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介藩

徐介藩，原名徐齊邦，字介藩，以字行。1901年6月6日（陰曆）出生於安徽省固鎮縣馬場鄉前馬場村（今石湖區後馬場鄉徐祠村前馬場圩子）。

1923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入黃埔軍校第三期步科學習，黃埔軍校畢業後轉入廣東航空學校學習。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赴蘇聯入列寧格勒紅軍航空學校學習，1928年轉入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曾在共產國際東方部工作。1931年參加蘇聯紅軍，擔任過作戰參謀、科長，參加了蘇聯衞國戰爭。

1948年回國，任中共中央東北局編輯局俄文編輯，中長鐵路駐瀋陽辦事處副處長。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駐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大使館參贊，赤塔總領事館總領事。

1952年參加抗美援朝作戰，任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部辦公室主任。後任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裝甲兵工程系主任。

1961年，以哈軍工裝甲兵工程系為基礎，在西安擴建裝甲兵工程學院，徐介藩任副院長。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四、五屆全國委員會特邀委員。

1955年被授予大校軍銜，1961年晉升為少將軍銜。榮獲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二級自由獨立勳章。

1983年4月16日因病逝世，享年82歲。

徐介藩父徐恩初是清朝的貢生，所以，徐介藩從小就在私塾裏苦讀四書五經。1917年，他擺脱封建家庭的束縛轉入固鎮縣高等小學學習。他不僅聰明好學，而且胸懷大志，經常對同學説：“班超投筆從戎，建功立業，令人仰慕，我必步其後塵。”

1919年5月中國在巴黎和會上外交失敗，北京爆發了五四愛國運動。消息傳到安徽，徐介藩更加痛恨北洋政府的軟弱無能，他組織高小學生積極響應運動，在縣城街道張貼“外御列強”、“內懲國賊”、“收回山東”等標語，並且在學校裏組織演講，聲討帝國主義列強和北洋政府，聲援五四愛國運動。

1920年7月，徐介藩以優異成績考入安徽省立第一中學（今安慶市第一中學）。他受新文化運動的影響，成為了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雜誌的忠實讀者，閲讀了李大釗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陳獨秀的《談政治》等文章，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徐介藩在省立一中參與組織安徽學生會，並且創辦了《安徽學生會週刊》，為宣傳新文化運動、傳播馬克思主義而努力奔走。

1921年6月2日，安慶學生聯合會為爭取教育基金獨立，反對前安徽督軍倪嗣沖之侄倪道烺夥同軍閥馬聯甲侵佔教育經費，組織安慶全城各中學學生向省議會請願，史稱“六二學潮”。徐介藩等10餘名學生代表在省學生聯合會負責人方洛舟、彭幹臣、吳展等的率領下，到安徽省議會門前抗議。但是，學生們的正義舉動遭到軍閥政府的殘酷鎮壓，省立第一師範學生姜高琦被刺七刀，不幸遇難，周肇基（第二年因傷勢過重逝世）等50餘名學生受傷，造成震驚全國的安慶“六二慘案”。

慘案發生以後，徐介藩等立即發表通電，組織各校學生舉行大規模示威遊行，要求嚴懲罪魁禍首，並且表示學聯要堅決鬥爭到底。在徐介藩等人的帶動下，安慶各界先後成立了“六二慘案後援會”，支持學生們的義舉。在這次鬥爭中，徐介藩自始至終站在最前列，後來被一致推舉為安徽省學生聯合會總會理事長，後又改任主管學生運動的學運委員。在學聯和省內各界的壓力下，安徽省長公署作出妥協，減免受傷學生費用，由省庫撥款用於姜高琦治喪和撫卹費用，省議會被迫同意增加教育經費。

8月下旬，倪道烺為了讓親信李兆珍當選安徽省省長，與馬聯甲合謀賄賂安徽省第三屆議會議員，圖謀失敗以後，又以40萬銀元買通北洋當局，任命李兆珍為安徽省省長。得知消息之後，徐介藩等安徽省學聯領導人通電全省，宣告“倪、馬運動李兆珍主皖，學生等誓死力拒”。鬥爭堅持到最後，終於迫使北洋政府妥協，委派許世英出任安徽省長。

在安徽學生運動如火如荼的時候，重建安徽的青年團組織的條件成熟了。9月的一天，天下着濛濛細雨，徐介藩與許繼慎等23人在安慶市菱湖湖心亭，由柯慶施介紹秘密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當時省立一中只有3人加入，徐介藩是其中最堅定的一個。入團儀式結束後，柯慶施主持召開了青年團安慶支部的成立大會，徐介藩擔任內學部委員。

同年，直係軍閥曹錕為了做中華民國“大總統”，便以5000塊現大洋的價格買一張選票，收買了國會議員590人投他的票，居然如願以償，並於10月6日“宣誓就職”。賄選醜聞一經公佈，曹錕被世人譏諷為“賄選總統”，被收買的無恥議員們則被冠以“豬仔議員”的惡號。

當時，在安徽省會安慶也有幾個臭名遠揚的“豬仔議員”。徐介藩與柯慶施、許繼慎等基於義憤，決定利用“雙十節”學生結隊遊行的有利條件，兵分兩路，教訓這些“豬仔議員”：一路由許繼慎、聶鶴亭、傅維鈺等率領直奔位於狀元街的議員張伯衍家，一路由徐介藩等率領前往安徽省議會。徐介藩一路上向過往行人痛陳“豬仔議員”舞弊的醜行，安慶街頭的許多工人、市民激於義憤，紛紛加入到遊行隊伍中間，就連那些平時飛揚跋扈的軍警們見徐介藩他們人多勢眾，也不敢上前阻攔，個個縮在路邊竊竊私語。徐介藩帶頭痛打“豬仔議員”彭昌福和呂祖翼，趕跑了前來勸説的安徽省前省長李兆珍，面斥安徽省參議長、怒掀省長呂調元的辦公桌，在全安徽引起強烈反響。

聽説兒子在省城安慶領導學生運動，並且砸了省長呂調元的辦公室，徐恩初深怕兒子惹來殺身之禍，心急如焚。他趕緊寫了一封急信託人交給徐介藩，讓兒子去找在北洋政府交通部任職的同鄉好友陸輔廷設法在上面疏通一下，免遭不測。可是徐介藩並不領父親的一片苦心，予以斷然拒絕，他在回信當中毅然説道：傲骨冷眼，怕見上人！

安徽軍閥當局對蓬勃發展的學生運動恨之入骨，想盡辦法剋扣學校的各項經費及教員的工資，以此作為報復。1923年冬，安慶各學校教職工普遍開展要求增加工資的運動，作為學生領袖的徐介藩則積極組織學生給予老師們力所能及的幫助。

1924年初，安徽軍閥殘酷鎮壓革命運動，省學生聯合會總會被強行解散，徐介藩、王步文（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任書記）、童長榮（東北抗聯第二軍的創始人之一）等30餘人被開除學籍，並且遭到通緝。在一中老師的掩護下，徐介藩逃往南京私立東南高級中學，就讀高三，化名徐配。

1924年夏天，徐介藩報考東南大學，由於學校得知他是被安徽當局通緝的學生，所以沒被錄取。此時，盤踞安徽多年的軍閥馬聯甲被驅逐出安徽，所以徐介藩回到家鄉固鎮，擔任了固鎮高等小學教師。在固鎮教書期間，徐介藩得知老朋友許繼慎、彭幹臣、傅維鈺、吳展、楊溥泉等人都投筆從戎，考入黃埔軍校，於是，南下黃埔參加革命便成了徐介藩揮之不去的夢想……

1925年1月24日，在農曆大年初一的這一天，年僅24歲的徐介藩離開故鄉轉道上海赴廣州，報考了黃埔軍校。不久，他以優異的成績被黃埔軍校錄取為第三期步兵科入伍生，和他同期的既有王耀武、戴安瀾、劉安祺、熊綬春、石覺、毛邦初等國民黨軍名將，也有朱雲卿、吳光浩、常乾坤、劉鐵超、姜鏡堂、唐赤英等後來叱吒風雲的我軍一代戰將。

此時的黃埔軍校已經開始實行嚴格的入伍生制度，經過三個月緊張的入伍生教育，徐介藩最終通過了考試，正式轉為黃埔軍校第三期步兵科學員。不久，徐介藩經老朋友、黃埔一期畢業的許繼慎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但他的入黨登記檔案卻不幸遺失。在黃埔軍校期間，雖經徐介藩多次努力，仍沒有找到入黨登記存案，所以他的黨組織關係一直無法轉接。

在黃埔軍校學習期間，廣東革命根據地的形勢瞬息萬變。為了配合東征，徐介藩等黃埔三期學員被編為入伍生總隊留守廣州，分別駐守在黃埔、廣州市區、虎門等地，負責治安和警戒任務；在楊劉叛亂時期，徐介藩等黃埔三期學員在張治中的率領下，又配合回師廣州的東征軍向叛軍發動總攻擊。在大革命的歷史洪流中，徐介藩第一次經歷了戰爭的洗禮，這為他以後的軍事生涯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為了聲援五卅運動，1925年6月23日，在周恩來、陳延年等領導下，廣州的省港罷工工人、黃埔軍校學生和社會各界人士舉行反帝示威遊行，當遊行隊伍經過沙基英租界時，英國軍警竟然向手無寸鐵的遊行隊伍開槍，製造了震驚中外的沙基慘案，在這次慘案中，共產黨員曹石泉等23名軍校師生不幸遇難，其中不少人還是徐介藩朝夕相處的黃埔三期同學。這次慘案使徐介藩更加深刻地認識到了帝國主義兇殘的本性，進一步激發了他保家衞國的革命信念。

1925年底，徐介藩考入廣東航空學校第二期，學習空軍駕駛，和他同期的學員有常乾坤（新中國成立之後任空軍副司令員，1955年被授予空軍中將軍銜）、李乾元、黎鴻峯（越南人，黃埔二期畢業）、龍文光（紅軍歷史上第一位飛行員）、毛邦初（後任國民黨軍空軍副總司令）、張廷孟（後任國民黨軍空軍參謀長，黃埔三期畢業）、餘世沛、李玉英（女）等。

1926年2月，徐介藩由廣東航空學校同學李清源和戴勳二人介紹，重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不久即任中共廣東航空學校特別小組組長、廣東航空學校掩護隊副隊長。

為了更好的學習航空知識，將來保衞祖國的領空，徐介藩和常乾坤等人多次向組織上申請赴蘇聯航空學校深造。不久，北伐戰爭開始，航空學校的許多學員和僅剩的兩架教練機被徵調到前方參戰，學校正常的訓練無法繼續進行了。在蘇聯顧問的建議下，廣州國民政府決定選派航校部分學員到蘇聯留學。

1926年6月，徐介藩與常乾坤、李乾元、黎鴻峯、金震一（朝鮮人）等12位同學一起乘船到上海，然後遠赴蘇聯學習。

1926年7月到達蘇聯後，徐介藩和常乾坤被安排到列寧格勒紅軍航空理論學校學習。這裏無論是學習環境還是實踐條件都好於廣東航校，徐介藩系統地學習了空中領航學和空中射擊學等專業知識。1927年，徐介藩轉入紅軍第二飛行學校，學習飛機駕駛技術。

1928年10月，徐介藩轉入莫斯科東方大學二年級學習政治。1929年4月，徐介藩正式轉為蘇聯共產黨（聯共）候補黨員；10月他從莫斯科東方大學畢業以後，被蘇聯內務部分配到遠東地區的斯沃博得內公安部門反特務科擔任幹事。1931年被調往布拉戈維中斯克（即海蘭泡）州公安部門擔任責任科員。1932年4月，他從組織上得知了一個好消息：蘇聯共產黨（聯共）批准他成為聯共正式黨員，並且他可以領到蘇聯護照。

在蘇聯遠東地區工作期間，由於公安反特工作的特殊性，徐介藩被迫斷絕了與安徽老家家人的一切書信聯繫。

在孤單寂寞的異域他鄉，愛神悄悄地向過了而立之年的徐介藩走來。年輕有為的徐介藩，在布拉戈維中斯克工作期間，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受到了蘇聯同志和上級領導的一致好評，而單位中一位叫做馬爾多夫斯卡的蘇聯女青年深深地愛上了這位來自中國的同事。在領導和同事們的撮合下，1933年，徐介藩與馬爾多夫斯卡喜結連理。

1934年9月，徐介藩被調到符拉迪沃斯託克（即海參崴）公安部門擔任科長。1936年正式加入了蘇聯國籍。在符拉迪沃斯託克工作期間，徐介藩多次受到蘇聯上級領導部門的獎勵，曾經榮獲過銀表等獎品。9月，他被調到烏蘇里斯克（即雙城子）公安部門擔任科長。

自己的祖國近在咫尺，卻不能回去，身在異國的徐介藩經常感到惆悵，他思念他的家人，思念他的戰友：看到祖國美麗富饒的東北三省淪陷於日寇的鐵蹄之下，徐介藩恨不得自己馬上回國，投身到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運動中去！

中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的消息傳到蘇聯以後，身在異鄉的徐介藩備受鼓舞，當得知常乾坤等老同學紛紛回國參加抗戰的消息，徐介藩再也坐不住了！1938年底，徐介藩向蘇聯公安部門遞交了辭職書，返回莫斯科，找到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要求回國投身抗戰。在等待期間，徐介藩在莫斯科外交出版社臨時找了一份翻譯工作。

組織上考慮到工作方面的實際需要，沒有答應徐介藩回國的請求，決定把他留在共產國際工作。1939年7月，徐介藩調入共產國際幹部部東方幹部處擔任專員。在這裏，徐介藩瞭解到國內抗戰的形勢，接觸了毛澤東的《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等著作，在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上，他堅定地支持毛澤東提出的獨立自主的原則和全面抗戰路線，認為王明提出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觀點，是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的產物，不僅會造成黨內思想的混亂，還破壞了黨的統一。雖然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在國內的洛川會議上受到了批評和糾正，但是身在蘇聯的徐介藩卻受到了共產國際內部支持王明的人的錯誤批評，甚至還被關了禁閉。

1943年5月15日，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做出瞭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考慮到徐介藩是中國人，蘇聯方面把他調入蘇聯共產黨（聯共）中央聯絡部國際部某秘密機關工作，先後擔任中國問題參謀和主任參謀。在此期間，徐介藩參加了蘇聯莫斯科國防工程建設，多次參加義務勞動，先後被授予“保衞莫斯科獎章”和“衞國戰爭紀念章”。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在硝煙和烽火中結束了。戰後，蘇聯人民齊心協力醫治戰爭創傷，致力於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而徐介藩自己的祖國，則由於國民黨反動派頑固堅持反共獨裁的立場，再次爆發了內戰，身在蘇聯的徐介藩決定回國投身到轟轟烈烈的人民解放戰爭中去，和戰友們一起為中國革命的最後勝利並肩作戰。

1948年3月，徐介藩回國的申請經蘇聯共產黨（聯共）中央審核，獲得批准，他偕同夫人馬爾多夫斯卡和3個女兒回到闊別20餘年的祖國。徐介藩回國後，留在哈爾濱等待分配工作。中共東北局的領導同志考慮到他俄文方面的特長，決定安排他到中共中央東北局編譯局工作，出任《毛澤東選集》俄文總編輯，同時轉為中共黨員，證明人為李立三。由於徐介藩在黃埔軍校時期的入黨介紹人和證明人許繼慎早已犧牲，考慮到徐介藩的實際情況，組織上決定他的黨齡從1926年2月在廣東航空學校時期算起。

東北全境解放後，徐介藩於1949年2月調任中長鐵路駐瀋陽辦事處副處長，並且兼任中共東北局直屬黨委委員、副書記，不久又擔任書記。

1949年6月，中共中央決定由劉少奇率領包括高崗、王稼祥在內的中共中央代表團赴蘇聯進行友好訪問，這是新中國成立前夕我黨的一次重要出訪，有着重大的歷史意義。考慮到徐介藩長期在蘇聯工作和生活，熟悉俄語和蘇聯的情況，中央調他和師哲、戈寶權、鄧力羣一同前往蘇聯。訪問結束後，徐介藩隨王稼祥留在莫斯科，一方面接收國民黨政府駐蘇聯大使館，另一方面籌備新中國的大使館。

1949年10月2日，蘇聯宣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蘇兩國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徐介藩被任命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蘇聯大使館一級參贊。此時，徐介藩尚擁有中蘇兩國國籍，他認為自己本來就是中國人，現在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官，所以不能擁有雙重國籍，就辦理了退出蘇聯國籍的法律手續。

1949年底至1950年初，毛澤東第一次赴蘇聯進行訪問，並且與蘇聯最高領導人斯大林進行了會談。在《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之前，毛澤東和斯大林由於意思表達在雙方之間產生誤會等原因，發生了不快。面對蘇聯方面事先草擬的一份協議，毛澤東嚴肅地指出：“他們拿的那個草案對我們無效”，他提議討論充實文本內容，並且譯成俄文。作為毛澤東身邊少數幾個精通俄文的官員，徐介藩和伍修權、師哲、戈寶權四人全程參與了這次討論，以最快的速度將毛澤東、周恩來、李富春等中央領導同志的討論文本翻譯成俄文，最後由徐介藩打印出來，為《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順利簽署做出了重要貢獻。

1950年2月，徐介藩患難與共的蘇聯妻子馬爾多夫斯卡因患癌症，醫治無效而逝世，徐介藩萬分悲痛。為了國家的工作，徐介藩忍痛把自己的3個女兒託付給馬爾多夫斯卡的母親撫養。6月，根據中蘇雙方達成的協議，我國在蘇聯赤塔設立領事館，黨中央派徐介藩前往赤塔籌建中國總領事館，出任總領事兼黨支部書記。但是徐介藩在赤塔工作得並不很順利。因為當時蘇聯方面依舊按照傳統思維，把一切外交人員當作外國的情報人員一樣，處處防備，特別是當他們得知徐介藩曾長期在蘇聯學習和工作後，克格勃的人更是對他“特別照顧”，對他的活動處處設限，所以徐介藩在赤塔工作一段時間後，就不願意返任了。

朝鮮戰爭爆發以後，由於朝鮮人民軍中有蘇聯顧問，所以毛岸英隨彭德懷司令員入朝擔任翻譯，協調與蘇軍顧問的工作。毛岸英犧牲後，繼任的翻譯水平有限，導致雙方經常發生誤會和爭執，彭德懷多次向軍委建議給他派一位得力的俄語翻譯。經過周恩來的物色，徐介藩於1951年4月從外交系統調到朝鮮前線，出任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部辦公室主任兼翻譯，積極協助彭德懷處理日常軍務，並參加了開城談判，還獲得過朝鮮方面頒發的二級自由獨立勳章。平時很少夸人的彭德懷對徐介藩這位翻譯非常滿意，他説：各方面由於翻譯誤差而出現意見分歧、發生爭執的現象大大減少了。

1952年11月，徐介藩被黃埔學長、志願軍原副司令員陳賡選中招回國內，赴哈爾濱協助陳賡籌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在陳賡看來，徐介藩是個留學蘇聯的空軍專家，所以，一開始就要他擔任空軍工程系主任。這時，由周恩來親自批准回國的唐鐸也分配到哈軍工工作。考慮到唐鐸在蘇聯空軍服役近30年，又是航空兵器專家，陳賡權衡再三，親自找徐介藩做思想工作，調整他和唐鐸的工作崗位。徐介藩堅決服從了組織上的安排，調任裝甲工程系任主任。在軍事工程學院創院的艱難時期，徐介藩始終保持着一位共產黨員艱苦奮鬥、嚴於律己的作風，拒絕搬進為他準備的高檔樓房，堅持住在兩間僅24平方米沒有供暖設備的背陰平房裏。為了培養裝甲兵工程技術幹部，徐介藩制定了嚴格管理、從嚴治教的方針，提倡理論和實踐並重，技術學習和戰術學習並重。不久，為了發揮徐介藩在航空方面的特長，中央軍委決定調他出任北京航空學院院長，但是他已決心將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裝甲工程系的工作當中，於是婉言謝絕了組織上的安排。

1955年9月，中國人民解放軍首次實行軍銜制度。雖然徐介藩長期在蘇聯工作，但他是大革命時期的老黨員，資歷深，所以他的軍銜經過陳賡的親自評定，擬授少將軍銜。方案報上去以後，由於全軍當時符合授少將軍銜條件的人很多，而最終的名額只有800多名，所以徐介藩最後只被授予了裝甲兵大校軍銜。不少人認為像徐介藩這樣的黃埔三期的老革命，僅僅授予大校軍銜實在是委屈他了。但是徐介藩並不在乎這些，他覺得自己旅居蘇聯20多年，為祖國為人民做的事情實在是太少了，軍銜高點低點都無所謂，關鍵是勤勤懇懇的為黨和人民再立新功。

1956年，徐介藩與林彪的前妻、曾經旅居蘇聯的張梅結為伉儷，他們之間相敬如賓，即使對林彪的女兒林小琳，徐介藩也是視如己出，關懷備至。

1958年5月，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裝甲兵工程系籌建坦克科學技術研究所，11月，徐介藩兼任主任，趙敬璞兼任政委。徐介藩是黃埔三期出身，比林彪還早一期，但是他在同事、學生面前平易近人，從來不擺老資格。他工作中兢兢業業，生活上艱苦樸素，業餘時間刻苦鑽研專業知識，成為了哈軍工老同志當中“活到老，學到老”的典型。徐介藩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領導裝甲兵工程系的師生和員工發揚我軍艱苦奮鬥的革命傳統，最終研製成功了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水陸兩棲坦克，為我軍裝備的正規化、現代化做出了重要貢獻。

徐介藩生性耿直。1958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佈了《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要求克服教育中的右傾思想和教條主義思想。發動了“反教條主義運動”，總政治部主任譚政大將到哈軍工視察，時逢哈軍工開黨代會，譚政在主席團會議上做結論，認為哈軍工的教育計劃基本上是錯誤的，當時無人敢提反對意見，徐介藩在會議上和這位總政治部主任、黨中央書記處書記爭論起來，認為哈軍工成績卓着，在全國教育界佔有地位，不容否定。爭論到最後，譚政大將和徐介藩大校都拍了桌子。徐介藩的剛直，從中可見一斑。

1959年4月，徐介藩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特邀人士）。同年9月，在廬山會議上，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彭德懷因向毛澤東主席上“萬言書”而受到錯誤的批判。在當時全軍上下一致批彭的“非常形勢”下，徐介藩卻不怕被扣上“軍事俱樂部”成員的帽子，認認真真地閲讀了彭德懷所寫的“萬言書”，斬釘截鐵地認為：“我看彭老總沒有錯！”

1960年8月，徐介藩被調往西安負責籌建中國人民解放軍裝甲兵工程學院，1961年5月15日，裝甲兵工程學院在原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裝甲兵工程系的基礎上正式成立，王振祥任院長，王再興任政委，徐介藩任主管教學工作的副院長。

廬山會議之後，林彪主持中央軍委工作，大搞“政治掛帥”。裝甲兵工程學院一些人也投其所好，大搞形式主義，不斷壓縮學院正常的軍事技術課程，把時間耗費在政治學習上。一貫敢於直言、發表不同意見的徐介藩認為：裝甲兵工程學院應以技術課為主，政治課不能安排太多。那些人聽到徐介藩的意見之後，認為他沒有高舉毛澤東思想的紅旗，給徐介藩扣上一頂“重技術、輕政治”的大帽子。不久，組織上決定調整裝甲兵工程學院的領導班子，作為老同志，無論是資力、威望，還是工作能力，徐介藩都是院長一職的熱門人選。但是當組織上提名比徐介藩年紀輕、資歷淺的副院長沙風大校擔任院長後，徐介藩完全服從組織上的安排，表示自己將全力支持沙風的工作。因為在徐介藩看來，自己滿腔熱忱參加革命，為的是救國救民，為的是富國強兵，而不是追求升官發財。這充分表現了一名老黨員的寬廣胸襟。

1961年8月，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簽署晉銜命令：晉升徐介藩為裝甲兵少將軍銜。

1964年10月，林彪一紙電令把徐介藩他們辛辛苦苦創建的哈軍工調出軍隊序列，讓遠在西安的徐介藩很是痛惜。這年年底，徐介藩當選為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特邀人士）。

1965年，徐介藩正式離職休養。

“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曾長期在蘇聯工作的徐介藩雖然已經離休，無職無權，但還是被林彪、康生及其黨羽誣以“蘇修特嫌”。1968年4月，徐介藩被非法關押在北京郊外的通縣進行“隔離審查”，強令他“交代問題”，並受到“專案組”的殘酷迫害，釀成了腦血栓後遺症。直到林彪折戟沉沙之後，徐介藩才被解除了監禁，但是組織上還是沒有對他的“問題”做出任何結論，徐介藩的頭上還頂着一個“蘇修特嫌”的沉重罪名，接受無休止的審查。

鄧小平主持日常工作以後，開始對“文化大革命”以來極“左”的錯誤進行全面整頓，經過多方努力，徐介藩問題的解決終於有了轉機。1975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第三辦公室對徐介藩做出了“解除審查”的結論。

1979年3月29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推翻了林彪一夥強加在徐介藩身上的種種不實之詞，正式為徐介藩做出了平反的決定，恢復名譽，積鬱在徐介藩心頭多年的悶氣一掃而空。

1981年，徐介藩享受正軍級待遇：次年，中央軍委又批准他享受副兵團級待遇。晚年的徐介藩擔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委員（特邀人士）。

1983年4月16日，有着傳奇經歷的徐介藩將軍在解放軍總醫院與世長辭。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