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元文

徐元文在少年時代就非常喜歡讀書學習，14歲時經考試被錄取為當地生員。他所讀的書以六經（即《詩》《書》《禮》《易》《春秋》《樂》六部書）為主，也常讀諸子百家的著作，力求明瞭事理，經世致用。對"舉子家言"，則有選擇的去讀。當時崑山所在的吳中地區，繼承了明末東林黨復社的遺風，盛行以文交往結社。徐元文兄弟三人也相約組織了文社，並命名為"慎文"、後改為齋號“集義居”。他們厭惡時俗曲薄，提倡古學，一時間，各種談論學問的文章紛紛效仿徐氏兄弟的文風。

清順治十一年（1654年），徐元文在鄉試中考中舉人。順治十六年（1659年），在殿試中又高中進士第一名。當時他才26歲，順治皇帝福臨在乾清門召見了徐元文，對他撫慰有加。因宮後福臨高興地對孝莊皇太后説："今年我大清得了一位好狀元。"下旨賜予徐元文冠帶、蟒服，任命徐元文為翰林院修撰。

徐元文在翰林院的任職期間，多次被順治皇帝召見。有次他扈從順治皇帝到西苑，順治皇帝特賜他乘坐御馬。他特意寫下"空傳枚馬金門侍。只倚雕蟲事武皇"的詩句以記此事。有一天，徐元文隨順治皇帝造訪僧齋蕉園方丈，向方丈請教佛家典籍，事後，徐元文對方丈沒有表示謝意。順治皇帝也沒有難為他，卻説："此人大有見解，他當狀元是朕親自選拔的。"

翰林院的日常事務很簡略，徐元文就利用空閒時間研究學問。他不但鑽研詩文，且努力通曉歷史，求本探源，總結可以借鑑的歷史經驗。

自清初以來，江南地區拖欠錢糧現象一直非常嚴重。康熙初年，皇帝責成當地巡撫，按察使嚴加查辦，江寧巡撫朱國治細加勘查得出一個數字：蘇州（府治今江蘇蘇州）、松江（府治今上海松江）、常州（府治今江蘇常州）、鎮江（府治今江蘇鎮江）四府，未交齊錢糧的文武官紳共計13517名。徐元文也在其列。依照慣例，對徐元文應予以處罰，降職調任鑾儀衞。徐元文以此事為藉口請假回家，分辯解釋這件事情的原委。經過四年的時間，事情終於澄清，才恢復了徐元文的原職。康熙八年（1669年），徐元文充任陝西鄉試主考官，他主持陝西鄉試期間，注意選拔人材，被錄取的多數是政治上無所攀援，出身於下層的地主階級知識分子或貧寒之士，在陝西很有影響，陝西有人甚至這樣説："士子能夠刻苦勤奮讀書，就是從徐元文這次主持鄉試開始的。"接着遷任他為秘書院侍讀。

康熙九年，徐元文升任國子監祭酒，充任經筵講官。他感慨學校廢馳，毅然以師道自任，他認為："自古人才盛衰，全看學校的興廢。漢唐以來，太學子弟都是認真選拔、精心培育的，所以人才輩出，清自開國以來，推行尚文皇道的政策，但是每年入太學的，除了官蔭以外，只有繳納貢品一條途徑，由府、州、縣學推薦入監的學生寥寥無幾，而且多為年齒頹廢之人，所以難於成材。"他請求按照順治八年和十一年的舊例，讓各省兩年或三、五年推舉一批優等生，選送品學兼優的青少年入太學。並請求按照順治時的辦法，各置省鄉試，取副榜生若干名，送入太學。這樣，各地的才智出眾的學士都集聚於太學，對培養經世致用的人才大有好處。他的建議被採納，並頒佈實施。對於捐納一事，徐元文説那是因為平定"三藩"（吳三桂、尚可喜之子尚之信、耿精忠）叛亂所需的軍餉既多又急、朝廷迫不得已採取的權宜之計。他請求等到收復雲南後，立即降詔停止捐納。

他指出捐納造成四大弊端：（一）官府養士育才沒有比質量更重要的，而捐納卻造成了官員平庸冗雜；（二）由官府主持的考試是入太學的正途，學習期滿考取太學，必須學習三門科目，用九年的時間。而捐納者就不計年限，隨捐隨考。這就形成了對依靠正途考取的學士嚴厲苛刻，而對捐納入太學者卻優先照顧。這樣，勢必會"沮寒士攻苦之心，長富兒驕情之氣。"（三）質量觀念和考取方式已經混亂，而原來又沒有把不稱職的差等生革除的先例，考課難以進行，學士之風日益淡薄；（四）歷年來吏部考核官員授予職銜，需要派任州縣助理方面的職員不少於數千人。考取途徑積弊很多，補缺授職的日子遙遙無期。可是一經授職，就會着官服、坐車乘轎，一副官太爺模樣，招搖鄉里。這樣選官制度混亂，朝政實在讓人憂慮。疏上，皇帝令吏部商議，最後決定：捐納之事"自河工外，得一切停止。"

徐元文就任國子監祭酒四年，任職期間各種規章制度得以認真遵守執行，端正了學風。他還同其他學者一起致力於教授眾監生，徐元文舉止文雅端莊，學識廣博，他的講解流暢明瞭，聲音洪亮，學生們都很敬佩。他離開國子監以後，康熙皇帝曾經對羣臣説："徐元文為祭酒，條規嚴肅，滿族子弟不認真學習的，也一定要加以斥責，甚至鞭撻，至今監生們還畏服他，以後難得這樣的人了。"

康熙十三年（1674年）五月，徐元文升任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重修《太宗實錄》副總裁。第二年四月，改任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充任日講起居注官。每天在弘德殿進講，頗受康熙皇帝讚許。熊賜履任經筵講官時，"非堯、舜之道不講，非儒家經典不言。"他盛譽孔孟程朱之學，視為思維和行為的準則。這時康熙皇帝已經22歲，講官談論的儒家學説，已不能滿足他的要求，他很想知曉歷代王朝成敗得失的經驗教訓，他對講它們説；"朕孜孜不倦求學的目的，無非是想明白義理，對治國有所幫助。朕學過的道理很希望能實踐一下；僅僅玄談義理，不是朕所追求的。"有一天，康熙皇帝對徐元文説："《四書》屢經講解，已通曉文義，每觀《資治通鑑》，詳細地記載了前代得失，很有種子治國理民，應與《四書》摻雜講解"。於是徐元文從《通鑑綱目》中選擇那些有關國君的品德，治國理民的方式的事例，讓翰林院分別撰寫講章，他親自審訂，按照順序為康熙皇帝講讀。聰明好學的康熙皇帝仍感到不滿足，便規定講官講完以後，他也講解一番，相互切磋，徐元文對此很高興。在他進講時，採用先儒的評論，加上自己的看法，推理發揮，務求重點突出，觀點鮮明，結合現實問題立論。這一年的經筵講讀結束後，徐元文把講義呈給康熙皇帝，希望皇上經常瀏覽，進一步體會。康熙皇帝對於徐元文等人講授的《通鑑》非常滿意，稱讚他們覽講的各章都很精當詳細。對於他的學問和處理政務都有很大幫助。為了表達他是尊師重教的，特令徐元文等講官一講結束後，免於行禮。

康熙十五年冬，徐元文母親去世，去官回家服喪。康熙十八年，設立史局。二月，徐元文喪服尚未滿，康熙皇帝詔令他出任《明史》監修總裁官。他到任後，請求徵購民間遺書文獻，推薦李清、黃宗羲、曹溶、汪懋麟、萬言等共同編纂，吏部沒有批准。最後，是康熙皇帝下詔批准了他的建議，但因李清、黃宗羲、曹溶三人年事已高，沒能參編。

康熙十九年，徐元文升為都察院左都御史，兼經筵講官。受命任職那天，他到乾清門謝恩，康熙皇帝降旨嘉獎他從前的講解之功，賜給他手跡3幅，其中一幅寫的是"鳶飛魚躍。"

徐元文在中央官署任職，遇事敢言，從不阿諛奉承。有一次，朝中舉行九卿會議推舉江西按察使人選，有人推舉興泉道張仲舉，御史唐朝彝極力宣揚説，張仲舉在福建沒有做出好的成績。九卿準備上書彈劾唐朝彝，可是副都御史李仙根、給事中李宗孔二人不願在書上簽名，於是連這兩人一起彈劾。經吏部商議，把李仙根、李宗孔降五級調用，將唐朝彝革職，康熙皇帝認為對他們的處分太重。徐元文上奏説：九卿會議推舉人選，本是朝廷中正當的討論，大家各抒己見，怎能怕有分歧呢？因意見不一致，就對他們如此處分，如果所推舉的不是有才能的人，那誰還敢提出駁議與更正意見呢？而且從原則上講通過科舉途徑考中可以成為後備官員的，在公佈名單時，必須全部列上，在討論推舉官員時，應當允許對所推舉者提出相反的意見，如果任憑一二名勢力大且強暴者對持反對意見的人妄加抨擊，眾人只能隨聲附和。這樣的話，後果不堪設想。康熙認為有道理，應對他們免予處分。徐元文再一次上奏説："凡是免予處分的，都是有罪之人，但是皇帝聖恩予以寬免。唐朝彝等人卻是無罪之人，如果聖旨只説不必處分，就周全多了。"康熙同意了他的建議。

當時三藩之亂即將平定，吳三桂的幾十萬叛軍陸續投降，如何處置他們關係重大。徐元文上疏説："對於受脅迫而參與叛亂的人，應格外施恩寬赦，允許他們悔過自新。但如果讓他們留在雲南，卻不是長久之計；移調到其他地方又耗資巨大；如果改換將領，會導致兵將的互相猜疑，終將留下隱患；劃歸各旗，又怕難以管理，所以應該區別對待。凡是可以留用的，應該與綠營、八旗將士一樣錄用，剩下的一律遣散為民，由各道安置，參加生產。這樣既可以減少俸們的開支，軍需用品也可以逐漸寬裕。至於耿精忠、尚之信、孫延齡的老部下與嫡系，尤其應予解散，決不能讓他們仍用藩旗的名目。三藩作亂期間，受害嚴重的是廣東、福建、雲南、貴州等省，叛賊在這些省份廣徵關税、貿易税，加重鹽税，圈佔了大量土地，無惡不作。現在，三藩已相繼被消滅，而他們佔奪民利破壞國政的事卻由來已久，現在，朝廷大軍勢如雷霆，該處百姓渴望早日救他們於水火之中。應當先發布敕令，命令將軍、總督、巡撫自進入賊境之日，馬上廢除以往所有的苛政。"康熙皇帝對這些建議很讚賞，下令討論實行。

三藩之亂平定以後，有的大臣對康熙皇帝歌功頌德，請求登封泰山，而徐元文獨持反對意見，他認為國家當務之急，不是搞那些禮儀活動，而是"振綱紀"、"核名實"、"崇清議"、"厲廉恥"，乘此武定功成之時，應該明白告諭大小官員，清除疑慮，共成千秋大業。革除沿襲下來的苟且積習。不要安於現狀，要奮發進取。疏文寫好後，同僚們覺得他的言辭太直，勸他不要上奏。而徐元文卻堅持己見，毅然上奏。康熙皇帝對徐元文的建議頗為稱讚，認為是合理的。於是登封泰山的典禮就被免除了。

清朝初期曾經多次下令清查大户人家隱佔土地，來充裕國庫的税收。規定：凡查出隱佔田地的人户，或充軍，或下獄。州縣官吏為了升級進爵，捏造事實上報，以冒領功俸，這種現象不斷出現，造成極大危害。徐元文通過查訪得知：隰州蒲縣（今屬山西）庠生王命新、曹大明被迫出賣子女，康生賈松平竟把自己賣到平陽軍營，夫婦同去服役，來交納賦税。因此，徐元文極力陳述朝廷下令清查隱佔田畝案，在具體實施中的弊端，他説："有些土地，本來就是無主的，不是人們有意隱佔不報。地方官吏謊稱是詭詐的人隱佔，錯誤的依靠懲罰人來解決問題，實際上是把無主之地強行攤派於人，然後藉此搜刮錢財，敲詐勒索，到現在這種做法已沿襲多年。百姓不堪其苦，許多人舉家逃亡。這樣做名義上給國家增加糧產，實際上是虛耗糧產；名義上是清除弊端，實際上這才是弊端的根源"。督撫們在做之前共同進行欺騙，在做了之後又為做的事作掩蓋。徐元文極力請求進行整治："凡是以前假報的，實行自己檢討、主動坦白和互相檢舉，這些姑且予以寬免，始終掩蓋不講實情的，應加重給予治罪"。徐元文任左副都御史3年，兢兢業業致力於重振綱紀，整頓吏治。

他與同他同屬一個等級的官吏相處非常融洽、和睦，但是遇到問題卻敢於極力爭辯非弄清楚不可，沒有什麼顧忌。關係到八旗之內的事，眾人大多退縮畏懼，不敢直言，唯獨徐元文敢於講話，敢於堅持自己的主張。先後上奏彈劾福建總督姚啓聖縱恣橘詐，妒功喜能；浙江副都統高國相縱兵虐民，兩淮巡鹽御史徇私包庇貪官。將軍馬哈達提出民間有很多隱名逃亡的人，請求自行拘捕，不移交地方衙門。徐元文認為不能這樣。他説：文武兵民的劃分，歷來如此，以拘捕窩藏的逃犯為名，輾轉傾害，必將擾民。滿員大臣主張，應當命令以將軍為主和督撫共同協商去處理。徐元文認為：這樣仍然是將軍為政，應當以督撫為主會同將軍去處理。雙方爭論不已。最後，康熙皇帝聽從了徐元文的主張。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冬，九卿會議推舉道員王垓、胡悉寧為湖北按察使。康熙認為兩人人才平庸，追問是由誰推舉的。為此事，徐元文受到牽連，但是他並沒有申辯，吏部商議將他降三級調用。徐元文為修史，終田孜孜不倦，經過一年的努力，完成十分之六七的傳記，繕寫7卷本紀，撰稿15卷列傳，呈進宮內。

關於南明諸王及其史事如何處理，是《明史》編纂過程中，政治影響很大且非常敏感的重要問題。一些參與修《明史》的人出於種種顧慮，主張以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明朝覆滅為下限，南明的諸位皇帝不必寫入。徐元文認為應該寫入。他上疏説："南明福、唐、桂三五的事蹟，不能不寫，請准許援引《宋史》對益、衞二王和《遼史》對耶律大石的處理為例子，《明史》的編寫，本紀家。"徐元文的意見最終被採納。 ^[1] 

徐元文認為，吏治清明首先要嚴格官吏的選拔，清朝初年連年用兵打仗，國庫已告貧匱，於是決定實行捐納授官。規定凡是捐納做官的人，任期滿3年以後，稱職的給予升遷或轉任，不稱職的則予以罷免。但是，卻沒有堅持實行下來。後來又規定3年滿期，如果再有捐納，則一律升遷轉任。這樣實行捐納就造成了吏治腐敗。那時各部寺院有數千名筆帖文書一類的小官，他們一致要求依照舊例捐納當個州縣官吏。徐元文極力主張不可以這樣。有些人懼怕激成事端，主張讓步，滿員大臣也好言相勸。徐元文和他們爭論了3天，他對同僚們説："這事除此別無它法，若出了事，由我一人承當，決不連累大家。 ^[1] 

康熙二十三年二月，康熙皇帝又命他專門管理史局，負責監修《明史》。當時，史局已建立5年，但修書未成。這時他既然不參與政事，於是便專心修史。他取來史局的人們所寫的紀傳稿，考訂史實，參用諸家之説，以年為經以月為緯，親自編輯。如果遇有疑難問題，就寫信花錢請來熟知前朝典故的人，虛心求教，細心商榷，經常直到深夜。 ^[1] 

《含經堂集》

《得樹園詩集》

哥哥：徐乾學、徐秉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