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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自修
鎖定
強自修(1903.03.04~1988.09.15)中共七大候補代表。陝西省宜君縣人。農民家庭出身。參加革命前就接受馬列主義,參加反貪官污吏和土豪劣紳的鬥爭。在宜君縣第一高級小學任教期間,組織進步學生成立讀書會,傳播馬列主義。1935年秋進入蘇區參加革命。1936年初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陝甘蘇維埃政府秘書、土地幹事,中共東北軍工作委員會委員、主任,前敵司令部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長,紅四方面軍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長等。1937年4月至9月任中共陝甘寧邊區關中特委常委、組織部部長兼統戰部部長。1940年9月至1941年11月任中共陝甘寧邊區洛川特委副書記,1942年春至10月任特委書記。1942年10月至1943年3月任中共陝甘寧邊區洛川工作委員會書記。1945年4月至6月作為陝甘寧邊區代表團成員參加中共七大。1945年10月至1946年7月任中共陝甘寧邊區關中地委副書記。1949年5月至9月任中共陝北區黃龍地委書記兼陝北軍區黃龍軍分區政治委員。1949年8月至1954年9月任中共蘭州市委書記。1949年9月出席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1953年6月至1954年9月兼任蘭州市郊區人民武裝部政治委員,1954年9月至1956年11月任蘭州市兵役局政治委員。1955年6月至1960年5月任中共甘肅省委書記處書記。1958年因抵制“左”的錯誤而受到不公正對待，1978年得到徹底平反。1978年10月任甘肅省政協副主席。1979年12月至1983年5月任甘肅省第五屆人大常委會副主任。1988年9月15日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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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生平
少時文靜善思索
強自修,字琢為,化名強枉笙、張旺笙、雷鳴。1903年3月4日,強自修生在宜君縣偏橋鄉西雲陽村的一個較富裕的農民家庭。祖父曾是清末的一位廩生,在鄉間較有名望。強自修降生時三個祖父仍在一塊兒過日子,三祖母主持家務，生活條件優越。
強自修生性文靜。12歲入私塾。1923年前後,他從高小將畢業時，他對當時的社會制度有了改造的想法。學校的老師抽大煙、耍賭博,影響到學生中也出現了此類惡風。他組織同學們鬧學潮,驅趕不稱職的教師。他對國民黨的縣長和紳士,也公開進行揭露。
1924年強自修高小畢業，在五里鎮教學。這所學校名為公學,實是當地地主韋半縣所操縱。他看不慣韋半縣盛氣凌人的樣子,憤然辭職,只在此教了半年學,便回家務農。
1926年,他的家境每況愈下，連糧食都不夠吃,不得不以野菜相補而充飢。一天，他的弟弟牽着毛驢去賣木炭換糧食,全家人等着換回來的糧食吃飯。誰知,其弟趕着毛驢上了路,便被宜君縣長碰見。這位縣長將毛驢拉住，叫給他家去馱碗。他的弟弟不從，被縣長將裝木炭的馱架子扣留。強自修給縣長寫了一封信道:“你家吃得飽,我家正捱餓,你把架拉走,我家昨生活,縣長明事理，完璧應歸趙。”這位縣長見信後知道理虧，只好將架子歸還,並付一紙條“完璧已歸趙”。
初學馬列鬥污吏
強自修在農村不思耕作,思想非常苦悶。他想改造社會,但不知如何改造為好。他在苦腦中徘徊着。
1926年他接觸到了一些馬列主義的書。知道了布哈林和普列漢諾夫。看了瞿秋白寫的《蘇俄考察記》及中國學子從國外寄回的《寄給中國青年十二封信》的小冊子，這才使他茅塞大開，知道了列寧領導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和列寧締造的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蘇維埃政權。
1928年,強自修結識了大革命時期的胡周臣、樊立民及楊作棟幾個知識青年，他們聯合起來搞鬥爭。胡周臣當上了宜君縣教育局長,樊立民當上了縣立高小教員,楊作棟當上了宜君縣建設局長，強自修也當上了建設局幹事。時過不久,四人內部分化。強自修首先對胡周臣進行了鬥爭。他寫了一首《哭婆娘歌》,內容是“我為你肝腸曾哭斷,我為你心血也愁幹,我為你曾把教育辦,我為你灰心吸大煙，我為你侵吞教款一大半,我為你官紳林中爭狀元”。這首詩傳出以後,把胡周臣嚇的幾個月不敢進城。胡周臣為了逼學租，把彭村佃户李進財的妻子關押起來。強自修知道以後,給胡局長寫了一封信。內容是“彭村有個李進財,財沒進來,衝怒了先生。先生把他的妻子押起來”。他叫胡周臣“見信立即放人，不放人,小心你的腦袋”。胡接信後迅速將人釋放。
民國宜君縣長張守順執政幾年，想留名於宜君。他動員一些豪紳給他立一塊德政碑。這塊碑立起來以後，強自修發動學生把碑推倒。同時，他還給這位縣長畫了一幅漫畫，一手拿煙槍,一手拿銀元,口裏噴着煙説:“本縣一生兩件寶,大煙銀元民間找。若問娘寶孰為重，寧舍孃親不捨寶。”他還將這幅漫畫印成傳單,讓學生廣為散發。同時到處揭發這位縣長的劣跡。最後使這位縣長聲名狼藉,民國省政府不得不把他換掉。
張守順走後，上級派馮玉祥的法官鄧樹貞任宜君縣長。時值軍糧很重,縣長規定百姓如果無糧可繳，可用銀元頂替。一天晚上,鄧縣長找強自修談話,説:“東區糧食一直收不起，你去看一看，到底是有糧不繳,還是無糧可繳。”要強自修酌情抓緊辦理。強自修到了東區後,發現是本縣最大的財主韋半縣在抗糧。強自修到東區去時就帶着幾個差役。他一看是韋半縣在抗糧,就派手下人員去用石頭砸韋家的大門，把狗趕走。並叮嚀説，如還不理,就用鎖鏈往韋半縣脖頸上套。結果,韋半縣威風大減,兩次派人來請強自修,強也不去。韋半縣最後託強自修的同學前來説情,打着燈籠將強自修接到他家。強自修説:“軍糧你到底給不給?如果不給,縣上就準備派一個團來住在你家吃。人家來找你，你還是避不過。”韋半縣一聽此話,滿口答應給糧，第二天派騾子把糧送到縣城。
1929年陝西省農礦廳開設訓練班,強自修考中。半年以後轉為建設人員訓練班。1930年底強自修從建訓班結業。1931年當上了宜君縣建設局長。1932年西安孫盛威給強自修來了一封信,要求強自修在白區開展抗糧、抗款抗捐、抗税、抗丁。這封信是以同學名義發的,但強自修卻不認識此人。加之郵政檢查的制度較嚴,強自修沒有冒然行動。1933年被免去建設局長職務。
強自修在家住閒，感到官場上都是一些惡徒所聚。於是,他把鬥爭的矛頭直指民國宜君縣長張斗山。張斗山懷疑強自修是共產黨,立案上報到民國陝西省政府。不久,張斗山調走,麻百年走馬上任宜君縣長。薛志仁在西安上學，同麻百年的兒子是同學，二人關係較好。麻縣長來宜君時就從省上帶着這一案子。經麻百年之手,給民國陝西省政府報告:“此案事出有因,查無實據。”作了了結。
從教組織“讀書會”
1934年，強自修被迫退出官場，在劉子修、楊作棟等的推薦下,在宜君縣立第一高小當教員。一天，強自修對楊星海校長建議，把過去在本校鬧過學潮而開除的16名學生收回來,讓他們續讀上學。楊星海欣然答應,採取更名換姓的辦法紿民國縣政府打了報告,以招新生名義將這些學生皆收回學校。這樣強自修在學生中就形成了一股核心力量,組織起了秘密的“讀書會”。“讀書會”是以研究社會科學書籍,宣傳共產黨和紅軍游擊隊的好處,揭露國民黨的面目，發展組織等目的而成立的。他們有一條紀律:內部事不許向外泄露,要絕對保守秘密。讀書會歷經-年半,發展到20餘人。
強自修是教語文的,他採取啓發式教學法,向學生灌輸革命思想。一次,紅26軍和陝甘游擊隊在偏橋截殺了赴延安上任的四位民國縣長。強自修以《今早的好消息》而寫了一張快報,讓學生們觀看。半年後,把學校搞成了紅色學校。為了宣傳科學社會主義,指導讀書活動,他還寫一些學生喜聞樂見、容易記住的詩歌給學生。為了激勵青年學生,他還寫過一首《青年學生》新詩:“青年學生,青年學生,你們自命為改造社會的先鋒。一但環境所迫,其中一些人便投身於貪污羣中。青年學生，青年學生，到了那個時候,你們是否還能有用?你們如想有用,立場總得堅定,別怕白刃當前,也別怕彈丸斃命,犧牲個人一切,使社會走向光明。”
歷經艱辛到邊區
強自修以教育為陣地組織“讀書會”,給革命培養人材。而他本人當時並不是共產黨員。這些活動都是他自覺的行動。
1934年夏季，在杜衡的極右路線錯誤指導下,陝甘邊成長起來的紅二十六軍二團南下終南山,全團潰散在蘭田。有一位戰士在同劉志丹、王世泰失去聯絡後,隻身從陝南北上回蘇區。途經宜君縣時找到了強自修。強自修連續幾天以酒飯招待了這位紅軍戰士。
強自修想北上到蘇區,但一直找不到可靠的關係。國民黨宜君縣對他的迫害日趨加緊。一天,民國宜君縣長和駐軍團長馮長眉，縣公安局長樊建堂三人開了一個會,決定立即逮捕強自修。強自修得知後立即離家,在親戚家躲避月餘，迫於無奈,最後決定隻身進邊區。
1935年7月強自修從親戚家出發,第一天走了100多里路程。大方向是往陝北去,沒有人指引,道路也不熟悉,結果走到一個駐有部隊的山寨對面。寨上有人在吹號,他也搞不清這是什麼部隊,不敢冒然前去,只好往回返跑。他上前詢問一位較老誠的農民，不知道距這兒不太遠的地方就是蘇區，地名叫西縣道。強自修按照老鄉的指點加緊趕路,黃昏到達西縣道村。村頭上有一農夫在壘糞，他上前請農夫給他找一個歇腳處,農夫説:“你在此先等候一會兒，我去找好地方就來。”不一會兒,這一農夫把強自修領到村子下邊,讓他坐在一個碾盤上等着。又過了一會兒,從村子中出來幾個手拿大刀、鐮刀和繩子的人,不由分説將強自修綁了起來。然後帶着強自修往塬上走。他壯着膽子和這些人搭話,邊走邊問。最後才知道綁他的這幾個人是蘇區赤衞隊。他對赤衞隊員説:“你們把人弄清楚,我是去蘇區的,而不是夏老吆的人。”那幾個赤衞隊員議論説:“這人是去蘇區的，今晚先不敢殺。”來到一個小莊子，赤衞隊員開始盤問他:“你説你到蘇區去,那麼你知道革命是為了啥?”強自修答道:“革命就是為了窮人。”赤衞隊員一聽水平還相當高,接着又繼續提問，所提的問題都一一的回答得較好。於是就將繩子解開,買來白麪條和西瓜,將強自修招待了一下。夜間睡覺的時候,赤衞隊員説:“對不起，這兒是邊境地方,很不鞏固。現在還沒有什麼東西能夠證實你是自己人，今晚還得暫時把你捆起來睡覺。”強自修説:“沒關係，你們就捆吧。”就這樣他被捆綁着過了一夜。
第二天，強自修被帶到中宜革命委員會,見到了革委會主席張仲良。接着又北上到達洛河川閆家灣。陝甘邊蘇維埃政府駐紮在這兒，他又見到了陝甘邊蘇維埃政府主席習仲勳。習仲勳雖然沒有見過強自修,但在幾個月前,有強自珍等5名學生從宜君來到蘇區,已經向習仲勳介紹了強自修的情況。所以,他們一見如故,非常親切。習仲勳將強自修分配到陝甘邊蘇維埃政府秘書處工作。
習仲勳保護強自修
1935年9月,陝北開始了肅反工作。一天早飯後,習仲勳在伙房裏開會,神色非常嚴歷。肅反委員會來文説:“從西安來的學生都有問題,多數都是國民黨派來的特務和間諜。”習仲勳按上級的名單,叫出來一個就綁上一個。當時把白生才嚇壞了,強自修坐在習仲勳的右邊，還毫不在乎,認為紅二十五軍的保衞工作做得還不錯,能夠很快地把從白區混進來的特務都查清楚。第二天,又來命令叫抓人。強自修產生了懷疑? 一天時間綁殺了那麼多人，那有這麼多的特務。同時意識到自己也可能也是一個被審查的對象,內心很不安靜。思前想後,決定以要求入黨的名義,找習仲勳談一談自己的情況,以探聽習仲勳對他的看法。習仲勳對強自修要求人黨之事,表示歡迎。但覺得暫時不要提這一問題。他同強自修的看法一樣,認為陝北特委這種肅反太“左”，如果一提出入黨,就要向上級彙報,一彙報強自修就會當成特務。習仲勳認為強自修的歷史是沒有問題的,要求強自修不要説自己有文化,也不要説自己是學生出身,更不要説自己是才從白區到邊區來參加革命的。如果別人問就説是自己的老朋友和親戚,來邊區看望自己的。並再三叮嚀強自修,在當前這種氣氛下，萬萬不可多言。
習仲勳為了保護強自修,沒有留強自修在陝甘邊蘇維埃政府機關工作。而以政府工作人員的名義,將強自修派到鄉下去工作。以後,隨着肅反的擴大化,紅二十六軍、紅二十七軍連，以上幹部及陝甘邊,陝北的地方領導都成了審查的對象。連劉志丹、習仲勳也不例外。幸有黨中央毛主席率中央紅軍長征及時到達陝北,果斷地停止了肅反。及時救出了劉志丹、習仲勳等一大批革命幹部。在此期間,強自修在鄉下搞羣眾工作,免遭了肅反之害。
糾肅反險被土匪殺
1935年冬，中央紅軍解放了寧夏,陝甘邊成了陝甘寧邊區。接着成立了陝甘寧省委。由於陝北的極左肅反造成的赤色恐怖，有的地方羣眾紛紛外逃。在黨中央毛主席的領導下,為了糾正肅反擴大化,陝甘寧省委派強自修和李一氓去甘泉、臨鎮安撫羣眾,糾正肅反工作。他們行至富縣榆林橋四家岔大東梁,遇到了士匪攔路搶劫。土匪將強自修,李一氓及給他們帶領的嚮導三個人全部綁了起來,拉進南山溝。這幫土匪剝了他們的外衣,將他們擱在雪地裏。土匪們有的説要槍斃,有的説放了,主張槍斃的佔多數。於是殺手們將他們三人從雪地上拉起來,用槍口對着他們三人準備執行。突然有一土匪説:“這三個人是紅軍,將來紅軍要得天下哩。我們要成事，就不能殺紅軍。”這樣，,他們三人才死裏逃生。第二天他們到達金盆灣找到區委，在紅泉開始糾正肅反的錯誤,領導羣眾開展土地改革，鞏固邊區。
向東北軍做工作
1936年春，由朱開銓、曹力如介紹,強自修加入中國共產黨。接着，他被調到陝甘寧省委組織部任幹事。
4月,陝甘寧省委和陝甘工委分家。組織調強自修到陝甘工委的甘泉縣委任白區工作部長。五、六天後,強自修又被調回陝甘工委工作,任陝甘工委後補委員、委員。陝甘工委由道德塬撤到洛河川，組織決定派強自修去道德塬做東北軍的工作。強自修帶領着紅軍一個連和甘泉縣的一支游擊隊來到道德塬。他們經常幫助東北軍買柴草、蔬菜和羊，同東北軍交朋友。不久,東北軍開始進攻洛河川，紅軍主力西去,陝甘工委也轉移到高橋川去了。這樣一來把強自修所帶的紅軍和游擊隊與紅軍主力及陝甘工委隔開了,聯絡被截斷。在這種情況下，在領導層中不少同志主張去趕紅軍主力。強自修認為有當地羣眾做基礎,應當就地堅持工作。加之所帶紅軍和游擊隊多是本地人,不願意離開本地,因而,強自修的意見得到大家的支持。他們像一葉小舟，在道德塬和槐樹莊之間與東北軍周旋。由於同東北軍有朋友關係，東北軍找強自修及工作隊的人很多。“自己人不打自己人”,成為紅軍與東北軍的共同意願。連東北軍中的一個副官也認為紅軍啥都好。並且還敢同紅軍談心,講心裏話。強自修與東北軍交朋友這一做法,得到陝甘工委的很高評價。
7月,以周恩來副主席領導下的東北軍工作委員會成立。張浩任主任、蔡暢、肖勁光、張策、強自修任委員。中央的方針是:“向東北軍宣傳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同他們交朋友。爭取團結東北軍，鼓動東北軍槍口對外,打回老家去。”接着，中央調強自修去隴東東北軍工作委員會工作。
強自修在張浩的帶領下到達隴東曲子,按照中央對東北軍工作的方針,積極開展工作。強自修主張要做好東北軍工作，首先必須把當地羣眾工作做好,然後派羣眾去東北軍內部工作。他的這一主張得到張浩主任的支持。同時,他們把俘虜過來的東北軍下級軍官加以訓練，表現好的吸收為中共黨員,提拔為紅軍幹部,然後派回東北軍工作。
10月,張浩被調回中央,將東北軍工作委員會交給陝甘寧省委代管。張浩走後,強自修任陝甘寧省委東北軍工作委員會主任。一天，東北軍向曲子發動進攻。東北軍工作委員會秘書長開玩笑説:“東北軍都進攻到眼前了,你這個主任還不給大家做個政治報告嗎!"強自修説:“現在給羣眾做工作還來不及哩, 還做什麼政治報告!"説話間一發炮彈落下來，同志們迅速撤退。
東北軍工作委員會,在黨中央的領導下促進了東北軍的覺悟。“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打回老家去”,已成為東北軍的共同心聲。不久，張學良下決心扣留蔣介石,終於發生了“西安事變”。“西安事變”後,東北軍工作委員會解散。
黨叫幹啥就幹啥
自從東北軍工作委員會解散以後,強自修被調到前敵委員會總政治部任社會調查科長。時間不長又被任命為紅四軍政治部地方部部長。
1937年強自修被調任關中分委組織部長。二、三個月後又被調到宜君縣店頭搞地下工作。夏季的一天,強自修又被調任為關中分委組織部長兼統戰部長。冬季,國共合作大局已定,紅白兩區可以往來。邊區和寧縣邊境地區發生了打柴糾紛,關中分委派強自修去解決。強自修前往民國寧縣，同國民黨縣長朱墨進行談斷。當時對方的聯保主任也參加談判。朱墨是一個反共專家,非常狡猾。強自修當仁不讓,以確鑿的事實，以有利、有理、有節的原則嚴歷指出對方的不是。使這位聯保主任在事實面前無言以對，只好説:“我同意強部長的意見。”這次邊境糾紛,以我方的勝利而得到完滿的解決。
1938年後季,強自修被調到店頭任洛川特委組織部長。洛川特委是1937年成立的,轄黃陵、洛川、黃龍、宜川、韓城、合陽、朝邑、蒲城、同官(銅川)、宜君等地,有黨員2000多人。1939年夏，國民黨政府軍不顧團結抗日大局,蓄意在邊區搞磨擦。共產黨員的思想也開始複雜化。為了加強和鞏固黨的組織,洛特對黨員進行了一次大整頓，清理洗刷出將近1000名黨員,純潔了組織。隨着國民黨政府軍對邊區的進攻加劇，黨依靠這些黨員開展游擊戰爭。1940年後半年至1941年，黃陵縣工委書記晁清芳、宜君縣工委書記王潤民叛變革命,使兩縣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這兩件事使強自修深深認識到,在艱苦的環境下,工人、農民黨員比較可靠,而小知識分子黨員在環境順利的情況下較為活躍,一旦環境困難,他們在環境變壞則容易動搖。王潤民叛變，使宜君縣的共產黨員被敵人抓走二、三十名。晁清芳叛變自首,同時有10幾人變節。這些血的沉痛的教訓,給強自修上了深刻的一課,使他堅信,任何時候都不能放鬆對黨員的思想教育和改造，這樣，在關鍵時刻,才能使黨員經得住各種考驗。
統戰工作的楷模
強自修任洛特組織部長後,能創造性地貫徹執行黨的統一戰線政策。他不僅善於調動一切積極因素，而且善於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為黨的中心工作服務。澄城縣有個民團團長叫楊三發，曾在楊虎城部當過營長、代理團長,在地方上是一個有實力的人物。“西安事變”前，該縣的地下黨員在抗日熱潮中拉起了一支革命武裝,曾被楊三發鎮壓下去。“西安事變”後,他隱居家裏。當他得知被他所槍斃的人員中有共產黨員時,後悔莫及。楊三發就自己鎮壓抗日羣眾武裝之事，向共產黨組織主動認錯,承認自己有罪。並再三申明在他有生之年，願意立功贖罪。強自修等領導認真分析了此人,認為他的話可信,可以給他個立功贖罪的機會。1940年初，國民黨對陝北根據地磨擦加劇。為貫徹中共中央關於隱蔽的政策,強自修通過楊三發將地下黨員孟樹林、賀永錫、米生髮等人,安置在澄城、合陽、黃龍等國民黨地方保公所和警察局工作,掌握了皇甫莊、將軍廟警備隊的部分實權。這些地下黨員在黃龍山區後來發揮了巨大的作用。1946年6月,蔣介石撕毀重慶談判協議,全面挑起內戰的時候。8月初,皇甫莊警備隊150多人起義成功,將軍廟鄉7個保也響應暴動,為黨開展黃龍地區的武裝鬥爭起了很大作用，初次打出了“黃龍游擊隊”的旗幟。楊三發實現了將功補過的諾言。
迎接解放轉戰陝甘邊
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組織決定調強自修任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副廳長。他覺得自己文化程度低，領導邊區的高級知識分子和老先生不宜，請求組織考慮合適的人選,得到組織的同意和批准。以後組織將強自修調到關中地委任第二副書記。書記是高錦純,第一副書記汪鋒。他們之間團結得很好。汪鋒負責外部工作，強自修負責內部工作。在強自修主管關中內部工作期間,對關中地區的土地改革工作進行了全面複查。使耕者有其田，勞者有其食,從邊區外流入，關中的難民，也分得了土地。照金區還設立了難民鄉,專門安置進入邊區的難民。
1946年夏,強自修被調任洛川特委任書記。以後,組織將洛川特委更名為黃龍特委,強自修仍任黃龍特委書記。強自修着重抓了發動民眾，開展人民游擊戰爭工作。從敵人手中奪槍彈以武裝自己，奪地盤以擴展洛特轄區。他歷經艱辛,成功與失敗的經驗教訓都有。然而他勝不驕、敗不餒,以百折不撓的精神妄我地進行工作。
洛川轄區開展游擊戰爭,主要依靠這些地區的地下黨員去發動羣眾,同敵人進行明爭暗鬥。強自修認真地總結了教訓，更加認識到開展游擊戰要大膽是對的,但搞好敵情偵察,同當地的羣眾事先取得聯繫,這是克敵制勝的必不可少的條件。做為一名領導要指揮游擊戰爭,決不可只憑革命熱情,還必須要做細緻的工作。相信羣眾,不只是相信邊區羣眾,還要相信白區的羣眾。在黃龍山苜蓿溝養傷的這位傷員,由於羣眾的細心關照,很快地養好了傷,強自修的領導藝術和水平在實踐中不斷地得到提高。
人民游擊戰爭,在以強自修為書記的黃龍特委領導之下剛剛開始不久，中共西北局給黃龍特委佈置了新的任務,要求迅速發動游擊戰爭,把敵人搞得越亂越好，迎接王震將軍從中原回陝北。強自修堅決地執行中央的決定,按照西北局的要求立即向黃龍特委所轄各地派出小股武工隊,配合各地的地下黨在國民黨統治區主動出擊。從敵人內部分化敵軍,動員敵軍起義，摧毀敵人的保甲制,消滅敵人的聯保處和保警隊。先後搞成功了合陽縣黃甫莊保警隊起義、黃龍山將軍廟起義、雁門山民團起義等。為了提高部隊素質,根據西北局要求將游擊隊基幹隊調到陝北進行整訓。其餘成員再次組成精幹的武工隊派往各地開闢工作。洛川的敵人勢力較為強大,武工隊活動比較困難,雷玉田白告奮勇請求去洛川。他將自己身上僅有的幾塊錢交給組織，説他此次出去後萬一犧牲,這錢就算是黨費。
1947年春夏，胡宗南軍已侵佔延安,敵人的氣焰甚為囂張。原先同共產黨有關係的人員不敢接近雷玉田武工隊。在這種情況下,這支武工隊依靠地方羣眾通過砍電話杆,制斷敵人的電話線;向保公所和駐軍打冷槍、甩手榴彈等方法,很快打開了局面。由於黃龍特委的正確領導和及時指導,這支游擊隊活動地盤逐漸擴大,並且逐步建立起了通往邊區的堡壘村、兩面政權、解放區和暗邊區。同時在敵人內部還建立起了情報網。韓城、合陽、澄城、黃龍等地的武工隊也乾得很出色,先後建成了三支游擊隊,在黃龍山區及其以南地區點燃了革命的烈火。黃龍地區的幾支游擊隊,在特委的領導下迅速發展到2000多人,牽制胡宗南軍一個正規旅,為保衞陝甘寧邊區曾起過一定的作用。
革命形勢的迅猛發展,失誤和損失也是有的。強自修及時對武功工隊的同志進行了教育,改進了黨的工作,嚴明瞭黨的紀律,從而使黃龍地區游擊戰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赤手空拳發展到擁有1200餘人的革命武裝力量。在胡宗南反覆清剿的歲月裏，黃龍武工隊始終沒有離開過黃龍地區。
1948年初，黃龍山區解放。黃龍游擊隊配合人民解放軍完成了剿匪任務。黃龍北有一個聯保主任郭雨山與人民為敵，帶領300名土匪打我一支小遊擊隊，游擊隊人少力單吃了虧。黃龍支隊政委楊峯聞息後立即追擊,把土匪郭雨山追趕了三個山頭，直追到宜川縣,在兄弟部隊配合下,歷經40余天苦戰,終於將這股土匪全部消滅。其餘殘存的土匪歷經半年時間全部消滅。1948年後季，黃龍游擊隊被改編為陝甘寧邊區公安第十師一個團。團長王根發、政委薛志仁。
1949年9月,強自修以老解放區農民代表的身份參加了第一次全國政治協商會議。於10月1日登上天安門,參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
民主改革在甘肅
1949年底強自修調任甘肅省委常委、甘肅省工會主席、蘭州市委書記。
當時,第一野戰軍前敵委員會針對甘肅省實際情況，要求地方政府安定民心,鞏固新民主主義革命成果。強自修根據前委和省委的指示精神,立即開始培訓幹部,宣傳政策,發動羣眾,開始民主改革工作。為了取得經驗，他先以皋蘭縣阿幹鎮煤礦着手,首先發動和領導煤礦工人起來反霸。煤礦資本家和幾名礦惡霸利用黨對民族工商業的保護政策,只顧賺錢,不改善工人的生產條件,致使煤礦事故連連發生。為了領導工人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翻身,迅速恢復良好的經濟秩序，強自修派蘭州市委副書記李景停，省工會副主席肖彩豐二人帶領工作組深人阿幹煤礦。經過一段時間的工作，按照廣大礦工的強烈要求,槍斃了把持煤礦的惡霸張伯安、王元、宋海州及和資本家串通一氣的礦工會副主席嚴鈞禮,使煤礦工人揚眉吐氣,煤礦事故再未發生,產量迅速上升。
接着,強自修領導了城市煙草等工商業的民主改革工作。在改革中廢除了封建壓迫剝削制,業主對店員的搜身制,使店員的政治、經濟地位和生活初步得到改善。在總結阿幹煤礦和城市煙草業的民主改革經驗的基礎上,由點到面對全市工礦業開展了民主改革。
強自修在蘭州開展民主改革,是在上無具體政策,又無現成經驗、自己沒有工作經驗的情況下，按照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提出的:“從進城第一天起，要把恢復和發展生產當成中心”的要求精神創造性開展工作的。這一工作在蘭州全市展開以後,中央鄧子恢《關於開展民主改革的報告》發了下來。他立即對照報告對自己的工作進行檢查,結果和中央的文件精神基本符合,從而使他的工作膽子更大了起來。實踐使強自修體會到,做為一名領導幹部必須懂得和掌握黨的總路線和總政策。要把黨的總路線和總政策變為羣眾的行動,由點到面深人調查研究這是最基本的工作方法。只有依靠和發動羣眾,才能創造出新路子,新方法,才能把總政策與當地實際相結合,制訂出適合當地情況的具體政策。
1951年,在強自修的領導下，蘭州市開展了鎮反運動，開始對工商業進行調整。“三反”、“五反”運動由此展開。1953年他以蘭州通用機器廠為試點,開始了社會主義的生產建設工作。
為民請命被罷官
1954年，強自修任甘肅省委副書記，和張仲良在一塊兒工作,仲良任省委書記。
1956年，甘肅糧食大豐收。1957年是一個平年。1958年糧食生長形勢喜人。因為全黨大鍊鋼鐵,户户門上鎖,男女老少齊參戰,致使這一年糧食浪費較大,豐產沒有豐收。加之“共產風”、“浮誇風”、“吃飯不要錢”的食堂化浪費,甘肅省11個縣出現嚴重缺糧。人口外流,有的縣還出現餓死人的現象。
豐產不能豐收,這是大鍊鋼鐵勞力缺少所致。結果浮誇風隨之而起，實質上吃不飽的社員佔百分之六十，到冬季和來年春季已餓死400多人。強自修是一個務實領導,他在省委書記去北京開會而暫時主持全省工作時,深入到甘谷縣調查了一下社員生活情況。他和這個縣的副書記秦安國召開了一次全縣幹部會。他在會上針對“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浮誇風講到:“共產黨員要敢講真話,那怕丟官殺頭也不要緊。不講真話,是個品質問題。”回到省委機關以後,同焦善民副書記商量了一下,召開了一次全省電話工作會議,向全省發放了一批糧食,使甘谷等縣缺糧狀況有所改善，民心民情開始穩定。
不久,省委書記張仲良從北京打回電話,批評強自修向饑民發放救濟糧,“是否定省委反瞞產鬥爭的成績”,並給強自修加了三頂反黨大帽子。一次,在省委五樓開完會以後,他們二人一塊兒出會議室,強自修對張仲良嚴肅地説:“關於糧食問題,各縣縣委書記都不敢説,難道我強自修也不敢講嗎!”他認為甘肅糧食問題，是關係到國計民生的大事,不能不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他因反浮誇，堅持講真話,於1958年7月蘭州市第16次全委擴大會上，被以張仲良書記為首為甘肅省委列為階級異已分子、反黨分子、右傾機會主義首領。張仲良組織交底會,多方動員,從省委到蘭州市委輪番組織批鬥。在蘭州市委十六次擴大會上還召集200—300名幹部批判強自修,羅列了100多條罪狀。歷時半年至1959年11月27日,甘肅省委正式做出決定,以“階級異己分子、反黨分子、右傾機會主義”的罪名,將強自修開除出黨，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1960年在全黨反右傾機會主義的運動中，中央批准了甘肅省委的這一決定。6月,甘肅省委將強自修調到黃羊鎮農場勞動改造。
1960年10月，中共中央派工作組到達甘肅檢查工作。工作組的王生榮去看了強自修。強自修説:“感謝中央派工作組來甘肅,這下甘肅人民得救了。”並説:“只要甘肅人民得救了,我就是死也甘心。”
1961年初,中共西北局發現甘肅問題嚴重,便召開會議,研究解決甘肅省問題。從1959 年至1961年初,甘肅省人民在飢餓中四處逃生，餓死的人很多,也引起中共中央的重視,張仲良也承認自己犯了錯誤。中央免去了仲良的甘肅省委第一書記職務。蘭州會議後,張仲良向強自修表示歉意。他對強自修説:“夥計,對不起,我錯了!不僅對你在政治上和生活上造成了摧殘,對你的老婆及孩子們也同樣造成了摧殘。”省委將強自修安排在蘭州飯店養病。但沒有給他平反。
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運動在全國展開。強自修無例外地同樣受到衝擊,受到了肉體和精神的嚴重摧殘。
1978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決定徹底為強自修平反。強自修一次向組織交納了20年的黨費。這些黨費是在甘肅省委決定開除他的黨箭以後,他仍以自己是一位共產黨員的身份,月月自交自管而積累起來的。在中央對強自修平反以後,組織安排他任甘肅省政協副主席。不久,又被省人民代表大會選為甘肅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1988年9月強自修病故,終年86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