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仲蓀

1906年1月，徐仲蓀隨兄徐錫麟及陳伯平、馬宗漢、王金髮、範愛農等人赴日本留學，魯迅、陳儀等人專程到橫濱碼頭迎接。徐仲蓀作為光復會會員，一起參加了反清鬥爭。1907年7月6日徐錫麟舉事失敗，7月7日清政府從武義得悉大通學堂有革命黨人，同一天紹興紳士胡道南向紹興知府貴福告密大通學堂秋瑾、王金髮等人在農曆六月初十起事，當晚貴福速赴杭州向浙江巡撫張曾敭稟報。張曾敭要求貴福立即對大通學堂採取措施，後因紹興縣令李鍾嶽對秋瑾有好感而故意拖延。到了7月11日，張曾敭從杭州發兵圍剿大通學堂。7月12日徐仲蓀在江西九江碼頭被清政府逮捕。入獄後，徐仲蓀慘遭酷刑。雖然，他知道眾多革命黨人的情況，但在審訊中，卻始終未暴露自已革命者的身份。為了確保革命黨人有時間撤離，他盡力拖延時間與清吏周旋（根據紹興文史資料選輯第四輯《徐錫麟史料》徐偉供詞、次日訊徐偉之情形）。之後（秋瑾遇害之後），他又以滯後信息作敷衍（根據《徐錫麟槍殺恩撫全案》編輯按）。徐仲蓀的鬥爭策略使清政府沒有因其供詞而抓到任何革命黨人，無奈之下，判他10年監禁。辛亥革命勝利後，徐仲蓀得以出獄。社會對徐仲蓀的鬥爭表現給予認可，並贏得社會尊重。孫中山到紹興時，肯定了“徐家”的功績。1912年2月，浙江軍政府派盧宗漢、徐仲蓀等去安慶將徐錫麟等人的遺骨運回浙江安葬。當他們的靈柩運抵杭州時，浙江軍民舉行隆重的迎柩大會。為紀念徐錫麟、陳伯平、馬宗漢等烈士，徐仲蓀等人設立了“徐公祠”，並組織200餘人的“徐社”，蔡元培先生專門“徐公祠”撰寫了《徐烈士祠堂碑記》，徐仲蓀被推舉為首任社長。之後，應浙江省都督湯壽潛之聘，徐仲蓀出任浙江杭州禁煙局局長。1915年去杭州文瀾閣修補《四庫全書》，任總校之職。1928年任教於春暉中學，與馬一浮、夏丏尊、劉質平等人共職。晚年在紹興創辦國學研究社。1941年紹興淪陷後，因拒絕當日本人翻譯，被斷口糧，無奈以糠充飢，噎食而亡。

徐仲蓀一生既不喜官，也不涉商，常以書卷為伴，會友評書為樂。他看不慣官場腐敗（指勾心鬥角、爭權奪利），曾多次婉拒官府任職。曾寫詩：“閒來寫字街頭賣，不受人間造孽錢”，自甘清貧。

徐仲蓀是一個廣於交流的人，他經常與章太炎、馬一浮、李叔同等人探討國學，交流佛經。　1929年，弘一法師（李叔同）五十歲生日到紹興白馬湖，徐仲蓀提出“放生”之事，大家一致贊同並當即付之行動。事後，弘一法師專門寫了《白馬湖放生記》。

徐仲蓀愛好國學，常與章太炎進行學術交流。太炎先生十分敬佩徐仲蓀的文學功底，他以端硯作贄見禮，將兒子章奇託拜徐仲蓀為師。章奇時雖年幼，但已能用大筆書寫對聯，只因人太矮，要用大凳墊小凳才能書寫。章奇曾寫對聯一副送給徐仲蓀。對聯的內容是唐朝王勃的名句。上聯為“落霞與孤鶩齊飛”，下聯為“秋水共長天一色”。上款題“仲蓀大伯雅正”，落款寫“七歲章奇敬書”。　1936年章太炎病逝，追悼會上，徐仲蓀以好友代表身份作文悼念。

解放初，在杭州文瀾閣基礎上擴建而成的浙江圖書館裏，掛有紹興人徐仲蓀及其學生堵申甫師生倆的照片。是什麼功績讓他們享有如此殊榮呢？原來文瀾閣的《四庫全書》在1861年的太平天國戰火中失散，後雖經“丁氏倆兄弟”收集，但仍有殘缺。到了民國時期，徐仲蓀知道後十分痛惜，決定出力補抄。1914年在杭州圖書館第一任館長錢恂的支持下，徐仲蓀帶其學生堵福詵自費補抄，歷時7年，其間十分艱辛，史稱“乙卯補抄”。1923年，時任浙江教育廳長的張宗祥得知徐仲蓀、堵福詵的義舉後，十分感動，但他知道《四庫全書》的“修補”量相當浩大，單靠幾個人很難完成，必須由政府牽頭。在他的重視下，補抄人員增加到百餘人，費用全部由浙江籍人募集，徐仲蓀任總校，堵福冼任監理，歷時兩年，史稱“癸亥補抄”。

徐仲蓀在文瀾閣裏整理古書，將殘缺散失的地方一一作了記錄。之後又四處打探何處有完整的《四庫全書》，當得知北京藏有較完整的《四庫全書》，他就自費經武漢北上，往返數次抄寫、修補古籍。

為了修補古籍，徐仲蓀往往是先抄滿一箱書，然後回到文瀾閣把缺損部分補齊。為保證修補質量，徐仲蓀借住在南高峯半山上的白納庵內，清幽的環境使修補工作不被俗務打擾。

徐仲蓀在往返途中，曾屢遭驚險。一次，徐仲蓀乘船到漢口，船靠岸時，一羣人擁向他，擠得他站立不穩，好不容易擠出人羣，剛長舒了一口氣，卻發現衣服胸口已被人用刀片劃破，掛在胸口的金懷錶被偷，只差一點就會被鋒利的刀片劃傷身體。

又有一次，徐仲蓀抄滿一箱書後，僱了一輛人力車去碼頭。車伕拉着他走到一個人跡罕至的地方時，突然停下車子，露出了一臉的殺氣。徐仲蓀意識到車伕是想殺人劫貨，因此連忙向車伕表明自己只是一個窮書生，行李箱中都是抄來的書，並無錢財可搶。車伕踢開箱子一看，發現果然全是書，這才放過了徐仲蓀。

上述類似的險情屢有發生，但徐仲蓀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歷經九年。一直堅持將古籍修補完整。

經過丁、錢、張、徐、堵等人的共同努力，最後完成的文瀾閣《四庫全書》比原來更為完整。原《四庫全書》有漏抄，如補抄本《竹巖集》十二卷，原四庫本僅三卷，冊數上比原來增多；補抄依據版本優良，集清末全國藏書樓之精華；許多被館臣刪改的文字按原樣據原本得以恢復。因此,補齊後的文瀾閣《四庫全書》是7部藏書中最完整的一部。因此，文瀾閣本《四庫全書》的歷史文獻價值高於文淵閣本、文津閣本和文溯閣本，是“四庫學”研究的重要資源。

一是徐仲蓀修補文瀾閣的四庫全書。從1915年開始，歷經十個春秋，跨躍“乙卯補抄”（屬民間自發）和“癸亥補抄”（屬官府行為）二個時段，其間既捐款又出力，一直擔任主角（總校）。由於“修補”有功，解放初徐仲蓀（總校）和堵福詵（監理）畫像一直懸掛在文瀾閣，以供後人瞻仰。　二是徐仲蓀在紹興創辦國學研究社，為宣揚國學文化作出了貢獻。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在《徐梅生傳》中曾對徐仲蓀評價：“次偉（徐仲蓀），寧靜不趨時尚，徜徉山水間，玩宋明儒者之言，佐以禪悦，最有父風”。

參考資料：《紹興文史資料選輯第四輯——徐錫麟史料》、《紹興名士家世叢書——徐錫麟家史》、《靈悟隨筆》、《李寄僧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