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長傳

餘一夕坐陶太史樓¹，隨意抽架上書，得《闕編》詩一帙²，惡楮毛書³，煙煤敗黑，微有字形。稍就燈間讀之，讀未數首，不覺驚躍，急呼周望：“《闕編》何人作者，今邪古邪？”周望曰：“此餘鄉徐文長先生書也。”兩人躍起，燈影下讀復叫，叫復讀，僮僕睡者皆驚起。蓋不佞生三十年⁴，而始知海內有文長先生，噫，是何相識之晚也⁵！因以所聞于越人士者，略為次第⁶，為《徐文長傳》。

徐渭，字文長，為山陰諸生⁷，聲名藉甚⁸。薛公蕙校越時⁹，奇其才，有國士之目¹⁰。然數奇¹¹，屢試輒蹶¹²。中丞胡公宗憲聞之¹³，客諸幕¹⁴。文長每見，則葛衣烏巾¹⁵，縱談天下事¹⁶，胡公大喜。是時公督數邊兵¹⁷，威鎮東南，介冑之士¹⁸，膝語蛇行¹⁹，不敢舉頭，而文長以部下一諸生傲之，議者方之劉真長、杜少陵雲²⁰。會得白鹿，屬文長作表²¹，表上，永陵喜²²。公以是益奇之，一切疏計，皆出其手²³。文長自負才略，好奇計，談兵多中²⁴，視一世士無可當意者²⁵。然竟不偶²⁶。

文長既已不得志於有司²⁷，遂乃放浪曲糵²⁸，恣情山水²⁹，走齊、魯、燕、趙之地³⁰，窮覽朔漠³¹。其所見山奔海立、沙起雲行、雨鳴樹偃、幽谷大都、人物魚鳥，一切可驚可愕之狀，一一皆達之於詩。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之悲³²，故其為詩，如嗔如笑³³，如水鳴峽，如種出土，如寡婦之夜哭，羈人之寒起³⁴。雖其體格時有卑者³⁵，然匠心獨出³⁶，有王者氣³⁷，非彼巾幗而事人者所敢望也³⁸。文有卓識，氣沉而法嚴³⁹，不以摸擬損才，不以議論傷格⁴⁰，韓、曾之流亞也⁴¹。文長既雅不與時調合⁴²，當時所謂騷壇主盟者，文長皆叱而奴之⁴³，故其名不出于越，悲夫！喜作書⁴⁴，筆意奔放如其詩，蒼勁中姿媚躍出⁴⁵，歐陽公所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者也⁴⁶。間以其餘，旁溢為花鳥，皆超逸有致⁴⁷。

卒以疑殺其繼室⁴⁸，下獄論死。張太史元汴力解，乃得出⁴⁹。晚年憤益深，佯狂益甚⁵⁰，顯者至門⁵¹，或拒不納。時攜錢至酒肆，呼下隸與飲。或自持斧擊破其頭，血流被面⁵²，頭骨皆折，揉之有聲。或以利錐錐其兩耳，深入寸餘，竟不得死。周望言：“晚歲詩文益奇，無刻本，集藏於家。”餘同年有官越者，託以抄錄，今未至⁵³。餘所見者，《徐文長集》《闕編》二種而已。然文長竟以不得志於時，抱憤而卒。

石公曰：“先生數奇不已，遂為狂疾；狂疾不已，遂為囹圄⁵⁴。古今文人牢騷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雖然，胡公間世豪傑⁵⁵，永陵英主，幕中禮數異等⁵⁶，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人主悦⁵⁷，是人主知有先生矣，獨身未貴耳。先生詩文崛起，一掃近代蕪穢之習，百世而下，自有定論，胡為不遇哉⁵⁸？”

梅客生嘗寄予書曰：“文長吾老友，病奇於人，人奇於詩。”餘謂文長無之而不奇者也。無之而不奇，斯無之而不奇也⁵⁹。悲夫！ ^[1] 

一天晚上，我坐在陶周望家樓上，隨意抽閲架上陳放的書，得《闕編》詩集一函。紙張裝訂都很差，刷板墨質低劣，字跡模糊不清。我略湊近燈前閲讀，看了沒幾首，不由得驚喜歡躍，連忙叫周望，問他：“《闕編》是誰作的？是今人還是古人？”陶周望説：“這是我同鄉前輩徐文長先生的詩集。”我們倆跳起來，聚在燈影下，誦讀一陣，再叫絕一番，叫絕一番，又誦讀一陣，睡着的傭人們都被驚醒了。想不到我活了三十年，今天才得知海內有徐文長先生，真是相見恨晚啊！為此，我把從浙江那裏打聽來有關於先生的生平，略為編排，寫成了這篇《徐文長傳》。

徐渭，字文長，是山陰生員，名聲很大，薛公蕙作浙江試官時，很是賞識他的才華，認為他是國家的棟樑之才。然而他命途多舛，屢屢落第。中丞胡公宗憲聽説後，聘他作幕僚。文長每次參見胡公，總是葛布長衫，頭戴烏巾，侃侃而談天下大事，胡公聽後十分讚賞。當時胡公統率着軍隊，威鎮東南，部下將士在他面前，總是跪下回話，不敢仰視。而文長一介書生對胡公的態度卻很高傲，好事者把他比作劉真長、杜少陵一樣的人物。恰逢胡公獵得一頭白鹿，以為祥瑞，囑託文長寫賀表，表文呈上後，世宗皇帝很滿意。胡公因此更加器重文長，所有疏奏計簿都交他辦理。文長自信才能過人，謀略出眾，談論軍情往往切中肯綮。他覺得世間的事物沒有合乎他的心意，然而卻總是沒有一展抱負的機會。

文長在官場不得意，於是就放浪形骸，縱情山水，走遍了齊魯燕趙等地，又飽覽了塞外大漠。他所見的山巒起伏、海浪壁立、胡沙滿天和雷聲震天的景象，風雨交加、樹木倒伏、幽谷鬧市、奇人異士、珍稀魚鳥，一切令人驚訝的情狀，他都一一化入了詩中。他胸中鬱結着強烈的抗爭精神和報國無門的悲涼，所以他的詩，嬉笑怒罵，如水奔流出峽谷，如春芽破土，像寡婦深夜的哭聲，像逆旅行客迎寒啓程。雖然他詩作的格調，有時不很高明，但是匠心獨運，有王者之氣。不是那種像以色事人的女子一般媚俗的詩作所能趕得上的。徐文長在文章寫作上有真知灼見，他的文章氣勢沉着法度精嚴，他不壓抑自己的才能，也不無節制地議論以致打破了文章的思路，真是韓愈、曾鞏一流的文章家。徐文長志趣高雅，不與時俗苟合，當時的所謂文壇領袖，他也都加以抨擊，所以他的文字只侷限在浙江一帶，令人為之悲哀！文長喜好書法，用筆奔放有如作詩，在蒼勁豪邁中又使嫵媚的姿態躍然紙上，正是歐陽公所謂的“美人遲暮”，另具韻味。他還善作花鳥畫，也都超逸有情致。

後來，文長因疑忌殺了他的繼室妻子，被判死罪。太史張元汴極力營救，才得以出獄。徐文長晚年更加憤世嫉俗，裝瘋賣傻，達官貴人登門拜訪，常常拒而不見。時常帶着錢到酒店，叫下人一起喝酒。有時拿斧頭砍自己的頭，血流滿面，頭骨破碎，用手揉搓碎骨咔咔有聲。還曾用尖利的錐子錐入自己雙耳，一寸多深，竟然沒死。周望説文長的詩文到晚年愈加奇崛，沒有刻本，詩稿都藏在家中。我有在浙江做官的同年，曾委託他們抄錄文長的詩文，至今沒有得到。我所見到的，只有《徐文長集》《闕編》二種而已。而今徐文長竟因不合於時，抱恨長終。

石公説：“先生的命途多艱，致使他激憤瘋狂，狂病發作，又被抓入獄。古今文人的牢騷和苦難，沒有超過先生的了。儘管如此，仍有胡公這樣百年難遇的豪傑、世宗這樣英明的君主賞識他。在胡公幕府中受到特殊禮遇，這是胡公對先生的賞識；上奏表文博得皇帝的歡心，表明皇帝也賞識他，唯一遺憾的就是身份未能顯貴。先生詩文的崛起，一掃近代文壇荒穢之氣，百世之後，自會定論，怎麼説他生不逢時呢？”

梅客生曾經寫信給我説：“徐文長是我的老朋友，他的怪病比本人更要怪，而他的人又比他的詩更要奇。”我則認為徐文長沒有一處不奇怪的。正因為沒有一處不奇怪，這也就註定他到了哪裏都不能得志。可悲啊！ ^[2] 

袁宏道辭去吳縣縣令職務後，曾漫遊吳越。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他遊玩紹興，在朋友陶望齡處見到徐文長的詩集。袁宏道驚喜若狂，如獲至寶，不僅讚賞徐文長的詩歌，更讚賞他的為人，因此蒐集資料，於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寫了這篇傳文。徐渭，字文長，明代文學家、畫家，曾創立青藤畫派，有《徐文長集》行世，所著雜劇《四聲猿》頗有影響。在文學觀點上接近“公安派”，曾“譏評王（世貞）、李（攀龍），持論迥絕時流”（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但在“後七子”復古主義控制文壇之時，徐文長的詩文不得時流的賞識，社會上幾乎忘記了他的名字。正在這時，袁宏道為徐文長立傳，使這位被遺忘的人物顯名於世。 ^[3] 

這是一篇寫法特殊的傳記文。既以寫人記事為主，有傳記文學的本質特點，又有抒情和評論，吸收了散文的表現手法。同時在寫人記事中，又不拘泥於對傳主生平事蹟的介紹，而是重點寫其奇，突現其精神狀態和性格，具有濃郁的文學色彩。首段，點出寫作本傳的緣起，直抒欽佩驚喜之情；中間三段為本文主體，介紹傳主的生平事蹟，但其中增加了陶周望的插話，與首段“周望曰”相呼應，筆墨靈活；末段為評論，本是傳記文常用方法，但除“石公曰”外，又有“梅客生嘗寄餘書曰”，表現了“不拘格套”、“直寫胸臆”的寫作特點。

此文主體部分，作者概括地介紹了徐文長的一生。如知遇胡宗憲，上《獻白鹿表》，因不得志於有司而“放浪麴櫱”，乃至晚年“佯狂益甚”所招致的不幸遭遇等。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重點介紹的不是傳主幹了什麼，而是從中所表現的精神狀態和性格。如知遇胡宗憲，在胡幕府中任職一段，徐文長不是自負得意，阿諛奉承，而是“文長每見，則葛衣烏巾，縱談天下事”，以“部下一諸生傲之”。當時胡宗憲為浙江巡按御史，後升總督，威震東南，因而“介冑之士，膝語蛇行，不敢舉頭”，相比之下，可見徐文長才華橫溢和不拘禮俗的性格特點。又如對徐文長懷才不遇的描寫，作者並沒寫具體事件和過程，只用“然竟不偶”一筆帶過。與此相反，卻不惜筆墨地敍寫他“既已不得志於有司，遂乃放浪麴櫱，恣情山水”的情況，把徐文長性格曠達、不拘小節和憤世嫉俗的思想表現得淋漓盡致。“晚年憤益深”一段，義重點敍寫他“顯者至門，或拒不納”，有時“攜錢至酒肆，呼下隸與飲”，直到“佯狂益甚”，“自持斧擊破其頭，血流被面”。這些描寫都有力地突現了徐文長的精神狀態和性格特點。他個性比較解放，不受封建禮法和世俗的約束，而又才華出眾，恃才傲物，因此不為社會所容，只有潦倒終生，“抱憤而卒”。文章充滿了對傳主的同情和歌頌，充滿了對舊社會埋沒人才、科舉制度摧殘人才的控訴和揭露。

寫傳記文是要紀實的，但不是面面俱到，而是擇其要者。此篇的特點是在“擇其要者”的基礎上，注重突現人物的精神狀態和性格特點，這表現了作者選材和藝術構思的不同。清人楊兆杏在重刻梨雲館本《袁中郎全集》跋中説：“《徐文長傳》以奇筆傳奇人，其人如見，先生亦如見。”這裏“其人如見”指對徐文長形象的刻畫，“先生亦如見”指這篇文章選材和藝術構思的特點。

還應該特別注意的是，由於徐文長在詩文創作方面有突出貢獻，因此這篇文章也十分注意揭示他詩歌的特點以及形成這種特點的原因。袁宏道是從主觀原因和客觀原因的結合點上進行闡釋的。從客觀原因方面説，徐文長政治失意，因此“放浪麴櫱，恣情山水，走齊、魯、燕、趙之地，窮覽朔漠，其所見山奔海立，沙起雲行，風鳴樹偃”，“一切可驚可愕之狀，一一皆達之於詩”。從主觀方面講，徐文長“有勃然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之悲”。因此，他的詩歌“如嗔如笑，如水鳴峽，如種出土，如寡婦之夜哭，羈人之寒起”，“匠心獨出，有王者氣”。這樣解釋徐文長的創作道路及其詩歌特點，也是很有見地的。

最後一段，引用梅客生一段話：“文長吾老友，病奇於人，人奇於詩。”突現了一個“奇”字，徐文長不與世俗合流，為人是奇特的。他的詩歌創作，“詩文崛起，一掃近代蕪穢之習”，也是奇特的。因此這個“奇”字，具有畫龍點睛、總括全文的作用。 ^[3] 

清·林雲銘：“以‘奇’字作骨，而重惜其不得志。”（《古文析義》卷十六） ^[4] 

袁宏道（1568年—1610年），字中郎，號石公。湖廣公安（今湖北公安）人。萬曆二十年進士，授吳縣令，官至吏部郎中。袁宏道是明代文學“公安派”代表人物，與其兄袁宗道、其弟袁中道並稱“公安三袁”。他在文學上反對明代前、後七子所倡導的“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流弊，主張文學作品要“獨抒性靈，不拘格套”，認為作詩為文都應通於人之喜怒哀樂，以見從肺腑中流溢出的真性情。他的理論與創作掃清了明代復古主義的習氣，開一代清新活潑的文風。作品有《袁中郎全集》。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