相質問，各得其意而去。主四明壇坫三十餘年。 ^[5]  （清光緒《鄞縣誌》徐時棟傳）

孫德祖：二韭之英，雙湖之靈；必有達人，明德之徵。函蓋百氏，羽翼六經；其書滿家，既明且清。太上不朽，言立行成；泰山梁木，尚有典型。三宵雲碧，千潭月澄；弗可及已，敻哉先生。 ^[5]  （《柳泉徐先生像贊》）

徐本一：烏鬢早聞諸高祖，銀燭氈案拜柳泉。文字未識先識故，夢中依稀見鬚髯。桂花井深越吟近，一脈溯源大墩前。樂善好施太茂公，碶港浮橋民安瀾。履正惟義興書院，俊髦寸晷慕先賢。煙嶼樓上芸帙滿，水北閣中勘塵編。覃思精詣援古訓，讀經誦訣立心虔。三辰光魄千竹素，四明郡邑六志全。偃王傳史詳考釋，簡冊東觀薦杏壇。鄉國山水慷慨辭，悲懷風雲英雄篇。城西酬唱蘭襟誼，紅學索隱闢津關。取勢彷彿李北海，得意徜徉蘇子瞻。虞恭公碑跋蕭蕭，伴我目耕親硯田。月湖自有陶侃種，蒼幹搖翠二百年。鄞江文潮新迭起，瓊瑰重捧浪接天。 ^[5]  （《欣聞徐時棟年譜出版》）

徐時棟對搞迷信極不贊成，尤其是那些整天只知吃齋唸佛的人更是討厭。這從他撰修的家譜和《煙嶼樓筆記》中可以看出，他多次對搞封建迷信的人和事作出批評，家譜中就有記載，若父母過世，子孫叫和尚來超度，豈不是等於雙親犯了過錯。還説和尚要是能超度別人，自己早就成仙了。《煙嶼樓筆記》中徐時棟雲：“先府君家教不許婦女入寺燒香唸佛。常曰：‘少年婦人入寺門此與倚門賣笑者相去幾何哉？’近時，大家士族無不縱其家室拜經禮懺，風俗之壞深可痛憫！”又言：“僧道愚惑平民，婦女無知，相沿成俗。”他雖然反對搞迷信，並不拒絕佛道家書籍，曾言：“吾不佞佛而頗喜其文字。”自居水北閣之後所編的《煙嶼樓書目》中就有佛家和道家書籍近五十種，如《佛經》《寶藏論》《道德經》《神仙傳》等等。 ^[4] 

徐家先出偃王太末者，為大宗。唐光化年間自衢遷台，宋南渡後自台遷明，遂為鄞縣人。 ^[7] 

父親徐桂林（1769年—1829年），初名太茂，官名桂林，字安國，號耕山，晚年更號梅谷。生於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八月二十六日。，以義行聞名於鄉里，一生曾為地方修橋、修路、修廟有二十餘處，故人有以義士呼之者，生六子，徐時棟為其第三子。 ^[5] 

母親李氏（1768年—1811年），鄞縣李瑞林之女，名國鳳。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正月十二日生，卒於嘉慶十六年（1811）四月初十日，年44歲。生兩男（徐時楷、徐時楨）四女，長女嫁於國學生張廣楙，次女嫁於國學生周温源，三女嫁於國學生李邦榮，四女嫁於五品封職胡烜。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贈安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晉贈宜人。 ^[5] 

長兄徐時楷（1799年—1834年），字聖木，更字兆行，號醒墨，早年入月湖書院，先後師事黃定文、周良劭，後佐父理產。以捐建義學事敕授修職佐郎、鹽運司知事，贈儒林郎，晉贈奉政大夫。 ^[5] 

仲兄徐時楨（1805年—1846年），字周之，號虛齋，國學生，也以捐建義學事敕授修職佐郎、鹽運司知事。 ^[5] 

徐時棟一生勤讀勤思，筆耕不輟，著作多達30餘種，代表作有《尚書逸湯誓考》《山中學詩記》等。徐時棟的詩文著述有《煙嶼樓詩集》《煙嶼樓文集》《煙嶼樓筆記》《煙嶼樓讀書志》。 ^[5] 

徐時棟故居（煙嶼樓）位於寧波市共青路48號，是一幢二層的磚木結構建築。徐時棟在煙嶼樓有一專用讀書室名曰“神清室”。 ^{[5]  [23]} 

水北閣原址在寧波市西門外亨六巷。水北閣全部藏書於清宣統三年（1911年）盡售於上海書賈，少量流入寧波藏家之手，如藏書樓伏跗室就收集了大量古煙嶼樓藏書，其中徐時棟撰寫的《逸湯誓考》初稿、二稿、三稿和定稿，就極為珍貴，另處，像朱氏“別宥齋”、楊氏“清防閣”、董氏“六一山房”、孫氏“蝸寄廬”等等藏書樓均有收藏。清代末期藏書散掉後，徐氏後裔住在裏面。1994年鑑於樓內居民雜居，出於對水北閣的保護和加強管理，將閣移建至天一閣藏書樓羣中。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