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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定超

鎖定
徐定超(1845—1918),字班侯,永嘉楓林人。十三歲應童生試,名列第二。光緒二年(1876)中舉,九年中進士,歷任户部廣東司主事,户部則例館修纂,順天鄉試內修掌官,山東、陝西、湖北、河南道監察御史、京畿道掌印御史等職。為官清廉、剛直不阿。曾彈劾清朝親貴權奸和貪官污吏多人。
定超深感“社會積敝太深”,主張開辦學堂,造就人才,同情“戊戌變法”,變法失敗後,力於醫學和教育,精研中醫經典著作。在醫界名噪一時,被京師施藥局聘為醫員。1902年,清廷創辦京師醫學堂,任總教習,同時還被推為京師神州醫藥會社社長。對於浙江温州的教育也頗多貢獻,大力支持孫詒讓的温處學務分處工作。又出資在家鄉楓林創辦高等小學,辛亥革命後,創辦永嘉縣第一高等小學於温州城區。1909年,受聘任浙江省兩級師範學堂監督(即校長)。鋭意革新,廢除舊敝。重用留日學生經亨頤為教務長,聘任一批新進教員,其中有魯迅、馬敍倫、夏丏尊、沈尹默、胡公冕等,學校面目為之一新。辛亥革命,温州各界再三電邀定超來温任軍政分府都督,到任後,勵精圖治,選賢任能,對制止紊亂局面,減少羣眾疾苦,起了重要作用。1912年秋,毅然辭去都督的職務,赴杭從事《浙江通志》的編纂,後以政事不可為,返里以詩自娛。繼而重返北京,創辦醫學社,培養醫學人才。
1918年,他偕同夫人胡氏經上海回温州,所乘的普濟輪船在吳淞江口被另一艘英國輪船撞沉,不幸遇難。 [2] 
班侯
所處時代
清末民初
出生地
永嘉縣楓林
出生日期
1845年
逝世日期
1918年1月5日
本    名
徐定超

目錄

徐定超人物生平

徐定超(1845-1918),字班侯,永嘉縣楓林人,出身農民家庭。小時聰穎好學,5歲能口誦“五經”章句數百句,10歲則援筆成文。13歲應童生試,名列第二。光緒二年(1876)鄉試中舉,光緒九年中進士。先後任户部廣東司主事,户部則例館修算,順天鄉試內修掌官,山東、陝西,湖北、河南道監察御史、京道掌印御史等職。為官清正、廉潔、勤儉、謹慎,有一定的維新思想和改革要求,曾向清廷疏陳時政得失利數十條。多次彈勁清延親貴權好和貪官污史,致使十來頂“花翎”落地。他的老師黃體芳(兵部左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讚賞他“性慷爽,意所可否,質言無回”。教育家蔡元培給徐定超紀念祠題的對聯是“御史樓台高百丈,謙官祠宇壯幹秋”。
“戊戌變法”前他已認識到“社會積太深”,主張開辦學堂,造就人才;在“百日維新”中,一些頑固派指責康有為、梁啓超“狂妄”,他反駁説:“國家改革,殷周當天”,把維新改革比作以周代殷,勢所必然。對變法失敗,特別對譚嗣同等“六君子”及後來秋瑾的犧牲,深表痛惜,從而進一步認識到依靠滿清皇朝的自身改革是不可能的。所以得知有人慾保薦他的兒子可免試出任縣知事時,他給兒子的信中説“大局未定”,要“讀書待時”,鼓勵子女“多學歷史、地理、技術等經世有用之業”,“不患兒等不能為官,唯患兒等不能為人”。在他的思想影響下,他的兩個兒子分別參加了“光復會”和“同盟會”。
“戊戌變法”失敗後,1905---1906年;袁世凱不顧江、浙兩省自辦蘇杭-甬鐵路的要求,屈服於英國公使館的壓力,以向英國高利貸款、起用英國工程師的先決條件,來建造這條鐵路,實際上是把這條鐵路控制權拱手送給英國人,從而引起江、浙各界的極大憤慨。他立即發動24人聯名上書清廷,痛陳利害,並直接揭發袁世凱的賣國行徑。同時江、浙各界通電川、陝、粵、鄂、贛、滇、閩各省、請求聲援。結果得到全國各地的響應,釀成震撼全國的浙江拒款保路運動,迫使清廷中止這樁賣國行為。在此期間,他大量地閲讀歷代醫學經典及名家流派著作,對醫學顏有造指,在北京醫界名噪一時,被京師施藥局聘為醫員,就診者接踵而至。1902年,清廷創辦京師醫學堂,他被聘為總教習,同時還被中醫界推選為京師神州醫藥會社社長。他根據我國和日本的中醫名著,以及自己的臨牀實踐,撰寫了《傷寒論講義》、《靈樞素問講義》。前者完成於1906年,書中引用的各家註釋達50多家,並且去粗存精,熔眾説為家。他在序言中主張理論要與實際相結合,提出中醫和西醫各有所長應相互學習的主張。
1909年,徐定超受聘擔任浙江省兩級師範學堂監督,起用經亨頤(日本留學生,思想進步,後來是我省“五四”運動領導人之一)為教務長,聘用一批思想進步的學者為教員,其中有魯迅、馬敍倫、夏丏尊、沈尹默、胡公冕等。浙江省兩級師範學堂當時是浙江省規模最大的一所新型學校,成為傳播進步思想,培養人才的重要陣地。徐定超在這裏當了3年的監督。從這所學校中培養出來的學生,有些後來成為國內外有名的學者,如陳建功、曹聚仁、馮雪峯、潘天壽、謝文錦、宣中華、豐子愷、徐麟書等。他還以自己的薪俸積蓄,託他侄兒徐象嚴在永嘉家鄉創辦了楓林高等小學。
辛亥革命勝利後,浙江宣告獨立,温州的清朝官更逃之夭夭,社會秩序一片混亂,温州各界推舉徐定超來温主持軍政分府都督。應家鄉各界電邀,他於1911年11月9日從杭州回到温州。温州父老子弟夾道相迎達數萬人。徐定超到任後,勵精圖治,選賢任能,從政治上、經濟上,組織上採取了一系列果斷措施。對制止素亂局面,減少羣眾疾苦,鞏固革命成果,起了重要作用。
徐定超為清皇朝命官,接受民主主義思想,參加同盟會跟着歷史車輪前進,這是難能可貴的。他渴望辛亥革命後中國能出現一個新的局面。但是,事與願違,不久竊國大盜袁世凱算奪了革命果實,實行專制獨裁,派其親信朱瑞任浙江省督軍。徐定超不願與他們同流合污,於1912年秋,毅然辭掉温州軍政分府的都督職務,赴杭州從事《浙江通志》編纂工作。
1918年1月4日晚 [3]  ,他偕同夫人胡氏經上海回温州。5日凌晨,所乘的普濟輪在吳淞江口被返滬的新豐輪撞沉,徐氏夫婦一行5人均遇難,終年:73歲。 [1] 
1919年,永嘉鄉紳領銜在府頭門建立《徐公定超功德碑》。後來,這塊碑移置江心嶼西塔南澄鮮閣舊址,同時修立徐公祠。 [4] 
參考資料
  • 1.    殷惠中主編:《温州歷史人物》,作家出版社,1998年,第119-121頁。
  • 2.    温州市教育志編纂委員會編:《温州市教育志》,中華書局,1997年,第587頁。
  • 3.    1918年1月13日上海《時事新報》刊登的《普濟慘劫記》
  • 4.    徐定超-生平事蹟  .甌越記憶(温州市圖書館自建數據庫)[引用日期2024-0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