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性訴訟

所謂影響性訴訟，就是那些個案價值超越本案當事人直接訴求，能夠對類似案件，對立法、司法完善和社會管理制度改進，以及人們法律意識轉變產生較大促進作用的個案。影響性訴訟的定義，離不開另外一個詞，就是“後法律移植時代”。

第一，公眾知悉性。在現實環境下，只有那些進入公知領域的個案才可能成為影響性訴訟。

第二，價值性。具有超越個案、當事人的意義，能夠對類似案件，或者立法、司法、法意識的改善，對社會管理起到促進作用。

第三，創新性。作為影響性訴訟，可能第一次使用某一條法律，第一次出現某種情形，並且這種情形逼迫我們做創設新法或者修改舊法的努力。

第四，學術性。學者的加入使得影響性訴訟的核心價值和學術品味得到提升。

影響性訴訟作為一種新的研究範式，作為通過個案促進法制的社會實踐活動，有幾個基本原理：

第一，個案促進法制進程。

第二，個案影響全局：個案爭議從來不僅僅是法官和案件當事人的事情，而應該關乎整個社會的利益。

第三，影響性訴訟反映一個國家的法治狀況。

第四，影響性訴訟揭示社會焦點問題。

第一，促進法制統一過程。法治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同樣案件同樣對待，類似問題類似處理。但我們可以看到，目前同樣案件由於其背後錯綜複雜的關係，處理結果千差萬別。一個影響性訴訟經過媒體傳播，引起社會公眾、法律職業人廣泛關注與討論，在討論過程中，會提升公眾法律意識、給司法人員提供參考，最終將對相同或相似案件的審理產生影響。可以説，影響性訴訟是法典法國家實現法制統一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在教科書中經常被忽略的手段。

第二，法律價值的發現過程。人類認識世界無外乎通過歸納和演繹兩種方法。法律規範在個案中加以適用顯然是演繹過程；而通過影響性訴訟尋找規律、發現價值，就是一個歸納的過程。我們選擇了法治，為了構建我們的法律大廈，最可行的方法就是借鑑和移植。但“法律”易，“法治”難：法治不僅僅是寫在紙上的條文，更應是文化的生長物，影響性訴訟在公眾討論中不斷解構、重構、詮釋條文背後的法律價值，使之成為我們本土文化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第三，立法的檢驗過程。法治應該包含兩層含義：法律獲得普遍服從，而人們所服從的法律，應該是良好的法律。立法的善惡，法律的社會效果要靠司法實踐來檢驗，一些案件的影響可能僅限於當事人，僅限於這個案件的參與人，這樣的案件不為外界所知曉，沒有社會大眾參與，完全是個案意義上的；而影響性訴訟把個案傳播開來，把法律在適用過程中凸現的問題顯現出來，它的立法的檢驗意義非常明顯。

第四，羣體利益表達過程。不知道大家注意沒有，控制不僅僅通過暴力和精神，信息也是統治者、管理者控制的手段之一。我有機會參與一些立法，瞭解到立法的過程，立法的文件經常被列為國家機密。在有的人觀念裏“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實行關門立法。人民，被稱為人民立法者，只能贊同和遵守以他們名義所立的法。我們很難，自己也漠視對立法的參與。我注意到，在個案中，民意透過個案案情的表象，戲劇般地表達了他們對法律的意見。如孫志剛案件、黃靜案件、佘祥林案件。而羣體利益表達渠道的開啓，也為朝野溝通，形成共識，創造了條件，為改革的順利進行降低了社會成本。

第五，媒體的監督過程。媒體因性質和作用不同可劃分為官方媒體、邊緣媒體、網絡媒體。尤其是網絡媒體作用巨大。表達自由這樣在過去要經過社會革命才能爭取到的權利，由於互聯網技術的出現而幾乎在一夜之間得以實現。互聯網使得非典疫情無人能封堵，“賣身救母”事件、“高跟鞋踩貓”事件被網民調查得一清二楚……網絡正在顯示出無與倫比的顛覆性，使得公正的陽光能夠透射司法各個環節，枉法裁判風險大增；它能使一個個原本輕而易舉被掩蓋的冤情變成影響性訴訟，曝光在大庭廣眾之下。

第六，先例的形成過程。 法典法與判例法相互融合是當代法律趨勢。譬如，歐共體不僅承認制定法，同時承認判令的法律淵源地位。中華法系在過去以制定法主體，以判例法為補充。現今，我們太重視移植制定法，而被移植國都已經轉向了，我們仍然沒有開始檢討法律移植的效果。我們錯以為法治就是立法，通過立法就能夠實現法治，不知道法律和法治之間仍然有相當的距離。面對改革開放的新形勢，所謂中國特色，判例法的作用不能不重視。很多影響性訴訟能夠形成先例，關鍵是我們必須重視案例作用，承認先例地位。

第七，普法宣傳的過程。我們已經把普法工作簡化到了僅僅送一些書，講一些法條的地步，其原因也許是我們沒有更好的方法。影響性訴訟可以讓一個個沒有受過正規法學教育的公民，通過媒體瞭解活生生的法律、活生生的司法現狀，通過專家討論，瞭解法律的精神、法治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