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藤新平

後藤新平ごとう しんぺい安政4年6月4日～昭和4年4月13日（1857—1929）日本明治、大正、昭和三朝重臣、政治家，殖民擴張主義頭目。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第一任總裁、第二、三次桂太郎內閣遞信大臣兼鐵道院總裁、寺內正毅內閣外務大臣、內務大臣、東京市第七任市長、第二次山本權兵衞內閣內務大臣兼帝都復興院總裁、拓殖大學第三任校長、貴族院敕選議員，正二位、勳一等、1906年獲男爵；1922年封子爵；1927年晉伯爵。

出生於日本水澤藩（現日本巖手縣水澤市）一武士之家，父親十右衞門，在仙台藩水澤館主伊達將監門下當侍衞長，明治維新後歸家務農。他年幼時給瞻澤縣大參事安場保和當書童，工作之餘，勤學不倦，1871年到東京去求學，不得志而歸，安場保和任福島縣縣長時，他又去福島，志願學醫，1874年（明治七年）進入福島縣須賀川醫學校學習，取得醫師資格。1876年（明治九年）畢業後，適逢安場保和任愛知縣縣長，邀請他去名古屋一學校當教師，隨後到愛知縣醫院出任三等醫師。西南戰爭時任陸軍臨時醫院醫師，到大阪去護理傷病兵員。1878年又回到愛知醫院及名古屋醫學校（現名古屋大學）工作，1882年25歲時任愛知縣醫學校校長兼任愛知縣醫院院長 ^[2]  。力圖改善經營管理，發展社會事業，普及衞生思想，因而見聞與世。

椐有關資料記述，在當時西醫雖然是奇缺，但這種提升的速度也着實地讓人吃驚。究其原因，不外乎兩點：一是他醫術高明，有讓人敬佩之處；二是他善於投機專營，處世狡黠，為人左右逢源 ^[3]  。比如1882年4月自由黨總理板垣退助在岐阜縣遇刺時，根據電邀，他想前去診治，當和愛知縣方面商榷時，縣方不同意，於是他決心犧牲自己的前途，星夜馳往岐阜醫治，板垣退助看他言語行動與眾不同，對旁人説：“新平是個非凡人物，不當政治家實屬可惜。”正是基於這一點，1883年1月安場保和遂把女兒嫁給了他。

他鑑於當時社會一般衞生知識思想幼稚，感到有設立衞生局的必要，遂在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發表了《國家衞生原理》，主題思想看似在談論衞生工作，但字裏行間中已顯露出後藤新平的治國韜略。此後不久內務省設立衞生局時，受局長長興専齋推薦任內務部技師。1890年被派往德國留學，學至中途回國，1892年11月任內務部衞生局局長，他就在其躊躇滿志之時卻因“相馬家內訌”案的牽連，不僅被迫丟掉了局長的位子，而且還被關進了監獄 ^[4]  ，半年後，真相大白而出獄。

後藤新平並沒有因此次的挫折和打擊而沉淪墮落，他的東山再起也正是與其操守醫生舊業息息相關。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軍醫總監黑石忠憨推薦他到明治天皇所在的廣島大本營工作，直到簽訂和約，戰後建議檢疫是當前的緊急任務，於1895年4月任陸軍檢疫事務官長，時任陸軍次官的兒玉源太郎看到他非常勤奮努力從事工作，遂把他記在心中，同年9月重任衞生局長，再任2年半，致力於內務行政及衞生設備的革新改善，與北里柴三郎共同創立了預防傳染病研究所。

　後藤新平(7張)

1898年兒玉源太郎出任台灣總督府的長官，他就邀請了後藤新平隨其一道到台灣，擔任台灣總督府的衞生顧問，3月又被破格拔擢為民政長官。在兒玉源太郎的寵信之下，後藤新平的才幹得以充分的展示。後藤新平以自己的專業特長，開始推動醫療、衞生等領域中的改善，並且着手於台灣地區自來水和地下水道的建設規劃。1898年，後藤新平出任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後，更提出“生物學原則的殖民地經營法則”思想。對這種所謂的“生物學原則”後藤新平作了如下比喻和闡述：“比目魚的眼睛不能改變成赤鬃魚的眼睛，赤鬃魚的眼睛對稱地長在頭的兩邊；而比目魚的眼睛則雙雙長在頭的一側，不能因其形狀的古怪，就要把他的眼睛像赤鬃魚那樣改裝在頭的兩邊。比目魚的兩隻眼睛長在一邊，這在生物學上是因為有其必要，才會這樣。……政治上這一點也很重要，……所以本人在統治台灣時，首先把該島的舊貫制度好好地做了一番科學調查，然後順應民情施政……。不瞭解這個道理，而想把日本國內的法制輸入到台灣實施的那些傢伙，也就等於要把比目魚的眼睛突然改變成赤鬃魚的眼睛根本是不懂真正政治的傢伙……”。事實上後藤新平為了能夠把日本政府對外擴張的殖民統治政策迅速地融入到台灣當地及民眾之中，便急不可耐地開展對台灣的舊制、土地資源、人口構成狀況和民俗風情進行大規模細緻的調查，並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制定了對台灣的統治政策和法律制度。

他首先廢除了前任總督乃木希典的“三段警備”的統治模式，排除軍隊對地方治安的管理，加強警察的勢力，以強化地方治安。台灣的“警察政治”是由後藤新平所創立的一種滲透於民間，而無孔不入、無處不在的統治形式。以至當時當地的民眾對警察的恐懼達到談虎色變的程度。更有哭嚎的孩子一聽到“警察”二字，便會立即止聲而泣。1898年8月，後藤新平頒佈了“保甲條例”，從而把始於明朝末年鄭氏政權時代，清朝初年奠定基礎的保甲制度，進一步給予了強化。在這個條例中，加強了警察的管理作用，突出了當地居民之間的連帶責任。使之能夠相互監視，相互告密等。後藤新平的這個保甲制度的實行，對維持台灣的地方社會治安發揮了強大的威力。在同年11月，後藤新平又頒發了“匪徒刑法令”。有人在評論這部法令時説，其“有如秋霜烈日”。自後藤新平就任總督府民政長官始至1902年短短的5年間，在這部法令下被處死的台灣民眾就有33000多人，該數字超過當時台灣總人口的百分之一。

後藤新平一方面對台灣的民眾實施苛酷的鞭撻，但在另一方面又施以懷柔政策，以所謂的“治台三策”為幌子，玩耍貓哭老鼠的伎倆，處心積慮地推行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政策。在對台灣的經營中，他將其“生物學的殖民地經營原則”發揮得淋漓盡致。後藤新平以“漸進同化”為目標，大力推行統一台灣的幣制，以促進金融與商業的流通；同時還推動各種交通運輸企業及鐵路、海港、公路等交通設施的建設；開發水利與火利發電廠，從而奠定了台灣發展工業的動力基礎；他還在台灣原本就有良好基礎的蔗糖業中，引進新式製糖技術、經營模式以及大量資本，促使台灣的蔗糖和稻米產業有了很快的發展。兒玉源太郎雖然是這一階段的台灣總督，但他又於1900年12月兼任了伊藤博文內閣中的陸軍大臣；1903年7月出任桂太郎內閣的內務大臣；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後，又即任滿洲軍總參謀長。因此，有“缺席總督”的稱謂。從1898年至1906年的8年間，在台灣地區積極推行日本殖民統治政治的魁手就是時任民政長官的後藤新平。由於其所謂的政績，獲得了“殖民地經營家”的稱謂。1903年8月成為貴族院議員，1906年封男爵，立銅像以旌其功。

後藤新平作為一位殖民地的經營開發者，其出發點自然是不會為殖民地的民眾謀取社會福利的。相反這些開發卻帶有強烈的剝削壓迫和掠奪的性質。比如他所竭力建設的阿里山登山鐵路的開發，其實就是着眼於豐饒的森林資源；而大量的日本國內資本大量流向台灣的蔗糖業，則使得台灣本土的糖商與蔗農受盡了盤剝。後藤新平就曾多次於不同的場合提出過這樣的觀點，殖民地的行政計劃在進步的情況下，應不失時機地根據生物學的原則，發展農業、工業、衞生、教育、交通、警察等，如果上述各項均能夠完成，那麼就完全可以在生存競爭中獲得保全及勝利。

1906年，受兒玉源太郎的舉薦，後藤新平出任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首任總裁。期間更以“舉王道之旗行霸道之術”，提出“文裝的武備”這一殖民主義統治政策。使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的經營擴張一步步發展起來。

籌建滿鐵時，日本政府曾規定滿鐵受關東都督監督，同時還要受外交大臣的指揮，政府和現地軍部均可干預其業務。對此，後藤新平強烈反對，他要求滿鐵兼任關東都督顧問，政府不干涉選任滿鐵副總裁和各理事，得到日本政府許可，總攬了日本在我東北的殖民統治大權。為更有效地掌握地方行政大權，他要求日本政府任命滿鐵副總裁為關東都督府民政長官。當時，滿鐵本社設在大連，關東都督府設於旅順，日本政府偏重經營大連，默認了後藤新平的要求，確立了以大連為中心發展滿鐵事業的方針。由於設在旅順的關東都督府由軍部把持，軍部到處設立“陸軍用地”、“海軍用地”的界牌，後藤新平指責旅順患了“軍人病”，提出“旅順解放論”與軍部相對抗。1908年，他又進一步提出“舉王道之旗行霸道之術”的殖民政策，在發展經濟的同時，發展殖民教育、文化、衞生等事業，以征服人心，構成潛在軍備。大連的病院、旅順工科大學、滿鐵中央試驗所以及新聞機構等設施，都是他的殖民政策的產物。此後，滿鐵以大連為殖民擴張軸心，把投資重點放在大連，扶植南滿鐵路的運營，續建、擴建大連港口，大力發展工業，開展貿易，興辦教育，使大連按照他設計的殖民地模式發展起來。

1904年初日俄戰爭爆發前，後藤新平從德國一著名鋼鐵廠重金獎賞的論文“國家與性格”中得到了某種啓示。該文中有這樣的一段話：“如果德國與法國反目，將會削弱歐洲；趁機而入的不是俄羅斯，而是美國。因此德國在強化陸軍參謀部之機，要準備應對越發激烈的經濟戰爭，設立綜合的經濟參謀部，與法國攜手重振歐洲，抵禦美國”。此篇文章給後藤新平留下了強烈的印象，其拓展殖民統治，加大日本經濟勢力的野心由此再次得到膨脹。因而其迫不及待的把該文全篇譯出，送給了當時的陸軍大將兒玉源太郎。應當説，兒玉源太郎通過該篇文章對後藤新平有了更新的認識。而當日俄戰爭的硝煙還在瀰漫於遼東半島的上空的時候，後藤新平受內閣總理大臣桂太郎的指派來到日本滿洲軍參謀部慰問兒玉源太郎。席間，二人的話題重點談論了戰後經營中國遼東半島一事，後藤新平堅決的主張：“必須重點經營鐵路，要從全局出發……，準備與俄國進行再次的交戰。”

兒玉源太郎在後來談論這次面談的事情時無不感慨地講到，他從來沒有聽到能像後藤新平這樣“從勝敗得失中來談論如何經營滿洲的方針 ，並且是如此的翔實周密”。後藤新平向兒玉源太郎面議經營滿洲的方針，概括起來主要是以下四點：第一，經營鐵路；第二，開發煤礦；第三，移民；第四，發展畜牧業。後藤新平的這種“滿洲經營論”後來又進一步演變成“對滿洲文治的軍備論”。

後藤新平的“滿洲經營論”與日本政府的對外侵略擴張政策可謂是一拍即合。還在日俄戰爭進行之中，日本政府就已積極策劃開始對遼南和大連地區進行軍事管制式的行政統治。1904年4月17日，日本東京大本營設置滿洲軍政委員會。該軍政委員會的出籠，是戰時的大連地區進入到邊戰邊管的軍政合一的統治時期。1906年1月，日本西園寺公望內閣為了加快對中國遼南地區的經濟開發，由外交、財政、郵電等部門合議組成“滿洲經營調查委員會”，曾在日俄戰爭時期擔任日本滿洲軍總參謀長的兒玉源太郎出任該委員會的委員長。“滿洲經營調查委員會”的主要任務就是謀劃對中國東北（重點是遼南及大連地區）的殖民擴張、經濟掠奪的戰略計劃及施政方案和政策。日俄戰爭的結束，讓日本政府已經充分地認識到，加速對中國東北地區豐富資源的開發，以滿足日本國內日益貧乏的資源的需求，是至關重要的。要完成這樣一個龐大的計劃，僅有一個指導機關是不夠的，必須要有具體的實施部門來加以完成。而此時後藤新平所一貫堅持的：經營和開發滿洲需以鐵路為中心的主張，隨着日俄媾和條約的簽定，沙俄將從長春寬城子至旅順的鐵路和一切支路、鐵路內所附屬的一切權利與財產、鐵路內所附屬的一切煤礦，不受補償以中國清政府允許為名全部轉讓給日本，從而使日本取得南滿鐵路的壟斷事實，在日本朝野上下得到共鳴。而在20世紀的初葉，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境內修築了諸多的鐵路，如沙俄在東北所建的東清鐵路，德國在山東修建的膠濟鐵路，英國在雲南修建的連結緬甸的滇緬鐵路，法國在雲南、廣東至越南間修建的滇越鐵路等，這些鐵路“決非僅圖交通之便利”。猶如一根根吸血管，在吮吸掠奪着中國豐富的礦產資源。這些都對日本政府進一步堅定其在中國東北的經濟掠奪起到了彰顯的作用。

在對南滿鐵路如何經營的問題上，兒玉源太郎與後藤新平的想法是一致的，他們極力主張給予“官營”。這可在由 兒玉源太郎委託後藤新平擬訂的《經營滿洲策略概要》一書中得到明確的答案：“經營滿洲唯一的秘訣就是表面上裝做經營鐵路，暗地裏則需要充實各種設施。根據這一秘訣，租借地內的統治機構和經營鐵路機構要截然分開，經營鐵路的機構必須裝做除鐵路之外，與政治、軍事全然無關。……作為經營鐵路的機構要另立滿洲鐵道廳，把它作為政治的直轄機構，負責經營鐵路，守備路線，開採礦山，獎勵移民，建立地方警察，改良農工，與俄國、清政府交涉事宜及整理軍事情報工作，平時監管培訓鐵路人員的技術教育”。此種建議一經提出，即刻遭到來自外務省和大藏省的強烈反對。他們竭力主張以“民營”的方式為妥，既以股份公司的形式來經營滿洲鐵路。他們認為：根據《朴茨茅斯和約》和《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正約》中的規定，南滿鐵路“僅限於為工商業目的經營”。因此，以私營公司的名義經營更適宜，而不應以政府的名義採取官營方式來加以經營。否則，明目張膽地違反國際條約，很可能要遭到美英等債權國的干涉，中國政府也可能會藉機提出新的要求，如果採取公司形式經營滿洲鐵路，還可以避免聳動中國和各國的視聽，有利於取得所謂“中日合作經營滿洲”的實效，避免將來發生變故時被當成國有財產而遭到佔領沒收，並能避免議會的干涉，保持會計的獨立。 ^[5] 

在經過爭辯以後，日本政府最終綜合了雙方的意見，決定滿鐵在採取以公司形式出現的同時，實行以經營鐵路為中心，綜合經營其它各種事業的方針。遂於1906年6月7日，明治天皇以142號敕令，公佈了設立“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的文件，該文件共計22條款項。7月13日又成立了以兒玉源太郎為委員長的“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設立委員會”。由於兒玉源太郎一直把後藤新平所建議的經營滿洲的方略牢記於心中，因此他也就力薦後藤新平為滿鐵總裁的最佳人選。7月22日晚，兒玉源太郎約見後藤新平，進行説服。23日下午，後藤新平離開兒玉源太郎的府宅。當晚兒玉源太郎突然暴死。聽到消息，此時的後藤新平頓有大廈將傾的感覺。出於他狡詐的心態便迫不及待地向兒玉源太郎的繼任者寺內正毅拋出以“滿鐵總裁隸屬關東都督府之下，同時作為都督府顧問，在外務大臣監督下，參與都督府的一切行政”為條件，答應出任滿鐵首任總裁一職。

1906年8月1日，就在後藤新平答應出任滿鐵總裁之後，日本政府遞信大臣山縣伊三郎、大藏大臣阪谷芳郎、外務大臣林董以秘鐵第14號文件向滿鐵設立委員會發布了命令書。在這部命令書中將142號敕令裏所不宜表述的重要內容做了詳盡的描述。1906年8月10日，滿鐵設立委員會舉行第一次全體委員會議。8月18日，日本政府批准了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章程。11月11日，正式任命後藤新平為首任總裁。11月26 日在日本東京召開了成立大會。1907年3月5日滿鐵總部由日本東京遷到大連。4月1日，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正式開始營業。

後藤新平作為滿鐵的首任總裁到其卸任（1908年7月）總計不足二年的時間，在這一段時間中，他以一個“殖民地經營家”的角色，制定了滿鐵的基本發展方向，同時他也參與制定了大連城市的建設發展規劃。

依據滿鐵公司章程規定，滿鐵最初的資本總額為2億元，共分1百萬股。非中日兩國政府及人士不得認購入股，其中日本政府認購50萬股，合計1億元。但實際上日本政府並沒有掏出一分錢，而是以沙俄在日俄戰爭失敗後交給日本的鐵路經營權、礦山開採權及附屬地的一切財產充之。另1億元，以2000萬元招募股份，8000萬元發行招募“滿鐵”債券來解決。其中招募的股份每股200元，共10萬股。但在日本政府的操作下，這10萬股的民間股東人數多達10912人。 ^[6]  這樣以來，就使得民間股東難以集成力量行使股東權，從而為日本政府行使對“滿鐵”的絕對控制權提供了最為安全的保障。今天，人們從其資本運營及日本政府的命令和滿鐵公司章程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雖然在表面上是一個“民營公司性的組織”但絕非是自由的企業。它是一個要嚴格按照國家特殊要求和規定來予以運做的強有力公司。是非一般意義上的企業，在滿鐵組織內的每一個細胞中都體現出它是代表日本政府意志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企業，是日本帝國主義推行“大陸政策”的“國策會社”，是日本侵華的重要機構。後藤新平就更是非常露骨狂妄地宣稱，要把滿鐵建成“帝國殖民政策和我（日本）帝國發展的先鋒隊” ^[7] 

後藤新平主政滿鐵之後，立即全面實施發展計劃，在堅持以鐵路為主的前提下，將其經營觸角迅速地伸延到海港的經營、海運的經營、旅館服務的經營、煤礦的經營、電氣的經營以及瓦斯和鐵路沿線城市市政建設等方面上來。而且在短時間內就取得了豐厚的經濟效益。其中尤以鐵路的收益頗豐。滿鐵公司最初接手的鐵路有長大、安奉兩大幹線。到了1911年時，僅安奉一線就累計運送乘客569 599人，運送貨物654 431噸，總收入達1 284 437元。僅鐵路運輸一項收入就達到了19 907 456元，贏利12 060534元，與滿鐵成立之日形成天壤之別。 ^[8]  有資料統計，在滿鐵經營的當年其總收入就達到12 543 116元；第二年總收入達到了17 615 683元，此後滿鐵公司的收入逐年得到遞增。

後藤新平在入主滿鐵後迫不及待地提出了“文裝的武備”這一殖民主義統治策略。所謂的“文裝的武備”這個詞，隨着時間的流逝其具體內容也逐年有所不同。最初的“文裝武備”簡而言之，就是用文事設施，以備外來的侵略，能夠在突發事變時兼可有助於武力行動。後藤新平的這一主張，形象地説，就好象是在文人的服裝內裹着一個體格強健的軍人。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後藤新平這裏就是要在中國的東北通過以發展經濟力量的方法，來達到增強軍事實力的目的，而不是赤裸裸地去加強軍事力量。其實在他的“文裝的武備”統治策略中還有另外一種含義，就是要把其在台灣所施行的慣用手段“王道與霸道”更好地運用於滿鐵的施政管理之中。後藤新平從一個殖民擴張主義者的立場出發，認為“帝國的殖民政策就是霸道”，就必須是以強硬的手段來加以推行和實施；但同時又應不失適宜地推行“王道”。所謂“王道”，就是要通過以“發展經濟、學術、教育、衞生等”，達到“建設一個廣義的文明社會”。後藤新平也正是妄想通過這些具體的措施來達到籠絡人心，磨滅中國人民的民族精神，“使之皈依帝國”。這裏的“王道”只是一種手段，具有極大的隱蔽性和欺騙性。而“霸道”才是根本的目的。就是要把滿鐵所能達到的區域，統統地變成日本的屬地。正是在這種“文裝的武備”的思想指導下，滿鐵建立了一系列的科技、文教、衞生設施。開辦大量的學校，大肆進行殖民主義的奴化教育，企圖為日後長期殖民統治培養人才；建立諸多的醫院，併力爭使每一所醫院都具有野戰醫院的功能。成立滿鐵中央實驗所，全面推進和開發對中國東北的科技殖產。材料表明，在滿鐵經營的前10年中，滿鐵為鐵路沿線大小約30個城市的建設投資超過1300萬元。另外還投資500萬元在這些城市添設了10所供日本人學習的小學，8所供中國人教育的公學堂，及南滿醫學堂、南滿洲工業學校等教育設施，並提供病牀總數為1500張的10所醫院和公園、圖書館、防疫設施等文化衞生機構。同時，滿鐵還在鐵路沿線城市投資設置了獨自經營或扶持投資經營的電氣事業、市場公司、交易所、報社等。這些措施都是行發展經濟和文教為幌子，達到加強軍事力量為目的。而此種手段在整個滿鐵經營的40年中，一直是貫徹始終並且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措施。

在“文裝武備”思想指導下，後藤新平把滿鐵初期的經營政策的主導區域劃定為“大連中心主義”這一具體的事項上。“大連中心主義”的確立，主要是基於大連具有軍事上和政治上的安全性。滿鐵總部設在大連，而統治旅順、大連的軍政合一機構“關東都督府”此時就設在旅順，關東軍司令部也設在旅順，從而對滿鐵給予了政治和軍事上的直接支持和保護。而後藤新平此時一邊出任滿鐵的總裁，一邊還充任關東都督府的顧問。其次，大連獨特的地理優勢也是其選定位置的重要因素。這裏有着一個水深面闊，冬季不凍的天然良港，大連港是連結中國東北的陸路出海口；同時，也是距日本本土最近的港口，是非常“適宜於日滿、歐亞聯絡最短途徑的海陸中轉地”。以大連為中心，加強對大連港的建設和經營管理，可有利於溝通日本與中國東北地區及其它國際港口之間的貿易往來，也有利於日本向中國的東北地區傾銷商品，掠奪資源，藉以提高南滿鐵路的競爭能力，進而壟斷東北經濟，擴大對外貿易。1906年8月，日本政府宣佈自9月1日起大連港實行自由貿易港政策，並劃歸“滿鐵”經營。此政策一出從而使大連港非常迅速地發展起來，年吞吐量鋭增。經過短暫6年的開發，大連港就成為中國北方地區最大的貨運碼頭。也是在“大連中心主義”這一方針的指導下，滿鐵的鐵路經營和建設同樣有了飛快地發展。為了迅速改變缺少大型機車的局面，滿鐵在創業的第二年就着手建設規模宏大的沙河口鐵路工廠，到1914年該廠就已經能夠製造出先進的蒸汽機車。後藤新平所固守的“大連中心主義”的主張在其卸任滿鐵總裁後，受到繼任者中村是公的挑戰，他建議將滿鐵總部遷往瀋陽。但由於這一提議一經出籠立即遭到後藤新平的強烈反對，最終沒有得逞。這也就是滿鐵總部能夠落腳於大連40載的根本原因。

後藤新平在組建滿鐵和運營管理中還清醒地認識到人才在經濟以及其它領域中的特殊作用。他本人為了網羅“當代頭等人才”是煞費苦心，絞盡腦汁，甚至不惜親自出馬東奔西走。據稱，後藤新平挑選人才的條件有三：第一，好出名者不用；第二，固執者不用；第三，必須是早晨八點鐘的男子。所謂好出名者則是指一心想要出人頭地，作風浮誇，時時處處不忘表現自己的人；固執者則是指固執己見，思想僵化，不求變革，不善通達的人；而八點鐘的男子就是專指那些朝氣蓬勃，熱情奔放且具有才華和實幹精神的男人。在採用新人上，他特別提出了“早晨八點鐘的男子們，快來吧”的口號。因此，有人評價在當時的滿鐵職員中，幾乎就沒有“面色蒼白的知識分子”的形象。同時，後藤新平為了保證滿鐵作為日本政府的對外特殊機構，還招募錄用了大批的特約人員。在20世紀的初年，日本社會凡有用之才幾乎均被滿鐵招至麾下。這種極富遠見的人才觀，為滿鐵招募了大批的精英，這也是滿鐵在創業之初就能顯現出一種強勁生命力的根本之所在。事實上也同樣如此，這些被“網羅到的人才”一旦被安排到適宜於發揮作用的崗位上，“就像被送進知識培養器中一樣，就會得到非常充分的營養素，既不必使他們覺得是再為了生活而在工作，也不必用那種低三下四的舉止和口氣去應酬”一些人和事。後藤新平的人才觀，也有利地激發了滿鐵職員的工作激情，在創業之初的滿鐵內部無不瀰漫着“一種使職員們感到‘滿鐵就是我自己’的這樣一種精神劑”，“覺得自己是來到了一個不平凡的地方工作”。為了能夠最大限度地發揮滿鐵職員的理性思維，在當時的滿鐵圖書館中，為職員們提供的各種圖書可謂是“汗牛充棟”，應有盡有。從“《馬恩全集》到伏爾加的《經濟年報》、列寧的《列寧著作集》等，這些書刊在日本不用説閲讀，就連藏書都是危險的，而在這裏卻能自由的閲讀”。正因為如此，在後來有許多富有調查經驗和較高理論水平的日本左翼知識分子進入到滿鐵之中，他們將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和調查方法充分地運用到調查和研究實踐中，使滿鐵的調查由為日本蒐集情報變成提高到在佔有資料的基礎上進行綜合分析和研究的高度。

後藤新平在就任滿鐵總裁一職後，根據自己在台灣進行殖民統治的經驗，竭力主張對中國東北全境的社會風俗習慣、農工商特點、交通和歷史地理狀況進行調查，以便制定出更加符合日本“經營滿洲”的侵略政策。在他的親自主持下，成立了“滿鐵調查部”。這一機構最終演變成為滿鐵最重要的部門之一。調查部在創立之初 ，工作的重點是放在對“經營滿鐵所需要的舊習調查及關東軍事地誌”的調查上。而後隨着滿鐵業務領域的不斷拓寬和發展，其調查範圍有了更大的擴展，已經涉及到社會調查、情報蒐集、資源調查、政策研究、歷史地理以及當時中國政府的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研究等方面。可以説他們的觸角已經達到了無孔不入的地步。後藤新平一方面在大連的滿鐵總部設立了“調查部”，同時，又在東京的分公司設置了“東亞經濟調查局”。成立這一機構的目的是，“要解決日本及滿蒙的經濟問題，就必須要研究它在世界經濟中所佔有的位置”。關於這一點，滿鐵總部的梟首們曾經於1914年以“絕密”的形式，下發了一份僅限於公司內部傳閲的《東亞經濟調查局發展芻議》的文件，在這部文件中，對調查局的未來作用就有了更進一步的闡述：一、研究西洋文明國家的殖民政策及經濟社會的各種問題，不僅給滿鐵而且也要為本國政府機關提供參考資料，並且也可以和各國銀行及企業交換研究資料。二、向世界各國介紹日本的殖民政策，如果外國對日本政策有所誤解，調查局應負責解釋；如果外國人提出質疑，該局要負責給予答覆，藉以加強互相瞭解。東京分部“東亞經濟調查局”的發展，可謂是一路高歌，最終被人們稱其是“滿鐵的外務省”，甚至“顯示出是日本的戰略研究所的作用”。

1908年7月，後藤新平卸任滿鐵總裁職務。但此刻的他仍未放棄對滿鐵的控制，接替人選中村是公的舉薦及日後滿鐵經營的重大決策，均由後藤新平定奪，直至1913年12月中村是公屆滿辭任。可以説，在被稱為滿鐵創業階段的七年中，後藤新平一直是滿鐵的主宰。後藤新平在離開滿鐵後，連年出任日本內閣要職，為了鼓吹他的日俄聯合對抗美國的主張，後藤於1908年4月訪問了彼得堡，接着又秘密鼓動明治元老伊藤博文訪問俄國，伊藤博文在哈爾濱車站被朝鮮義士安重根刺殺後，又鼓動首相桂太郎聯俄，1911年8月和桂太郎一起訪問俄國首都彼得堡，企圖聯合俄、英、法、德開發中國的資源，但不久接到明治天皇的訃告，匆忙歸國，因而未能呢個達到目的。其後任第三次桂太郎內閣遞信大臣、桂太郎組織政黨時，他參與策劃，1913年2月政黨成立後，他被推為總務委員，頗具威望，桂太郎死後，他就脱離該黨，1916年任寺內正毅內閣內務大臣、外務大臣職；1918年十月革命後，亞歷山大·瓦西裏耶維奇·高爾察克海軍上將在西伯利亞自立為俄國最高執政，後藤以外務大臣的身份提出《關於向西伯利亞派兵的意見書》，支持以參謀本部次長田中義一為首的出兵派，1920年任東京市長，在任兩年，自己出資仿照紐約市政研究局建立了東京市政研究所，大力改革市政。1922年升為子爵。華盛頓會議後，1923年12月後藤又以“制止支那妄動，抵禦美國暗中活躍····恢復日蘇協商”的主張出發，與共產國際代表越飛會談，以恢復日蘇邦交為條件，協調雙方在中國的立場 ^[9]  。

1923年年9月第二次山本權兵衞內閣內務大臣。關東大地震後兼任復興院總裁，致力於大地震後的東京復興工作，由於突然發生刺殺皇太子裕仁的虎門事件，內閣被迫總辭職。1926年他倡導政治倫理化運動，反對“政治就是力量”的政黨主張，極力主張“政治的根本應建立的倫理道德上”，併到全國各地進行宣傳，後任少年團(童子軍)總裁，致力於少年團的組織訓練工作，1927年訪問蘇聯，為加強兩國邦交作出貢獻，1928年11月參加昭和天皇繼位大典，升為伯爵，1929年4月在去西部地區演講途中，因患腦溢血在火車中昏倒，同月13日死於京都府立醫科大學醫院，終年73歲。追贈正二位。

他卓具遠見，做事規模宏偉，經常走在時代的前面，一般人最初嘲笑他規劃空泛，不着實際，後來卻不得不佩服他有先見之明，如東京車站的設計，東京復興規劃都是他規劃的。桂太郎評價他説“新平的建議雖然不能全面採納，但十中必有一、二是天才的創見，才智非凡，鬼神莫測。”他還曾任拓殖大學校長，東洋協會，日俄協會會長。著有《海水功用論》、《國家衞生原理》、《瑞士工人疾病保險法》、《公民必讀》、《政治的倫理化》等和譯著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