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援華

彭援華的青少年時代是在學校度過的。就學期間，她的成績是比較好的，政治思想也是比較敏鋭的。在“五四”運動思潮的影響下，她腦子裏開始有了些民族民主思想的萌芽，曾幾次帶頭鬧學潮。 ^[1] 

1920年，彭援華在岳陽貞信女校讀書時，校長葉海小姐（不知其名，美國人）經常打罵學生。她和姓彭，姓董的兩位學生帶頭鬧學潮。結果，學校點名將她們3人開除。 ^[1] 

1921年夏到1925年夏，彭援華在長沙早稻田女子師範就讀，這期間，也鬧過兩次學潮。全校為首的，就是她們班上（十一班）的李慧（岳陽人）、彭鏈清和彭援華3人。第一次是反對反動校長黃惠君。黃惠君是反動軍閥趙恆惕的姨妹子，她仗趙的權勢，推行封建奴化教育，迫害革命學生。當時，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地下黨，已經在長沙廣泛開展活動。反帝反封建、反趙恆惕的運動此起彼伏。她們乘着這股革命浪潮，一鼓作氣，把黃惠君趕出了學校。1925年，上海發生了五卅慘案，消息很快傳到長沙，傳到學校。她們又一次提出要罷課上街遊行，表示聲援。當時，反動政府頭目趙恆惕向長沙各學校下了一道密令：在校學生，一律禁止上街遊行示威。徐特立同志對同學們很關心，怕造成流血事件，規勸她們不要上街遊行。她們不明白徐特立同志的良苦用心。還是走上了街頭，舉行遊行示威，聲援上海工人學生。在此之前，她們還辦了《心潮》小報。她們的過激行動，引起了反動當局的密切注意，他們以為彭援華幾人是地下黨的活動分子。徐老為保護她們幾個激進學生的安全，讓她們提前畢業離開了學校，避免了反動派的迫害。 ^[1] 

1925年秋，彭援華、李慧、彭鏈清3人同時考取北京女子師範大學。 ^[1] 

1926年春，由地下党支書陳維叔和副支書肖世蘭介紹，參加了共產黨。當時的北京執政府頭目勾結日本，出賣祖國主權，同意日本進駐我天津，塘沽等城市。北京所有學校的師生，在地下黨的領導下，舉行了聲勢浩大的反段遊行示威。執政府見勢不妙，提出談判。3月17日，各學校派出代表幾十人（女師大的代表是彭援華），與執政府談判。談判持不下，段琪瑞即派軍警用槍托將學生打了出去。當晚。段琪瑞又耍了一個陰謀，暗中指示他的部下鹿鍾麟，要反動走卒李慕芬四處奔走，説什麼學生出來遊行，他們將派人保護。第二天，北京學生舉行了空前未有的大遊行。隊伍行到執政府，段琪瑞避而不見，學生派代表進入執政府內，門外槍聲大作。由於事前無準備，事情發生突然，學生們亂作一團。在大門口車倒人跌，人堆成山。當時，彭援華是從人堆裏爬出來的。當場犧牲的學生達二三十人之多，傷者更是不計其數。女師大的女生劉和珍、楊德羣，也在這次運動中光榮犧牲。這就是1926年震撼全國的“三·一八”慘案。 ^[1] 

1926年5月，彭援華因父病回鄉，不久，父病故。7月份，聞聽北伐軍已從廣州出發，為了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來，彭援華也不想回京了。8月份，北伐軍到了岳陽，彭援華便積極投身革命運動，隨後，和黨派來岳陽的省農運特派員，國民黨岳陽縣黨部負責人劉士奇接上了關係。縣黨部的組織機構記不準了，只記得楊其靜是青年部的部長，有些什麼部，其他負責人，彭援華都忘記了。彭援華是縣婦女聯合會的主席，委員有周德英、周德華兩姊妹和李佑昆，李佑明兩姊妹等。婦女會成立後，她們組織婦女羣眾對北伐軍進行了慰勞，宣傳了北伐的重要意義。在婦女自身求解放的問題上；她們提出了“婦女要有財產繼承權”的口號。 ^[1] 

1927年農曆年初，獲悉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在武漢成立分校（即黃埔武漢分校），招考女生。經請示劉士奇同意，彭援華也報了名，並考取了武漢分校，當即編在女生隊。隨後，黨的組織關係也轉到學校。學校在成立特別黨支部時，彭援華被選為支委。當時，周恩來、葉挺、輝代英等同志，都是這個學校的負責人。同時，彭援華在校結識了現在的老伴靖任秋同志。北伐軍來到武漢後，於1927年元月，革命羣眾收回了英租界，成立了威震一時的工人糾察隊。 ^[1] 

從1927年4月份起，革命形勢發生了劇烈變化。蔣介石在上海製造“四・一二”大屠殺後，宜昌的夏鬥寅叛變，長沙的許克祥製造了馬日事變；汪精衞一夥日益動搖，國共合作，行將破裂。黨組織為了保存實力，相應採取了一系列措施。軍校的領導通知女生隊指導員彭滴蘭和彭援華去莫斯科學習。武漢到上海不通航，她們先到九江。在九江侯輪時，她們見到許多軍校領導去南昌，出於革命熱情，她們放棄了去莫斯科求學的機會，隨同部隊到南昌，參加了南昌起義。彭援華和彭滴蘭編在周恩來同志直接領導的前敵委員會里。在南下廣州行軍途中，國民黨反動派前後堵截。部隊到達瑞金，他們遭到以錢大鈞為首的國民黨軍隊的強大阻擊。我方死傷不少，當即組織救護隊，彭援華任支部書記，對死傷的同志進行及時處理。在此，部隊整休了幾天，繼續南下廣東。9月份，他們分別到達了廣東的潮州，汕頭、海陸豐等地，他們駐紮在潮州。第四天，部隊遭到國民黨軍隊的突襲。當即，我部向潮河彼岸撤退，直到天黑，才安全到達河的對岸。因為地形不熟，經過一夜的行軍，部隊還在原地踏步。在這裏，他們碰到了朱德和陳毅領導的部隊。開始，他們互相懷疑，後來用軍號才聯繫上。為了甩掉國民黨軍隊的追，部隊輾轉於廣東、江西、福建三省界山近個把月。到10月，他們來到了江西省豐縣信田村。在這裏，整頓了隊伍，領導作出了準備上山的決定，並動員徒手人員離隊轉入地下活動。決定宣佈後，沒槍的同志，都不願意走。當時，朱總把彭援華找去了，對彭援華説：“哪裏都有黨組織，哪裏都可以革命，你要帶頭離隊。”彭援華聽了後，首批組織了8個同志（4男4女）。彭援華我記得，女的有肖舜華，熊敬之，男的有兩個姓戴的。走時，組織上給了一些銀元做路費，還給他們寫了介紹信，要他們去找中共吉安縣委。行到王母渡，當地的老百姓，以為他們是國民黨派來的，引起老百姓一陣騷動，也使他們受了一場虛驚。為了避免造成意外損失，彭援華把隨身帶的日記也埋掉了。在吉安找到縣委後，又乘木船去九江贛北特委。無意中，碰到了原岳陽縣黨的負責人劉士奇。當時，他是贛北特委書記，是來接他們的。劉因對彭援華比較瞭解，將彭援華留在特委任秘書。除肖舜華外，其他同志都先後介紹到各地工作去了。 ^[1] 

1927年11月，因工作需要，彭援華和肖舜華又來到武漢，接待他們的是董必武同志。黨組織分配他們在省委機關工作，以軍官太太的身份作掩護。當時，彭援華的哥哥彭博黃在湖北省政府工農廳任特派員，妹妹彭麗華在湖北省總工會當於事。這年春節，彭援華向當時黨內負責人向警予請了假，隨同兄，妹及舜華回嶽探親。不久，武漢黨的機關遭到破壞，一些同志被捕。他們難以歸漢，就都呆在岳陽。這時，在嶽的地下黨員卜榮貞被捕了，他們兄妹聞訊後，四處奔走，進行營救。通過多方努力，終於使卜獲釋，並由哥哥博黃護送她到長沙。後來，他倆結為夫妻，又同時慘遭國民黨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鍵殺害。 ^[1] 

從1928年7月中起，彭援華同組織失去聯繫，便先後在上海、新加坡、西安等地任教。 ^[1] 

1933年元月，彭援華又到北京找黨組織，約三、四月間，找到張育民，被他介紹到左聯幹事會工作。黨組織為了考驗彭援華，要彭援華自辦《工人日報》，自己收集材料，自己編寫，自己散發。通過考驗，同年秋正式接上關係，並被分配做整理黨的北方局情報工作。這時，彭援華的公開職業是北京私立兩吉女子中學教師。黨在北京和彭援華的聯繫人是王梓木同志。 ^[1] 

1937年7月震驚中外的“七·七”蘆溝橋事變發生，彭援華同王梓木斷了聯繫。隨後不久，日軍侵佔了北平，彭援華投奔到湖南寧鄉妹妹彭麗華家裏，並積極參加了當地的抗日救亡活動。 ^[1] 

彭援華是1938年元月到岳陽的。去時，工作基礎是比較好的。楊以月田連雲學校為基點，團結教育了一批抗日救亡骨幹分子，有知識分子，亦有農民。城裏王養直以城關小學為基點，也團結了一批抗日救亡的進步青年學生在自己的周圍。彭援華去後，先後發展了一批骨幹，如王國雄，李開桂夫婦，姚忠龍、趙祿吟（女）、劉慎之（女）、柳勉之（女）、朱春芝（女），任鳳生（女）、彭澤青，李繼淵、沈超、許諾、楊鋭、何育羣（又名康迪）等。這些同志後來都成為了黨的骨幹。 ^[1] 

1938年下半年，國民黨82師敗退到月田大洲一帶。駐紮期間，該師妄圖利用共產黨在連雲學校的抗日影響，擴大其隊伍，提出要辦一個學生軍事訓練班。當時，他們的指導思想不是自力更生建立武裝。事實證明，這種想法是錯誤的。基於這種思想，彭援華和楊樂如以及當地士紳彭一湖一同參加了副師長歐百川在當時六區召開的會議。會上，他們提出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主張，併為他所接受。他們動員了一批連雲學校的進步學生參加。 ^[1] 

1939年夏秋時，楊樂如、王養直亦先後提升為特委委員。中心縣委書記仍為楊樂如，其他負責人，就記不清楚了。1939年底，隨着形勢的變化，楊鋭去延安，由彭慶明擔任縣委書記。不久湘北慘案發生了。一天，臨湘縣交通員易鶴鳴送信王何家，告訴彭慶明，説臨湘縣委書記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了。據反映國民黨特務打入了臨湘縣地下黨組織，竊取了去新四軍和延安的人員名單。彭得信後，又派人送了個字條給彭援華，要彭援華暫避一時。彭援華接到信後，就離開了家。同時，彭援華也寫了一個字條，在第二天清早，要彭援華的兒子彭越生送給渭洞王國雄夫婦，要他們也躲避一時。在這裏，彭援華考慮不周的是，沒有在字條上寫明，叫他們馬上走姚港、花苗尖這條路去平江，因為渭洞是個特務窩子。 ^[1] 

1940年清明節前幾天，彭援華離家出走，走時，家裏任何人也沒告訴，彭援華只説是掛墳去。 ^[1] 

1943年，靖任秋逃出國民黨的魔窟。1944年8月份，通過靖任秋，請示黨組織，把彭援華接到了晉翼魯豫邊區（因彭援華到洛陽時，周恩來同志不同意彭援華帶組織關係，後來，是鄧大姐證明的），閒住了一個時候。1946年春，彭援華被分到邊區政府教育廳教課編委會，編撰歷史課本。從此，彭援華一直在教育戰線工作。 ^[1] 

彭文畢生從事教育事業，是邊區教育事業的開拓者之一，保護和培育了大批革命後代。新中國成立後，始終站在中等教育事業的前列，為國家和人民培養了一批英才。在她近七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歷盡艱險，堅貞不渝、忍唇負重，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為中國教育事業的發展，傾注了她全部的精力和深深的愛，為人民教育事業嘔心瀝血，為她摯愛的教育事業奉獻了她畢生的心血。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