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阿爾卡季耶維奇·斯托雷平

彼得·阿爾卡季耶維奇·斯托雷平於1862年4月14日出生於薩克森的德累斯頓，他的家庭是顯赫的俄國貴族，斯托雷平自小就曾聽父親説過詩人米哈伊爾·尤里耶維奇·萊蒙托夫於1830年到他們家族的莊園居住過的軼事。從1869年起，斯托雷平在位於今立陶宛的考納斯縣凱代尼艾地區的家族莊園渡過他的童年，這座莊園是他父親所建造的，斯托雷平非常喜愛這處莊園。

1876年，斯托雷平家族搬家到維爾納省，以讓斯托雷平能就讀於地方學校。後來，斯托雷平考入聖彼得堡大學接受良好的教育，興趣廣泛的斯托雷平在本專業的學習之餘，還學習了化學、地質、植物學、農學和動物學 ^[2]  。以他的學業成績而論，斯托雷平完全可以選擇科學研究為職，可他卻毅然選擇了走向仕途 ^[2]  。

1884年起，斯托雷平在內務部供職。在內務部短暫停留後調入農業與國有資產部任職，直到被任命為科夫諾的首席貴族 ^[5]  。

1885年，斯托雷平進入帝國國有資產部開始其政治生涯。四年後，斯托雷平成為科夫諾省的貴族議員。這些政府公職讓斯托雷平深刻了解到地方的需求，同時提高了他的行政能力。他顯然相當着迷於俄羅斯帝國西北諸省的社會生產生活方式（尤其是他家族莊園所在的立陶宛地區），這個地區在歷史上是由較為先進的家庭私有農場經營方式占主導地位的；此後斯托雷平致力於將這種方式向全帝國其它省份推廣。

1902年，斯托雷平起相繼擔任格羅德諾省和薩拉托夫省省長。他是俄國曆史上曾被任命為省長級別的最年輕的人。後來斯托雷平調任薩拉托夫省省長。

在斯托雷平以前，俄國實施的是古老的宗法村社制，隨着時代的變遷，這種制度的生命力已日趨枯竭，農民的不滿亦日甚一日，終於釀成了俄國1905年革命。發生在薩拉托夫省的農民動盪也持續不斷，從1905年10月到12月，官方記載就有509起動亂髮生。斯托雷平面對動亂決定採取措施，先與地方自治組織的領導和警察交談，讓他們從中調停農民的情緒。調停無果的情況下，需要利用軍隊武力鎮壓。在10月20日，斯托雷平寫信給內務大臣要求更多的軍隊支援採取果斷的措施維持薩拉托夫的秩序。特列波夫同意他的要求，派去了更多的軍隊。動亂很快得到平息 ^[5]  。

在1905年底，斯托雷平甚至還派軍隊去鄰省薩馬拉幫助平定動亂，因為他怕鄰省的動亂會波及到薩拉托夫省。其實介入他省的行為是非法的，但即使這樣也不能阻止沙皇於1906年1月4日特地發電報向斯托雷平表示感謝：“通過內務部派遣軍隊來主動幫助平定薩馬拉省新烏津斯克的動亂，對你忠誠的服務表示景仰，並且我向你表達我最真摯的感激之情。” ^[6]  早在1905年2月，斯托雷平解決的一次大動盪事件中，沙皇尼古拉二世就對他的成功表示十分欣喜，並且發電報給他，稱讚其雷厲風行的懲戒性手段 ^[5]  。

斯托雷平以他的鎮靜，自信，威望和懇切的演説，使騷亂的人羣安靜下來。任上他以抑制了1905年省內的農民騷動而著稱，當時全帝國正處於一個廣泛的動盪時期，而他管理的省份則是全國唯一一個保持穩定的地區，他的聲望主要就是在這場席捲整個俄國的大動亂中奠定起來的。因鎮壓農民運動有功，斯托雷平聲名鵲起，不久就調入中央。

進入中央後，斯托雷平被尼古拉二世任命為總理伊萬·戈列梅金領導下之政府的內政大臣。數個月後，俄皇尼古拉二世任命斯托雷平替代戈列梅金成為俄國總理。在短短几年中，由省長、部長到部長會議主席和首相，成為炙手可熱的權勢人物。

1906年起，斯托雷平任內務大臣和大臣會議主席。當時俄羅斯帝國飽受革命騷亂和人民普遍不滿的折磨。左翼革命團體每時每刻都在進行着推翻君主制的行動，並獲得了廣泛的支持；在俄國各地，警察和政府官員時常遭到革命恐怖主義者的襲擊。為了堅決迴應這些襲擊，斯托雷平創建了一套新的法庭制度，允許就地逮捕和迅速審判被指控從事革命活動的嫌疑犯。策劃並發動1907年“六三政變”，開始斯托雷平反動時期（1907—1911）。

在1906-1909年，斯托雷平鎮壓工農革命運動，大肆屠殺革命者，超過三千名被證實有罪的革命者被各地的特別法庭判處絞刑，以至於時人諷刺絞刑架為斯托雷平的領帶。

但是，斯托雷平相信俄國的發展可以依靠一個穩定、繁榮、龐大的中產階級為基礎，並以此推行一系列積極的改革政策，同樣有所成效。除家庭以外，斯托雷平最關心的，莫過於工作，他對工作投入了滿腔熱情和全部才智，政績赫赫。斯托雷平從青少年時代起，就對莊園經濟問題有極為濃厚的興趣。即使後來身居要職政務繁忙，他也不忘乘工作間隙，親自過問莊園經營中的細枝末節。他還利用休假，實地考察和對比研究德俄兩國莊園經濟的利弊得失。

現實鬥爭的日趨激烈，促使斯托雷平愈益強烈地認識到土地問題的緊迫性和重要性：土地問題已到了非厲行改革的地步，不如此，就無法維繫已岌岌可危的羅曼諾夫王朝。在斯托雷平心目中，進一步解放農民和拯救俄國根本就是一回事。1906年，斯托雷平着手領導實施斯托雷平土地改革。 ^[7]  此外，促使斯托雷平下決心對俄國實行大手術的是俄國農民的處境、地位。斯托雷平説：“農民解放勳章是我最為之驕傲的獎賞：我很幸福，有幸參加最後一個為解放農民而設立的委員會的工作，以此為我們歷史上最偉大最仁慈的事業之一做出我的貢獻。”

1906年法令規定，農民有權退出村社，隨時可將份地確定為私產，以建立獨立田莊和獨家農場，通過農民銀行扶持殷實農民建立獨立田莊和獨家農場；由於眾多激進的議員不情願同政府合作以及支持土地改革，斯托雷平於1906年7月22日解散了第一屆國家杜馬。為了有助於平息異議，斯托雷平同樣希望從國家杜馬中把那些屬於反對派的、不滿的農民代表們趕出去。這樣一來，他就能着手推行他重要的土地改革了。另一方面，斯托雷平試圖提高城市工人的生活水平，和增加地方政府的權限 ^[7]  。

在1906年成為總理的斯托雷平主導新的土地改革政策來建立一個富農階級，讓農民更容易取得土地，更自由地成立公社，發揮保守安定的力量。這些人將會尊重私有財產並支持政府的社會改革。斯托雷平試圖改變國家杜馬的性質，以使他們變得更為順從，方便政府通過各項立法或提案。1911年法令公佈土地規劃條例，規定凡進行土地規劃的地方，村社份地均自動變為私產；推行向西伯利亞等邊疆的移民政策。旨在摧毀村社，扶植富農階級，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俄國經濟的發展。但改革進展緩慢，1906—1916年間只有24%的農民脱離村社。

1907年6月，斯托雷平解散第二屆國家杜馬後，他提高了貴族及富裕階層的選票權重，減低貧窮階層的有效票數及價值。如此選舉出來的第三屆國家杜馬，導致很多政府的保守主義議員，回到了國家杜馬中，他們更易於接受與政府的合作 ^[7]  。

在一個君權至上的國家中，君主的權力乃是不容侵犯的神聖象徵，但斯托雷平在任末期，卻恰恰因為“蔑視君權”，幾乎使他傾注畢生心血的土地法案和西部自治法案毀於一旦。

1908年，政府向杜馬提交了一份預算法案，希望重建俄國海軍。該法案要求每年撥款三千萬盧布，建造四艘無畏級戰列艦。3月3日，斯托雷平在杜馬防禦委員會發表演講為預算法案尋求支持，但遭到了委員會的反對。6月13日，斯托雷平在國務會議上發言，指出杜馬試圖通過一種專橫和不負責任的方式破壞沙皇特權和立法機構之間微妙的平衡。隨後國務會議通過了被杜馬否決的用於海軍部啓動造艦計劃的撥款。但是，先前杜馬通過的關於海軍總參謀部編制的法案卻面臨着不同的命運。國務會議財政委員會認為該法案存在缺陷，杜馬不僅擅自制定了新的人員編制名單，而且還表決通過，這是違反《根本法》的，因為這些事務只能由沙皇掌管 ^[7]  。

國務會議中一批反對斯托雷平的勢力趁機借題發揮，意圖掀起了一輪表面上針對國家杜馬實際上是針對斯托雷平的進攻。杜爾諾沃發言，認為這種侵犯沙皇特權的行為是一個“十分嚴重的原則問題” ^[8]  。最終委員會駁回了5月24日杜馬審議通過的海軍編制法案。但是，12月中旬，杜馬再次投票通過了法案，並且提交給國務會議。國務會議財政委員會要求杜馬不能再有違背《根本法》的行為。在斯托雷平看來，在目前情況下，海軍部的編制問題必須儘快落實，因而斯托雷平表態，承認杜馬違背了《根本法》 ^[9]  。1909年3月到4月，以杜爾諾沃、維特和特列波夫為首的一批代表，高調譴責斯托雷平意圖改變國家政治體制，永久破壞國家軍隊建設。杜爾諾沃警告國務會議和杜馬將完全控制軍隊建設，這不僅將違反《根本法》，還將動搖沙皇的權威 ^{[7]  [10]}  。

斯托雷平的反對派們立刻開始動員一切力量，去勸説沙皇拒絕法案。斯托雷平不得不行動起來，他首先召開了一次緊急會議，決定如果沙皇拒絕，他們將全體辭職。隨後，致書沙皇，否認關於政府削弱沙皇權力的指控，並指責國務會議搞陰謀詭計。4月25日，沙皇寫信告知斯托雷平，他將否決編制法案。沙皇寫道：“這無關信任與不信任，這就是我的意願。記住，這裏是俄國，我不允許任何人有辭職的念頭。” ^[11]  27日，沙皇發佈了否決關於編制法案的詔令，同時給斯托雷平和陸軍部、海軍部大臣時間研究國家根本法，劃清沙皇與立法機關在軍事管理事務上的權限範圍 ^[7]  。

海軍部法案遭到否決對於斯托雷平以及第三屆國家杜馬來説都是一個打擊，而斯托雷平模稜兩可的態度也使得自己與第三屆國家杜馬的關係受到影響 ^[12]  ，在接下來的諸多問題上，問題得到了突出 ^[5]  。

第一次內閣危機後，斯托雷平決定改變方向，於是他在外交領域提出想法，但對外交這一屬於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特權涉及，也引發了尼古拉二世的猜疑 ^[5]  。斯托雷平思想的主要組成成分就是立法和一個強有力的國家。而應進行有尊嚴的強國外交。他希望政府能作為一個整體，通過加強內閣的作用來參與國內外的決策，所以他加強了對外交的控制。但根據國家根本法，外交特權屬於沙皇。 ^[13]  而斯托雷平顯然觸及了沙皇的特權。

斯托雷平希望自己可以直接任命有才幹的人擔任外交大臣，但任命的大臣同時也要得到沙皇的同意。斯托雷平先是任命了野心勃勃的伊茲沃里斯基擔任外臣。而他卻隨意插手土耳其的關係，導致俄國落到了奧匈帝國的陷阱中，俄國社會對此義憤填膺，認為必須進行戰爭。但斯托雷平相信貿然宣戰的結果一定是失敗和革命。於是他指派女婿薩松諾夫擔任新任外臣。斯托雷平説，“避開國際糾紛便是外交政策。俄國不需要戰爭，只需要20年國內國際和平環境，改革成功以後，不論什麼樣的敵人，我們都不怕。” ^[14]  這被反對者視為指責篡奪沙皇權力 ^[5]  。

而斯托雷平常常會陪同尼古拉二世出席與其他國家元首的會面。而斯托雷平的鋒芒得到了顯現，這讓沙皇裏不快。1908年，尼古拉二世與英王愛德華七世的見面，對尼古拉對斯托雷平的態度產生了明顯的影響。愛德華七世的隨從説，“愛德華七世對斯托雷平產生濃厚興趣，並且一直在尋找交談機會。斯托雷平説着流利的英語，而當時的新聞報紙上到處都是英王與斯托雷平的合影。” ^[15]  而反對者把這些照片給尼古拉二世看，“英國報紙報道您與愛德華七世會面，卻到處充斥着斯托雷平。” ^[15]  1909年，俄德兩國領導人會見時，蔑視沙皇的威廉二世見上斯托雷平，便一直與斯托雷平交談，他一再強調，再過20年，斯托雷平的遠見卓識，高風亮節遠勝於俾斯麥。威廉對尼古拉二世的冷落和對斯托雷平的熱情形成對比 ^[5]  。

斯托雷平在最後幾個月期間還提議外臣“有責任告知主席”國內外局勢的相關情況，以確保協調國內外政策的制定和實施。 ^[16]  這其實並不是斯托雷平出於對權力的渴望，而是從整個國家政府改革的政策出發，國內外的內在聯繫必須瞭然於心。尼古拉二世與斯托雷平的裂痕已經產生 ^[5]  。

1911年春，斯托雷平提交了一項議案，建議將地方議會系統擴展到俄羅斯帝國的西南諸省，但卻遭到國家杜馬否決。1月，法案被送交國務會議審議，遭到了國務會議的強烈反對，雖經過政府努力爭取，斯托雷平提出的建立俄羅斯人選民團的建議還是遭到了否決。3月4日，國務會議否決了斯托雷平的西部自治法案 ^[7]  。在5月29日的最終表決中，法案以165票贊成，139票反對，8票棄權的結果最終通過國家杜馬的審議。

事實上，早在國務委員會召開前夕，特列波夫和杜爾諾沃就向沙皇控訴法案會置俄國於死地，其目的無非是“結黨營私”。尼古拉二世授意此二人“按良心行事”。因此西部自治法案意外地遭到國務會議的否決。1911年3月5日，斯托雷平來到沙皇村會見尼古拉二世，並向沙皇提交了辭呈。在向沙皇表明去意之後，斯托雷平直白地對杜爾諾沃和特列波夫表達了不滿，並指責杜爾諾沃和特列波夫是愛耍陰謀詭計，弄虛作假的小人 ^[17]  。“我別無選擇，因為我不再能得到您的支持了。” ^[18]  在此斯托雷平表示自己政權中最薄弱的一環就是，他的權力完完全全聽從沙皇的意願。沒有沙皇的支持，他的政權將一無是處。並在應給予答覆的三天期限期滿之後，主動離職 ^[7]  。

尼古拉二世在聽了這些話後，並沒有批評杜爾諾沃和特列波夫，一方面，他需要這樣的人支持自己，另一方面，他也希望斯托雷平能夠留任。尼古拉二世提議，讓杜馬再次通過西部自治法案，然後保證自己用沙皇的影響力讓國務會議通過法案。斯托雷平拒絕了沙皇的提議，表示國務會議不會同意建立民族選區，國務會議也不會推翻決定。在談話最後，尼古拉二世再次拒絕了離職的請求，説：“想點其他辦法，然後告訴我聽。” ^[19]  斯托雷平告訴沙皇，除非滿足他兩個條件。一是關閉國務會議和國家杜馬三天，在此期間，通過西部自治法案；二是讓杜爾諾沃和特列波夫離開聖彼得堡。沙皇並沒有立刻答應斯托雷平的條件，表示自己會考慮 ^{[5]  [7]}  。

3月9日，皇太后瑪麗亞·費奧多羅夫娜出面干預 ^[5]  。在斯托雷平辭職當日，皇太后召見斯托雷平。斯托雷平在進門時與尼古拉二世打了照面，但沙皇一反常態。他沒跟斯托雷平打招呼，臉上掛着淚痕 ^[20]  。皇太后開門見山地説，她深信只有斯托雷平有力量和能力拯救俄國，並再三挽留斯托雷平繼續留任 ^[5]  。

3月10日，尼古拉二世託宮廷侍衞轉交給斯托雷平一封長達十六頁的信，在信中他做了懺悔，承認自己以前並非對斯托雷平完全開誠佈公。而且，表示已經認識到自己應當首相攜手合作。沙皇請求斯托雷平收回辭呈，並於次日向他彙報。斯托雷平當即同意留任，沙皇也同意了斯托雷平開出的全部條件 ^[7]  ——讓國務委員會和國家杜馬休會三天，以便使西部自治法案按《根本法》第87條得以順利通過，而且，還把致使土地法案吹台的兩名罪魁禍首杜爾諾沃和特列波夫無限期流放國外。這樣，斯托雷平終於度過了他執政以來的最後一次危機 ^[7]  。雖然西部自治法案最終得以通過，但斯托雷平和沙皇尼古拉二世的關係可謂走到了冰點 ^[5]  。

斯托雷平強制解散上下兩院、強行通過西部自治法案的行為引起了上下兩院的普遍不滿，斯托雷平面臨着來自國家杜馬和國務會議的雙重質詢 ^[7]  。早在兩院解散前，杜馬主席古契柯夫希望斯托雷平慎重考慮：“這一做法粗暴地違背了根本法的精神，將帶來極大的破壞。你要走的這一步是要命的一步，不僅是對你個人，也是對你如此珍視的革新的俄國，以及對你已經付出如此之多的俄國。” ^[21]  然而斯托雷平並沒有理會 ^[7]  。

1911年3月15日，國家杜馬恢復工作。在此之後，杜馬宣讀了由十月黨、立憲民主黨、社會民主黨的聯合質詢。質詢認為斯托雷平蔑視立法機構和法律，對立法機構和法律不敬。普利什凱維奇指責斯托雷平妄圖把國務會議捏在自己手裏，是俄國曆史上最不幸的一頁，隨後普利什凱維奇高度讚揚了杜爾諾沃的貢獻 ^[22]  。米留可夫表示斯托雷平的行為對杜馬造成了致命的傷害 ^[23]  ，“先生們，第三屆杜馬不知道該怎樣有尊嚴的活着了，如果有必要的話，那就讓它光榮的死去吧。” ^[24]  社會民主黨預言第三屆杜馬將會被解散，俄國將會陷入斯托雷平的專政，另一位代表則表示斯托雷平對整個國家發出了挑戰 ^[22]  。最終杜馬以絕對多數的贊成票決定發起質詢 ^[7]  。

3月24日，國務會議也對斯托雷平提出了相似的質詢。國務會議認為，首先，根本不存在滿足使用《根本法》的緊急情況，其次，政府通過的，並不是應急措施，而是一份被國務會議否決的法案。親王戈利岑試圖為斯托雷平辯護。希瑞博爾指出，不能對沙皇任命的大臣提出質詢，倘若法案已經通過了杜馬，那麼沙皇更有資格做出決定。但是，國務會議最後也通過了對斯托雷平發起的質詢 ^[25]  。

4月1日，斯托雷平來到國務會議就質詢做出解釋。針對質詢，斯托雷平為動用第87條做了解釋。斯托雷平説道，雖然第87條不應該成為常規手段，但是在既年輕又缺乏經驗的代議制中，這種非常手段是必須的。沙皇在跟大臣會議協商後，有權決定是否存在可以動用第87條的緊急情況，一旦沙皇確定存在這種緊急情況，那麼誰也不能否認沙皇的權力。俄國還不是君主立憲國家，當涉及國家政策時，政府有權力使用這種權力 ^[26]  。

4月27日，斯托雷平迴應杜馬質詢。他回憶了許多法案被杜馬通過但卻在國務會議受阻的往事，形容國務會議“是利益的代表，而不是人民的代表” ^[27]  。即便杜馬一次次通過西部自治法案，法案也會被國務會議埋葬。出於這樣的原因，政府不可避免要去尋求87條的幫助，但是政府認為只有在人民的代表同意法案之後才能採取這一步驟。斯托雷平在講話中強調，來自杜馬的意見的分量要重於來自國務會議的意見，同時，斯托雷平表示，政府與杜馬之間的合作關係應該成為新的國家體制的基礎。斯托雷平説：“你也許會嚴厲地批判甚至是譴責所發生的事情，但你們中的大多數承認3月14日的事不是破壞，而是加強了年輕的俄國代議制主體的權力。杜馬在俄國西部建立俄羅斯人的地方自治組織的愛國熱情是被最高權力的認可所理解，欣賞和同情的。” ^[27] 

維特回憶：“斯托雷平在國務會議中作解釋時對國務會議畢恭畢敬，而對國家杜馬則表示不太奉承；但在國家杜馬中解釋時又對國家杜馬阿諛備至，而對國務會議表示不削一顧。不過這次，無論國務會議還是國家杜馬都沒有上斯托雷平的當。” ^[28]  國務會議對斯托雷平的答覆並不買賬，之前贊成的人也認為斯托雷平濫用權力。國家杜馬中的十月黨認為動用第87條通過法案的手段不符合法律的精神，而且是對《根本法》的背叛。立憲民主黨發言人表示，斯托雷平根據他的需要搬出沙皇，損害了沙皇的尊貴；如果斯托雷平能在法律面前謙遜的低下頭，也許對他來説更有利；斯托雷平不明白，比起“俄國應該成為一個依法的國家還是成為斯托雷平的個人王國” ^[29]  來説，西部自治法案根本微不足道。普利什凱維奇指責斯托雷平是在為能夠隨意解散杜馬開路。李沃夫認強調問題的重點不是政府有沒有權力命令立法機構休會，而是政府能不能為了要動用第87條人為地製造立法機構休會。李沃夫還説，俄國既沒有立憲制度和議會制度，更沒有《根本法》，只有“隨心所欲的統治”和“蠱惑人心的宣傳” ^[30]  。國家杜馬最終否決了斯托雷平的解釋。斯托雷平的政治生涯離結束已經不遠了 ^[7]  。

在斯托雷平在任期間的五年半中，遭受恐怖分子暗殺就不下數十次，僅1906年那一次，就使他的女兒娜達莎致殘，唯一的兒子受傷，死傷數十人，但他不改初衷。最後由沙皇出面，特別允准他全家暫居克里姆林宮才罷。

1911年5月，關於西部自治法案的爭論逐漸淡出了人們的視野，而斯托雷平也逐漸淡出了尼古拉二世的視野。沙皇很想尋找一位官員替代斯托雷平，但實際上在當時的俄國很難再找出一位官員可以取代斯托雷平。政治失勢的斯托雷平回到了自己在科夫諾的別墅，只在有緊急公務需要處理的時候才回一趟聖彼得堡 ^[7]  。

1911年夏末，基輔即將舉行慶祝廢除農奴制50週年的慶典，屆時俄國政要將會悉數出席，沙皇尼古拉二世也會親自為亞歷山大二世紀念碑揭幕。斯托雷平於8月27日到達基輔，並在兩天後參加了紀念碑的揭幕儀式。9月1日晚，基輔大劇院上演俄國作曲家尼古拉·安德烈耶維奇·裏姆斯基-柯薩科夫的戲劇《沙皇薩爾坦傳》，沙皇尼古拉二世由幾位公主陪伴坐在包廂裏，偕同政府官員觀看了戲劇的演出。斯托雷平則坐在沙皇前排的附近位置。在第二幕幕間休息時，斯托雷平正站着和別人聊天。此時，行刺者德米特里·波格洛夫掏出手槍向斯托雷平連發兩槍，一發擊中了斯托雷平的手臂，另一發則擊中了胸口。斯托雷平冷靜的從椅子上站起來，脱掉手套和解開夾克的扣子，露出浸血的背心。在示意皇帝從他的包廂撤往安全地帶後，斯托雷平一下癱在椅子上，並大喝：“我很高興為了陛下去死！” ^[31]  尼古拉二世仍留在原地，斯托雷平在身負重傷的情況下，仍為皇帝畫十字祝福。斯托雷平被緊急送往醫院。次日清晨，尼古拉二世跪在斯托雷平的病牀前，重複地説着“原諒我”。然而不幸的是，由於傷口感染，斯托雷平最終於1911年9月5日逝世，享年49歲。葬在烏克蘭基輔的基輔洞穴修道院 ^[7]  。兇手則在劇院當場被捕，在經過一週的審訊之後，震怒的皇帝下令終止對刺殺者波格洛夫的調查和司法審判，波格洛夫被基輔軍事法庭判處死刑，9月10日晚，兇手被執行絞刑 ^[7]  。

為了有效推行各項改革措施，任大臣會議主席後，斯托雷平嘗試對中央管理機構進行改革，建立以大臣會議（內閣）負責製為核心的行政管理體制。首先，斯托雷平要求其直轄的各部活動必須以大臣會議的決議為準，凡未經大臣會議討論決定或者大臣會議主席批准，各部不得擅自發布法令。斯托雷平認為：“所有由首席大臣推薦的閣員都必須向主席負責，特別是大臣向君主做的所有報告都必須先得到主席的同意。其次，斯托雷平一改上屆大臣會議與國家杜馬對抗的關係，採取多種手段改善與國家杜馬間的關係，目的在於控制國家杜馬，加大大臣會議對國家杜馬的影響，使大臣會議的各項提案能夠順利地在國家杜馬通過 ^[31]  。

在地方管理體制改革方面，斯托雷平認為：政府應當在地方擁有一些可靠的擁護者。在這方面，斯托雷平發現地方首席貴族不作為已嚴重影響了中央政府各項行政命令和改革措施的施行。1906年12月，斯托雷平在大臣會議上先後兩次提出了地方管理體制改革的新主張，其要點為：（1）行政合理化，即設立地區行政總長（州長），取代原來的首席貴族；（2）擴大基層選舉範圍；（3）整合自治機構，設立自治局。地區行政總長作為本地區最高行政長官，由內務部提名、大臣會議決議通過，最後由沙皇批准任命。地區行政總長除了在土地管理、税收等方面享有最高行政執行權和管理權外，還保留其地方人事任命的否決權。1906年9月26日和1907年4月26日，大臣會議先後討論決定授予奧廖爾州、莫吉廖夫州和盧加州的州長在所在地區非常事件的全權處理的權利 ^[32]  。1909年9月9日，大臣會議又決定授予維捷布斯克州州長可代表中央政府全權處理危害本地區社會安定事件的權力 ^[32]  。儘管授予上述幾位州長的均是非常事件處置權力，但仍能反映出斯托雷平逐步擴大地方行政長官權力，並由大臣會議垂直管理的意圖 ^[31]  。

在基層行政管理方面，斯托雷平主張基層行政管理單位負責人應由大臣會議任命，代替原有的地方貴族代表，限制縣級貴族的行政管理職能，設立地方自治局，成立縣級議會，擴大代表選舉範圍，取消猶太人在本地區代議限制等 ^[31]  。

斯托雷平在任期間主要關心的，也是土地和農民問題。斯托雷平認為，農村動亂的根本原因在於村社制的存在，它使農民失去了創新能力，失去了社會責任感。消除農村危機的唯一辦法是政府採取措施大量增加 “小土地 所有者，作為國家的根基，他們在天性上會固有反對所有破壞的念頭” ^[3]  。由上可知：第一，斯托雷平認為必須滿足廣大農民的土地要求，解決缺地問題；第二，必須破壞村社制，把土地分給農民作為私有財產 ，建立家庭自耕農經濟 ^[33]  。

1906年11月9日 ，由斯托雷平主導，沙皇政府頒佈了土地改革的主要文件《關於農民土地所有制和土地使用的現行法令若干補充規定》。其主要內容有：( 1) 把農民份地確定為自己的私有財產“。每一根據村社制佔有份地的户主，可隨時要求將這塊土地中應該歸於他的那部分確定為自己的私有財產” ^[34]  。( 2)整理農民的私有土地 ，建立獨家農場或獨家田，“把份地固定下來的每一個户主都有權隨時要求村社將土地儘可能地集中在一個地方 ” ^[35]  。

斯托雷平土改的結果，在農民份地和農民通過向農民銀行借債而從地主那兒所購土地上，共形成了 32. 9 萬户獨家農 場和 99. 5萬户獨家田，此類個體經濟農户數為132. 4萬户。在全國1460萬農户中，獨家農場所佔比率為2. 3%，獨家田相應比率為9. 1% ^[36]  。這樣，共有132. 4萬户農民參加了土地整理，佔全國農户總數的11. 4%。1907─1915 年，在農民份地上共建立了126. 5萬個獨户田和獨家農場，共有1223. 2萬俄畝土地 ，佔全體農户的10. 3%，佔全部農民土地的 8. 8%。加上在農民銀行和國有土地上建立的獨户田和獨家農場的土地共為1540萬俄畝，佔全部土地的11% ^{[1]  [33]}  。改革開始打破村社制度，使村社集體所有的土地開始了私有化的進程，並廢除了插花條田制，形成了一批富裕農民的獨家農場。這些富裕農民成為沙皇政權堅實的社會基礎 ^[33]  。

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主旨，即土地私有化，將土地交給農民。在村社制下，農民缺乏從事農業生產的熱情，因為他們不是在自有土地上生產，其勞動成果的半數以上要轉給他人。而農民只有當他確知勞動成果將屬於自己時，才能煥發生產熱情，才肯投資。在舊的土地制下，勞動成果的分配無助於獎勤罰懶，其結果必然是使整體生產力水平下降，農民生活水平下降。而俄國需要農民富裕起來，因為國家的福祉也端賴國民的富裕，“須知人民的富裕締造着國家的強盛”，必然帶來道德水準的提高，“因為哪裏有富足，那裏自然會有啓蒙教育，有真正的自由。” ^[37] 

斯托雷平深知，一個國家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離不開國民教育的促進作用，更何況給予農民私有者及其子女提高自身文化教育水平的機會符合斯托雷平改造農民的基本思路。面對當時俄國普遍落後於歐洲的教育情況，1906年8月，斯托雷平組閣時，就把教育領域的改革納入到了自己的改革計劃之中。斯托雷平計劃同地方自治機關和市參議會一起建立一個包括全民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在內的統一的普及教育體系。由國民教育部着手製定的全民初等教育的法案先後提交給第一屆、第二屆國家杜馬。法案希望用十年的時間在全國建立起一個普及初等教育的體系。所有孩子，不分性別，八歲以後就要接受為期四年的教育。由地方自治機關和市參議會負責建立和管理新學校，中央政府對其進行優厚的財政補貼（大約85%的資金將來自聖彼得堡）同時對這些學校擁有最高監督管理權。每所初等教育學校的班級人數不得超過50人，每所學校都配有負責世俗教育的老師和負責宗教教育的老師。大約半徑兩英里設立一所學校。原先的教師工資也將得到提高。來自地方自治組織的代表擔心政府的法案會加重地方自治組織的財政負擔，斯托雷平後來對此作了讓步，增加了用於初等教育的支出。在教學語言方面，原先法案允許在少數民族佔多數的地區學校可以使用本民族的語言進行教學，但是國務會議對此堅決反對，提出除了宗教課程以外，其他課程一律只許用俄語進行教學。1912年6月，第三屆國家杜馬終於批准了法案，並且確定了在全國推行普及初等教育的十年期限 ^[7]  。

斯托雷平的福利政策思想早在卡夫諾時就受俾斯麥的影響而產生了。1911年5月 ，斯托雷平制訂了一些福利政策的構想。這些構想的主要內容如下 ^[33]  ：

（1）建立勞工部。勞工部部長應調查歐美各國工人階級的狀況，吸取經驗，以備立法改善俄國工人階級的物質和文化條件。他認為：“工人的文化和經濟需求被滿足後，他們就不會成為1905年的革命無產階級，而會去分享滿意的公民權和舒適的物質享受方面的平等權利。” ^[38]  （2）建立社會保險部。他認為非常有必要建立此部，因為目前俄國的工人在殘廢、生病、失業等情況下沒有任何保障。他希望仔細研究歐美的工人保險情況，然後再起草合適的法案提交大臣會議審議。⑶建立公共健康部。此部必須每年撥出相當多的財政預算來支持地方醫院，地方政府也須撥專款來支持醫療事業。 ^[33] 

俄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民族問題向來是俄國政府關注的重要問題。1905年革命後，波羅的海及芬蘭地區的民族獨立趨勢日益發展。這些地區採取各種措施試圖獲得領土自治，成為俄國分裂主義的重要因素，也成為斯托雷平領導的大臣會議無法迴避的問題 ^[31]  。對斯托雷平來説，要建立一個“偉大的俄國”，必然要求在俄羅斯族佔統治地位的情況下保持俄羅斯帝國的完整和統一。因此在執政後期，斯托雷平把改革重點轉移到了邊疆民族領域，並且把西部自治法案視作自己既土地改革法案之後的最重要的法案 ^[7]  。斯托雷平一直將上述地區視為俄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強調俄國政府應加強對該地區的行政干預 ^[31]  。

斯托雷平對待芬蘭問題的態度十分嚴肅。他認為，無論從領土、國防和本國經濟發展角度，芬蘭均應受到俄國的實際控制 ^[31]  。1907年10月18日，在斯托雷平的建議下，尼古拉二世批准在大臣會議內部成立芬蘭大公國事務特別委員會。1908年5月20日，大臣會議頒佈了關於加強對芬蘭監管的法律。法律規定，俄國政府應繼續加強對芬蘭的實際控制，併為此做出了相應的人事佈局。此外，斯托雷平認為，學校是俄羅斯國家意志的重要陣地和傳播者。1908年年末，大臣會議審議通過了國民教育部提交的《關於初等學校課程管理法規》草案。該草案要求只允許芬蘭地區小學在第一學年（特殊情況下第二學年）使用母語，目的是限制芬蘭語在教育領域的使用，進而逐步消滅芬蘭自治的思想根源，這也可以對波羅的海地區國家施加影響。同年，大臣會議又做出決定，要求芬蘭當局把該地區所有的法律文件寄到大臣會議辦公室，斯托雷平將對芬蘭的法律文件逐一進行討論和審批，旨在從法律層面保證中央政府對芬蘭地區有效控制 ^[39]  。1909年9月30日，大臣會議俄羅斯一芬蘭特別事務委員會起草了芬蘭事務特別法案。該法案規定了芬蘭地區各種税收比例、徵兵措施，規定了保護芬蘭地區的俄國公民在使用語言、司法、教育、出版自由、通關、貨幣流通、郵件及電話方面的權利將採取的措施。1910年，斯托雷平連續就芬蘭地區的強化軍隊管理、郵政管理和成立商業仲裁法庭等問題召開集中討論 ^{[31]  [40]}  。

斯托雷平西部自治法案的提出與波蘭問題有着密切的聯繫。在俄羅斯帝國西部區域有九個省，分別被歸為西北三省，白俄羅斯西部三省和西南烏克蘭三省。西北三省包括維爾諾、格羅德諾和科夫諾；白俄羅斯西部三省包括莫吉廖夫、明斯克和維捷布斯克；西南烏克蘭三省包括基輔、波多利耶和沃倫。這些地區在18世紀之前都處於波蘭的統治之下。在這些地區中，俄羅斯族並不佔多數，多數是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但是在斯托雷平眼中，大多數烏克蘭和白俄羅斯人是東正教的信徒，他們擁有俄羅斯族的種族血統，因而是帝國的忠實市民和可靠之柱。在這些地區中存在着少數波蘭人，由於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是大地主，因而這些人口數量較少的波蘭人卻擁有着較大的政治和社會影響力。1864年俄國設立地方自治組織時，亞歷山大二世忌于波蘭1863年的叛亂，因而沒有在這些地區設立地方自治組織。在這樣的情況下，斯托雷平計劃將地方自治組織引入西部九省 ^[7]  。

在領土方面，1907年1月，斯托雷平在大臣會議上提出將波蘭地區的謝德爾採州和盧布林州的東部地區並人俄國，進行垂直管理的提案。1909年5月19日，斯托雷平正式向國家杜馬提交該草案，建議將謝德爾採州和盧布林州的東部地區和霍爾姆斯克州合併。此外，為了保持該地區的政治穩定，斯托雷平主張在經濟方面對波蘭也進行必要的扶持。1909年4月14日，斯托雷平主張、大臣會議討論決定從中央政府的應急儲備基金中撥款，用於改善和緩解波蘭的普列韋思林斯克地區的貧困問題 ^[31]  。

在外交政策方面，斯托雷平一貫主張和平政策，竭力避免同列強發生衝突 ^[33]  。

1908年10月7日 ，奧匈帝國乘土耳其革命之機，單方面宣佈正式吞併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納，藉口之一就是俄外交大臣和奧外臣的會晤中同意吞併。斯托雷平認為，雖然俄外臣言辭不當，但如果反對奧匈帝國吞併波黑，戰爭不可避免。考慮到俄國軍隊還沒有做好準備，他認為如果俄國在戰爭中失利，革命就會隨之而來。所以“斯托雷平使出渾身解數説服了沙皇同意奧匈帝國吞併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納” ^{[38]  [33]}  。

此外，斯托雷平還於1911年制訂了外交方面的計劃。他在計劃中設計了一個國際會議 ，無論國家大小都要派代表參加，會議設在歐洲一個小國。會議組建多個委員會來討論和解決各種問題。因為戰爭常常是由經濟問題引起的，所以會議還要成立一個專門的統計局，以收集各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信息。這樣，國際會議就可以及時設法幫助那些經濟出問題的國家以防止戰爭 ^[33]  。在這個計劃裏，斯托雷平表達了他對俄國外交政策的建議：“俄國擁有巨大的版圖和豐富的自然資源，無須擴張領土或像其他國家那樣剝削殖民地和本國人民。俄國只關注內政的進步以改善人民的文化和經濟條件。” ^{[38]  [33]} 

斯托雷平認為，將來美國會代替英國的位置，因此，他打算邀請美國總統和國務卿訪問俄國，以讓美國 民眾確信在俄國存在自由，增進俄美友好關係。通過與俄駐歐美代表及歐美人士交談，他確信：“通過拖延戰爭，君主制將會鞏固起來，俄羅斯將會作為一個統一強大的國家而存在。” ^[38]  斯托雷平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實質上是一種拖延戰爭的策略，為了爭取時間進行內政改革，以增強國力，鞏固君主制。正是因為“他對西歐公民社會是同情和支持的” ^[41]  ，為了效仿西歐進行改革，他必須首先得到國家平穩發展的時間，這樣才會有變革國家體制的前提。基於改革的既定路線，就使他不可能贊成任何外部擴張和戰爭 ^[33]  。

索爾仁尼琴：①斯托雷平是可以“載入俄國曆史史冊”的、“改變了一億七千萬人民國家歷史進程” ^[42]  的“改革第一人” ^[43]  。②斯托雷平“從容不迫，那麼公正不阿、不偏不倚、率直坦率” ^[42]  ，他“從不計較微末小節，不是那種圖虛榮愛面子的人，他不圖私利毫不利己的品格得到人們敬愛與欽佩，他朝氣蓬勃意氣風發，誨人不倦，他勇敢無畏、巋然不動，他年富力強” ^[42]  ，“把他全部堅定的力量都投入到祖國的建設上” ^[42]  ，他“是國家中流砥柱，他是俄國的生活重心，沒有一個俄國沙皇可以與他相提並論，他是提高人民生產力的熱心家，又是鍥而不捨的改革家，他是彼得在世，又比彼得高明，因為他改造俄國又不傷及俄國傳統文化” ^{[42]  [43]}  。③斯托雷平為了俄國毫不猶豫的押上了自己的生命 ^[42]  ，以一人之軀挽救了俄國，把俄國從崩潰的邊緣引向復興之路 ^[42]  ，他開拓和創造了俄國曆史的全新時代 ^[42]  。

波日蓋羅：①斯托雷平是一個保守的自由主義者。立足於歷史傳統，保留君主政體的原則以及國家的特殊作用 ，同時也不拒絕革新。斯托雷平在政治制度和結構轉型上是保守主義者，在經濟和社會文化革新上則是自由主義者；作為一個現實的政治家，他不得不考慮社會和政治力量的對比及鬥爭，不能忽視現實的物質資源，同時也要考慮社會對體制改革的適應性。②斯托雷平是俄國曆史上最深刻地從國家角度進行思維的俄國活動家之一 ，由此俄國首度出現了以全民族利益為出發點的政治家。③斯托雷平是俄國曆史上從根本上觸動俄國社會制度及基本結構的改革家之一 ^[44]  。

費多羅夫：①如果簡單地概括斯托雷平，他就是一個改革家和愛國者。他是一個有自由主義傾向的保守主義者、君主制主義者 ^[45]  。②斯托雷平是俄羅斯歷史上最偉大的政治家之一 ，蘇聯時期沒有任何一位政治家能與斯托雷平相比 ^[46]  。

卡貝托夫：斯托雷平是具有“獨立、明確且考慮周密的俄國經濟與社會政治體制現代化理念”的君主制主義者和愛國者 ^[47]  。

彼得·阿爾卡季耶維奇·斯托雷平(7張)

斯特魯科夫：斯托雷平總是一個實踐着的務實主義者，他清醒而簡單地分析任何形勢並認真地從中尋找出路。然而，他一旦做出決定就勇敢地履行它直到終結。於是，在我們的眼裏這個忠誠的務實主義者的簡單而勇敢的形象不僅具有英雄主義的光環，而且已經發展成為神話一一一與歷史的真理相始終。 ^[48] 

亞伯拉罕·阿瑟：①如同所有富於遠見的傑出政治家一樣，斯托雷平是一個複雜的人物，為達到目的不惜採取各種手段。帝國穩定、經濟發展、國家統一是斯托雷平追求的目標。他相信，他能將俄羅斯變為現代的有秩序的國家。 ^[49]  ②斯托雷平界是“獨裁的改革家”、“務實的保守派” ^[50]  。

馬克拉科夫：斯托雷平是唯一能夠拯救杜馬君主制的人 ^[51]  。

古契科夫説：斯托雷平是一個人民代表制的真誠支持者，這個時候可以稱為真正的民主主義者。因為他認為各方面都有保證的農民才應是人民羣眾中國家原則的堅實基礎 ^{[52]  [37]}  。

舒裏京：斯托雷平從觀點上來説是自由漸進主義者，從情感上來説具有普希金那樣崇高氣質的民族主義者，但從才能和氣質來説是天生的最高統帥，雖然他沒有將軍肩章。斯托雷平用屠殺和自由改革的合一體制化解對屠殺與改革的慌亂反應。事實上支持斯托雷平的知識分子佔少數，然而畢竟也是支持，更主要的是斯托雷平從意識到的正確道德中汲取力量，鎮壓了第一次俄國革命 ^[53]  。

戈里亞奇金：斯托雷平是“俄國法西斯主義第一人”，他是恢復俄羅斯民族光榮傳統的精神領袖 ^[54-55]  。

弗拉基米爾·普京：斯托雷平是真正的愛國者、智慧的政治家、為國家和民眾服務的榜樣。 ^[78] 

維特：斯托雷平在五年期間，由一個自由派總理大臣變成了反動分子，他不擇手段地保持權力，任意橫行並踐踏任何法律，以便統治俄國 ^[56]  。

蘇聯史學界：斯托雷平是雙手沾滿革命鮮血的劊子手、鐵血宰相、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表，他所主導的第三屆杜馬是最右的“反動的黑幫杜馬” ^[43]  。

列寧：1902年，在普列韋當權時代，一個地主兼貴族代表因殘酷迫害和折磨農民而博得沙皇及其黑幫奸黨的“青睞”，當上了省長；1905年，組織了黑幫匪徒和大暴行；1906年，當了內務大臣，並從解散第一屆國家杜馬起成了大臣會議主席。斯托雷平只不過是這個階級的代表或奴僕。這個階級就是以第一號貴族、最大的地主尼古拉·羅曼諾夫為首的俄國的名門貴族 ^[57]  。

阿弗列赫：斯托雷平先是憑藉血腥鎮壓革命鞏固專制政體，後又意圖通過改革維護舊的統治秩序。而在改革過程中作為總理卻毫無原則可言：一邊宣稱建立法治國家；一邊在1907年6月3日修改了選舉法，使得親政府的十月黨最終贏得杜馬的主導權，還頻繁利用兩院休會期間政府的特權強行通過立法。斯托雷平是站在農民、工人階級對立面的反動分子，其反動立場無法引導國家真正走向進步 ^[58]  。

米留科夫：斯托雷平具有自由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兩張面孔，而自由主義不過是這個“貴族階級”分子的偽裝 ^[59]  。

父親：阿爾卡季·德米特里耶維奇·斯托雷平（1821-1899年），俄國地主，貴族家庭後裔，擔任過俄國炮兵將軍和克里姆林宮衞戍長官 ^[7]  。

母親：娜塔莉亞·米哈伊洛芙娜·斯托雷平娜（1827-1889年），俄國外交大臣亞歷山大·米哈伊洛維奇·戈爾恰科夫的女兒 ^[7]  。

1884年，斯托雷平與家世顯赫的莫斯科貴族家庭之女奧列加·鮑里斯諾娃·奈德哈特成婚，兩人育有五個女兒和一個兒子 ^[7]  。

十九世紀末，在聖彼得堡大學自然科學系的一場畢業考試上，化學元素週期表的發明者德米特里·門捷列夫，正在口試一位學生。這個學生是該校唯一一個已婚大學生，但他成績優異，善於平衡家庭和學業兩者間的關係。此刻，面對主考官們的頻頻發問，他從容不迫，對答如流，主考席上十分活躍。門捷列夫不覺興致勃勃，一連問了許多問題，有的早已超出了本科生的學業範圍，涉及到當時科學研究的前沿，可那學生仍然侃侃而談如數家珍，口試已經變成論文答辯。門捷列夫突然意識到自己已經走得太遠，連忙來了個緊急剎車，説：“我的上帝，我這是怎麼了？好了，夠了，五分，五分，太棒了！”這個學生就是彼得·斯托雷平 ^[60]  。

在斯托雷平的哥哥死於決鬥中後，他向殺死他哥哥的決鬥者提出決鬥。結果，斯托雷平右手中槍，幾至癱瘓。斯托雷平是一個熱心的動物標本製作者，家中收藏着幾乎世界上最多數量的動物標本。 ^[52] 

斯托雷平遭到刺殺據説曾被格里高利·葉菲莫維奇·拉斯普京所預言，刺殺當日，在跟隨沙皇一家即將進入劇院時，拉斯普廷突然大喊：“死亡在他身後！死亡在跟隨着他！”關於這起刺殺案的看法，有人認為這並非是由激進的左翼革命分子策劃的，而是由保守的君主主義者所策劃，他們害怕斯托雷平的改革和他對皇帝的影響力逐漸變大，然而這些假説從未被證實。 ^[25] 

在蘇聯時期，斯托雷平是作為“1905年革命”的鎮壓者而聞名於世的，當時流行的兩個術語——“斯托雷平反動時期”和為絞殺革命者到處樹立絞架使用的絞索——“斯托雷平領帶”（此名詞是立憲民主黨人羅季切夫在杜馬辯論的時候所創造的） ^[42]  都曾經是蘇聯中小學歷史考試中最常見的名詞解釋。

在俄國曆史上，恐怕很少有人像斯托雷平被反覆大褒大貶。在蘇東劇變以後，很多沙俄時期的歷史人物有了新的評價，而斯托雷平的形象發生了根本改變。僅在上世紀90年代經濟轉軌時期，以斯托雷平為題目的專著就達上百種之多，大都從正面肯定斯托雷平的功績。斯托雷平不僅被説成是俄國傑出的政治家和國務活動家，而且被稱為“農民的保護人”。很多人認為，如果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把俄國拖進戰爭的泥潭，從本質上改變了歷史的進程，斯托雷平的道路本來是能夠走通的。若是那樣，俄國的歷史將會完全改寫 ^[43]  。

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對蘇聯70多年發展道路的否定後，從革命前歷史上尋找資源便成為一種客觀需要。因此，那些曾經被否定的沙俄改革家自然備受矚目。而且，葉利欽的轉軌戰略與20世紀初的發展模式有一定的相似度，諸如蘇維埃向議會政治轉變的立憲問題、農業土地私有化問題、吸引外資和税收貨幣改革等等，無一不是當年實踐過的問題，以至於有人把葉利欽的經濟轉軌稱之為“新的斯托雷平改革”。有人曾經把葉利欽時俄羅斯杜馬與斯托雷平時期的第三屆杜馬討論土地問題的議案拿出來比較，驚人相似。“鎮壓者劊子手”斯托雷平和“改革家”斯托雷平就像是一個錢幣的兩面，同時存在於真實的斯托雷平身上。 ^[43] 

作為葉利欽改革政策制定者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把斯托雷平看作俄國經濟改革的“先行者”。他們認為，二者的發展方向是一致的，一個是要打破計劃經濟的大鍋飯，走向現代市場經濟；一個是要擺脱古老共同體的“村社大鍋飯”，走向近代資本主義。但僅僅從經濟改革的角度肯定斯托雷平並不會導致否定維特，因為他們在這方面沒有衝突。至於政治方面，葉利欽時代的俄國人多以為俄國已經實現了民主化，肯定斯托雷平是肯定他的私有化經濟改革 ^[43]  。不過，即便在政治方面，相對於斯大林體制而言，剛剛走出蘇聯鐵幕的人們覺得斯托雷平時代是温和的，斯托雷平大力推行的土地私有化也類似於葉利欽時代的國企私有化 ^[43]  。

到了普京時代，對斯托雷平的褒揚更加升温。這時斯托雷平的受捧主要不是因為他搞私有化，而是因為他的“鐵血政策”了。普京與斯托雷平都主張強人政治，鐵腕治國。因此，普京有“新的斯托雷平”的名聲，而普京對斯托雷平也多有推崇 ^[43]  。斯托雷平是在羅曼諾夫王朝行將徹底崩潰之際出任首相的，他所致力的，無非是為了挽救一個行將滅亡的制度，歷史的必然要求與傑出個人的堅強意志，形成了強烈的矛盾反差，正是這一點鑄成了斯托雷平個人的悲劇命運之核。

斯托雷平之墓(2張)

斯托雷平去世以後，為了紀念他，B. B.羅贊諾夫寫了《斯托雷平的歷史貢獻》（1911）、A·A.巴什馬科夫寫了《最後一位勇士一一前內閣總理大臣斯托雷平》（1912）、H· 舒賓斯基寫了《紀念斯托雷平》（1913）以及A. Il.阿克薩科夫寫了《偉大的功勳一一為沙皇和祖國奉獻一生的彼得·斯托雷平》等等。1912年立憲民主黨的作家A.伊茲戈耶夫寫了第一本研究斯托雷平的專著《斯托雷平生平與活動綱要》。一些紀念文章在1999年由薩拉托夫文化中心結集出版，書名為《斯托雷平真理》 ^[61]  ，成為一手珍貴資料 ^[37]  。

2011年是斯托雷平逝世週年紀念，2012年是斯托雷平誕辰150週年紀念。為了紀念這兩個日子，俄羅斯聯邦總統梅德韋傑夫在2010年3月10日頒佈總統令，紀念沙皇俄國總理大臣斯托雷平並組成以普京總理為首的組委會。一些專家教授為了這個活動組織出版了一系列有關斯托雷平的資料集和研究專著，如《彼·阿 ·斯托雷平改革綱領》 ^[25]  、《彼·阿·斯托雷平百科全書》 ^[23]  、《斯托雷平論俄國思想》 ^[62]  、《斯托雷平死亡秘密》 ^[22]  、《斯托雷平一一一大俄羅斯的偉人》、《斯托雷平一一一上層的革命》、《斯托雷平的十字架之路》、《斯托雷平的理智與自由》、《為祖國而生的斯托雷平（1862一 1910》等等。2012年，《俄羅斯歷史》第2期發了專刊紀念斯托雷平 ^[37]  。

為了紀念斯托雷平誕辰140週年和150週年，俄羅斯學界出版了大量斯托雷平的檔案材料和回憶錄，為系統深人研究斯托雷平創造了條件。相關檔案材料有：《斯托雷平改革與土地規劃員柯福德》 ^[63]  、《杜馬黨團的立法創造文件資料彙編（1906一1917）》、 ^[64]  《斯托雷平——政治天才的極限》 ^[65]  、《斯托雷平年表》 ^[66]  、《斯托雷平通信集》 ^[67]  、《同時代人眼中的斯托雷平》 ^[68]  、《彼·阿·斯托雷平改革綱領》、《斯托雷平被殺秘密文件集》、《彼 ·阿·斯托雷平百科全書》等。回憶錄主要有：A· H·施瓦爾茨《我和斯托雷平的通信以及關於國王的回憶錄》 ^[69]  、B. H.古爾科《過去的特徵與輪廓一一一同時代人描述的尼古拉二世治下的政府與社會》 ^[70]  、《B· H·古爾科《沙皇與皇后》 ^[71]  、A. 11.伊茲沃爾斯基《回憶錄》 ^[72]  、B.馬克拉科夫《回憶錄一一莫斯科立憲民主黨領袖論俄國政治1880一1917》 ^[73]  、c· E·克雷尚諾夫斯基《俄羅斯帝國最後一個國務秘書的回憶錄》 ^[74]  等，全方位地構建斯托雷平的改革貢獻 ^[37]  。

2008年在俄羅斯一項全國電視民意調查中，沙皇尼古拉二世時代的總理斯托雷平當選俄羅斯最偉大歷史人物第二位，僅次於排首位的13世紀軍事英雄涅夫斯基（Alexander Nevsky）。普京説斯托雷平就是自己學習的榜樣 ^[4]  。

2012年12月27日，俄羅斯在莫斯科為斯托雷平樹立了4米半高的紀念碑，總統、總理、各部部長和社會各界代表都出席了揭幕儀式 ^[75]  。

2012年，俄羅斯郵政發行了紀念斯托雷平誕辰150週年的郵票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