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鏡秋

彭鏡秋，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生於宜章縣城廂鎮（今玉溪鎮）。

1918年，彭鏡秋畢業於衡陽省立第三女子師範學校。

1919年，任宜章縣立女子學校教員。8月，結識了回宜章傳播馬列主義的鄧中夏，接受進步思想，立志投身革命。

1924年冬，她在黨的領導下，開展反帝愛國鬥爭，組織了“宜章反日會”。

1926年初，積極籌建婦女協會，任會長，團結教育被壓迫的各階層婦女羣眾，剪髮放足，爭取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婦女協會排練《包辦婚姻的悲劇》、《小腳女人的苦衷》兩個話劇，在城隍廟戲台演出，並組織《婚姻要自由》、《批判三從四德》專題演講，上街下鄉巡迴宣傳。通過宣傳動員，婦女思想覺悟大大提高，她們衝破重重禁區，勇敢投入到爭取自身解放的行列。

1927年，彭鏡秋考入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女生隊，畢業後受組織派遣，到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教導團軍醫處參加戰地救護和文書工作，後調到葉劍英領導下的教導團團部任文書。同年底，她參加張太雷、葉劍英領導的廣州起義。

1928年，她在海陸豐紅四師第十團任軍需員，並於同年入黨。為保存革命力量，根據組織決定，彭鏡秋與愛人吳展（紅十團團長）歷盡艱辛，轉道香港，經上海到安徽舒城、安慶等地開展革命工作。

1930年冬，到上海被分配到周恩來領導下的中央軍委做文書工作。

1934年11月，在上海做黨的秘密工作時，因叛徒出賣，地下黨機關被破壞而不幸被捕。在獄中，她堅貞不屈，經受了敵人的嚴刑拷打，嚴守黨的秘密，被國民黨判處5年徒刑，關進南京“模範監獄”。1937年，經組織營救出獄。

1938年春，彭鏡秋任延安保育小學黨支部書記、總支委員，為培養烈士遺孤和革命後代傾盡心血。她不受左傾思想幹擾，對從國民黨統治區來到延安投身革命的青年同樣信任，放手使用。

1941年，到延安馬列主義學院和中央黨校學習。

1942年春，任陝甘寧邊區婦聯秘書長。

1943年，在西北黨校和中央黨校學習。

1945年，從延安出發前往東北松江省。1949年，任松江省第1軍區醫院政委。她認真執行黨的統戰政策，發揮留用醫務人員的作用，使大批傷員的疾病得到及時的救治。1949年3月，任松江省婦委會書記、婦聯主任。1953年，任黑龍江省民政廳副廳長。

1958年，調中共中央組織部工作。1982年離休，享受副部長級待遇。是第三、四、五屆全國政協委員。

2001年11月3日，在北京病逝。 ^[2] 

彭鏡秋出身在一個窮秀才家庭。從湖南女三師畢業後當了小學教員。五四運動後，她在早期無產階級革命家鄧中夏同志的啓發教育下，和進步人士一起組織了反日會，並組織學生查日貨。洶湧澎湃的大革命洪流衝擊着這位愛國青年，1926年她又和一些積極分子組織了宜章縣婦女協會，她任會長，宣傳反帝反封建，宣傳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並積極解決婦女問題。

後來，發生了“四·一二”事變，宜章縣一片白色恐怖。彭鏡秋毅然離別故鄉，考入武漢軍事政治學校，畢業後在廣州教導團工作，後隨廣州起義部隊向海陸豐根據地進發。彭鏡秋等二十幾位女同志緊緊跟着部隊，一路上為傷員包紮、護理，整整走了一個多月。到達海陸豐後，部隊經過整編，她到第四師第十團團部搞軍需。

當時，部隊不斷出擊，傷亡很大。不少同志生龍活虎地從她那裏領走了物資和錢，卻不見再回來，為革命英勇犧牲了。後來由於形勢的變化，黨組織派他們幾人經香港轉至上海去做黨的地下工作。

在上海，彭鏡秋擔任過文書、交通員、保管，甚至和地下黨的同志扮成假夫妻。為了工作方便，她身邊帶着兒子，把小女兒奶了出去。不久，女兒染上麻疹，由於種種條件限制，可憐的小女兒很快死去了。彭鏡秋平靜地説，當時那樣緊張的環境，也顧不得想孩子，想的更多的是怎樣保護同志的安全，堅持地下鬥爭。然而，由於叛徒的出賣，敵人破壞我地下組織的事件接踵而來，前後兩個假丈夫陸續被捕，她失掉了黨的關係。為了找黨，她帶着孩子給人燒飯、縫洗衣服、賣報紙……，受盡人世艱辛，想盡各種辦法，幾次接上了黨的關係，幾次又丟掉，結果於1934年11月被國民黨逮捕入獄。 ^[3] 

彭鏡秋被捕後，不論被押解到那裏，她都一口咬定自己是做裁縫、當孃姨的，敵人找不到線索，無理判她五年徒刑。

1935年1月，彭鏡秋被解至南京模範監獄。第二天早上，大家出去放風，同志們見她帶着孩子，親切地問長問短。她一眼看見錢瑛大姐，心裏激動極了！她萬萬沒想到這位曾經和她同住一間大屋的可敬戰友，卻在這裏和她重逢了，她恨不得立即跑上去和錢瑛握手問好，可是身處囹圄，只好裝着不認識。

一天，錢瑛碰見她問：“你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沒有？”她説沒有承認。錢瑛鼓勵她説：“我們在第一線同敵人戰鬥，就要站穩立場。”幾天後，錢瑛託人捎給她一牀棉被，並囑咐不要説是錢瑛送的，否則敵人會認為是搞共產主義活動，問題就嚴重了。但沒幾天，查房的看守還是發現了，便把她帶到看守長那裏追問，問不出結果，敵人又氣急敗壞地把她帶到科上打手板，打十下手板問一次，不説再打十板，再追問。打完左手打右手，直打了四十五板，手掌被打得又紅又腫，她忍着鑽心的疼痛，還是不説一句話。敵人沒辦法，只好下令把她的手銬起來帶回號子去。錢瑛知道了，冒着風險找到那兇惡的二科長，理直氣壯地説：“棉被是我送的，這麼冷的天氣，她帶着孩子，誰沒有惻隱之心？！二科長無言答對，竟惱羞成怒把錢瑛的兩手也銬起來了。這樣，激起了小號子全體女政治犯的怒火，立即宣佈絕食。敵人被迫讓步，第二天去掉錢瑛的手銬，彭大姐的手銬也取下來了。 ^[3] 

獄中政治犯的伙食本來很差，加上獄吏的層層盤剝，吃的是發黴的黃米，還摻了不少砂子、稗子。菜湯裏夾着泥砂、蟲子和草紙。後來，監獄對政治犯的虐待越來越厲害了，放風的時間縮短了，飯裏砂子、稗子更多了，外邊送東西也有了很多限制。有增無減的虐待，激起了同志們越來越大的憤怒。錢瑛、帥孟奇、夏之栩三位大姐集中了大家意見，決定進行絕食鬥爭。一天，在統一的時間裏，監獄小號子的女政治犯都躺下了，不但不吃飯和一切食物，還絕了水。絕水是前幾次絕食沒有的前例。絕食絕水後，頭一兩天，人一起來就頭昏欲倒。第三四天，彭鏡秋清晰地聽到了隔壁耿建華、帥孟奇兩位大姐的嘔吐聲。但是大家很樂觀，幾個號子互相隔牆問候和鼓勵。到了五六天，同志們起不來了，説話也沒有力氣了。她們躺在牀上想着黃勵、帥孟奇大姐同敵人進行英勇鬥爭的事蹟，暗暗鼓勵自己，就是餓死也不向敵人屈服。

由於大家團結一致，絕食鬥爭堅持下來了。監獄當局害怕出了問題，不好交代，第七天一早，典獄長前來和錢瑛等接談，表示答應同志們提出的要求，這次絕食鬥爭終於勝利了。 ^[3] 

1936年，彭鏡秋被押解到南京反省院。反省院是國民黨妄圖從思想上感化、征服共產黨員的地方。彭鏡秋來了不久，錢瑛、帥孟奇等也都來了。反省院將大約四十名女政治犯編成甲乙丙三個班，還有一個研究班。大家把課堂當做陣地，同敵人展開了新的鬥爭。有一次，敵人在丙班出了個什麼叫民生的試題，彭大姐順手寫了“民者民也，生者生也，民生者民生也！”氣得敵人臉紅脖子粗。一次，她乘敵人不備跑到乙班門口，聽見錢瑛提出質問：“你説三民主義好，馬列主義不好，可以把馬列主義的書拿出來比較比較嘛！”弄得敵人無言答對。

西安事變後，抗日統一戰線建立。黨中央派周恩來、葉劍英同志看望反省院同志們。1937年8月15日早飯後，大家來到禮堂，不一會周恩來、葉劍英同志走進了會場，頓時掌聲、歡呼聲響成一片。周恩來同志讓大家安靜下來，做了振奮人心的講話，分析了抗日戰爭的形勢，闡述了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周恩來同志的講話，象一盞明燈照亮了同志們的心，解除了大家的種種疑慮。講完後，周恩來等同志走到同志們面前，深情地端詳着大家，把黨的温暖送到每個同志的心裏。彭鏡秋激動地説：“當時我的心劇烈地跳動着，眼裏滾出淚珠。為了找親愛的黨，我經歷了多少艱難曲折，今天終於見到黨的領導同志。我有多少話要向黨傾訴呵！是黨給我們帶來希望，帶來光明，我們就要跳出牢籠，展翅飛翔到那神聖的抗日戰場去了……。”

反省院雖然口頭上承認國共兩黨合作抗日，但仍不放棄迫害共產黨人的罪惡行徑。號子門剛打開幾天，又關起來了。一天，彭鏡秋被叫去，讓她填寫自首書，當即遭到拒絕。彭鏡秋咬定她不是共產黨員，不存在什麼自首問題。把紙上的“自首書”三個字塗掉，改寫為“抗日書”，然後寫了這樣幾句話：“常言説，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當前正值日本帝國主義滅亡中國之際，我要同中華民族不願當亡國奴的男女老幼團結起來，為把日寇趕出中國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希望你們趕快把我們放出去，讓我們到抗日前線殺敵。”幾天後，在日寇飛機轟炸最厲害的9月25日，彭鏡秋等一行十三人，在錢瑛等人的領導下，終於跳出了反省院火坑，回到了黨的懷抱——南京辦事處。不久之後，她又到達抗日革命聖地延安，從此走上了新的革命征途。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