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僑

淳熙十四年（1187）中進士，在江西上饒主簿時，拜理學大師朱熹為師，朱熹稱他為“明白剛直士”，給予他的書房命名為“毅齋”。後來，任紹興、南康司法，因家中喪事離職。宋寧宗開禧二年（1206），喪期滿後回臨安等候選用。南宋丞相史彌遠為首的主和派主張與金人議和，徐僑上書力陳議和之患，提出退敵之策，不怕觸怒權貴，為人稱頌。朝廷授予他嚴州推官，1214年，又改任刑工部架閣文字等職。1217年他擔任安慶知府，撫卹金、百姓，訓練士兵，作好抗金準備。紹定六年（1233），南宋小朝廷重用忠臣，封徐僑為寶漠閣江東提刑，又升秘書少監改太常少卿，徐僑均以年事已高而推辭，不肯上任，後宋理宗請他兼任侍講，即常向皇上講些道理的官，又兼國子監祭酒、國史院編修、實錄院檢討官。因與新宰相意見不一致，徐僑再三要求辭官回義烏，宋理宗考慮他身體欠佳，才准許他退休。他回鄉不久便死了，享年78歲。宋理宗賜諡他“文清”二字，葬於五雲山的南麓。徐僑學識豐富，朱元龍、康植、王世傑、朱中、龔慶元、葉田庚這幾位進士、學者都是他的學生。他的著作有《讀易紀》3卷，《續史紀詠》1卷、《雜説》1卷、《文集》10卷。皆不存。唯存《毅齋別錄》1卷。 ^[2] 

徐僑生於南宋高宗紹興三十年（1160）六月十八日。幼少時穎悟勤讀，行為端莊，年二十入國子監為大學生。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中進士第，初授信州上饒縣主簿。部使者聞他任職賢能，擬薦舉，問徐僑有何要求，僑答：“我當盡忠職守，做好應做的工作。”任滿，升紹興府掌管律令、定罪、盜賊、贓贖諸事的司法參軍。他的父親人傑病逝，遂丁憂回裏守孝。服滿，調任南康軍司法，又因母鮑氏逝世而歸裏守喪三年。

當時南宋疆域，北邊與金國劃淮河而治。高宗時秦檜掌朝政，力主和議，向金國輸幣納絹，但求苟安。孝宗時力謀中興，有所振作。寧宗開禧二年（1206），權臣平章軍國事（位略高於丞相）韓侂冑，在準備不足的情況下發動“北伐”，結果失敗，金軍佔據淮南，迫近長江。南宋朝廷在禮部侍郎史彌遠策劃下，並與楊皇后合謀，假傳聖旨殺死韓韓侂冑，割下首級盛於木匣中送金朝以乞和。徐僑此時丁憂服滿，晉京候選，知道此事後，即謁見籤書樞密院事林大中（永康人），説：“韓侂冑死有餘罪，但函首求和，屈辱過甚，懼非所以立國。”大中贊同徐僑見解，曾於朝會中轉達這個意見，但當時朝議已定，無可更改。時人稱道徐僑為維護國家尊嚴而敢於盡言。大中欲留徐僑在京師臨安府任教官，而徐僑願循例接受吏部銓選，出任嚴州掌理刑獄訴訟的推官。

在嚴州，徐僑遇重要公事必反覆論證，不貶人炫己，因此，雖然有同他意見不合的，隨着時間的推移也對他敬重欽佩。朝臣餘嶸認為徐僑“學洞聖原，行表鄉曲，不當使之陸沉州縣。”意思是説徐僑熟悉儒家經典，行為足以為人表率，不應屈居在州縣任職。餘嶸以刑部詳行使者巡視州府，至嚴州，召見徐僑，接待熱烈隆重。臨別時，破格請徐僑在庭中上車。徐僑説：“此浙西提刑廳事也，非屬吏所當逾越。”揖謝，退出門外才上車回衙。

寧宗嘉定七年（1214），徐僑到朝中任刑、工部架閣文字，即掌理刑部、工部文犢檔案，整理文字工作，又改宣教郎。召試館職（宋洪邁記：“國朝館閣之選，皆天下英俊，然必試而後命。一經此職，遂為名流。”），試題為《鞏固邊防策論》。徐僑在文中説：“自古為國，不憂天下之多事，而憂大體之不舉，大勢之不振。比如身體，邊陲之虞，特一股之患，元氣苟充，於一股乎何有？正人天下之元氣也，公論國家之藥石也；元氣充盛則病無由生，藥隨所患而攻則何疾不除？而近來正直的言論受沮，公論窒而正道屈。今君子在朝麗君子之道不行，未免緘默。當務之急從正君心始，而欲正君心，朝中大臣須先自正其心。”館職試通過，徐僑任秘書省正字、校書郎，即在朝廷掌經籍圖書、國史實錄官署的秘書省，擔任校對典籍、刊正文字工作，同時兼任宗室吳王、益王府教授。後又授直寶謨閣，江東提點刑獄公事。

當時朝廷及各級官衙費用浮濫，州縣官吏貪污者甚多，需索無度，加上每年須向金國輸銀30萬兩、絹30萬匹，民眾負擔苛重，怨聲載道，國本不固。徐僑自請外放，差遣知和州軍州事。

和州時屬淮南西路，治所歷陽（即今安徽和縣），隔長江與東北方的建康（今江蘇南京）相望，為江防要地。徐僑至和州，整頓軍務，修繕防禦設備，尤重撫卹民隱。本地所依靠的只有“敢勇”一軍，但平時疏於訓練，戰鬥力弱。徐僑挑選精壯五百人，造械器，委將校，每日教以弩射叉槍之法，每十天親自查閲一次，獎優罰怯，眾皆激勵自奮。路安撫使（上級主帥）檄調此軍，反覆下調令四次，甚至嚴詞詰難。徐僑以此軍足可保衞鄉土，不應外調；倘責備加罪，自己可以離開，而此軍負守土之責，不可去。結果終未調離。

宋朝沿用前朝“和糴”制度，即以低價強制徵購糧食，且實行“推置”、“對糴”、“均糴”、“博糴’、“括糴”等等蒐括，比賦税更為苛擾。和州黎民尤其不滿和糴溢量，即每徵購一石須加幾鬥以為“火耗”，又稱“升耗”。徐僑下令取消升耗，按實際收購數量計算給費。又顧慮以後升耗之外又加溢量，就上奏請準朝廷豁免升耗，嚴禁溢量無償徵購糧食，民團稍蘇，百姓稱便。金軍渡淮南侵，徐僑部署防禦既定，僚屬爭請揭牌閉關，徐僑不為所動。監州（通判）欲遣妻兒渡江以避，徐僑正色道：“不幸受困，當共死守。”敵知和州有備，不敢侵犯。

次年，徐橋改知安慶府。安慶亦在淮南西路，治所懷寧（即今安徽潛山縣），接近邊防前線。徐僑上奏章，大意説：今有可乘之時機而自棄其機，有可附之人心而自離其心，有可振之國勢而自推其勢。積是三失，戰不能，和不可，於是議者益堅自守之説。有必戰之志，能戰之具，而後可以言守。邊淮之地未嘗不為固守之備，而上下常有不可守之疑慮，其患有六：上下避事，將帥異心，糴運擾民，巡警非任，民兵無實用，官軍無固志。願聲大義以厲天下之志，廣至恩以懷中原之心，圖遠略以蓄全勝之威。移制司（又稱制置使，掌本路各州軍馬屯防）於兩淮要地，凡軍務概任其所為，使得以專其賞罰予奪之權，朝廷則嚴黜陟以責其成效，則六患革而三失去矣。徐僑上策，頗得朝中讚賞。

嘉定十一年（1218）冬，徐僑升任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過長江，見淮民流亡建康、鎮江一帶者以萬計，飢寒交困，遂命令州縣官以國家積貯的常平倉糧食賑濟。有官員認為須請示制置使的批准方可開倉，欲申文上報批覆後實行。徐僑發怒，説：“賑饑如救溺，怎能按照常規文書往還，遷延誤事？”急命發糧，且奏請劾罷兩人官職。此一舉措，救活無數饑民

徐僑任新提舉官職視事近半年，到五月，按例當上便民奏章。徐僑長在農村，又長期任職州縣且在朝廷數年，熟知民眾愛憎及官場陋習，在奏章中坦陳所見所思。其中説：“國所恃以立者民也，為民而安者兵也。今天下之民憔悴愁苦，類欲無生；天下之兵，飢窮羸弱，動皆竄衄。為陛下治民者率皆貪吏，統其兵者莫非僨帥（即敗軍之將）。”又説：內外文武之臣，“昔竊公帑，今奪民產；昔盜軍儲，今鈎虜貨。”開禧年間奸臣專政，“臣嘗言廟堂為交易之地，台諫為囊?之所。”“今天下如不繫之舟，置之渺茫之中，風濤上下洶洶，盜賊左右縱橫，而舟中之人方且爭取金珠，競攫錦罽（jì）。”“中原苦殘虜如墜塗炭，畏強韃如畏虎狼，望仁義之師如飢渴之須飲食。苟中國之政率正矣，則歸者如市，英豪誰敢不服，其機一轉手間耳。願明詔大臣以正己之道正人，憂家之慮憂國；斥逐奸佞，親近忠直；守廉隅者臨民，閲詩書者總戎；以弭污虐之風，以系軍民之心，以消僭叛之萌。庶幾致安於已危，迓治於將亂。”

時史彌遠擅專朝政，閲表大怒，指使掌監察的諫官捏詞彈劾。徐僑聽到這個消息，即解印辭職，軍民嗟惜，設香案於道旁拜送。過六年，宋理宗趙昀即位，崇尚儒學，禮待耆老，表彰恬退。禮部侍郎真德秀人朝奏薦，説直諫敢言如徐僑，願置之言論之地，實為國家轉弱圖強之本。贊同此議的人相繼，俱為當時奸相史彌遠所阻。

徐僑辭官回義烏，先借住五雲寺（今東河鄉何斯路村南面，寺早廢）僧舍，悠遊山林，寂居閒處。後徙南鄉赤岸清德里，在東巖下築室數間，名東巖書舍，供慕名前來求教的門人肄習住宿。

徐僑家在農村，向來耕讀傳家，父親人傑重視教育，長子侃，次子悼，成人後皆從學金華呂祖謙。呂是南宋金華學派（婺學）的創立者，世稱東萊先生，學業寬容涵蓄，博綜諸家。徐僑少時從胞兄處得知要學大體奧旨，長大時，因呂祖謙在朝廷任官，不久病故，因此從學呂祖謙門人葉邽，為呂再傳弟子。入大學後更勵志刻苦求學。任上饒主簿時，集理學大成且對後世影響甚深的朱熹，路過上饒，徐僑以師禮接待，當面請教，暢談數日。朱熹對人説：“崇甫明白剛直士也，講學已有意趣。”次日，趙户曹謁朱問學，朱熹説：“上饒主簿析理殊精，可從之遊。”此後書信往還，講繹辨質反覆不置，並給徐僑的書齋命名“毅”，自此“毅齋”成為徐僑別名。徐僑平日不問外事，獨於接引問學的人，至老不倦。他教從學者以“命、性、心、中、誠、仁”

六字為窮理之要，“九思”（《論語·季氏》：“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意即反覆地多方面地思考；“九容”（數學名詞，引申為言論行動必須合乎規矩），為主敬之本。他不但教學生對儒學經典即字即語，辨析名義，融會貫通，更強調省察實踐。又以“理義之悦我心，名利之害乎道”兩語勸警學生。門人朱元龍、康植、王世傑、龔應之、葉由庚、朱中等皆各有所成就。南宋時理學開始流行，義烏理學之士不少，學問淵博，躬踐實履及傳播此學，以徐僑最為著名，元朝、明朝著名儒士文人，多與徐僑有師承關係。《義烏縣誌》開始在立傳人物中別標《理學》，徐僑傳列首篇。

宋朝有“祠祿”制度，大臣罷職後，可以主管或提舉道教官、觀名義，無職事而享俸祿。寶慶初，參政知事葛洪、丞相喬行簡（皆東陽人）因念徐僑閒居已久，代為奏請祠祿封賞，理宗封徐僑華州雲台觀主管，徐僑推辭。至紹定二年（1229），理宗又封徐僑建康府崇禧觀主管，徐僑又辭，並數次以年老提出告老還鄉，終得皇帝允許，遂回義烏于丹溪結廬居住。

理宗紹定六年（1233），史彌遠死。皇帝開始親攬國政，謀取用老成宿望的人以懲貪風，新大化。當時朝野仰首盼望真德秀、魏了翁、徐僑等諸人入朝主政，皇帝下旨，委徐僑秘書少監，徐僑推辭。次年改元端平，又委徐僑為太常少卿，再次婉言謝辭。帝詔婺州知州以禮津遣，徐僑猶力辭未上路。帝對講官葉味道（曾任太學博士兼崇政殿説書）説：“徐僑屢召未至，可諭朕意促其來。”葉轉達上意，徐僑才於端平元年（1234）九月到臨安入見皇帝，奏説：“帝王之為天下，其要道有四：正心，齊家，知人，安民。學以正心為本，治以知人為急。君心正則朝廷正．以至百官萬民莫敢不正。”委兼侍講，職掌為皇帝進讀書史，講釋經義，備顧問應對。同年十一月，又兼國子祭酒，總治皇朝最高學府國子監之事。過十日，又命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任命公佈，國子監太學生莫不斂肅風動，皆稱得師。後遷侍講。在講解中，徐僑，敷陳友愛大義，遂復皇子竑濟工爵位（趙竑原是皇位繼承人，寶慶元年八月被史彌遠陰謀害死，改由趙昀繼寧宗趙擴為帝）。

蒙古遺使臣至京，徐僑以他無國書，不應按正式使節接待，不宜留住國賓館。此建議與原為史彌遠黨羽、時任丞相的鄭清之意見不合，未被採納。徐僑力求辭職，帝慰留甚勤，御筆授工部侍郎，兼職依舊。徐僑決意求去，因辭不受。帝親諭知樞密院事（即丞相）喬行簡説：“聯更新政化之初，特召老成有德望之人，以重朝廷，以輔朕不逮。徐僑乃堅欲退去，朕屢留之不可。卿可以朕意諭之。”兩日後宣召，帝撫勞再三，命坐賜茶，徐僑力懇免新命，帝面諭不要堅辭。六月，升集英殿修撰、提舉佑神觀兼侍讀，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賜紫金魚袋。徐僑以“領祠勸讀乃體貌重臣之殊禮，尤非資淺者所當。”再四懇辭，帝允仍任侍講。

南宋孝宗後期由宗室趙汝愚任丞相，得到朱熹等大批理學家的擁護，外戚韓?胄則受冷落。寧宗即位，韓受重用，言聽計從。慶元元年（1195），趙汝愚被貶永州，朱熹的道學（理學）亦視為“偽學”，禁止傳播。慶元三年（1197） 十二月，又定以趙汝愚、朱熹為首的朝野文武59人為“偽學”黨籍，重要成員遭貶斥，史稱“慶元黨禁”，至嘉泰二年（1202）才解除。徐僑時任州縣佐吏，職位不高，又兩次丁憂在家守孝，故未因理學信徒而受迫害，但理學的流傳則遭大挫折。徐僑任侍講，主要為皇上講解儒家經典兼及理學。他與侍讀真德秀等人，合力請準理學家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從祠孔廟。“五經”尤其是“四書”及朱熹的解釋重新成為士子必讀書，曆元、明、清朝代各級科舉考試皆據此命題。理學得以復興且長時期成為佔統治地位的學術、倫理思想體系。他不贊成只將理學作為獵取功名的工具，強調真履實踐，修身齊家，利國惠民，始終言行?致，因而受人敬重。

徐僑九次上奏章，請求辭官歸故里。嘉熙元年（1237）四月，詔“徐僑辭榮避寵，雅志莫回，有道之朝當遂其高風而勵其靖節”，以集英殿修撰、提舉佑神觀兼侍讀，徐僑力辭不敢當，以寶漠閣待制致仕，告老還鄉。十一月病逝於家，享年78歲。訃聞於朝，諡文清。墓葬五雲山南麓。夫人胡氏，先僑15年病故。長子?，從事郎、監潭州南嶽廟。次子鈞，迪功郎、新紹興府上虞縣主簿。幼子?，承奉郎、寧國縣丞。

《宋史·徐僑傳》記：“若其守官居家，清貧刻厲之操，人所難能也。”他安貧樂道的操守，也成為同時代正直士大夫的榜樣。真德秀自箴：“居貧未若義烏之安”，就是指徐僑講的。

徐僑一生儉樸，“置物惡偏邪，衣雖素敝不棄，食雖蔬淡必潔”，也就是説不買貴重物品，穿衣素淡破舊不嫌棄，食唯求潔淨而喜蔬厭肥。居官非規定的俸祿不受，別人饋送皆謝而拒收。徐僑於嘉定十一年解印歸裏後，朝中參知政事葛洪、丞相喬行簡，代為請求祠祿，徐僑堅辭不受，還鄉閒居，甘於清貧。晚年以病辭官歸裏，又一再堅辭祠祿。

他常言：“無所欲則剛，無所私則明；剛以達此心之仁，明以斷天下之疑。”又説：“己以廉而不能戢吏之貪、猶己貪也；心乎惠民而不能推奸以達惠，猶無惠也。”意思是説，當官必須不貪而無私，自己廉潔還須制止下屬貪污，想給民以實惠必先肅清奸貪才能做到。因此，他每到一地，“以實心行實政，吏畏民懷，久而不忘。”提點江東刑獄的任命公佈，不少贓官貪吏深知徐僑一向認為當時“貪風為天下大患”，他若主持刑獄，懲治貪污決不會枉法寬縱，因懼怕究罪而聞風納印去職，先行迴避。

據古《義烏縣誌·徐僑傳》記載，徐僑著有《讀易記》三卷，《讀詩紀詠》一卷，《雜談》一卷，《文集》若干卷，但世無傳本。所能讀到的只有《毅齋詩集別錄》一卷，為徐僑十一世孫徐興於明朝正德元年（1506）刊行。徐興在此書序言中説：“文清公著作，‘以之格君心，淑後學，羽翼吾道，有補於世教也尚矣。故黃文獻為作公傳，必重稱其著作，以其文之足以載道也。奈何世久人微，家無全冊，僅有雜説數卷。’成化十四年（1478），‘復得先正忠文公所藏毅齋文集一十卷，幾欲鋟梓，區區屢困場屋，夜雨燈窗之累，莫之暇及。弘治壬戌（1502）□意遭回祿煨燼，可勝惜哉！尚幸是錄存於別館’而保存下來。”

徐僑以“詩言志”，表露心聲，言行一致。徐僑寫詩態度嚴正：“嗟嗟我輩人，志不在名利；所趨必踏正，所論必根義。”（五古《送施持正解官》中句）五律《即事》，則清晰明確地表達了他的生活態度：

在家貧亦好，居官貧更宜；

布被不妨温，菜根有餘滋。

賓至草具杯，事閒遣興詩；

外此了無撓，澹然心地夷。

五律《送真景元直院將漕江東》之二：

憂國誠如此，憂民事可知；

政苛紛蠹螫，官墨厭膏脂。

誰謂長城在，不扶元氣衰；

天顏還咫尺，時聽遠猷馳。

徐僑任官多年，除應得俸祿之外不妄取一文。晚年職位高，皇帝屢賜金帛，皆力辭不受。終其一生，既無崇高府第，亦無廣廈廳堂，僅有隻庇風雨的竹籬茅舍，但他植竹栽菊，恰然自樂。古風《竹門》中句：“清幽能共適，淡薄能相因。與夫學問徒，講説敢辭勤。義理滋我悦，詩書陶我真。俱不役餚酌，且無昏精神。然當時省己，勿或浪尤人。古人重晚節，氣衰當志新。古人貴老成，齒頹資德尊。初心苟無負，斯不愧斯門。”足以想見他的志趣與為人。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