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懋庸

徐懋庸(1910—1977)原名徐茂榮,浙江上虞縣下管西堂人。 ^[1] 

1910年12月26日生於浙江省。

1916年，徐懋庸進入本村方山小學學習。

1919年夏季，初小畢業，秋季升本村公立小學讀高小。這年，中國發生的五四運動，通過報紙，很快影響到下管，方山小學教師在校內外進行宣傳。許多小學教師把家藏的書借出，並訂了一批報刊，有《申報》、《東方雜誌》、《小説報》、《教育雜誌》、《婦女雜誌》、《少年雜誌》、《兒童世界》、《小朋友》等。還辦起了油印刊物《管溪聲》，介紹新思潮。只有九歲的徐積極參加了各項活動。如印刷平民夜校的教材和《管溪聲》，分發《管溪聲》，管理圖書館的書報等。還積極參加了集會和遊行示威等活動。

1921年夏，高小畢業，因家貧無力升中學，只好隨其父去山區販賣和修理紗篩。

1923年初，原來方山小學的一個老師新辦了一個鹿溪小學，招年僅十三歲的徐去當“小先生”。從此，他先後在鹿溪小學和民強小學當了四年小學教員。 ^[2]  直到1926年底止。在這四年中，他參加了上虞縣一些進步知識分子組織的“青年協進社”，並在這個組織的刊物《上虞聲》上開始寫文章。這一階段的活動，使徐的政治傾向性逐步建立和明確起來，為以後接受馬克思主義打下了基礎。

在1926年的北伐戰爭中，徐在共產黨領導下的上虞縣國民黨黨部宣傳部當幹事，負責編輯《針南報》，他通過報紙和上虞縣共產黨人的直接影響，初步知道了共產黨的主張，積極參加了當時共產黨領導的一些革命活動。“四·一二”蔣介石叛變革命以後，徐在上虞黨組織的領導下，堅持地下鬥爭，編輯和散發地下刊物《石榴》報，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的叛賣行徑，後在國民黨反動派的通緝之下，被迫離開家鄉逃亡上海。

1927年9月，在上海化名餘致力考入上海勞動大學中學部，這是一所不花錢可讀書的半工半讀學校，多年尋求讀書的機會終於來到了，他善於思考，在校期間學會法語、日語、英語書也可閲讀，（後在延安時又自學俄語）。

1930年畢業後，回到浙江臨海縣回浦中學教書，到1932年底離職。

1932年他翻譯了法國羅曼·羅蘭的《托爾斯泰傳》。

1933年徐第二次到上海，夏天開始向“左聯”支持的《申報》副刊《自由談》投稿，受到《自由談》編輯黎烈文的重視。從此，便成了《自由談》的經常撰稿者，開始了文化生活。並因此同魯迅先生相識，徐便以雜文家而出了名。同年11月徐給魯迅寄了自己翻譯的《托爾斯泰傳》，並附信請教兩個問題。魯迅得書信後，當夜即作復。從此，徐與魯迅就開始了他們真誠、友好的交往。

1934年上半年，徐懋庸由任白戈介紹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同年夏，負責編輯《新語林》半月刊。

1935年春，徐繼任白戈後任“左聯”常委、秘書長，並負責同魯迅的聯繫。在這期間，他和魯迅站在一條戰線上，寫下了大量雜文，向國民黨反動派和形形色色的黑暗勢力作堅決的鬥爭。這些雜文當時編成兩個集子《不驚人集》和《打雜集》，魯迅給其中的《打雜集》寫了序。除雜文之外，徐還撰寫了一些如《街頭文談》、《怎樣從事文藝修養》、《文藝思潮小史》等有關藝術理論、藝術史方面的論著。

1936年“左聯”解散之後，發生了“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兩個口號的論爭。在這場論爭中，徐同魯迅的意見相左，在8月1日給迅的一信中，憑着同魯迅的友誼，憑着魯迅先生對他的愛護和信任，急不擇言地直抒了自己的一些意見，冒犯了魯迅先生，魯迅發表了《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的長文。隨後，徐作《還答魯迅先生》一文。

1938年初，徐轉輾到延安。5月，同毛澤東作長談，彙報了“左聯”的解散及“兩個口號”論爭等問題。毛澤東對此作了明確具體的指示和結論。其後，徐又向中共中央組織部陳雲、李富春分別彙報了情況。

1938年8月，徐在抗日軍政大學由艾思奇、張庚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在抗大工作期間，先後任編譯工作，三大隊哲學教員、政治主任教員、總校政教科副科長等職。並同何干之等共同編了《社會科學基礎教程》、《社會科學概論》等教材。

1943年初，徐調任晉冀魯豫邊區文聯主任，主編《華北文化》。

1945年8月，徐調到冀察熱遼軍區政治部工作。先後任熱河省文聯主任，建國學院院長，冀察熱遼聯合大學教育長、副校長、校長等職務。

1949年3月，徐率領聯大幹部到北京，組成第四野戰軍南下工作團第三分團，並任政委。

1949年10月，徐到武漢，先後任武漢大學秘書長、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中南文化部副部長、教育部副部長、武漢大學副校長等職務。這期間著有《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簡單介紹》、《魯迅——偉大的思想家與偉大的革命家》等書。

1957年徐用“回春”等筆名在《人民日報》發表不少雜文，並選編一本《打雜新集》。後來他被錯劃為右派，調到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

徐庸在三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兩個雜文興盛時期，對雜文的繼承和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文革”期間受到了林彪、“四人幫”殘酷迫害，1977年2月7日病逝於南京。

1978年恢復政治名譽。

1979年4月12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舉行了追悼會，悼詞中説:“他艱苦奮鬥，忘我工作，為黨培養幹部做出了積極的貢獻。”“襟懷坦白，敢於講出自己的觀點。”“是我們黨的好黨員、好乾部。” ^[1] 

徐懋庸祖父是個貧農，原來有過兩畝地，但是被高利貸剝削光了，死後還給子孫們留下了一筆債務。

父親名徐金木，是一個貧窮的手工業工人，以製造篩麪粉的紗篩在附近的鄉村裏出賣，或替別人家裏修理紗篩為生。在下管周圍方圓數十里地區內，幹“紗篩老”的只有他父親一人，生意較好。由於勤勞節儉，在徐懋庸十歲的時候，父親便還清了祖父遺下的債務。

母親丁氏曾在一個地主家當過幾年女傭，後在家協助父親管理家務。

同住的還有一個做竹工的叔父，手藝高明，做事認真，講價公道，態度嚴肅和氣，生活樸素，毫無不良嗜好，極勤勞。原來是個文盲，在徐懋庸讀書以後，向侄子學認字，後來能自己記工賬。叔父的思想顧能接受新潮流，贊成打倒土豪劣紳，贊成耕者有其田，同情共產黨。徐懋庸幼年生活上、思想上，以及後來參加黨所領導的各種活動，叔父都給以很大的支持、幫助。大革命失敗後，徐逃亡上海，叔父還到上海看他，並在經濟上給予幫助。叔父於一九三六年去世。母親於一九五七年去世。父親則於一九六八年去世。

這樣一個家庭，特別是叔父的影響，使得徐容易接受革命道理，走上革命道路，並使他在革命道路上，不斷尋求真理，努力學習和宣傳馬列主義的理論，熱愛黨，熱愛人民，對共產主義事業矢志不渝。 ^[2] 

徐的雜文師承於魯迅。他熱愛魯迅的作品，學習魯迅的文章，特別是雜文學得很好，使一些人讀了誤以為是魯迅的作品。如1934年新年，《申報》的黎烈文邀請魯迅、郁達夫、林語堂、徐懋庸等人吃飯，席間林語堂對魯迅説：“周先生又用了新的筆名吧？”魯迅問：“何以見得？”林答：“我看新近有個徐懋庸的名字也是你”。魯迅哈哈大笑，指着徐説：“這回你可沒有猜對，徐懋庸的正身就在這裏。” ^[1] 

1932年11月，徐懋庸翻譯的《托爾斯泰傳》出版，他當即決定給魯迅寄上一本，還寫了一封問好求教的信。收到贈書與來信，魯迅當夜作復，自此兩人開始了密切的書信往來。有人統計過，自1933年到1936年8月5日，他們共通信52次。　　

1935年3月，徐懋庸準備出版《打雜集》，請魯迅作序，一向關愛青年作家的魯迅痛痛快快地答應了。他在序中説：這部雜文集“和現在切貼，而且生動、潑辣、有益，而且也能移人情”。民國文壇第一牛人的推舉，無疑使初入文壇的徐懋庸名聲大震。

1936年，圍繞“國防文學”與“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兩個口號，左翼文壇爭論得煙巴火燻，前者是周揚提倡的，後者是魯迅支持的。魯迅倒是主張兩個口號並存，周揚卻覺得只有“國防文學”才唯一正確。此時的徐懋庸給魯迅寫了一封信，談了他關於無產階級在抗日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問題，反對“不以工作、只以特殊的資格去要求領導權”。信中還説：“在目前，我總覺得先生最近半年來的言行，是無意的助長着惡劣的傾向的。以胡風的性情之詐，以黃源的行為之諂，先生都沒細察，永遠被他們據為私有，眩惑羣眾，若偶像然，於是從他們的野心出發的分離運動，遂一發而不可收拾矣。”“我覺得不看事，而只看人，是最近半年來先生的錯誤的根由。先生的看人又看得不準。譬如我個人，誠然是有許多缺點的，但先生卻把我寫字糊塗這一層當作大缺點，我覺得實在好笑。”這封信的口氣生硬、霸道，甚至有一種居高臨下的味道，這自然惹起了魯迅的極大不快。一九三六年八月，魯迅在《作家》月刊第一卷第五期發表《答徐懋庸並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一層層批駁徐懋庸的有關責難。批評他“在國難當頭的現在，白天裏講些冠冕堂皇的話，暗夜裏進行一些離間、挑撥、分裂的勾當”，“抓到一面旗幟，就自以為出人頭地，擺出一副奴隸總管的架子，以鳴鞭為唯一業績”，徐魯從此分道揚鑣。

離開上海後，徐懋庸去了延安，他將“左聯”的解散及與魯迅的爭執原原本本地彙報給了某位領導，得到理解並認為：此次爭論，是在由內戰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轉變關頭髮生的，爭論的性質，是革命陣營內部的爭論，不是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的爭論。 ^[4] 

魯迅(周樹人)先生於1936年10月19日上午5時25分病卒於上海寓所。徐懋庸寫了一副輓聯：敵乎友乎，餘惟自問；知我罪我，公已無言！

去殯儀館憑弔的人很多，徐懋庸也很想去，但有人勸告他不要去，去了恐會受到羣眾的衝擊，至少是怒視的。他只好託樓下曹聚仁的夫人王春翠把他的輓聯帶去。後來，徐懋庸考慮：去，固然有可能受到衝擊；不去，也會被人們認為真正是對魯迅絕情了。他在先生的遺體前站了一分鐘，各種難受的目光是受到了，衝擊卻沒有。 ^[5] 

然而，世事如雲，到了五十年代後期、六十年代中期，徐懋庸又因為曾經與魯迅的爭執重新成為“罪人”，被貼上“右派”、“反革命”的標籤，受盡磨難，以至臨到逝世，依然不能蓋棺論定。 ^[4] 

主要作品有《猶太人》（1933年）、《打雜集》（1937年，千秋出版社）、《不警人集》、《文藝思潮小史》（1936年）、《街頭文談》、《打雜新集》（1957年，北京出版社）、《魯迅——偉大的思想家偉大的革命家》（1951年，中南人民出版社）、《研究方法與工作方法》、《亞洲的民族解放運動》、《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簡單介紹》、《“矛盾論”在思想改造中的作用》、《工人階級與共產黨》（1952年，中南人民出版社），

翻譯有：法國羅曼羅蘭的《托爾斯泰傳》（華通書局）、日本山川均的《社會主義講話》（1933年）、蘇聯拉甫萊湟夫的小説《伊特勒共和國》（1934年）、俄國梭羅古夫的小説《小鬼》（1934年）、法國巴比塞編的《列寧家書集》（1937年）、巴比塞著《斯大林傳》（1936年，新知書店）、法國薩特爾的《辯證理性批判》（1963年，商務印書館）、法國加羅蒂的《人的遠景》（1963年，三聯書店）、《共產黨人哲學家的任務和對斯大林的哲學錯誤的批判》、《人的哲學——馬克思主義與存在主義》等。 ^[6] 

中國社會科學院悼詞中説:“他艱苦奮鬥，忘我工作，為黨培養幹部做出了積極的貢獻。”“襟懷坦白，敢於講出自己的觀點。”“是我們黨的好黨員、好乾部。” ^[1] 

徐懋庸紀念室於2002年開始籌建，2004年獲批上虞市愛國主義教育基地，2005年獲批紹興市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位於下管鎮中心小學內。 ^[7] 

現代著名文學家徐懋庸先生誕辰110週年之際，在他的家鄉紹興上虞區下管鎮徐懋庸故居，一個以他名字命名的圖書館開館。徐懋庸圖書館總投資72萬元，佔地面積128平方米，可藏書約1萬冊，設有閲覽座位80餘個，館內的書籍可與上虞圖書館實現通借通還。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