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國喜

一副厚重的粗框眼鏡和一把小型帶燈放大鏡是古玩鑑定家徐國喜的標誌。每每有人拿來一件瓷器或玉器請他鑑定，徐國喜總是不緊不慢地把放大鏡貼到他厚厚的眼鏡片前，再湊近到器物周身遊走一遍，就有了結論。通常在這之後，徐國喜還會意猶未盡地在一些細部上再多看幾眼。鑑定這個過程，徐國喜非常享受。這也是為什麼他現在64歲、生活寬裕，卻還整日往外跑，給人上課，幫人鑑定。

從18歲進入古玩商店拜師學藝，到60歲從上海友誼商店退休，徐國喜浸淫古玩行業42年，可算是民間古玩鑑定界的前輩級人物。

在他眼中，古玩鑑定家一要見得多，二要記憶好。徐國喜見過“文革”前滬上眾多大收藏家珍藏的近萬件瓷器古玩珍品，尤其對一些罕見的精品過目不忘。他的腦袋猶如一個大型資料庫，任何一件東西到他手裏，只要與資料庫中的真品一比對，真假好壞就一目瞭然了。 ^[1] 

全國最懂古玩的人集中在四個地方：北京、南京、瀋陽和上海。前三者都是古都，皇城根兒裏好東西多，自然懂行的人也多。而“文革”前，上海是資本家、企業家、藝術家的聚居地，這些人通常也是大收藏家。

徐國喜外祖母的孃家也是當時上海灘上頗有地位的人家。兒時的徐國喜去舅公家玩耍，常常流連於他家裏數不清的古玩瓷器。後來，長大一點的徐國喜跟着父親到淮海路上班。坐在有軌電車上，徐國喜一路數着淮海路上“幾十家首飾店，十幾家古玩店”。那裏，成了他的樂園。巧的是，18歲中專畢業後，徐國喜竟然被分配到其中一家“新龍古玩店”工作。這令徐國喜欣喜萬分。

1962年，全國大大小小的古玩店實際上已經收歸國有，然而由於“新龍古玩店”是世代相傳的老字號，因此牌子和原來的私方經理都留了下來，古玩行當的學徒制也保留了下來，只是國家又給店裏配了一位公方經理，子承父業的傳統也一併打破了。於是原來的老闆袁昌泰便把剛剛收下的這位小徒弟當作自己兒子一樣教導，希望他能繼承自己的事業。從此以後，徐國喜每天吃在店裏、住在店裏，算是搭上了學徒制的末班車。

僅僅過了一年多，“新龍古玩店”就正式併入了國家文物商店，徐國喜和袁昌泰的師徒緣分也告一段落。然而徐國喜在這一年裏學到的東西，卻是其他經歷都無法比擬的。

徐國喜説：“當時古玩商店裏東西比較少，好東西都在大藏家手裏，我師父就對我説，你要看到好的東西，必須到大的收藏家家裏去。”袁昌泰祖上世代經營古玩店，上海的古玩收藏大家，如蓋叫天、薛貴笙等，幾乎都是他的故交。於是袁昌泰就帶着徐國喜一家一家地拜訪，藏家們買袁昌泰的面子，都給予了熱情的招待。

徐國喜還記得第一次拜訪的是京劇名角蓋叫天在東湖路上的大洋房。當時蓋叫天正在庭院裏翻跟斗。袁昌泰跟他説明來意後，蓋叫天很爽快地對徐國喜説：“你儘管看，就是要小心不要打碎，你不懂可以問我，還可以請你先生講給你聽。”

於是師徒二人如同逛博物館一樣，師父邊走邊講，徐國喜則邊看邊記。“蓋叫天家有兩三間大房間專門用來放古玩。打開門四周都是古玩，地上也都擺滿，瓷器少説也有幾千件。”師父指着其中一尊明朝瓷器大家何朝宗所制的白釉達摩像説：“這是明朝德化窯珍品，而且又是大家之作，你要仔細地看，認真地記住它的特徵，包括它的釉、胎、造型和麪相，以後你看到假的，就會發現不一樣。”

徐國喜端詳這尊達摩像。只見其釉色呈象牙白，滋潤肥厚，此釉色在建窯中是屬於最上乘的。達摩面相自然、慈善，非常富態。衣着飄帶瀟灑自如，線條簡單而不繁複。佛像背後有“何朝宗”三字葫蘆型的落款。整尊佛像的胎質厚、胎色白中透紅。乃是一件明朝珍品之作。

徐國喜仔細記住了這些細節，晚上回到店裏還興奮得睡不着覺，於是他把當天所見、所學一一回顧了一遍。就這樣，一年下來，徐國喜不僅見到了別人都見不到的好東西，而且上手的瓷器數量達到近萬件之多。尤其是對較為珍貴的瓷器他都深深地印在腦海中，至今難以忘懷。

“文革”後，當時這些大藏家的藏品紛紛流散到各處，有的到了國外，有的進入博物館。如今已很難再找到藏品數量如此之大的私人收藏家，而像何朝宗達摩像這樣的瓷器珍品也已經非常罕見。隨着時間的流逝，如同這些藏品一樣，藏在徐國喜腦中的這本瓷器檔案也愈發顯得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