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藴鈺

1917年1月14日，張藴鈺出生於河北省贊皇縣武昌村一户普通的農户家庭中，字海城。 ^[4] 

1930年春，張藴鈺的家鄉一帶成為贊皇無產階級革命思想的發源地。同年10月，贊皇的第一個黨組織，在張藴鈺家鄉鄰村呂莊成立。張藴鈺求學的贊皇簡易師範學校進步氛圍濃厚。加之贊皇黨組織已經領導了名震冀西的“三七”農民暴動，建立了廣泛的羣眾基礎，而簡易師範，正是贊皇黨的主陣地和營養缽。張藴鈺深受革命進步思想感染，走上追求真理的道路。全面抗戰爆發後，20歲的張藴鈺再也不能安心讀書，中斷學業，和兄長張藴珊一起投身革命。 ^[4] 

1937年10月，張藴鈺參加八路軍。同年11月，張藴鈺加入中國共產黨，任平漢游擊隊副隊長。 ^[4] 

1938年3月，張藴鈺在與日軍作戰中負傷。多年後，他故地重遊，慨然填詞《憶秦娥·故里思》：“槍聲烈，回車西嶺染我血。染我血，日寇槍近，村人逃絕。戰友挽我催步捷，過祖墳前仍流血。仍流血，奠我鄉土，抗戰心決。”5月，張藴鈺任贊皇獨立團參謀、參謀長。10月，張藴鈺任獨立支隊司令部隊列訓練股長。 ^[4] 

1939年3月，張藴鈺任晉冀豫軍區（邊縱）司令部參謀，曾帶一個連用200多頭毛驢兩次運子彈1000萬發，由遼縣石枴經皋樂，過嶂石巖、黃北坪往晉察冀軍區，圓滿完成了任務，受到軍政委黃鎮表揚。之後，張藴鈺被任命為為邊縱一大隊大隊長，馬芳庭為政委，以一個連為基礎，到贊皇縣、高邑縣、元氏縣等地區組建部隊。張藴鈺還參加了清河、馬嶺、大陳莊等戰役戰鬥。 ^[4] 

1940年1月，一大隊改為晉冀豫軍區邊縱七團，張藴鈺任副團長。3月25日，張藴鈺率兩個營在縱隊政委黃鎮統一指揮下，生俘日軍，繳獲山炮，還在贊皇張楞村北擊落日軍飛機一架。黃鎮高興地説：“步槍打下飛機，這樣的事情在太行山從來沒有過！戰士們真了不起，什麼樣的奇蹟都能創造出來！”百團大戰中，張藴鈺率全團在京漢鐵路柳林鎮進行破襲戰。11月，張藴鈺入中共中央北方局黨校學習。 ^[4] 

1941年6月，張藴鈺回到贊皇，任太行軍區一分區獨立營營長，與敵人作反“蠶食”鬥爭，曾襲擊南壕村敵據點哨兵，引起敵偽震驚。

1944年，張藴鈺調任分區教導隊長，參加了分區地委整風領導工作。 ^[4] 

1945年日本投降後，張藴鈺被派往石門市辦事處任主任，駐獲鹿縣永壁村。由於國民黨軍隊很快進入石家莊，我軍不能進城。 ^[5] 

1946年元月13日，張藴鈺帶34、35團佔領正太鐵路的程家站和舊關據點。在佔領的一週時間裏，張藴鈺接運了晉察冀軍區運往太行軍區的大量彈藥。事畢，張藴鈺帶部隊回贊皇、元氏一帶整訓。3月，張藴鈺隨秦基偉、陶希晉到石家莊參加停戰談判。5月，張藴鈺到北平，任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中共第二十五小組組長。 ^[4] 

1946年7月29日，發生了駐天津美國軍隊配合國民黨軍進攻河北省香河縣安平鎮的安平事件，我軍傷亡十餘人。由於這是張藴鈺負責的地區，他到安平鎮作了實地調查，又隨葉劍英前往南京向周恩來彙報，留在南京梅園新村中共辦事處工作一個月。梅園新村中共代表團住處共三座院落，17號、35 號是辦公處，30號是周恩來的住處，張藴鈺被安排在參謀組，住17號院。其中，還發生了這樣的一件事。9月3日是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中共代表團租來一部美國電影《女戰士》放映。影片中有美軍向日本廣島、長崎投放原子彈的畫面。原子彈的火球、衝擊波、倒塌的房屋、燒焦的屍體，這一切給張藴鈺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8月15日，葉劍英參加了馬歇爾、張治中、周恩來三方會議。經過爭論，通過了北平軍調處關於“安平事件”的調查程序。當天下午，葉劍英返回北平，臨行前指示張藴鈺留在梅園新村中共辦事處幫助工作。進入9月，國共摩擦不斷，內戰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張藴鈺回北平前，周恩來要他向葉劍英傳達“執行部人員疏散，留少數人堅持工作，準備坐監獄”的指示。回北平後，張藴鈺於10月回到贊皇城太行軍區一分區司令部，任參謀長。 ^[4] 

1947年8月，張藴鈺調任晉冀魯豫野戰軍第九縱隊二十七旅參謀長。9月，張藴鈺隨部隊過黃河，參加解放宜陽縣、魯山縣、寶豐縣以及解放洛陽和鄭州的諸次戰鬥，後又參加淮海戰役。戰鬥中，張藴鈺根據一個班長挖的立式掩體提出在平坦地形挖塹境接敵（迫近作業）的戰術，收效顯著。 ^[4] 

1949年2月，晉冀魯豫野戰軍第九縱隊改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15軍，張藴鈺調任軍副參謀長。淮海戰役勝利後，15軍向長江邊開進。3月5日，部隊由河南周口出發，行軍22天，行程1500餘華里，於3月28日進軍到安徽省望江縣一帶，控制了長江北岸的華陽鎮渡口。出發前，張藴鈺估計前進途中不會有重要戰鬥，重點應該考慮的是士兵多是北方人，過了淮河就到了南方的地理氣候環境中，在長期行軍中如何保持戰鬥力和人馬健康。他提出了一系列措施，並向部隊提出相應的要求，收到良好的效果，後來作為軍隊經驗推廣到第二野戰軍。在渡江前，張藴鈺擬製了渡江水上的戰鬥隊形，並事先在湖上進行了訓練，實戰中得到了很好的運用。渡江後，15軍前擊到浙贛鐵路線，繼續向福建千里追擊敵人，用穿插堵截戰術俘虜了大批敵人和車輛。9月，張藴鈺隨部參加解放廣州戰役，之後進軍昆明。 ^[4] 

1950年5月，部隊開到四川瀘州。張藴鈺參加了西南剿匪的鬥爭。7月，張藴鈺被任命為15軍參謀長。12月，15軍奉命入朝，張藴鈺改任中國人民志願軍第15軍參謀長。 ^[4] 

1951年3月下旬，張藴鈺隨部跨過鴨綠江入朝作戰。4月22日，志願軍開始了抗美援朝第五次戰役，15軍向漢城方向發動了進攻。 ^[4] 

1952年，戰爭轉入相持狀態，15軍在朝鮮中線進入陣地防守。敵我陣地相距很近，張藴鈺提出用冷槍冷炮消滅敵人，取得了很好的戰果，這一經驗在志願軍廣泛傳播。10月，張藴鈺協助軍長秦基偉指揮了上甘嶺戰役，苦戰43天，粉碎了敵人進攻，堅守住陣地，取得了舉世聞名的勝利。十二軍參戰後，張藴鈺到五聖山前指當軍事顧問，協助李德生副軍長指揮十二軍、十五軍參戰各部。作戰過程中，他能參善謀，有“孔明先生”之稱，被十五軍軍長秦基偉評價為“最放心的參謀長”。秦基偉説：“我有兩個好參謀長，一個是何正文，再一個就是張藴鈺。”秦基偉晚年回憶，十五軍在上甘嶺戰鬥之所以打得好，有一條很重要，就是戰鬥前在守備陣地上築了一座地下“坑道城”。這是秦基偉頂住不同意見的干擾，堅持己見的結果。秦基偉回憶：“我同張藴鈺和師長們交換意見，他們也是這個看法。當時反對挖坑道者議論很多，張藴鈺則真正理解準備打大戰的思路，力排眾議，堅定支持，並將這一巨大的築城工程實踐完善。”炮火最激烈的時候，張藴鈺三上上甘嶺，為十五軍決策作戰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冒着槍林彈雨，和師團指揮員一起察看地形，選擇運動與攻擊道路；和機關幹部共同研究如何支援坑道鬥爭；和炮兵部隊商量確定炮火配置。面對前所未有的傷亡情況，他向秦基偉提出了適時放棄表面陣地，轉入坑道戰鬥的建議。秦基偉十分讚賞，當場拍板，一錘定音。而後，張藴鈺被指定前往德山峴負責統一指揮。有軍史專家認為，張藴鈺的建議，是十五軍在上甘嶺大戰中由戰術性反擊轉變為戰役性反攻的指導性思路，也是該戰役由被動挨打轉變為積極出擊的關鍵一環。黃繼光犧牲後，他灑淚親筆起草電文，向志願軍司令部報告烈士犧牲的經過，使這位“特級戰鬥英雄”的事蹟傳遍了祖國大地。從此以後，黃繼光所在的15軍135團2營6連，這支源自張藴鈺將軍故鄉贊皇的英雄連隊，有了一個無上光榮的名字——“黃繼光連”。張藴鈺特意寫下了一首《破陣子·頌黃繼光烈士》緬懷烈士：“上甘嶺前鏖戰，陣地易手幾經。腳下寸土皆是血，黃繼光舉千彈胸。中華一列兵。百萬美金傷口，潰敵未止心驚。一舟風雨中朝事，抵得外侮喜光宗。休慼共英雄。” ^[4] 

1953年6月，張藴鈺調到志願軍第三兵團任副參謀長。 ^[4] 

1954年底，張藴鈺回國。抗美援朝結束後，張藴鈺榮獲朝鮮人民民主主義共和國二級自由獨立勳章兩枚、二級國旗勳章一枚。 ^[4] 

1955年1月，志願軍第三兵團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兵團，張藴鈺任參謀長，隨曾紹山副司令員率部接管遼東半島旅順、大連蘇聯紅軍的防務。這是中國軍隊自甲午戰爭60年以來第一次進駐旅大地區。6月底，中蘇軍隊交接完畢。7月1日，蘇軍撤出中國領土。10月，由葉劍英元帥領導組織了陸、海、空軍遼東半島抗登陸軍事大演習。這是迄今為止我軍舉行的空前規模的軍事大演習。蘇聯、蒙古、朝鮮、越南4國派了高級軍事代表觀看演習。我國黨、政、軍領導人劉少奇、宋慶齡、周恩來、彭德懷等都觀看了演習，張藴鈺擔任演習第三集團軍參謀長參加了此次演習。張藴鈺成為我軍三軍聯合作戰指揮實踐最早的指揮員之一。 ^[4] 

1955年9月，張藴鈺被中央軍委授予大校軍銜，榮獲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二級解放勳章。 ^[4] 

1956年，中、蘇、朝抗登陸演習在三國交界的海參崴舉行，張藴鈺又擔任了中方第三集團軍參謀長參加了這次演習。他在旅大連續3次對防禦坑道工事進行勘察定點選位，在南起老鐵山、北至莊河以及外長山各島構成沿海島嶼的骨幹工事。 ^[4] 

1958年，中央軍委決定組建核試驗靶場，張藴鈺由第三兵團參謀長調任核武器試驗靶場主任。8月初，在北京開會的第三兵團副司令員曾紹山在電話中告訴張藴鈺：“你的工作有變動，電話中不講，你立即到北京來，我在北京飯店等你。”張藴鈺於第三天由大連乘火車到達北京，當晚即由曾副司令員帶他到靈境衚衕41號去見陳賡副總參謀長。到了那裏還沒坐穩，陳賡就對他説：“張藴鈺，叫你去搞原子彈靶場，這是我推薦的。好好搞，建設好了交給別人，可以吧？”張藴鈺回答説：“好！服從命令！”在張藴鈺心目中，陳賡寬宏大度，是可敬可親的首長，在他面前張藴鈺説不出個“不”字。陳賡繼續説：“好！你去找安東，叫他給你説説情況。”陳賡快人快語，幾句話就將張藴鈺的工作和生活引到了一個新領域。次日，張藴鈺到總參裝備部去見安東副部長。1955年駐旅大蘇軍撤退回國時，因為中蘇兩軍交接防務和裝備事宜，安東曾在大連工作數月，和張藴鈺有過很多接觸，算是熟人了。安東告訴張藴鈺，工程兵司令員陳士榘和高級步校政委常勇已經帶領一些人到西北地區勘察地形，選試驗靶場位置去了，現在到了什麼地方還不知道。他讓張藴鈺先回旅大交代工作，然後再返回北京。9月初，張藴鈺舉家遷到北京，住在廣安門內志願軍辦事處宿舍。在這期間，張藴鈺見到了常勇。常勇直爽熱情，向張藴鈺詳細介紹了勘察選場的前期情況。他説，中央軍委確定建立核武器試驗場後，國防部組織了選場委員會，成員有陳士榘、江文、唐凱、常勇、塞風等，他們與安德列耶夫等4位蘇聯專家研究了選場方案，陳士榘司令員已帶領委員會成員和二機部的郭英會及4位蘇聯專家到敦煌地區進行了實地勘察，認定敦粕城西約160公里處的後坑適合建場。這一選場方案已經得到了黃克誠總參謀長的正式批准。常勇還告訴張藴鈺，為了保密，勘察大隊的代號是0673部隊，讓張藴鈺去敦煌時在柳園站下火車，有人接迎。10月21日，張藴鈺抵達敦煌。勘察大隊住在城南關，由張志善任大隊長。張藴鈺到住地後很快見了常勇、張志善、史國華、衞壘等，他們都在這裏辛苦工作幾個月了。在這裏，張藴鈺看了蘇聯顧問對核武器試驗場的設計，設計指標為可試驗2萬噸TNT當量的原子彈。他暗想，我們建個試驗場卻只能試驗2萬噸級的原子彈，起點太低了，2萬噸和1000萬噸在一架天平的兩端永不會平衡，2萬噸支撐不了一個6萬萬民族！張志善帶張藴鈺到城內走了走，看了看敦煌的市容。張志善説，敦煌雖是有名的古城，但現在還十分貧窮，縣政府和民房都是土坯的，這裏屬內陸性氣候，乾旱少雨，蒸發量大，常常要用毛驢到很遠的地方馱水，日常生活燃料主要是牛糞。令張藴鈺詫異的是，國營商店裏竟有海蔘、魚肚、乾貝等海貨。這些東西當然是無人問津，因為這裏“高消費者”不過是往返格爾木的汽車司機，他們也僅僅是吃些烙餅、炒肉、牛肉拉麪而已。敦煌全縣5萬人口，多數羣眾的生活還很貧困。次日，常勇宣佈了軍委決定由張藴鈺擔任0673部隊主任的任命，接着張志善、衞壘和史國華帶張藴鈺去看已選定的靶場區——後坑。在途中必經之路玉門關小憩後，繼續前行一會兒就沒路了，只有原先勘察隊走過時留下的車轍引導方向。沿途所見不過是稀疏的芨芨草、羅布麻和野梧桐樹，大片地區則是草木不生，地質上叫“大孔土”。如果車輪陷下去，沒有救援就不能前進。歷經艱難，他們終於找到了預選靶場的中心樁。歸途中，張藴鈺陷入深思：試驗場距敦煌100多公里，太近了，大孔土能搞工程建築嗎？施工和生活用水從哪裏來？這個地方不行！張藴鈺回到住地後，與常勇、張志善、史國華和衞壘談話，考慮到預選試驗場的不利條件，只能試驗數萬噸的當量的核爆炸，距敦煌太近，地質不好，百里內無水源，容易破壞文物古蹟等等，並建議將這些因素上報以便上級決策另行選場。很快，張藴鈺回到北京，分別向安東副部長、陳士榘司令員、總參軍務裝備部長萬毅彙報了情況和意見。在陳賡副總參謀長召開的辦公會上，張藴鈺彙報完預選的敦煌靶場的不利情況後，陳賡作出了結論，説：“那裏不好，你另找一個吧！”會後，張藴鈺立即將會議結果通報常勇、張志善，並隨即於12月15日回到敦煌，着手籌備穿越戈壁向新疆境內另找新靶場的工作。在最初的選場方案作業圖上，敦煌以西有兩個方案，其中一案是羅布泊。這是他們向西勘察的最後目標。勘察隊人員有張藴鈺、張志善、史國華和總參測繪局的朱處長，上尉楊金嶺管理汽車和生活。勘察隊帶了1部電台，準備了10天的飲水、油料、糧菜、罐頭和柴，還有帳篷等生活用品，分乘4輛吉普車和4輛生活車，於12月24日出發。車隊行至天黑，他們就地搭起了帳篷，生火做飯，吃罐頭煮餅。飯後架起電台進行聯絡。然後，大家用枯孔柳根燒起篝火，真是野趣橫生。那時，他們用的地圖是沙皇俄國繪製的新疆地形圖。從圖上看有一條南北連綿不斷的“白龍堆”。這“白龍堆”到底是什麼樣的地形，大家都不清楚，中午到達此地一看，才知是一條綿直數百里的白沙灘。一座座沙山綿延起伏，高的十餘米，矮的五六米。這些銀白的沙堆綿亙遠去就像一條玉龍曲身卧在廣漠的戈壁灘，故此得名“白龍堆”。他們從沙堆豁口低凹處通過，繼續前進。後來，張藴鈺從一些書籍中看到，西晉時通西域諸國的使者和商人，為避開三壟沙和白沙堆，由玉門關向西北找到一條新路，直通哈密王屬地，想必那時通過白龍堆的路就斷了。張藴鈺等人卻以50年代的後勤保障條件克服了困難，通過了白龍堆。車隊繼續前進，他們邊走邊勘察地形，評價着所過之處的價值。再前行，進入了地質學上所稱的“雅丹地貌”區。這種地貌是由於沖積土被風蝕而形成的。沙漠上天長日久吹來的熱風將地表“雕琢”成一座座峭立的土丘。它們或楞角分明，或體圓如柱，似碑似塔，參差不齊。面對這神秘莫測的奇異地貌，他們不敢深入到裏面去，只好向繞道而行。剛拐過去不久，張志善發現了車轍是解放牌汽車新壓的車印，順着車轍走了不到五六公里，在一個轉彎處看到了幾頂帳篷。一位解放軍中尉見到他們格外興奮，告訴張藴鈺，他們是總參測繪大隊的一個班組，擔任着對位於新疆民豐縣境內的導彈試驗發射彈着區進行測量的任務，在外已經兩個月了。他們用水是從羅布泊取的，離此大約50公里。張藴鈺一行順着解放軍中尉指的那條取水的路，日落時到達了羅布泊。孔雀河的水日夜流入羅布泊，河兩岸生着柳樹、蘆葦，對於戈壁行人來説，這真是個美景寶地。他們盡情地洗了個痛快的澡，連汽車上的塵土也洗乾淨了。當晚宿營在羅布泊，次日逆河而上，繼續勘察。 ^[4] 

1959年春，張藴鈺和基地的創業者穿越漫漫沙海，西行百餘里，來到羅布泊西北博斯騰湖畔。目測了一下這片戈壁灘，起伏不大，基本平坦。這裏方圓數百公里都是荒無人煙的沙漠戈壁，既能進行原子彈試驗，又能進行大當量氫彈試驗，既可進行塔爆試驗，也能進行不同高度的空爆試驗，還能進行地下核試驗，而且對環境的影響能降到最小，也有利於保密，為核試驗基地的建設發展奠定了得天獨厚的良好基礎。之後，我國進行的幾十次核試驗全是在這裏爆炸成功的。每念及此，同志們都由衷地敬佩張藴鈺司令的遠見卓識。他們選了一箇中心點，再分別往東南、東北、西北、西南各個方向踏勘地形地貌。結論是：這裏完全適合選場條件，他們莊重地打下了一根木樁，就此選定了我國核武器大氣層試驗靶場。由於沙灘上盛開着的一片馬蘭花，張藴鈺説：“你們看，馬蘭花在這麼惡劣的條件下還長得這麼好，我看此地就叫馬蘭吧。我們要在這裏畫一幅大畫，寫一首大詩，放一個大炮仗！”由此，基地有了一個美麗的名字——“馬蘭”。5月下旬，張藴鈺率領剛剛組建的5萬建設大軍，浩浩蕩蕩開進羅布泊。不聞連天號角，沒有金戈鐵馬，從硝煙戰火中走來的新中國軍人將在千百年前經歷過血與火澆鑄的古戰場上，靜靜地拉開鑄造核盾牌的序幕。經過幾年的建設施工，基地初建規模，這時的馬蘭已建起了自來水廠、機械廠、發電廠、拖拉機修配廠和營房、招待所、禮堂、幼兒園等等設施。當時正值國家三年困難時期、國防工業調整期間，上級機關的幹部來馬蘭説：“機關可先搬到無錫，等國家經濟好轉了再搞建設。”對此張藴鈺卻十分固執：“不！我哪兒也不去，就在這裏等。一年不搞我等一年，兩年不搞我等兩年，中國總要有原子彈！”他鼓勵同志們：“現在國家要還債，沒錢。我們就堅持在這裏，有一分錢先幹一分錢的事情。”在那最困難的時期，“以戈壁為家，以艱苦為榮”成了基地全體同志最響亮的口號。車輛少，口糧運不過來，他就和常勇政委一起帶領機關人員往返20多公里，一袋一袋往回扛；施工中機械、工具不足，部隊就想方設法就地取材，用紅柳條、榆樹枝自制工具；糧食不夠吃，蔬菜供應困難，戰士們就挖野菜、採榆葉充飢。張藴鈺有胃病，一餓就疼得難受，吃不下飯，但他仍堅持讓炊事員每天用草籽和野菜做一頓飯。每當他外出時，炊事員就悄悄往他挎包裏塞幾塊烤焦的饅頭片。 ^[4] 

1961年2月，核試驗靶場改稱核試驗基地，張藴鈺任司令員。同年，張藴鈺晉升少將軍銜。

1963年12月底，張藴鈺帶領5萬大軍歷盡千辛萬苦，終於於完成了核試驗場的所有建設。公路、機場、地下工事修築齊全；指揮、通信、監控、檢測、觀察等設施均建成並測試完畢；102.438米高的鐵塔也莊嚴地矗立於戈壁之中。在經濟困難、物資極端匱乏的情況下，民族的自尊心、歷史的使命感產生了巨大的凝聚力。 ^[4] 

1964年9月23日，周恩來總理同賀龍、陳毅兩位老帥在北京召集張愛萍、劉傑、劉西堯等同志，對核試驗事宜作了最後的佈置。毛澤東主席也很快批示，同意在10月至11月間進行我國首次核試驗。張愛萍與劉西堯旋即於9月27日再抵場區，傳達了周總理的指示和毛主席的決定。經中央軍委批准，由68名委員組成的“首次核試驗委員會”正式成立。張愛萍任主任委員，劉西堯任副主任委員，張震寰、張藴鈺（兼秘書長）、朱光亞、程開甲、畢慶堂、朱卿雲等任委員。此外，還有一些不到試驗現場的委員，都是研製和試驗核武器作出重大貢獻的科學家與領導幹部。10月初，核爆裝置的部件安全運抵馬蘭，被運到離預定安放核裝置的鋼塔有150米遠的地下裝配室中。按照預定試爆時間表，核試驗第九作業隊隊長李覺請求批准將核爆裝置於14日18時從裝配室啓運，19時吊裝上塔。“試委”批准了這一計劃，並再次強調了安全問題的極端重要性。張藴鈺提出，按動起爆雷管時由他上塔和技術專家們在一起，此時由他受權管理主控站的鑰匙。張藴鈺帶着鑰匙上塔，直到核爆裝置完畢。張愛萍副總參謀長經過考慮，決定由張藴鈺和李覺、朱卿雲一同去鐵塔監控核爆裝置的安裝，張震寰和基地副政委鄧易殊去主控站。一切準備就緒，人們又擔心起天氣來了。負責氣象預測工作的是中國科學院的顧震潮教授、總參氣象局的賀格非局長和基地氣象處的韓雲升處長，爆心地區設有已堅持5年不間斷地收集氣象資料的陽平裏氣象站。核試驗對氣象條件的最佳選擇是碧空無雲，能見度50公里以上以便於遠近照像站的攝影，高度500米以下要求西風。因場區工作人員都在西面，3000米以下合成風向要求向西南，以保讓高空放射性塵埃不會飄落到北京，高空風速大有利於放射雲擴散，更不能降雨，以便放射性塵埃落在一個地區。預測全部滿足試驗條件的好天氣是不容易的，當時我國的氣象台站數量少，設備落後，但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氣象預測人員還是選到了滿足核試驗條件的好天氣。1964年10月16日，這是一個在歷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日子。就在這一天，我國第一顆原子彈接插上起爆雷管，由方正知、陳常宜兩位專家擔任這一工作，至10時工作完畢。由張藴鈺和李覺在塔上陪同方、陳進行最後檢查，確認無誤後，張藴鈺等人於10:30分準備下塔，下塔前張藴鈺將牆上貼了數月的那份操作規程取下，簽上日期標記——“1964、10、16、10:30”，以留紀念。隨後，4人乘吊籃下塔，李覺在塔下合上通向主控站的電閘。在警衞班撤出後，張藴鈺和八一電影製片廠攝影師楊採才最後離開。乘車回到主控站後，張藴鈺將啓動原子彈爆炸的鑰匙親手交給張震寰，這才算鬆了一口氣。在此期間，由基地副司令兼參謀長張英負責指揮的現場人員展開了緊張的行動。10時前所有人員已撤到安全線以外指定位置，張藴鈺於14時許回到基地指揮所。14時30分，張愛萍副總長向主控站下達開始試驗的命令。取樣飛機進入指定空域。主控站發出K1指令……發出K2指令，進入自動程序……進入倒計數，“9、8、7、6、5、4、3、2、1，起爆！”強烈閃光3秒鐘，磨菇雲開始升起，繼而聽到兩聲巨響，7分鐘後磨菇雲上升到7000—8000米。此時，張愛萍興奮地拿起話機，向千里之外的北京守候在電話機旁的周恩來總理和聶榮臻元帥大聲報告：“原子彈爆炸成功了!”首次核爆炸取得了成功。力學、光學、核測量三大項38個題，測試儀器53種1129台套，全部取得了理想的數據，飛機、炮射傘也都取得足夠數量的核分析樣品，一陣驚雷震九天，自此，中國成為有核國家。當晚，張藴鈺激動萬分，夜不能寐，疾筆寫就氣勢恢宏的《長相思》：“光巨明，聲巨隆，無垠戈壁騰立龍，飛笑觸山崩。呼成功，歡成功，一劑量知數年功，敲響五更鐘。”毛澤東主席後來説：“原子彈就是這麼大點東西，沒有那東西，人家會説你不算數……” ^[4] 

1965年5月30日，張藴鈺作為新中國一、二次核試驗有功人員代表，在人民大會堂受到周恩來和鄧小平等中央領導同志的親切接見。 ^[4] 

“文革”中，張藴鈺曾被下放到五七幹校勞動，當了鍋爐工。 ^[9] 

1971年，張藴鈺任瀋陽軍區司令部副參謀長。 ^[2] 

1975年，張藴鈺國防科委副主任兼核試驗基地司令員。 ^[2] 

1978年後，張藴鈺歷任國防科委副主任兼司令部參謀長，國防科工委副主任等職。雖已年逾花甲，但他始終堅持在一線，不遺餘力地推動了國防高科技的“三大戰役”——我國第一顆洲際導彈、第一顆潛地導彈、第一顆實用通信衞星的試驗任務，為國防科工委部隊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作出了貢獻。 ^[2] 

1985年，張藴鈺在任國防科工委副主任職務時離休。後任解放軍紅葉詩社顧問，中華詩詞學會會員。 ^[4] 

1988年，張藴鈺被授予獨立功勳榮譽章。同年，張藴鈺因我國核武器大氣層試驗的總體設計和組織實施與程開甲一起獲得了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一等獎。他直接將國家獎勵4000元捐給贊皇家鄉村裏的小學做了桌椅、買了圖書。 ^[4] 

2008年初，張藴鈺因患呼吸道感染住進了北京301醫院。汶川大地震後，病牀上的張藴鈺為災區捐款2000元，交納特殊黨費8000元。這一年，正值馬蘭基地成立50週年，他在病牀上寫下祝賀信：“馬踏西陲，蘭花問早，精心梳妝五十年，神韻世人曉。基業再興，地闊天高，喜看馬蘭新一代，盛世創業豪。”這首詩是藏頭詩，每句第一個字合起來就是“馬蘭精神，基地喜盛”，這首飽含深情的詩成了將軍的絕唱。8月29日，張藴鈺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1歲。彌留之際，張藴鈺沒有對子女留下隻言片語，卻反覆説着兩句話：“日本鬼子投降了！300萬當量夠不夠！”他不願給組織和任何人添麻煩，早就立下遺囑：不設靈堂，不搞遺體告別，骨灰送回贊皇老家和馬蘭基地。就這樣，將軍又回到了他最初戰鬥的地方。 ^[5] 

1959年6月13日，基地第一次黨委擴大會在馬蘭的一個地窖召開。地窖中，一窩小燕正在破殼、出世。一大早，張藴鈺就站在地窖門口，輕聲囑咐每一個來開會的人：“把腳步放輕一點兒，把嗓門壓低一點兒，別驚擾了燕子。”他常常對大家講：我們是搞原子彈的中國軍人，我們更要知道尊重生命、愛護生命，愛護這裏的一草一木。 ^[7] 

基地職能不同於作戰部隊，定位至關重要。張藴鈺組建基地就提出基地要為科學實驗服務，為科學家服務。有人説應該是為人民服務。他説：黨和政府講為人民服務，部隊講為打勝仗服務，我們試驗基地為科學試驗服務也是為人民服務的具體體現。基地一開始就養成了尊重科學、按科學規律辦事的傳統。他深知搞國防尖端事業離不開知識，離不開知識分子。張藴鈺經常穿上便衣去大學走訪，請專家們指教；一個個地與來報到的科技人員談話；一次次地動員大學生們：“你們都是國家的‘寶貝’，搞原子彈試驗要靠你們，你們都要做無名英雄，像無花果一樣，結出最香甜的果實，卻不讓人看見豔麗的花朵！”他提議，研究所的兩位副所長程開甲教授和董壽莘教授按基地首長待遇，給他們配通信員和業務秘書；對科技人員的生活，坐車、吃飯，甚至抽煙，他都一一過問。有一次，張藴鈺和“兩彈一星”元勳程開甲院士在家中接受採訪。程院士回憶，當年有一個工程，經他測試離標準差了一點，要求返工修改，但工程已接近完成，部隊也很疲勞，如果返工，成本和工程量很大。會上發生了激烈爭執。張藴鈺的選擇是，承擔施工標準不夠的責任，同時堅決支持程開甲的意見。談及此處，程院士眼含淚水，聲音哽咽。尊重和擔當換來信賴，這種戰友情一旦建立，終身不衰。張藴鈺90歲生日那天，程院士送來親筆寫的賀壽條幅：德高望重，一生功勳。程院士説：“張藴鈺是我最尊重、最敬仰的領導，是我這輩子最好的朋友！”張藴鈺為程院士寫詩讚其：專家學者風沙裏，同與戰士歷苦辛；戈壁寒暑成大器，眾人尊敬我稱師。對不尊重知識、不尊重知識分子情況，一經發現，他就嚴肅批評，耐心教育。在他倡導下，尊重知識、尊重知識分子在基地蔚然成風。制定《核武器試驗法》是科學指導工作的又一範例。核武器試驗對我國來説是個新事物，誰都沒有經驗。1961年2月，張藴鈺未雨綢繆，提出制定《核武器試驗法》，從核試驗的組織架構、職能分工、工作流程、內容標準、協同保障和安全警戒等方面制定了規範。他以參加並指揮過的遼東半島抗登陸聯合演習的實踐經驗，結合預設試驗工作流程，由張英副司令員組織機關和各要素單位反覆研究，兩年多編成《核武器試驗法》。實踐證明，《核武器試驗法》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參試各單位少走了很多彎路，保證了核試驗龐大的組織工作既有條不紊又高效率進行。基地研究所先後湧現出10名中國科學院、工程院院士，培養了30多名科技將軍。據統計，50年來，基地有20個人和單位獲得榮譽稱號，60個人和單位榮立一等功，420個人和單位榮立二等功。 ^[7] 

1955年被授予大校軍銜，1961年晉升少將軍銜，榮獲二級自由獨立勳章、二級解放勳章。 ^[4] 

抗美援朝結束後，榮獲朝鮮人民民主主義共和國二級獨立自由勳章兩枚、二級國旗勳章一枚。 ^[4] 

1988年，被授予獨立功勳榮譽章。同年，榮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一等獎。 ^[4] 

張藴鈺將軍被稱為“核司令”。他是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起爆的最後簽字人，親歷首次原子彈試驗、首次導彈核試驗和首次氫彈試驗，直接參與組織指揮了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第一次“兩彈結合”、第一顆氫彈和多次空爆、地下平洞核試驗等試驗任務。“我這輩子主要做了兩件事，一是打了上甘嶺，二是參加了核試驗。” 這是張藴鈺將軍回顧自己一生所總結的話語。上甘嶺戰役中，志願軍第十五軍“打”出了黃繼光、邱少雲等全國聞名的戰鬥英雄；核試驗事業中，湧現出程開甲、林俊德等一大批科技精英，為中華民族挺直脊樑作出重大貢獻。張藴鈺之子張旅天用52個字歸納了父親的一生：八年抗戰，淮海鏖兵，長江飛渡，上甘嶺前令美帝喪膽；遼東演軍，西陲踏勘，戈壁馬蘭，蘑菇雲騰挺中華脊樑！“童話大王”鄭淵潔是張旅天的發小（“文革”時期，在五七幹校的鄭淵潔還給失去自由的張藴鈺買過煙），他曾經這樣在書中描寫張藴鈺將軍：“上世紀九十年代的一個春節，我去看已經離休閒賦在家的他，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張將軍穿的棉襖肘部竟然露出了棉花，而他剛剛向老家捐獻了4500元錢濟貧。張藴鈺將軍的兒子曾對我説，他爸幾乎從不讓孩子使用他的專車。”張藴鈺愛好文學，耹詩賦詞，文采翩翩，在軍界素有儒將之譽，先後出版的著作有《戈壁言情》、《初征路》、《奚囊集》等詩詞集、文集。長詩《毛澤東主席百年祭》被中國詩詞博物館永久珍藏。 ^{[5]  [7-8]} 

張藴鈺將軍墓位於馬蘭烈士陵園和贊皇縣嶂石巖。 ^{[4]  [10-11]} 

（圖冊參考資料： ^[11]  ）

電影《橫空出世》中李雪健扮演的馮石原型即為張藴鈺將軍。相關影視還有《東方巨響》 《共和國之戀》《五星紅旗迎風飄揚》《國家命運》等。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