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文

彝族是中華民族大家庭成員之一，有自己的文字——彝文，起源時代久遠，獨具特性且發展完善的傳統文字。

流傳和遺存彝族地區的彝文文獻載體形制主要有巖書、布書、皮書、紙書、瓦書、木牘、竹簡、骨刻、木刻、金石銘刻、印章等，其中絕大部分為紙書。根據紙質和極少部分所署的抄寫年代可知，彝文文獻多形成於明清時期。但不等於説彝文文獻都首撰成書於明清。除續修的譜牒、部分金石銘刻以及漢文古籍譯作等彝文文獻之外，絕大部分彝文書籍，特別是彝族畢摩（祭師）傳統用於各種祭祀的典籍，是按世代流傳下來的內容與格式，從原非紙張為書寫原料的典籍上轉而傳抄成紙書，即絕大部分彝文文獻成書年代遠不止於明清時期。現存彝文文獻，根據其產生的時代背景或署有年代可考而較方者，如南宋開慶己未年（公元1259年）的“攔龍河碑紀”等。

在彝族歷史上，彝文文獻從它產生第口部的那時起，與其緊密伴隨的即是天災人禍的無情摧殘，終於得到了人們的公正認識。倖存的彝文文獻，除石刻在貴州境內尚存二百六十多塊、雲南境尚存七百外，紙書等類型文獻，國內有關部門及英、法、美、德等國收藏的數量，據粗略統計，總計約有一萬二千餘冊。據各地初步普查，尚有約五千多冊仍存於彝族民間。

彝文文獻內容豐富，涉及了彝族古代社會的各方面，客觀地反映了彝族社會發展的歷史。由於彝族社會發展史上未曾出現巫史的真正分離，彝文文獻多由彝族巫職畢摩世代抄寫流傳下來，且多用於巫事。因此，彝文文獻尚處於以原始宗教為主要表徵的多學科融匯於一體，大多沒有形成各具鮮明學科特點的專門著作的階段。綜觀滇、川、黔、桂四省區現存彝文文獻，據其包羅的內容，可歸類分為原始宗教類（此類又可分為祭祖、祭奠、祭神、消災除禍、驅魔送鬼、詛咒盟誓、招魂、祈福、占卜、祭祀神坐圖譜等經書）；歷史、譜碟、神話、哲學、倫理、天文律歷、地理、文學、醫藥、農牧生產、軍事、契約、帳簿、通告、譯著、文字等。

彝文的書寫格式為左起直行，多無標點，屬音節表意方塊文字，在明清以來的漢文史志中常被稱為“韙書”“羅羅文”“貝瑪文”“白馬文”“畢摩文”等。彝文在彝族歷史上曾有過統一或約定俗成的通用時期，但隨着彝語方言的產生及其與日俱增的差異，作為記錄彝語符號的彝文，亦形成了各具方言、地區特色的多流派，也有仿戰國時期的漢字六國文。不同的彝語六大方言相互通話有困難，掌握不同流派的彝文，相互閲讀文獻亦不易。不同方言、地區間彝文的差異主要表現為使用的單字多少不一。常用字與異寫字區別不一；同意近音的彝文寫法不一；形同音異義不一等。但這些差異畢竟不是不同文字性質上的差異，所以都具有共同的特性。

彝文字體書寫規律與漢字相同，但無謂偏旁和部首，唯將書寫的首先着筆的第一筆或第一部分筆劃稱為主筆。彝文造字是於不同主筆的不同部位分另加以不同筆畫而形成若干獨具形、音、義的單字，彝文主筆最常見的有二十六種；彝丈（文）有獨體與合體兩種，合體字較少，獨體字則佔百分九十以上，因而筆體較簡，二至五劃的字約有百分之八十以上，八劃以上的字極少；彝文字體富於變化，但有一定的造字規律，首先，彝文亦如漢字“六書”，有少量的象形、指事、會意及大量的通假字。“通假”不是造字法，是音節表意文字發展到一定的成熟階段，為適應語言的需要出現的用字法。彝文通假現象普遍，不但“本無其字，依聲託事”，而且往往“本有其字”卻不辯字義地“依聲託事”。彝文的通假借用，改變了它的表意性，所以嚴格地説，彝文是表意為主而兼有表音的文字。

古彝文是彝族仍通行的表意文字，是一種原生的文字，它不是借用和摹仿漢字的產物。彝文典籍的內容涉及範圍非常廣泛，天文、地理、政治、經濟、軍事、醫藥、算術、地形、地貌、生物、農牧等無所不包，其中還藴含着大量的生產與生活的技能和智慧，是彝族人民開發利用所在地自然資源的經驗總結和科學的結晶。

由於多種原因，貴州能識別彝文的彝族老人越來越少，認識古彝文的彝族老人因為不認識漢文，對古老彝文典籍翻譯不出來，古彝文研究隊伍嚴重匱乏。有關專家呼籲國家和有關省市加大投入，加大古彝文研究隊伍建設的力度，儘快搶救古彝文這一民族文化瑰寶。

畢阿詩拉祖造字説。四川涼山地區彝族人多奉此説，許多到四川涼山考察彝族文化的人都蒐集到這傳説，但具體細節有差別。一説畢阿什拉祖（諧音）被其母發現“蹲於樹下正作書，樹上有一如鴉似貓之怪物，口吐黑血，拉祖即蘸血而書，其母至樹下，怪物忽遁去，……彝族之文字從此而起”（莊學本）。一説畢阿畸拉貴（諧音）死後。深為自己的經書經支未能傳後而感到不安，後來他變成一隻美麗的白鳥”嘴裏吐出血絲落到樹葉上變成各種各樣的文字”，其子“耿春就用一根細木棒把這些文字一一抄寫下來，……把這些文字整理傳給別人，彝文就是這樣流傳下來的”（張純德）。

伯博耿造字説。這一説主要流傳於雲南民間（王昌富）。

吉祿造字説。黔西北地區傳説彝文的創始者是一位聰明的老人，名叫吉祿，他開始刻劃六種家禽和六種野獸的形象，併到樹上紀年，到石上紀月，形成了同漢字完全不一樣的獨特的彝族文字（王桂馥）。

杜米那確左造字説。《彝族古歌》中有杜米那確左大神教人們用樹葉當紙，用紅土當墨創寫彝族文字的傳説。與此相類似的是《尼蘇奪節》中有圖納到天上向六貝神仙人求得文字和理書的記載。

密阿疊造字説。丁文江於1935年編輯出版舞文經典《爨文叢刻》，譯者羅文筆在其中的《帝王世紀·人類歷史》前序中説，“從人類始祖希慕遮之時，直到撮侏瀆之世，共有三十代人。此間並無文字，不過以口授受而已。流於二十九代武洛撮之時，承蒙上帝差下一祭司密阿疊者，他來興奠祭，造文字，立典章，設律科，文化初開，禮儀初備。”

恆本阿魯造字説。見於《西南彝志》卷九的記載，説他發現了天地的根源，創始供奉祖先，並創造了彝族的象形文字。

伊阿伍造字説。亦見於《西南彝志》卷十的記載，説他是一個“聰明無比”，能知天文地理，創造了彝文並且寫了許多歷史書籍。

阿軻造字説。這是一種流傳廣泛，歷時久遠的説法。雲南《滇系·雜載》記載：“漢時有納垢酋之後阿町者，為馬龍州入，棄職隱山谷，賀爨字如蝌蚪，二年始成，字母千八百四十有奇，號書組。”貴州《大定縣誌》卷十三風土誌也有記載：明朝“安國亨所譯夷書九則，內載阿町唐時納垢酋，居巖谷撰爨字，字如蝌蚪，三年始成，字母一千八百四十，號曰韙書，即今彝字。文字左翻倒唸，亦有象形、會意諸義”。《天啓滇志》、《一統志》、《雲南通志》（舊）、《景春雲南志》、《開化府志）等也有類似記載。

彝文合體字少，不似漢字採取形聲結構來多產字，而是採用字體結構易位、增添筆畫等方法來多產字。結構易位有上下易位、左右易位；增添筆畫則指在已具獨立形、音、義的獨體字不同部位增添不同的筆畫，形成另具形、音、義的字。彝文再一特點是異寫繁多，每字的異寫少則二三個，多則四五十個。其因除不同方言、地區書寫有差異外，彝文在流傳中書寫帶有隨意性，所以同一字筆劃可多可少，甚至可正寫或反寫；再是流傳中逐漸發展演化，以致原始字與多個演化字混用。從這點來講，往往能從其中看出彝文的原始面貌和其發展演化的一些軌跡。　從總體來看，由於彝族社會經濟發展緩慢、彝文在野自生自衍，彝文的發展和演化速度非常緩慢。彝文以其獨具的特徵表現出了古老的風貌，那它究竟起源於何時？這個問題在近半個世紀以來，學術界眾説紛紜，卻向無定論。此前在有關彝文起源或首見流傳時代的論説中，較具代表性的有唐代説、晉代説、漢代説、借用戰國六國文説、春秋時代説、殷商時代説、龍山文化時代説、母系氏族社會繁榮時代説、半坡仰韶文化時代説。雖負無定論，但從這些各有所據的眾説中，亦能看出彝文起源時代的久遠。

彝文是一種表意文字。彝文的寫法在20世紀六60年代以前很不統一。1975年四川省彝文規範工作會議討論通過了《四川彝文規範方案》，1980年國務院正式批准推行。《四川彝文規範方案》包括819個字母，筆畫簡單，形體美觀。選取原彝文的819個字順時針旋轉90度角表音，書寫時一律從左到右，和漢字的寫法一致。中國境內彝語的使用人口約400餘萬（1982年），分為北部、東部、南部、東南部、西部、中部六種方言。主要語言特點：①塞音、塞擦音、擦音分清濁兩套。許多地區的塞音、塞擦音還有帶與不帶鼻冠音的區別。②除少數方言外，元音一般分鬆緊，但只在某些聲調的音節裏構成對立，如北部方言只在33、44兩調的音節裏對立。③韻母一般由單元音構成，沒有塞輔音韻尾，但泰國碧粟彝語有-p、-t、-k韻尾。雲南、貴州部分地區有

少數複元音、鼻化韻和鼻尾韻。④有3～5個聲調，調型簡單。⑤詞序和虛詞是表達語法意義的主要手段，基本語序是主語—賓語—謂語。⑥名詞、動詞、人稱代詞作定語時，在中心詞前；形容詞、數量詞作修飾語時，在中心詞後。有些副詞修飾雙音節中心詞時，在中心詞的兩個音節之間。⑦量詞豐富，有些方言的量詞能直接修飾中心詞，起後置冠詞的作用。如北部方言量詞起不定冠詞的作用，東部方言部分地區量詞起定冠詞的作用。⑧有的方言有標誌各種句子成分（包括主語、賓語）的結構助詞。⑨一部分動詞的自動態和使動態，用輔音清濁交替表示，如威寧彝語ɡu55（穿衣）、ku55（使穿）。⑩有些方言以謂語動詞、形容詞的重疊和變調錶示疑問，如涼山彝語dz嚕33（吃）、dz嚕44dz嚕33（吃嗎？），單音的詞和詞根佔優勢；構詞後綴多，前綴少；複合詞多，單純詞少。四音格聯綿詞較豐富。

彝文在彝族社會中雖然使用較久，流傳較廣，但直到19世紀末才吸引外界的研究視線。1898年，天主教傳教士維亞爾出版了他翻譯的宇宙源流神話。1930年冬，一位叫丁文江的著名地質學家為“羊皮書”走出大山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中國地質調查所所長從四川來到大方縣，開始研究彝文古籍。經人介紹結識了當地70歲的彝族知識分子羅文筆先生，雙方約定由羅採用注音字母譯音、漢文直譯、漢文意譯的方式對彝文古籍進行翻譯。1936年丁文江將羅譯的11部（篇）彝文經典題為《爨文叢刻》交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開闢了科學翻譯、整理彝文古籍的先河。新中國建立後，尤其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彝文古籍翻譯、整理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豐碩成果。僅畢節地區彝文翻譯組就累計翻譯出版了80多部120卷，共三千多萬字。其中《西南彝志》《彝族源流》《彝文典籍目錄》《黔西北彝族美術》《彝文金石圖錄》等曾在全國和省各類評比中獲獎。《彝族源流》是一部全面敍述彝族及其各支系起源和發展的珍貴史料，但歷經吳三桂徵水西和“文化大革命”兩次浩劫，大都散佚，偶有存者也殘缺不全。近年出版的該書全本全賴一位叫王興友的老人。王先生出生於烏蒙山區著名的“芒部畢摩”世家，據説已有108代。他因家學影響，深諳彝族傳統歷史文化，早年曾在畢節地區彝文翻譯組工作，“文革”開始後，只得將家傳羊皮典籍送至巖洞中隱藏，才使之免遭劫難。在彝族古籍整理上還有一種特殊的現象即家學淵源。王興友老先生之子王子國、王子堯繼承父業，辛勤耕耘，均成為知名的彝文古籍專家。而羅文筆的後人羅國義、羅正仁等也是著名的彝文古籍整理專家。為了徵集散佚在民間的“羊皮書”，畢節地區彝文翻譯組的工作人員長期跋涉於烏蒙山的高峯深谷間，歷盡艱辛。

夜郎研究一直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重視，一本叫《武夜郎傳》的彝文古籍的出版，在社會上引起了不小的轟動。雖然有學者對它尚存疑問，但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熊宗仁卻給予了高度評價：“（它）展示了有關夜郎少數民族文獻研究的領域，以及尚待開掘的新事例和新思想。”省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員餘宏模也認為：“《夜郎史傳》是夜郎的一部斷代史。”總之，這些沉舊發黃，甚至還生着蟲的羊皮卷，展現了古代彝族人民豐富多彩的生產生活畫卷，娓娓動人地講述着那些悠遠的故事。

中國彝族使用的一種表意的單音節文字。從形體上看與漢字很接近，實際不是從漢字蜕變而來，可能是仿漢字造字方式創造的。如彝文中也有象形、指事文字。（圖1）象“頭”，像碗中的飯（氣），字中的點，指出氣處。還有以較突出的部分象形的，（臉），突出鼻形。也有近似漢字的會意字，（孵），表示鳥在有卵的巢上孵雛的意思。彝文文獻古籍較多，主要是手抄本，刻本較少。較古刻本《太上感應篇》譯述，全文2.29萬字，是今存彝文木刻本文字最多的一部書。金石彝文，過去中外學者認為最早見於明代刻石，如雲南楚雄自治州祿勸縣的《鐫字崖》，刻有彝、漢兩種文字，是明嘉靖十二年（1533年）的刻石。今貴州大方縣安氏土司彝漢兩種文字的《千歲衢碑記》，鐫於嘉靖丙午年（1546年）。近年來貴州大方縣發現的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的銅鐘（圖2），鐘面鑄有彝、漢兩種文字，較上述刻石早六十多年，是現存最早的彝文文獻。大方縣水西大渡河石橋建於明萬曆二十年（1592年），橋上刻有彝、漢兩種文字的碑記（見彩圖）。彝文記述了水西土司安氏世代的歷史，共有1922個字，是現存字數最多的彝文刻石，也是研究彝族社會歷史、風俗習慣的珍貴資料。從文字發展的規律來看，彝文字數較少，因而彝文經書手抄本中大量借音表意。彝語有六種方言，各地方言差異較大，假借文字也因地各異，這是彝文經書難解的原因之一。為使彝文能更好地為各方言區服務，四川涼山彝族地區以喜德語音為標準音、以聖乍話為基礎方言制訂了《四川彝文規範方案》，共確定819個規範彝字，並設計了拉丁字母的“彝語拼音方案”，便於注音學習。

《滇系》《天啓演志》《大定府志》等史籍都有唐朝阿啊撰爨字——“號日韙書，即今彝字。文字左翻倒唸，亦有象形、會意諸義”的記載。從那時起，就有人認為象形、會意是彝文的主要造字法，而且借用漢字“六書”造字和用字規律來解釋彝文造字，彝文中也有個別漢文借字。

陳士林（1988年）就此提出異議：“今見彝文中少數的字似乎可以用‘象形’、‘指事’來解釋，但是，由於缺乏古彝文史料，特別是缺乏系統的，經過科學整理的史料，説某象某形，往往帶很大的主觀隨意性，沒有什麼科學意義。”彝文造字法的民族特點很突出，其基該方法是以部首為主導，以其他筆畫或造型部件為陪襯，有時附加裝飾性符號，藉以區別同部之字。”

馬學良認為，彝文造字法有象形等法，另外還用了“轉位”的方法，就是把一個字放置的方位轉動一下，或轉動後添加一些符號，構成新的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