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公達

彭公達，字振垚，號鎮遠，湖南省湘潭縣西二區下七都下山衝羅家壩(今韶山區永義鄉長湖村)人。1903年3月1日(農曆二月初三)出生在一箇中農家庭。他的父親彭緒章，當過店員和工人，母親趙氏是一位善良的農家婦女，他們起早摸黑，想方設法積攢幾個錢，供兒子讀書。彭公達8歲入本地私塾，不久轉到銀田鎮小學，以後又轉到幾十裏外的石潭西路高小學習。他的堂兄彭雲逵，是個比較開明的紳士，很喜歡他的聰穎好學，便從經濟上給予一些資助。彭公達也常到堂兄家樓上看書，十分崇拜《三國演義》、《水滸傳》中的英雄人物。隨着年齡增長和易地讀書，彭公達不僅見到更多的農民受苦受難和土豪劣紳壓迫剝削農民的情景，而且還看到帝國主義傳教士狡詐而兇狠的面孔，心靈裏留下了“世界不平”的深刻印象。

1925年，彭公達與湘潭女中學生、共產黨員李經難結婚。

不久，中共湘區委員會派彭公達與羅學瓚回湘潭，在十一總關聖殿湖湘小學任教，從事革命活動。他們利用趙恆惕的省憲法中有關發展平民教育的規定，聯絡進步教師王洪倫等。爭取成立了湖南平民教育會湘潭分會，積極向省、縣政府交涉，爭取了平民教育經費，於1925年在湖湘小學內創辦了平民夜校，向工人、農民、婦女和青年學生傳授文化知識，灌輸革命思想。在此基礎上，他們還積極而慎重地發展了一批先進分子加入中國共產黨，建立了中共湘潭城區特別支部，隸屬中共湘區委員會領導，區委派楊昭植為書記，彭公達與羅學瓚為委員。

1924年4月1日，國民黨湖南臨時省黨部成立。不久，臨時省黨部派羅學瓚等在湘潭組織國民黨機關。彭公達隨即加入國民黨，積極從事國共合作工作和國民革命運動。是年夏，他出席了國民黨湘潭縣黨部成立大會，被推為縣黨部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負責黨務工作。為了防止趙恆惕的破壞，他常常深夜召開會議，聯絡同志，發動羣眾，印發傳單，開展反帝反封建鬥爭。

為了發動廣大受壓迫受剝削的農民投身到革命中來，彭公達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於1926年3月在《中國農民》雜誌上發表了《農民的敵人及敵人的基礎》一文，指出農民的主要敵人有帝國主義、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地主、豪紳，它們象大山一樣壓在農民的身上，使農民喘不過氣來。文章號召農民團結起來，組織農民協會與農民自衞軍，解救自己的痛苦，打斷鎖鏈與特殊階級鬥爭，“奪取鄉間政權”，“做國民革命軍的基礎”。這篇文章同毛澤東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互相呼應。

這時，國民黨中央農民部在廣州成立了農民運動委員會，研究和指導全國的農民運動。彭公達經國民黨中央農民部部長林伯渠和農民運動委員會委員毛澤東、阮嘯仙等推薦，被調到農民運動委員會工作。3月16日和30日，農民運動委員會召開第一、二次會議，研究在廣州舉辦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及有關省的農民問題。彭公達參加了這兩次會議，均擔任記錄。會後，他將這兩次會議記錄整理，刊登在《中國農民》第四、五期上。毛澤東任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後，聘請彭公達為農講所職員，擔任該所中共組織的專職書記。他根據黨章和毛澤東的意見，將全所中共黨員編為一個支部，健全了黨的生活，還經常找黨員和學員談心，瞭解他們的學習、工作和生活，發現積極分子就向支部推薦，發展了一批新黨員。彭公達在工作的同時，還擠時間聽課，毛澤東講《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國農民》、《農村教育》，周恩來講《軍事運動與農民運動》，惲代英講《中國史概要》，以及肖楚女、彭湃、張秋人等人講課時，他都積極參加，並同學員們交換心得，探討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

7月，中共組織派彭公達返回湘潭。他大力發展中共組織，搞好統一戰線工作，發動和組織工農羣眾，為迎接北伐作各方面的準備。北伐軍入湘後，中共湘潭地方執行委員會(即縣委)隨之成立，楊昭植任書記，彭公達為委員，負責軍事工作。他和地執委其他領導人員一起組織了宣傳隊、慰勞隊、運輸隊、偵探隊、嚮導隊、疑兵隊、敢死隊，全力支援北伐戰爭。他還常到各地指導工農羣眾運動，建立農民協會和工農武裝，組織其他各種羣眾組織，開展反帝反封建的鬥爭。他重視農民武裝，每到一個地方，就抓武裝建設，建立梭鏢隊。在地執委的領導下，縣總工會建立了600人的糾察隊，縣農會也成立了400人的糾察隊，各鄉、區也都組織了農民自衞隊。全縣僅梭鏢就有七八萬枝。

1927年2月，中共湘潭地執委改選，彭公達連任委員，仍負武裝之責。

不久，彭公達讀了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受到很大鼓舞。他同地執委的同志根據毛澤東的意見，進一步掀起了農民運動的新高潮，使湘潭成為全省農運最發達的縣份之一。

同年4月，省總工會、省農協成立工農自衞軍幹部訓練班，彭公達與凌炳、郭亮、易禮容、王則鳴等16人為考試委員會委員。

這時，彭公達已調中共湖南區委工作，仍常到湘潭、湘鄉等地指導工作。4月9日，湘潭第一區(即韶山銀田鎮一帶)召開萬人大會，反對英帝國主義，並鎮壓大惡霸、團防局局長湯峻巖。彭公達到會講話，熱情讚揚農民的舉動好得很，憤怒揭露英國水兵阻止革命軍北伐的行徑，揭露團防局長湯峻巖十幾年來殺人50多名的滔天罪行，號召廣大羣眾進一步團結在農民協會的旗幟下，發展壯大農民自衞隊，奪取鄉間政權，真正做到“一切權力歸農會”。

5月21日，許克祥在長沙發動了馬日事變，大肆屠殺共產黨員和工農羣眾。長沙籠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湖南的中共組織遭受了很大的打擊，原來的省委委員都離開了長沙。在這危難之際，彭公達仍然留在長沙，與林蔚、劉子剛等人組成中共湖南臨時省委，領導湖南人民堅持鬥爭，並提議發動30萬農軍圍攻長沙，反擊國民黨新軍閥。中共湖南臨時省委接受了彭公達的意見。彭公達和省農協秘書長柳直荀在湘潭主持召開軍事會議，制定了反攻長沙的計劃，併成立了工農義勇隊中路軍司令部。會後，他們發動和組織湘潭工農自衞軍萬餘人，集合於姜畲、雲湖橋、易家灣一帶，準備5月31日和長沙附近的瀏(陽)、平(江)、安(源)、醴(陵)、長(沙)等地10萬農軍總攻長沙。後因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阻止，停止了這次行動。隨後，國民黨新軍閥在湖南對共產黨人和革命羣眾進行更瘋狂的屠殺，共產黨的活動被迫完全轉入地下。6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派毛澤東回湘組織新省委，並任書記，彭公達等17人為委員。彭公達與新省委委員們積極同各地聯絡，很快成立了湘南、湘西、寶慶三個指揮委員會，指揮各地的政治、軍事、黨務工作，恢復中共組織，秘密建立工農武裝，準備暴動。7月初，省委人員重新分工，彭公達任農民部部長。在“各部工作……無不吃緊”的情況下，他與省委委員們深入各縣，恢復黨的組織，工作頗具成績。

8月7日，彭公達參加了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的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會上，他表示“完全同意國際代表的報告”，並指出中國共產黨犯了嚴重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他説：“過去中央完全是一個和平的、不革命的黨，不是一個爭鬥的黨。鄉村農民已經起來奪取政權了，黨反而阻擋，黨對農民運動完全與顧孟餘一樣的見解”，“政治局完全帶着國民黨幾個領袖的意識來成立黨的決議”。他認為“錯的責任完全在政治局”。當討論農民運動決議案時，他發言説：“只有完全取消地主剝削，農民自然要解決小地主土地的，在沒收地主土地後富農必定要動搖起來”。“鄉村完全應為農會專政，不要什麼鄉村自治”。由於彭公達與毛澤東“許久以來代表湖南農民革命之激烈傾向”，加上八七會議把發動農民舉行秋收起義作為當時最主要的任務，因此，彭公達與毛澤東都在這次緊急會議上當選為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8月9日，彭公達參加新的中央臨時政治局第一次會議。會議討論了湖南的政治形勢和任務及省委的組織問題，並決定彭公達任中共湖南省委書記，和中央特派員毛澤東一起回湘改組省委，領導秋收暴動。

8月11日，彭公達從漢口回到長沙。16日，他在長沙北門外沈家大屋主持召開省委會議，傳達中央八七會議精神，討論並改組省委。新省委由彭公達、毛澤東、易禮容、賀爾康、夏明翰、毛福軒等九人組成。18日，新省委在沈家大屋舉行第一次會議，選舉常委，討論和制定秋收暴動計劃。毛澤東出席了會議，並作了重要講話。他不同意根據中央指示提出的湘中、湘南、湘西、西南同時暴動，進而奪取整個湖南的冒險計劃，要求制定縮小暴動區域的新方案。在統一了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之後，8月19日，彭公達繼續主持省委會議，討論起義的性質和政權問題、應打什麼旗幟的問題和制定土地綱領。省委將兩天的討論結果分別書面報告中共中央。

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專門討論湖南工作問題，並函覆湖南省委，仍然堅持舉行全省暴動的觀點，要求打國民黨旗幟，只提“沒收大地主土地”的口號，“對小地主則提出減租的口號”。不久，又發出《中共中央關於兩湖暴動計劃決議案》，要求“兩湖的農民暴動必須開始於九月十號”，並指示“長沙武漢兩省委，應有一特別的暴動計劃”。

8月30日，彭公達主持召開省委擴大會和省委常委會議，傳達中共中央覆函和決議案，並就暴動區域、時間等問題繼續討論。論論結果，有四個方面和中央意見不同：一是打什麼旗幟的問題。彭公達為首的中共湖南省委不同意打國民黨的旗幟，他們認為從馬日事變到七一五汪精衞叛變，“國民黨這個工具完全為軍閥奪去，變成軍閥爭奪權利搶地盤的工具”，“壓迫民眾、屠殺民眾的工具”，一般民眾“均認識國民黨是騙人的黨”，“唾棄”國民黨，“不要國民黨了”，國民黨“已經完全是一面黑旗”，“再打則必然會再失敗”;“只有共產黨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因此，“我們則應立刻堅決的樹起紅旗”，“我們應高高打出共產黨的旗子”來號召人民起義。二是土地問題。省委不同意只“沒收大地主土地”的口號，“認為現在的土地革命到了根本取消地租制度，推翻地主政權的時期，此時黨對農民的政策，應當是貧農領導中農，拿住富農，整個推翻地主制度的土地革命。”三是政權問題。省委不同意中央堅持的“民選革命政府”的口號，認為“民選革命政府的口號也已臭了(吳佩孚、趙恆惕都説是民選)，所以現在不能用這個口號了，現在應竭力宣傳和建設工農政權”，“在我們暴動力量發展最大的地方，應即刻建設蘇維埃式的政府”。四是暴動區域問題。省委不同意同時舉行湘中、湘南、湘西、西南等全省性的總暴動，認為“以黨的精力及經濟力量計算，只能製造湘中四圍各縣的暴動，於是放棄其他幾個中心。湘中的中心是長沙，決定要同時暴動的是湘潭、寧鄉、醴陵、瀏陽、平江、安源、嶽州等七縣”。以上四點，實際是以彭公達為首的中共湖南省委結合湖南當時的實際情況，對於中央八七會議關於政權、土地、秋收起義策略的發展。

中共湖南省委會議決定由彭公達到中央報告秋暴計劃，毛澤東赴湘贛邊界統帥工農武裝，組織前敵委員會，指揮秋收暴動;何資琛到嶽州指揮湘北工作，同時與鄂南指揮委員會接洽鄂南與嶽州間的農民暴動工作;夏明翰、李六如赴平江發動暴動。幾路暴動，互相配合，互相呼應。省委還準備了對農民的宣傳大綱，宣傳暴動的意義和共產黨的主張等，擬定了“暴動打倒唐生智、汪精衞!”“暴動農民奪取土地!”“暴動組織革命委員會!”等十條口號。

會後，彭公達和中共湖南省委派出大批幹部深入基層，恢復工會、農會和中共組織，為秋收起義作了許多準備。

9月1日，彭公達到漢口向中共中央報告秋暴計劃。5日回長沙後，立即召集省委常委會議，並吸收各部部長參加，一起討論暴動日期問題。當日，毛澤東和安源行委各來一封同樣內容的信，約定11日安源暴動，18日進攻長沙，並説長沙的暴動要與前方的軍隊配合，否則將會失敗。彭公達在常委會上提議“9日破壞鐵路，10日各縣暴動，13日長沙暴動。理由是一個暴動的發展不能等待，而各處暴動時間太長，則敵人可以有機會準備，來消滅暴動的力量”。可惜這一正確主張未能得到多數人的贊同。會議最後形成的決定是：9日開始破壞鐵路，11日各縣暴動，15日長沙暴動。

接着，彭公達在長沙城內召開了秋收暴動動員會。有夏明翰、盛德清、王揚烈、龐人侃、易禮容等五六十人蔘加。會議由易禮容主持，彭公達作動員，部署秋收起義，鼓動大家勇敢起義，奪取勝利。8日晚，彭公達以中共湖南省委書記名義和行動委員會書記易禮容聯名發佈《奪回長沙，建立中國革命委員會湖南分會的命令》。彭公達坐鎮長沙，指揮秋收暴動。

9月9日，偉大的湖南秋收暴動爆發了。破壞鐵路委員會接到命令後，“分途從長嶽、長株路線發動”鐵路工人，組成若干隊分頭行動，至10日，就將趙李橋、羊樓司、撈刀河及汩羅、桃林等地鐵軌拆去，使火車在撈刀河陷車一次，長嶽路不能通行;11日晚又將易家灣至大託鋪之間的鐵軌拆毀，電線砍斷，使株萍路的交通斷絕，電話不通;還炸燬了幾座橋樑和水塔。一直到13日，長嶽、株萍兩路火車仍不能通車行駛。敵人四處告急，驚恐萬狀。

9日，在毛澤東、盧德銘率領下，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第一團由江西修水向湖南平江進發，在渣津鎮壓了從修水帶來的八個惡霸。12日到金坪時，邱國軒的第四團突然叛變，與敵夾擊一團，工農革命軍敗退，團長鍾文璋失蹤，損失人槍200餘，遂繞道進攻瀏陽。10日，第二團2000多人在安源暴動，兩攻萍鄉不克，乃改攻老關，繳槍十餘支。12日乘勝克醴陵，繳槍七八十支，砸開監獄，救出被關押的革命同志和羣眾300多人，組織了醴陵革命委員會，縣總工會及縣農會亦恢復辦公，並開倉將糧食分給農民。因敵張國威調優勢兵力來攻，二團即於14日主動撤出，改變原取道株洲攻長沙的計劃，乘瀏陽空虛，16日一舉下瀏陽。17日因麻痹輕敵，陷敵重圍，突圍中全團星散。11日，毛澤東率領第三團從銅鼓出發，向瀏陽進軍，克白沙鎮，殲敵十餘人。次日，處決了由銅鼓捕來的大惡霸帥尚奎和反革命分子李和國、李宗興等。當日下午克東門市，召開羣眾大會，公審反動團總賴南秋和反革命分子賴宴初，並就地處決。但在14日與唐生智的新八軍激戰於東門市時，因敵眾我寡，我軍失利，即撤到上坪。當晚，毛澤東召開第三團連以上幹部會，決定放棄攻打長沙的計劃，以前委名義通知各路軍於19日到瀏陽文家市會師，並致信中共湖南省委，要求停止長沙起義。

在以彭公達為首的中共湖南省委領導下，長沙周圍各縣黨組織盡最大努力，組織起義，給敵人以沉重打擊，“反動政府方面及社會方面起了絕大的恐慌”。但因寡不敵眾而失敗，未能形成對長沙的軍事包圍。15日晚，根據當時敵強我弱及民眾情緒不高等情況，彭公達和省委認為暴動條件不成熟，決定停止長沙起義。

16日，國際代表馬克夫(即馬也爾)不顧當時革命低潮時期的緊迫形勢，要求省委在當晚或次日晨發動長沙暴動。彭公達與省委未予採納。次日，馬克夫再次要求省委令湘東起義軍(即毛澤東率領的秋收起義部隊)重佔平江、瀏陽、安源等中心縣份，停止向湘南“退卻”。彭公達與省委同志認真分析了形勢，對於這一錯誤主張亦未接受，並批評馬克夫“什麼也不懂，書生，知識分子，客觀條件不好，辦不到，他卻不知道。”馬克夫十分惱火，在嚴厲指責中共湖南省委的同時，致函中共中央，要求：“(一)派一負責中央委員指導此地的工作;(二)中央決議嚴格的指出省委的決定是背叛的，臨陣脱逃的;(三)派來的中央委員實行改組省委。”中共中央根據馬克夫的意見，於9月19日致函中共湖南省委，也錯誤地認為彭公達和湖南省委停止長沙暴動是“臨陣脱逃”，仍然要求省委“一面命令萍、瀏、平一帶工農軍進攻長沙，一面立即爆發長沙的暴動”，並派任弼時“來湘全權代表中央指揮省委執行原定暴動計劃，不許絲毫遊移”;還要求查明取消長沙暴動計劃的經過情形“報告中央處理”。25日，彭公達向任弼時彙報秋收暴動和取消長沙暴動的情況，並討論有關問題。27日，任弼時主持召開中共湖南省委常委會議，準備鼓動全省第二次暴動。省委組織因夏明翰、易禮容為反動當局秘密通緝，且黨內出了奸細，使他們完全不能行動，“事實上僅公達一人向外接洽，於工作非常不便”，因此，會議決定改組省委，彭公達仍任書記。

10月4日，在任弼時指導下，彭公達和省委依據秋收暴動失敗、革命形勢逆轉、農民情緒低落、工運遭到摧殘的情況，重新研究了各項工作的方針，決定農運工作應恢復各級農會，實行赤色恐怖，組織秘密農民代表會議;工運工作應恢復省總及職總的活動，擴大經濟鬥爭，號召工人特別是鐵路工人罷工，組織秘密隊破壞鐵路，殺工賊。次日，省委發佈《湘省目前農民運動(農村暴動)行動綱要》，指出農民革命的目的在於武裝奪取政權，沒收地主土地分配給農民，以堅定農民信心;並要求發動全省第二次暴動，建立工農兵政權。接着，彭公達赴武漢向中共中央彙報。在漢口，他出席了李維漢召集的一次關於湖南秋收暴動問題的談話會，討論秋收暴動及改組省委的問題。8日，他寫出了《關於湖南秋暴經過的報告》，總結了經驗教訓，指出黨沒有充分發動農民，是此次失敗的根本原因;黨的領導機關和全體黨員缺乏堅決的心理和沒有深入農村，是暴動失敗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湘南、湘西等地沒有暴動起來給敵人以重大打擊和牽制，使湘中暴動成為孤立，是暴動失敗的第三個重要原因。報告進一步提出了“必須以農民為中心”的湖南第二次暴動計劃。

10月24日，中共中央派羅亦農、王一飛來湘主持召開省委緊急會議，改組省委，免去彭公達書記職務，改任湘西特委書記。

11月上旬，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在上海召開，作出了《政治紀律決議案》，指責湖南省委和彭公達在指導湖南秋收暴動中“完全違背中央策略”，變成了“單純的軍事投機的失敗”。他們撤銷了彭公達與毛澤東、易禮容、夏明翰的省委委員職務，開除彭公達和毛澤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並給彭公達留黨察看半年的處分。

彭公達雖然蒙受了重大的政治打擊，但他仍然忠心耿耿，努力為黨工作。他化名畢得成，到常德任職，“擬周遊各地”，瞭解情況，打開湘西局面，但因“路上不好走”，僅到了桃源、漢壽、澧洲、常德等地。一路上，他會見各地中共負責人，調查中共組織的恢復和發展，以及農運、軍運、匪運工作情況。通過調查，他了解到湘西黨內“教育工作沒有，同志害怕”;農運工作“沒有抓住農民的痛癢”，“抗租抗税工作未做”，“大家以為無鬥爭”;“軍隊的工作未做，對會匪多半是軍事的聯絡，缺少政治宣傳”。針對這種狀況，彭公達向中共湖南省委報告，提出召集各縣代表會議，大力發展黨的組織，抓緊土地革命、蘇維埃政權和農運工作的建議。接着，彭公達在常德、桃源交界的平山(河伏)紅波寺秘密主持召開了中共湘西代表會議，改組了中共常德縣委和各級黨部。會議選舉彭公達等七人為委員，宣佈中共湘西特委成立，並由彭公達兼任中共常德市委書記。會議確定常桃、常澧、常漢三個特區為戰鬥中心;決定建立交通網;還討論通過了彭公達提出的與賀龍取得聯繫，向湘西西面發展革命勢力，建立游擊隊，實現湘西割據的計劃。

代表會議後，彭公達主要抓了恢復、整頓和發展中共組織的工作。他經常化裝成小販，深入湘西城鄉巡視，指導工作。在常德市區，他穿街走巷，跑碼頭，進工廠，先後在縫紉、理髮、人力車、煙紙業、碼頭、烹飪、襪業等行業工人中建立了中共支部，其中人力車支部就有黨員20餘人;還在電燈、郵政、染織、輪駁等行業中發展了黨員。與此同時，他指導擴充了雞窩巷福康酒店，作為特委的情報機關;接受法院街“芝蘭室”，擴大印刷、雕刻等業務，作為特委的交通機關;在東門外四鋪街王宏發竹器店設立了聯絡點，負責特別聯絡。特委還規定，各項工作部門或單位及黨員之間，未經批准不得發生橫向聯繫;凡被國民黨政府通緝的同志未經批准，亦不得進城或進入交通聯絡點。以此作為非常黨紀，要求大家嚴格遵守。經過彭公達等人的艱苦工作，常德、桃源、漢壽、石門、慈利、澧縣、臨澧、漵浦、麻陽等縣很快恢復和建立了中共組織。到1928年1月，特委工作擴展到永順、龍山、桑植、沅陵、辰溪、藏江、大庸等縣。此時，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另組織了中共湘西北特委，指定陳協平負責與賀龍聯繫;孫家信負責湘西上游的組織和發展;還在國民黨陳嘉佑的十四軍中發展了營長一人，排長一人，並且在沅江建立了兩個兵士小組，發展黨員30餘人。湘西黨的隊伍日益壯大，黨的工作進入了“新發展的時期”。

彭公達在領導中共湘西特委期間，非常重視建立革命武裝，開展游擊戰爭和羣眾鬥爭。中共湘西代表會議後，他派同志下鄉，恢復黨的組織，建立農民協會和農民武裝，開始發動農村鬥爭。凡有中共組織的地方，都建立了秘密農協，成立“打狗隊”，襲擊敵人，懲罰壞人，張貼蘇維埃佈告，工作搞得有聲有色。在各地農民暴動、創建遊擊根據地的同時，彭公達和特委派徐才義在白洋湖到望山村一帶建立特委的直屬赤衞隊，有槍四支，逐步發展活躍在太浮山周圍。特委軍委舒玉林和陳協平組織軍事小組進駐沅陵、永順交界的王村，打入周西城的國民黨地方部隊，成功地策應了周圍的革命勢力。彭公達還和特委委員、常澧特區書記康序煥，特委委員、工委王千祥等人，組織了60多人的戰鬥隊，打掉了國民黨常德縣崇河“清鄉”辦事處，生俘清鄉委員和特派員二人，繳獲十幾支槍、二三十枚手榴彈。他和康序煥、中共臨澧縣委書記劉春生、縣長李道宗(共產黨員)及潛伏在魯滌平部第四師政訓處的譚醒(共產黨員)等，利用臨澧縣挨户團副主任趙伯履為首的四霸企圖製造“民變”、謀殺縣長李道宗的陰謀，將計就計，用開會的名義，一舉幹掉了四霸，在湘西震動很大。

彭公達在主持中共湘西特委工作時，十分注意根據不斷變化的形勢變換鬥爭方式和鬥爭策略。開始，他提出“工作策略是發動鄉下的游擊戰爭”，當“西征軍入湘”後，他便及時採取了“發動羣眾的鬥爭及奪取潰兵的槍枝”的策略。1928年2月以後，他又根據新的情況，提出要“擴大斗爭及注意城市中的小資產階級的鬥爭”問題，特別是針對“湘西匪風極盛，貧農多半為匪”，“農村中的土匪完全是無組織狀態的，專憑感情結合，土匪首領完全是反革命，羣眾有時可以來革命，有時可以反革命，非常動搖猶豫”的情況，他提出了“黨的策略是在分化土匪的羣眾，反對土匪首領，提出革命的土匪到農民中來，反對反革命的土匪”。這些策略，在羣眾鬥爭中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1928年6月初，因中共桃源縣委書記曾松林及王達叛變，彭公達在常德“不好立足”，便離開湘西，經長沙，赴安源，向中共湖南省委彙報工作，寫了《中共湘西特委工作報告》。省委常委聽取了彭公達的彙報，於6月7日通過了《湘西最近工作決議案》，對以彭公達為首的湘西特委七個月工作給予了肯定的評價：“湘西(常、桃、南、慈、澧等處)黨的下層組織能在瓦解形勢中漸次地恢復起來，並且開始走向鬥爭的道路”;“游擊戰爭比較的是有組織”;“尚能有決心去開始兵士運動，成立了幾個秘密士兵支部”;“對於土匪採取的分化土匪下層羣眾，反對反動土匪的首領策略極正確”。決議案對湘西特委“秘密工作忽略，致使機關屢遭破壞，予工作上極大打擊”等缺點，也給予了批評。

此後，彭公達根據中共湖南省委的分配，先後化名楊維策、楊春生、畢得成，來往於長沙、安源之間，進行聯絡，負責“遣送逃亡同志去安源”，積極在駐長國民革命軍第二軍第六師戴嶽部隊中活動，策動起義。是年6月的一個夜晚，他通過戴嶽部第十八團第三營的指導員喻茂欽在長沙五十標操坪上與戴嶽之侄、十八團副團長兼第三營營長戴文(共產黨員)取得聯繫，瞭解部隊情況，指示戴文好好掌握部隊，發展革命勢力。以後，他又在一個深夜與戴文會面，向戴文詳細地詢問了部隊情況後，指示戴文“準備暴動”，並同戴文一起商量暴動方案：暴動成功，則佔領長沙;失敗了，則向平江撤退，與彭德懷、黃公略取得聯繫。他要戴文先偵察好長沙到平江的道路，做好一切準備，還從戴文處拿去了一支駁殼槍，準備武裝暴動之用。

7月中旬，彭公達在安源不幸被贛軍第三軍第二十一團肖希賢部逮捕。在國民黨軍隊還沒有搞清楚他的身分時，他寫了封信，託他的好友肖燦雲的弟弟送給戴文團一連連長雷鳴皋(共產黨員)，要求雷找戴文，設法營救。但這個姓肖的年輕人缺乏經驗，在途經易家灣時，被魯滌平的檢查站搜出了彭公達的信。接着，雷鳴皋被捕犧牲，戴文被魯滌平懷疑是共產黨也逮捕下獄，彭公達很快被解送到長沙，與戴文、肖某同關在湖南省督辦公署，遭到嚴厲的拷打和審訊。在獄中，彭公達早已作好了兩種思想準備：一是想辦法力爭出獄，二是以身殉職。一天，戴文“賄通看守人員”與彭公達在獄中見了面。戴問彭：“今後怎麼辦?”彭公達堅定地回答：“堅決拒絕自首，儘量利用關係脱險!”他還對戴文説：“我是九死一生了，希望你能利用私人關係出獄，再設法營救我，如不成，請幫我收屍!”戴文反問：“我同樣被捕了，怎麼能先出獄呢?”彭公達告訴他：“你始終不要承認是共產黨員，我會在講話中掩護你的。”他們“商定堅決拒絕自首，以免牽連，以少犧牲為原則。同時商定於對訊時，彼此素不相識。”一天，敵人會審彭、戴、肖時，彭公達利用機會對肖説：“大家都有妻室兒女，講話要有良心，不要亂講啊!”敵人問彭公達：戴文是不是共產黨?彭公達故意裝作不認識戴文的樣子，罵道：“他不夠資格，你們要殺他，我們歡迎!”因肖某不認識戴文，又“得到彭公達訊供上的回獲，及戴嶽、劉策成之外助”，減輕“罪行”，判刑四年送回寶慶執行。魯滌平、何鍵認為彭公達是“共產黨首領”，“曾擔任過鄂贛湘共產黨重要工作，與共黨種種陰謀多所參與”，“主持各處暴動”，“實為共黨首魁”，故如獲至寶，“迭次提案面訊”，妄想從其身上獲得中共機密。身處囹圄的彭公達在敵人殘酷拷打、嚴厲審訊下，運用假自首的手段，與敵人作鬥爭。他故意裝出“頗願自首”的姿態，一是“報告公案數起”，如他與陳協平等策劃除掉臨澧趙伯履等四霸，指揮桃源清溪農民起義攻打團防局，以及打掉常德崇河清鄉辦事處等敵人都知道的事件;二是“提供”一批他被捕前已被捕犧牲的和早已公開身分的94人名單;三是“提供”所謂黨的“機密”，如大學是共產黨代號、中學是青年團代號等普通國民黨員都知道的秘密代號，和一些他被捕前已被叛徒出賣的中共聯絡點。他這樣做，是為了矇騙、麻痹敵人，以實現自己“俟能回覆自由，渠自有辦法”，去繼續革命的願望。在獄中，他還活動營救難友們出獄。但就是在做這件工作時出了差錯。他秘密“唆使會渠之共產黨速赴平江等處，參加暴動”，“殊不知會渠之共黨系早已自首鏟共之人”。他們向國民黨方面報告了彭公達言行，監獄當局才弄清了彭公達“自首非真”，遂給其冠以“罪大惡極”，“陰險卑污，法無可逭”的罪名，於1928年8月7日慘殺在長沙小吳門外校場坪。彭公達犧牲時，年僅25歲。

彭公達是中國共產黨在大革命時期和土地革命戰爭初期湖南農民運動、武裝起義的著名領導人之一。他為了崇高的共產主義理想和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奮鬥了一生，貢獻出了寶貴的生命。黨和人民永遠懷念他。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給彭公達的撫子彭樹莊頒發了烈士證。1953年4月，毛澤東親筆寫信給彭樹莊，鼓勵他努力學習，天天向上，繼承先烈遺志，好好建設祖國。 ^[1] 

父親：彭緒章

母親：趙氏

妻子：李經難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