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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友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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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友今(1914.07~2005.02.21),原名彭桂梁。出生於四川省大竹縣,1935年在國立北平大學法商學院上學時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6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在校期間,參加“12・9”學生運動,1937年“七・七”事變以後在西北大學組織了西北大學學生抗日救亡運動,1937年12月到延安學習,後任抗大政治教員,1938年12月調回中共陝西省委宣傳部任宣傳科科長;1939年12月由黨組織派到中共南方局,在國民黨統治區長期從事地下工作;1944年到解放前夕,他先後參加了中國經濟事業協進會、民主建國會、中國民主革命同盟和中國中小工廠聯合會,並在這些團體任常務理事兼組織部部長;1950年到1954年在中共西南局工作,歷任西南局軍政委員會人民監察委員會委員和西南局統戰部黨派處處長;1954年調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工作,歷任黨派處副處長、處長,世界和平理事會理事;1973年後任中央統戰部業務組組長和秘書長等;1978年後任第五屆全國政協副秘書長,機關黨組副書記、書記,第六屆全國政協秘書長、機關黨組書記,政協提案委員會主任,第七屆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創辦《人民政協》報,並擔任《當代中國的人民政協》主編,以及中國國際交流協會理事等職。因病醫治無效,於2005年2月21日在北京逝世。 [2-3] 
(概述圖來源 [1] 
中文名
彭友今
別    名
彭桂梁
國    籍
中國
籍    貫
四川省達州市大竹縣
出生日期
1914年7月
逝世日期
2005年2月21日 [2] 
人物生平
彭友今,原名彭桂梁,曾用名彭陶、彭平等。1914年7月出生,大竹縣二郎鄉人。
1927年考人大竹縣立高等小學。1929年考入大竹中學,讀新十二班。讀高小和初中期間,學習刻苦,成績優異。縣立高等小學和大竹中學當時都有較為濃厚的革命氛圍,各有一-批追求真理、獻身革命的進步教師。在高等小學,早年在外地受過革命洗禮的進步教師文傳隆熱情宣傳反封建思想;在大竹中學,共產黨員教師張為鑄不僅在學生中宣傳共產主義,而且積極在學生中發展黨員。在文傳隆,張為鑄前後相繼的影響、教育和引導下,青少年時代的彭友今立下了救國救民之志,在完成學業的同時,投身於當時各種革命活動中,參加反日遊行,上街發表演説,控訴日寇侵佔東三省的暴行。
初中畢業後,彭友今回到二郎鄉,在石河小學教書。但是,那顆早已悸動的赤子之心,讓他無法平靜地站在講台上;他要繼續探索救國救民真理,尋求實現宏大志向之路。半年後,彭友今踏上了北上求學尋路之旅,從此離開了故土。
1932年夏,彭友今考入河北省立天津法商學院附屬高中。這所學府,是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李大釗的母校,時任教員中有著名共產黨人楊秀峯等。在時局變幻莫測的年代,這所學校的各種思潮激烈碰撞,波翻詭譎。人校甫始,彭友今有些不知所措,尤其是對國家主義派蠱惑人心的聒噪,彭友今一時難辨曲直,陷入迷濛和彷徨之中。於是埋頭讀書,學業精進。後和楊秀峯相識,不時聆聽楊秀峯教誨,師生情誼與日俱增,話題由學業而政治,而時局,而共產主義A、B、C,彭友今的思想豁然開朗,擺脱了國家主義派的羈絆,世界觀發生較大轉變。
高中畢業後,彭友今考人北平大學法商學院,受業於著名學者李達等教授。時在1935年。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了侵略中國的步伐。至1935年,更發生了兩件牽動人心的大事:一件是是年7月日本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和北平軍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簽訂喪權辱國的《何梅協定》;一件是由日本一手策劃的 “華北特殊化”。山河破碎,舉國受辱,國人奮起抗爭,青年學生更是義憤填膺,熱血沸騰,發出了“華北之大,已經容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 的吶喊。北平黨組織和北平學聯審時度勢,一致決定發動大規模的學生運動,反對“華北區域自治”,抵制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12月9日,東北大學、清華大學等高等院校和部分中學學生湧上北京街頭,舉行大規模的遊行示威,震驚中外的“一二·九"運動由此爆發。已於是年11月加人共青團的彭友今,作為北平大學學生會負責人,組織北平大學法商學院學生參加了“一二·九”運動,以後被推選為法商學院學生會主席並參加北平學聯,繼續參與領導“12·16”運動。他自己在“一二·九"運動中經受了歷練,接受了考驗,於1936年7月由團轉黨,成為一名共產主義戰士。
1937年“七七”事變之後,彭友今參加了由“一二·九”運動中的學生骨幹組成的南下宣傳團,經天津、煙台、濟南,抵達南京。後因南京形勢險惡,遂根據黨組織安排到了西安,組織關係亦轉到中共陝西省委。在西安,彭友今一面在內遷到西安的國立西安臨時大學學習,一面參加西安的學生運動,在民先西北部隊參與組織領導工作。1937年底,中共陝西省選派彭友今到延安,參加抗大第三期第一大隊遊 擊幹部訓練班。抗大在培養黨和紅軍的高級幹部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辦到第四期,由各地選送到抗大的學員人數陡增,多達4000餘人,原有的師資力量明顯不足。黨中央於是打破“不是參加過長征的不行,沒有到過蘇聯的不行,沒有參加過鬥爭的不行”之慣例,決定從已在延安的青年知識分子中選調部分人員,先開辦教員訓練班,然後分配到抗大各大隊擔任教員。彭友今亦在其中。在教員訓練班結業後,彭友今被分配到抗大第二大隊,先做政治教育幹事,稍後登上抗大講台,講授政治經濟學。當時中國共產黨尚無自己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彭友今自己編寫講義,先後講授了《貨幣轉化資本》《通貨膨脹》等專題,具體闡釋《資本論》的相關章節。因學員人數太多,校舍緊張,抗大第二大隊遷到了瓦窯堡。第二大隊隊長蘇振華,政委胡耀邦。彭友今的工作態度和理論水平得到了胡耀邦的認可和欣賞。
在抗大任教兩期以後,彭友今被派到中共陝西省委任省委宣傳部科長。彭友今除參與組織領導宣傳部對羣眾宣傳、開辦宣傳幹部訓練班等事項外,還參與編輯黨刊《西北》,並不時為《西北》撰稿。
1939年底,黨中央派彭友今到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初到南方局,由董必武直接領導。董必武先後三次和彭友今談話,大意是要求彭友今廣交朋友,轉入地下,做統戰工作。爾後,根據董必武的安排,彭友今到《時代新報》,以此為職業掩護,秘密從事黨的工作。領導和聯繫彭友今的先後為潘梓年、徐冰、許滌新。以後又到了適存高級商業職業學院。1942年11月,因叛徒突然出現在重慶並四處搜捕彭友今,彭乃轉移到瀘縣,社會職業為大同實業公司協理,住蔣燕家,和地方黨組織不發生橫向聯繫。
1944年夏,彭友今回到重慶,從此開始了他的統戰工作生涯。他的社會職業是《商務日報》總編輯、主筆,一度主持該報筆政。此外,彭友今還應聘到西南學院做兼職教授,又是合記煉油廠廠長。總編輯、主編和教授、廠長這樣的頭銜,為彭友今從事黨的統一戰線工作提供 了方便。
這期間,彭友今相繼接受過中共中央南方局、中共四川省委和中共重慶市委的領導,一直擔任南方局和四川省委的統戰小組組長,其間因上級組織關係的更迭又來不及交代組織關係,彭友今兩次和黨組織失去聯繫,又相繼得以恢復。
在重慶從事統戰工作,彭友今的主要職責是聯繫黨派和團體,幫助其建立和發展組織,推動各項政治活動的開展,爭取他們贊同並接受中國共產黨的主張,擴大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開初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共同抗擊日本帝國主義,共同反對國民黨積極反共消極抗日政策;當全面內戰爆發以後,則力促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建立和發展,共同反對內戰獨裁,共同堅持和平民主。彭友今先後聯繫的黨派和團體,主要有中國民主革命同盟(“小民革”)、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中國民主同盟、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國經濟事業協進會、九三學社、中國中小工廠聯合會等。有的是參與其中擔任一定領導職務, 如在“小民革”中負宣傳和組織之責;有的是做內部聯繫工作。應該説,這些黨派團體的歷史上,有彭友今付出的艱辛和建樹的業績。
在建立和擴大人民民主統一戰線過程中, 在和平民主的大潮裏,彭友今和他所聯繫的黨派、團體風雨同舟,共同戰鬥,演繹了一幕幕英勇悲壯的話劇,也為自己的政治生涯增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其中最有影響的,包括“較場口事件”;包括隆重舉行李公僕、聞一多烈士追掉大會;包括和鄧初民等8人聯袂署名致電蔣介石、毛澤東;包括組織重慶抗議美軍暴行活動;包括髮起組織“重慶人民和平促進會";包括反對中美商約,等等。
重慶解放前夕,彭友今又根據中共川東地下組織的統一部署, 到工廠、到學校、到機關,參與領導了一系列迎接解放、配合接管的工作。新中國成立後,彭友今繼續留在重慶,擔任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統戰部黨派處長和西南軍政委員會人民檢察委員會委員雙重職務,同時還是保衞世界和平理事會中國理事。他精神煥發,以飽滿的政治熱情參與各項工作,幫助在重慶的各民主黨派恢復和發展,在“五反”運動和土地改革中助推建立“五反”統一戰線以及反封建統一戰線,為鞏固新生人民政權和恢復與發展國民經濟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1954年底,西南局撤銷,彭友今隨調中共中央統戰部,自此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彭友今一直在中央統戰部黨派處工作,相繼任副處長、處長;“處”改“局”後任局長。他勤勉職守,和各民主黨派保持密切接觸,適時掌握各民主黨派的組織狀況和動態,幫助各民主黨派整頓和發展,向各民主黨派宣傳中國共產黨的線路、方針、政策,動員和團結各民主黨派積極參加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
在那個時期的歷次政治運動中,彭友今受中央統戰部的派遣,深入各地調查研究,努力為中央正確決策提供依據,企圖確保各種政治運動按照黨中央的要求運行。在整風和反右派運動中,他到上海調查研究,目的在於提出一個劃分右派的標準;在“拔白旗”運動中,他到杭州調查,旨在向中央反映知識分子的狀況;他努力倡導“神仙會” ,並在《人民日報》上撰文宣傳“神仙會”的積極意義;他還帶隊到山西省崞縣勞動鍛鍊,出任該縣縣委書記處書記;在1962年至1964年的批“三風”和批修正主義運動中,他也熱情高漲,如此等等。在從事統戰工作實踐的同時,彭友今注重統戰工作經驗的總結和統戰理論的研究,並且以很高的興致宣傳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工作,多次向國際友人介紹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 多次在中央社會主義學院講授統一戰線的路線、 方針、政策。彭友今的統一戰線理論和實踐帶着各個時代的歷史印記,表現出了對共產主義的堅定信念和可貴的探索、進取精神。
“文化大革命”中,彭友今受到衝擊,一度“靠邊站”。恢復工作以後,先後擔任統戰系統沙河五七幹校校長、中央統戰部業務組負責人,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努力恢復統戰工作的正常秩序。
1977年,彭友今出任中央統戰部秘書長,進人中央統戰部領導層。他參與領導統戰系統的揭、批、查運動,力主批判“兩個凡是”,多次提出深入開展真理標準的大討論,為迎接和開創統戰工作的第二個黃金時代不遺餘力。
粉碎“四人幫”後,平反冤假錯案、落實政策同樣是擺在中國共產黨面前的一項十分迫切和艱鉅的任務。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以非凡的膽力和魄力帶領全黨打響了這一戰役。 彭友今參與領導了統戰系統落實政策的工作,付出了大量心血,取得顯著成績,得到黨中央的肯定。他直接抓了兩件大案。一件是國民黨中將副軍長劉萬達案,另一件是曾鈺衡案。這兩件案子都非常棘手。彭友今經過大量艱苦細緻的工作,使這兩件案子得到圓滿解決。1980年6月26日,胡耀邦在一份批示 上寫道:“友今同志:這兩件事辦得很好。但對黨外人士落實政策還有很大尾巴,意見很大,建議統戰部廣泛同黨外人士接觸,請他們開名單,開一個查一個, 落實一個,一切工作一定防止一般化和抓而不緊。
1978年,彭友今被任命為全國政協副秘書長,後又被中央任命為中共全國政協機關黨組副書記。彭友今恪盡職守,得到了領導和同仁的好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參與了政協章程的修改工作,為新時期人民政協工作做出了突出貢獻。
在1983年6月召開的政協第六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 彭友今當選為政協全國委員會秘書長,稍後被中共中央任命為全國政協機關黨組書記。根據政協全國委員會主席會議的分工,政協全國委員會日常工作由彭友今負責。他不顧年事已高,夙興夜寐,宵衣旰食,任勞任怨,為政協全委會、常委會、主席會議、秘書長會議等各種體制例會的召開,會前會中會後都付出了艱辛,傾注了大量心血。如機關建設、後勤管理、幹部選配等日常工作,無論鉅細,彭友今都事必躬親、勞精費神。時任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年老多病,彭友今還專門前往廣州看望並彙報、請示工作。
政協系統落實政策的工作同樣繁重而艱鉅。1983年9月26日,胡耀邦在一個批示,上明確指出: ...政協主席、 副主席多半年老,要思慮的國家大事又多,因此,要由政協實際辦事的同志切切實實抓,要由彭友今同志牽頭。”之後,全國政協成立了落實政策辦公室,秘書長彭友今任主任。落實政協委員政策工作卓有成效地展開。組成6個調查組深入全國各地檢查督促。彭友今既牽頭又親自帶隊前往西南各省,一個人一個人、一件事一件事地抓。至1985年,政協委員中需要落實政策的人和事基本得到解決。
這期間,彭友今還牽頭承辦了幾件同樣事關全局的重要工作。一是創辦《人民政協報》,該報於1983年4月6日面世;二是恢復中央社會主義學院,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創辦於1956年,1965年停辦後於1982年恢復;三是主編《當代中國》的人民政協卷,《當代中國的人民政協》於1992年9月殺青付梓。
1985年10月,彭友今主動遞交辭呈,辭去了全國政協秘書長職務。旋任全國政協提案工作委員會主任; 1988 年3月全國政協第七屆第一次會議後,被任命為政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時彭友今當時年過七旬,卻激情未減,風采依舊,為開創政協工作的新局面,為提案徵集、辦理的規範化、制度化而不遺餘力。
卸下秘書長重任後,彭友今有了更多的時間調查研究,撰寫回憶錄,從事社會公益活動。曾到江蘇、福建、河北等地考察政協工作,尤其督促檢查政協提案辦理工作,沿途發表的重要講話多被當地領導機關印發;出任全國城市衞生檢查團團長,到天津、上海 等地檢查指導城市衞生工作;相繼撰寫並發表了《重慶十年》《風雨憶同舟》等回憶錄,撰寫並發表了緬懷鄧小平、鄧穎超、胡子昂、鄭代鞏的文章。在政協工作理論研究方面也頗有建樹,有多篇文稿見諸報刊。他還擔任了中國最大的綜合性民間文化社團華夏文化研究會會長,並以88歲高齡出任該會名譽會長。為紀念抗大成立50週年、60週年,為繼承李大釗母校同時也是自己母校河北法商學院的革命傳統,彭友今四處奔走呼號,旨在鑑戒和傳承。彭友今垂暮之年,堪稱晚霞照天。
1996年6月,彭友今(中)回到故鄉,與大竹縣二郎鄉黨委政府 1996年6月,彭友今(中)回到故鄉,與大竹縣二郎鄉黨委政府 [1]
2005年2月21日,彭友今病逝於北京,享年91歲。《彭友今同志生平》為其定論為:“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我黨長期從事統一戰線工作的優秀領導幹部。” [1]  [3]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