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天錫

徐天錫，1907年10月8日出生於上海市一個較富裕的家庭裏。祖父徐嘉祿，原籍江蘇崇明，年輕時隻身到上海，經商起家，置下了不少產業。

青少年時代的徐天錫，天資聰穎，勤奮好學。1925年初，他剛滿18歲，便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上海青年會中學。同年秋天，他考進南京金陵大學農學院。1929年1月，僅用三年半的時間就修完了主系園藝、輔系農藝四年的課程。畢業後，他應廣西省農務局趙連芳局長的邀請，到柳州出任該局農藝系技士。工作不到半年，廣西發生戰事，農務局被解散。同年9月，經母校金陵大學介紹，徐天錫到安徽貴池省立鄉村師範學校當植物學教員兼農場主任。1930年2月，轉到北平新華農業學校任教兼農場主任。半年後，他應燕京大學作物改良試驗場負責人沈壽銓聘請，到該場任技師，專事作物研究。從1930年8月至1934年8月，徐天錫主要從事高粱育種工作，並幫助進行玉米、穀子、小麥等作物的試驗研究。

1934年9月徐天錫赴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研究院深造。他抓緊時間潛心研讀，僅一年便獲得農藝與植物遺傳專業碩士學位。第二年9月回國，經同窗馬保之的介紹，第二次去廣西柳州，任省政府技正和省農事試驗場技正兼農藝組主任。在此期間，他主要在柳州沙塘從事水稻研究。工作僅一年，由於勞累過度，胃病突發，並日趨嚴重，不得不離開繁重的工作崗位，改就教學工作。通過同窗好友蕭輔的推薦，1936年9月到杭州浙江大學農藝系任教授，從此開始了教學生涯。

1937年7月，浙江大學從杭州遷到建德。由於時局進一步緊張，學校當局打算再遷江西泰和。這時徐天錫和浙江大學農學院的部分教授如黃瑞綸、陸大京、周明牂、柳支英、蕭輔、程世撫等則逕往廣西。1938年2月至7月，徐天錫到柳州廣西大學農學院任教；8月轉任廣西省農事試驗場技正兼省政府水稻督導主任，直到1940年11月。他全部精力傾注於水稻試驗研究和推廣，經常在廣西各地指導或檢查農業生產工作。因工作繁多，生活極不安定，積勞成疾，體力衰弱，不得不離開廣西，回到上海就醫。在上海期間，他與胞弟徐天強合資經營“強生化工廠”，同時創辦了私立新華農業專科學校。1944年春天，又與金陵大學同學徐正鑑等籌備成立農學院，設在聖約翰大學。招生開學後，他任植物生產系教授兼主任，後期代院長。這個農學院歷時三年，於1947年7月停辦，徐天錫則轉到當時上海市政府工務局園場管理處任技師兼處長。1948年3月後，他出任善後事業保管委員會機械農墾處副處長、代處長等職。1949年9月，徐天錫受聘於上海復旦大學農學院，任農藝系教授。

1952年9月，全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時，徐天錫同復旦大學農學院廣大師生一起來到東北的瀋陽農學院，任農學系教授，並先後兼任作物栽培教研室主任、作物栽培原理教研室主任、農學系副主任等職。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由於黨和政府對生產建設和科教事業的關懷，徐天錫生活安定，心情舒暢，不斷在教學和科研方面做出成績。特別是到瀋陽農學院後，他針對東北地區的自然條件和農業生產狀況，開展教學和科研工作，為東北地區培養了大批農業科學人才。在專業領域中，特別是在作物栽培和耕作研究方面，他積極探索，不斷創新，引導東北地區作物科學研究在更深的層次上，沿着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方向發展，為農業生產做出了貢獻。“文化大革命”期間，徐天錫隨學校下遷，輾轉周折，辛苦勞累患有高血壓症。1971年春回到瀋陽東陵養息期間，不料突發心肌梗塞，過早地離開了我們。

徐天錫的業績受到了黨和人民的讚揚。生前他多次被評為院先進工作者，一直擔任歷屆遼寧省農學會副理事長和作物學會理事長的職務。1964年，徐天錫當選為全國人大代表，出席了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1907年10月8日，生於上海市。

1925年—1929年，任廣西省農務局農藝系（柳州）技士，安徽省立鄉村師範學校，教員兼農場主任。

1930年—1934年，在北平新農農業學校教員兼農場主任，燕京大學作物改良試驗場技師。

1934年—1935年，在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研究院學習獲農藝與植物遺傳專業碩士學位。

1935年—1936年，任廣西省政府技正、省農事試驗場（柳州）農藝組主任。

1936年—1937年，任浙江大學農學院（杭州）教授。

1938年—1940年，任廣西大學農學院（柳州）教授，省農事試驗場技正兼省政府水稻督導主任。

1944年—1947年，任上海私立聖約翰大學農學院教授兼植物生產系主任。

1947年—1948年，兼任上海市工務局園場管理處技師兼處長。

1948年—1949年，任善後事業保管委員會機械農墾（上海）處副處長、代處長。

1949年—1952年，任上海復旦大學農學院教授。

1952年—1971年，任瀋陽農學院農學系教授兼作物栽培教研室、作物栽培原理教研室主任。

1971年5月，在瀋陽逝世。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東北農村大都沿用舊的耕作栽培方法和方式，生產力水平較低。徐天錫在調查瞭解東北地區，特別是遼寧的自然條件和農業生產狀況的基礎上，針對大田作物當時存在的一些耕作栽培技術問題開展研究。1959年，他同系內幾位教授一起帶領年輕教師進行主要糧食作物和大豆的豐產栽培試驗。他還親自掛帥，主持高粱課題。1959和1960兩年，他所主持的高粱豐產栽培試驗分別獲得了畝產664.5公斤、659.0公斤的高額產量。這在當時當地是前所未有的，在國內外也屬罕見。

在開展作物豐產栽培試驗的同時，徐天錫注意總結獲取高產的途徑。他認為：作物高產是品種、栽培和自然條件綜合作用的結果，其中品種的生產潛力至關重要。但是，人們衡量一個作物品種的生產力大小，往往以籽粒產量高低為唯一標準，這樣容易忽略其它優良性狀的作用和潛在的生產能力。因而，他指出作物的生產力不能單從籽粒產量上考慮，還要注意選用生產效能高、谷稈比例大的品種。當時，他在高粱豐產栽培試驗中和選用的“八棵杈”品種，其綜合性狀相對地符合這一要求。

50年代初期，徐天錫已注意到生產上存在着盲目超早播種的傾向，因此他就大田作物中、早熟品種適期播種問題進行了研究。他採用不同熟期的玉米、高粱等作物品種分期播種，來探索適合高產的播期。1957—1961年五年的試驗結果，證明品種生產力主要取決於生育期間的外界環境條件，特別是氣温。如將中、早熟品種適當延遲播種，使其在合適的氣温範圍內生長髮育，併合理加大種植密度，其產量可接近晚熟品種。為此，他不同意“早播可以延長生育期增加積温和光照”的説法，提出了“中、早熟品種適期晚播密植高產”的觀點。這樣生產上可以堅持適時播種，避免盲目超早播種所帶來的損失。

徐天錫初到東北時，就注意到東北地區有一獨特的耕作方式——壟作（壟播）。他認為這種耕作方式會影響到農業機械化的發展。而壟作與平作，在當時農業生產和科學研究都有爭議。徐天錫認真研究了東北地區農業生產的歷史和現狀，以及光、熱、水、氣等自然條件，認為壟作的出現與東北地區歷史上人少地多的狀況有關，也與所採用的農具有關，起壟播種與平地播種相比，前者並不比後者能使作物充分地利用光、熱、水、氣。為了證實自己的這一觀點，他和助手們一起做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同時連續進行四年的壟、平作試驗。結果無論高粱、玉米、大豆、壟作與平作的產量都沒有明顯的差別。但土地耕翻後再起壟播種，不但徒然增加了作業工序和成本，而且還會導致土壤跑墒，不利於全苗。因而，他提出在一般地區，為了便於機械化栽培，大田作物可以推行平作。

壟作改為平作，可以説是東北地區耕作制度的一次革命。徐天錫生前一直宣傳自己的這一觀點，並逐漸在農業生產上推行。80年代以來，遼寧省推行的“農藝四改”措施之一，就是：“壟作改平作”。此後，徐天錫又在研究和主張“淺耕少耕”或“只鏟不耥”等旱作農業措施，這與後來從國外傳入的“少耕法”不謀而合。

加速育種進程，一直是育種工作者着重思考的問題。1958年5月間，在為遼寧農業生產獻計獻策時，農學系對如何加速玉米與高粱的育種進程進行了討論。徐天錫回憶自己30年代在廣西外出考察，常見有在北緯22.4°左右的龍州一帶，冬季田間仍有玉米幼苗生長。於是，他着手分析南北方有關地區的氣象資料和物候期等，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北種冬季南育”的設想。為了取得第一手材料，從1958年到1961年的4年裏，徐天錫指導年輕教師到廣州、湛江、南寧和海口四地進行各種南育試驗，結果均獲成功，尤以湛江繁育的效果最好。在此期間，還就地進行分期播種等栽培試驗，確認玉米播期以10月上、中旬為佳、高粱以11月中旬為宜。試驗還證明：玉米對低温有一定的適應能力，在氣温14—15℃時尚能開花、授粉、結實；在性狀的遺傳變異方面，南育一代無明顯影響。

徐天錫領導的這一研究，開創了中國北方春玉米、高粱等作物北種南育的先例，對加速優良品種的培育進程，促進農業生產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長期以來，作物栽培學的課程應該包括哪些內容，怎樣才能使這門學科更加完整成為體系，國內各家談法不一，講授的內容和側重點也不相同。徐天錫高瞻遠矚，擔任作物栽培學課程講授不久，便開始悉心研究作物栽培學理論，力求建立完整獨立的作物栽培學科體系。他認為，各種作物共同生長在同一自然環境中，必然有些生長髮育規律是共同的，如果僅僅講授每個作物各自的栽培原理和方法，忽略了它們之間的同一性方面，勢必使作物栽培學成為各個作物栽培的簡單堆積。這樣不但使作物栽培學的學科體系失去完整性，教給學生的只是一些支離破碎的互不聯繫的知識，而且還會影響到作物栽培理論研究的深入發展，使這門學科失去生命力。經過醖釀和準備，他率先為農學專業本科生單獨開出一門“作物栽培學理論”課程，並正式成立作物栽培學原理教研室。1963年，又開出“作物栽培制度”新課程，為作物栽培學科體系的逐步完善做出了貢獻。

徐天錫學識淵博，德高望重，為人們所敬佩。他教學認真而又平易近人，對青年教師的業務成長和學術鑽研十分關心，並積極扶持。他本來的教學和科研領域是水稻、高粱育種，來到瀋陽農學院後，為了工作需要，接受了作物栽培學的講授任務。他在帶領一批年輕助手在作物栽培學領域中披荊斬棘開新路的同時，依然熱心幫助育種教研室的青年教師在高粱、玉米的育種研究方面開創業績。他經常教導助手們和農業科技工作者，尤其是農業教學工作者，不能人云亦云，要勇於探索，勇於實踐，勇於革新。在他的教導和幫助下，這些青年人很快成長起來，有的已成為國內著名的專家、學者。

徐天錫性格開朗，豁達大度，能正確對待解放後歷次政治運動。事過之後，依然兢兢業業認真工作。他才思敏捷，知識面廣，講課時論理透徹，重點突出，談吐生動，揮灑自如，給學生們留下深刻印象。他那嚴謹的治學態度和科學求實的探索精神，至今仍然鼓舞着他的學生和後來者，在為之盡心效力的農業教育和科研事業上繼續奮勇前進。

提起徐天錫教授的教學風格。凡是聽過他講課的歷屆學生無不由衷地欽佩和感動。作物栽培學原本是一門

種莊稼的科學，講授起來，很容易“種、管、收”平鋪直敍，流於俗套、枯燥乏味。但是，徐天錫教授每次登上講台，總是情緒飽滿，激情洋溢。他講述每章每節都能古今中外旁徵博引，就一個問題，從不同的角度加以論述，而且觀點突出，始終圍繞一條主線。不但概念清晰、條理分明，而且將生產實際中的實例信手拈來。他講解每一個問題都是興趣百倍（徐天錫教授的原話），語言風趣、抑揚頓挫，以他的熱情感染聽眾。他善於抓住學生的心理，有時候他會提出問題，讓學生作答，啓發學生思考，調動大家的情緒，使你不能不跟隨他的思路走。講到興奮之外，徐天錫教授常解開西服的鈕釦，雙手插在揹帶上。他駕御課堂的能力無與倫比。徐天錫教授編寫的作物栽培學講義，每章之後均列出一系列參考文獻和少則六、七道，多則十多道“複習思考題”，供學生查閲和思考。他的板書，不但工整，而且流暢，有人曾形容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聽過徐天錫教授課的學生們説，他講課，把深刻的理論寓於生動的實例之中，使人印象深刻、易於消化，即使不復習也記憶猶新。徐天錫教授雖是學識淵博的大學者，但他從不擺“權威”的派頭盛氣凌人；相反,他平易近人，與學生關係融洽，課間，學生很願意同他交流。 ^[1] 

在20世紀50年代那個特定的歷史時期，中國農學界曾一度掀起過“一邊倒”的風氣，不同學術觀點之間的

爭論，常被一些人上綱上線，引向了意識形態之爭的軌道。當時有所謂“米邱林學派”與摩爾根學派之間的“鬥爭”。在這裏有必要附帶説明的是，前蘇聯園藝家米邱林早在1935年已經辭世，雖以他的姓氏冠名，其實這個學派的觀點卻主要出自前蘇聯農學家李森科。李森科認為，生物與其生活的條件是統一體，外界條件的改變能夠引起生物遺傳性的變異，且這種變異是能夠遺傳的，即“獲得性遺傳”。摩爾根遺傳學説（即染色體基因學説）認為，控制生物性狀的遺傳物質是基因，基因主要存在於染色體上。

當時佔上風的是“米邱林學派”，持這一學派觀點的人追隨李森科的做法，把摩爾根學説當作“資產階級唯

心主義”的反動學説加以批判。徐天錫教授對此提出了不同的意見,他以北京農業大學李競雄教授利用自交系

培育玉米雜交種成功的實例，駁斥了一些人的説法，肯定了摩爾根遺傳學是正確的。他還對身邊的同事説，“李

森科對染色體遺傳理論的看法有很多問題哩，將來你看好了”。後來，作物育種上的種種成就證實，摩爾根遺傳學説是顛撲不破的自然規律。

徐天錫教授在瀋陽農學院農學系的的教師隊伍中年紀最長、資歷最深、職稱最高（二級教授），同事們都尊稱

他“徐老夫子”。“夫子循循然善誘人”（《論語·子罕》）。徐天錫教授在教師中間確有長者之風，善於提攜晚輩，他“手把手”地把許多青年教師推上講台。每當年輕教師正式邁上講台為學生講課之前，他總是以教研室主任的身份組織試講。試講過後，徐天錫教授就所講的內容、邏輯、講課語言、姿態等一一講評。好的方

面，給予鼓勵，不足之處，加以糾正。連講稿也經過他的批閲。記得他曾告誡青年教師，講課要“信心百倍”“興趣百倍”：充分認真的備課，內容爛熟於心，給你信心；對所講內容有所感悟，饒有興趣，才能去感染他人。 ^[1] 

1.徐天錫，郭達民，李淮繽，於公邦．1959—1961高粱豐產栽培試驗總結．瀋陽農學院學報，1962（3）：31—38．

2.徐天錫．論品種生產力與生育期的關係．瀋陽農學院學報，1962（3）：155—158．

3.徐天錫，陳立人，王德身．論平作與壟作．1963年東北三省壟平作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吉林省農業科學院彙編出版．

4.徐天錫，趙仁鎔，杜鳴鑾，李明德．玉米、高粱北種冬季南育問題．遼寧農業科學論文選節一輯，遼寧農業科學論文第一輯，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63，19—31．

5.徐天錫．東北地區壟作與平作問題．中國農報，1963，（9）：10—16．

6.徐天錫，於公邦．高粱及其他禾穀類作物抗澇性能的組織解剖研究．瀋陽農學院學報，1964（4）：2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