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旭生

徐旭生徐旭生潛心研究古代史學。他幼讀私塾，聰慧好學，中國古典文化功底深厚。18歲步入新式學堂，就讀北京河南公立豫京學堂。25歲遠奔西歐，留學法國，在巴黎大學攻讀西洋哲學。 ^[1] 

1919年徐旭生學成歸國後，先後任河南留學歐美預備學校教授，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1926年任北京大學教務長。1927年任北京師範大學校長。1929年任國立北京大學第二師範學院院長。1932年任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編輯，晉升研究員。1937年任中國史學研究所所長。解放後，先後出任北平研究院領導小組主任委員、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著述等身，造詣頗深。其著述有《徐旭生西遊日記》《陝西渭河附近考古調查報告》《陝西省最近發現之新石器時代遺址》《1959年夏豫西調查“夏墟”的初步報告》《略談研究夏文化問題》《禹治洪水考》《〈山海經〉札記》《〈山海經〉的地理意義》《對我國封建社會長期遲滯問題的看法》《井田新解並論周朝前期士農不分的含義》等。翻譯有威伯爾《歐洲哲學史》，波蘭歷史長篇小説《你往何處去》。

1927年，徐旭生擔任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外合作的科學考察團——“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的中方團長。這個考察團的組成，結束了從19世紀末以來我國大批珍貴文物任外國人隨意拿走的屈辱歷史，它的巨大考察成果，震動了國際學術界，影響深遠。 ^[1] 

1926年末，瑞典著名探險家、地理學家斯文赫定博士率一個大型遠征隊，準備到我國西北部進行科學考察。當北洋軍閥政府與斯文赫定簽訂的不平等協議中不準中國科學家參加，採集品全部運到國外的內容傳出後，全國輿論大譁。北京十幾個學術團體聯合成立了中國學術團體協會，發表宣言表示抗議，並派徐旭生和劉半農等為代表，經與斯文赫定反覆磋商，終於達成新的協議：在中國學術團體協會領導下成立西北科學考察團；設中國及外國團長；中外科學家各佔一半；採集品留在中國。這使中國學術界大為振奮，奔走相告，各報刊紛紛報道評論。中方團長的重任就落在徐旭生教授肩上。

考察條件的艱苦是難以想象的。火車只通到包頭，其他路程只能靠駱駝和兩隻腳。大部分時間是在沒有道路、沒有人煙、地圖上的空白區行走。考察地區的温度，冬季冷到零下40℃，颳起風來飛沙走石，夏季廕庇處可熱到40℃以上。除了戈壁沙漠，就是崇山峻嶺，考察隊員們住帳篷、睡地鋪。當時軍閥混戰，盜匪橫行，更增加了旅途的危險性。

這次考察對我國科學家來説是倉促上陣，從籤協議到出發不足半個月，談不到做準備。徐旭生不顧旅途勞累，經常在燭光下翻閲歷代典籍，如《漢書》《後漢書》《晉書》《隋書》《舊唐書》中的地理志，以及《西域圖志》《新疆圖志》《聖武紀》《蒙古遊牧記》等書，詳細查找所經地區的有關資料，以指導考察，特別是為考古工作指出方向。他的淵博學識贏得了中外團員的敬佩。

斯文赫定感嘆地説：“真沒想到中國有這樣好的學者，”“要是隻是我一個或者同着一些西洋人旅行，最多也只好在歸來後找歐洲的‘中國通’才能求得2100年前在噶順綽爾表演着的歷史遺事的説明；我現在不只是有書，還有學者指示我，隨時都能知道我所願知的一切。”

徐旭生正直的為人，不亢不卑的態度，堅定不移、不畏艱險的精神更使團員們折服。當考察團幾乎陷入斷糧、缺水、駱駝倒斃，斯文赫定又病倒在沙漠……絕境的情況下，徐旭生毅然帶隊前進，並寫下豪邁的詩句：“時景雖嚴吾當行，猛進不需愁途窮。”他的沉着冷靜，增強了團員們的信心，鼓舞他們去戰勝困難。斯文赫定感慨地説：“我們的景況愈是陰沉，而徐教授的自信和寧靜也愈是強大，在我們經歷的艱難時期中，他表現出完全能駕馭這環境的神情。”

在這包括中國、瑞典、德國、丹麥四個國籍的團體中，不產生矛盾是不可能的，何況不少歐洲人對中國還帶有不同程度的偏見。在進入新疆時，當地政府要求檢查行李，封存武器，然後才能放行。幾名德國團員拒絕檢查，遭到徐團長嚴詞駁斥，他們雖然不得不服從，卻對他大為不滿，甚至拒絕同中國團員同桌進餐。直到斯文赫定趕到，嚴厲批評了他們，問題才得到解決。

入疆以後，軍閥內訌，政局十分混亂，地方政府對考察團疑慮重重。徐旭生襟懷坦蕩，對待各派勢力以誠相見，決不介入地方糾紛；並嚴格要求中外團員不得就軍閥內訌表態；對於地方當局的無理要求據理力爭，使科學考察團按計劃完成任務。斯文赫定因病中途回國，整個工作全靠他一個主持。

領導核心的相互信任，保證了全團的團結合作，考察期限由2年延至6年（1927~1933），在我國西北部約460萬平方公里的區域內進行多學科考察，繪製地圖，取得了轟動國際學術界的考察成果；中國科學家的工作贏得了崇高聲譽；中瑞雙方考察報告及研究成果的出版發行從20世紀30年代一直延續到80年代，影響巨大。出發才一個多月，我國年輕的地質學家丁道衡就發現了白雲鄂博大鐵礦。

當時徐旭生就估計道：“或將成為我國北方的漢冶萍。”目前，在白雲鄂博鐵礦的基礎上建立了生產能力巨大的包鋼，而且在礦區發現有豐富的稀土礦藏，使包頭成為全國最重要的稀土金屬產地。另一轟動世界的新聞是地質學家袁復禮教授在新疆發掘出包括7個新種的72具二齒獸、恐龍等古爬行動物化石，使我國的古生物研究躍上一個新台階。著名古生物學家楊鍾健認為，“此其重要，殆不在中國猿人之發現以下。”

袁復禮為此獲得瑞典皇家科學院頒發的北極星獎章。直到現在中外科學家還在沿着袁教授的足跡不斷探索。黃文弼是我國第一個入疆考察的考古學家，他考察了高昌等古代遺址，還穿過和繞行浩瀚的沙海——塔克拉瑪干大沙漠，發表了《高昌磚集》《高昌陶集》《吐魯番考古記》《羅布綽爾考古記》等專著，現還被譯成日文出版。瑞典的貝格滿博士在屬於古居延的額濟納河流域，發掘出上萬枚漢簡，這就是聞名於世的“居延漢簡”。這批國寶，抗日戰爭期間，經香港輾轉到美國，現存台灣。

1972~1974年，在原簡發現地又出土漢簡2萬多枚。這3萬多枚居延漢簡是研究漢代文化的珍貴考古資料。

1980年，中華書局出版了《居延漢簡甲乙編》。植物學家劉慎諤博士採集標本4000多號，歸來主編了《中國西北地區植物地理概要》及《中國北部植物誌》。經過這次考察，中國新疆地區第一次留下了完整的現代氣象記錄。我國青年學者李憲之根據自己的觀測結果，研究出東亞寒潮的途徑，為20多年後的雲圖所證實，他因此項研究獲柏林大學博士學位。

考察團的實地考察，解決了當時國際地理學界爭論不休的羅布泊位置問題，證明了羅布泊是隨塔里木河的改道而改變位置的遷移湖。這是斯文赫定的重要學術貢獻。最令人興奮的是，歷史上第一次把全部採集品留在我國。當徐旭生1929年與斯文赫定一道返回，在北平、南京各大學作考察演講時，受到學術界空前熱情的歡迎。《大公報》報道説，“樓上樓下均無隙地，聽眾踴躍情況為歷來集會所未有”，“喚起學術界之傾倒”。徐旭生在一次演講中談到新疆礦產豐富，特別是藴藏着大量的石油，如果不改變國防空虛、科學落後的情況，必將成為帝國主義列強的覬覦之地。1931年，《徐旭生西遊日記》出版。

徐旭生由於對考察團的組織領導，獲得以瑞典國王名義頒發的勳章。我國政府為這次考察出紀念郵票一套——這是我國第一次為學術界出版發行紀念郵票。

徐旭生的後半生辛勤耕耘於史學領域。1933年前往西安，組織了西北地區第一個考古機構陝西考古會。主持寶雞鬥雞台遺址的發掘工作達數年之久。寫有《陝西渭河附近考古調查報告》《陝西最近發現之新石器時代遺址》等學術論文。

從1932年起，他開始探索中華民族的形成問題，專心研究中國古史傳説，並著有《中國古史的傳説時代》一書。他認為，中國古代部族的分野，大致可分為華夏、東夷、南蠻三個集團。這三大集團相互鬥爭，後又和平共處，終於完全同化，漸次形成後來的漢族。其中經歷三大變化：一是華夏族與東夷族漸次同化；氏族林立的中國漸次合併，形成若干大部落。二是黃帝死後，高陽氏出現，這已是民族社會末期，生產力有所發展，貧富分化，勞心與勞力分工；而帝顓頊的“絕地天通”的宗教改革，對後來有很大影響。三是大禹治水後，氏族制度逐漸解體，變成了有定型有組織的王國。?

我國曆史上第一個朝代——夏朝早在公元前22世紀末就建立了。但長期以來，夏代卻是考古方面的一大空白點。徐旭生根據文獻記載，經過認真細緻的研究，在《略談研究夏文化問題》一文中明確指出，有兩個地區應該特別注意：一是豫西地區的洛陽平原以及嵩山周圍，尤其是潁水谷的上游登封、禹縣一帶；二是山西省西南部分汾水下游一帶。1959年夏，72歲高齡的徐旭生親自奔赴豫西地區，對“夏墟”進行實地調查，踏察了告成、石羊關、閻砦、谷水河、二里頭等重要遺址，寫成《1959年夏豫西調查‘夏墟’的初步報告》 ^[2]  。

1964年春季，他又親臨偃師二里頭工地，具體指導遺址的發掘工作，探察期間，他謝絕地方政府的照顧，每去一地，隨身帶着一小卷鋪蓋，和年輕人一起坐硬座，住工棚，吃普通伙食，誤了吃飯時間，就買點紅薯饃饃充飢，常常一天步行40多里。有一次遇上大雨，人們勸他坐大車，他不同意，堅持脱鞋光腳在泥濘路上步行。不管白天多麼勞累，他晚上都要堅持在煤油燈下，詳細地記錄調查收穫和心得，他這種不畏艱辛，一心為科學事業的雄心，愈老愈堅。爾後，二里頭、告成、下馮、陶寺等遺址先後發掘。目前，屬於二里頭文化的遺址已發現一百多處，正式發掘的一二十處，取得了巨大考古成果。徐旭生不愧為夏文化探索的開拓者。

徐先生的精神感人至深。與他一起工作多年的黃石林在《徐旭生先生傳略》中寫道：“徐老的一生勤奮好學、博覽羣書，是一位淵博的學者。他的為人正派、耿直、真誠、樸素，處處都是我們的表率。他那慈祥和藹的學者風度，為學術研究而辛勤努力，工作上認真負責，治學上嚴謹求實，堪稱一代師表，是我們永遠學習的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