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敏

“七·七事變”後，彭敏被派往太原，先後參與山西總工會、山西工人武裝自衞隊和文水縣抗日政府的組建。抗日戰爭中，他帶領部隊出生入死，浴血奮戰，並且參加了百團大戰，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做出了傑出貢獻。

抗日戰爭勝利後，彭敏被派到東北，擔任北安鐵路護路軍（人民解放軍鐵道兵部隊的前身）司令員兼北安鐵路局副局長。在艱苦複雜的環境中，彭敏指揮了北滿鐵路的搶修、維護工作，為接管全中國的鐵路奠定了基礎。

在解放戰爭中，彭敏任第四野戰軍鐵道縱隊第三支隊支隊長，在遼瀋戰役中指揮搶修哈長線和第二松花江大橋。在平津戰役和淮海戰役中，又搶修了津浦鐵路及淮河大橋，西進搶修隴海鐵路洛河大橋。在解放大西南的戰役中，搶修衡陽湘江大橋及湘桂鐵路等。在彭敏的直接領導下，部隊確保了鐵路、橋樑的暢通，為解放戰爭的勝利和全國的解放立下大功。建國以後，彭敏任鐵道兵團第三副司令員兼總工程師。1950年赴朝，擔任志願軍鐵道兵團總工程師，中國人民志願軍鐵道兵團、中朝聯合軍運司令部搶修指揮所司令員。在美軍的狂轟亂炸中，彭敏指揮鐵道兵團鑄造了條永摧不毀的“鋼鐵運輸線”。

1952年春，彭敏右腳負傷。回國治療期間，彭敏在病房裏受命修建武漢長江大橋。1953年鐵道部設立武漢長江大橋工程局，彭敏任局長、黨委書記。在武漢大橋的建設中，他與蘇聯專家密切配合，充分調動和發揮了中國橋樑專業技術人員的積極性，採用了新創造的基礎結構和施工方法，戰勝了1954年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用兩年零一個月時間建成了“長江第一橋”。武漢長江大橋的建成，實現了中國人民世世代代要在長江上建橋的願望。之後，彭敏又領導修建了鄭州黃河大橋、重慶白沙陀長江大橋、湖南湘江大橋、廣州珠江大橋等大型橋樑。從1958年開始，彭敏參與組織修建南京長江大橋。彭敏率領有關人員沿江勘察橋址，連夜繪製南京大橋草圖，並由彭敏本人向江蘇省省長彙報了“以下關的寶塔橋為大橋橋址，建造公路、鐵路兩用橋”的方案，得到認可。1959年4月，中共八屆七中全會在上海召開。會上有一項議程就是討論南京長江大橋的建設。彭敏向出席會議的中央委員們彙報了設計方案的詳細內容，並提出實施的具體意見，得到全會的肯定。

1960年6、7月份，在南京長江大橋工程建設的節骨眼上，鐵道部組建基建總局，彭敏調任鐵道部基建總局局長。彭敏雖離開了建橋施工第一線，仍然時刻掛念南京長江大橋的建設。這時，正值國家經濟困難時期，南京長江大橋工程遇到嚴重困難。在江蘇省委的建議下，中央又將彭敏調回南京，處理解決南京長江大橋的建設難題。在大橋工程局工作期間，彭敏領導、培養和建立了一支優秀的建橋隊伍；創建了第一所橋樑學院，並親任院長，培養了一批優秀的橋樑事業的生力軍；將建橋經驗總結編著了《武漢長江大橋》一書，為我國橋樑事業的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1963年，彭敏調原國家科委任副主任、黨組成員。1965年兼任鐵道部副部長，同時任西南三線建設鐵路總指揮部總指揮，參加領導了成昆鐵路、川黔鐵路、滇黔鐵路、桂昆鐵路建設。作為決策者、彭敏在成昆鐵路和桂昆鐵路的建設施工中採用40項新技術及隧道快速施工法，主持制定的《西南鐵路設計革命30條》得到充分肯定、推廣。1970年，彭敏任交通部副部長，1971年被派赴非洲坦桑尼亞、贊比亞指導坦贊鐵路的建設，指導解決了工程受阻的難題。1973年彭敏任國務院港口建設領導小組兼港口辦主任，作為指揮者和具體組織、實施者，彭敏為落實周恩來總理提出的沿海港口三年改變面貌的指示做出了重要貢獻。1975年以後，彭敏先後在原國家建委、原經委和原計委擔任領導工作。

1985年12月離崗休養。作為鐵道兵的創始人和國家重要基本建設的領導人之一，彭敏為國家的解放和建設事業，付出了全部聰明才智和滿腔熱血。彭敏因病於2000年3月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2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