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義堂

幼年時的張義堂為人寬厚善良，虛心好學，聰明過人。曾在私塾念過兩年書。後來，因家境貧困被迫輟學，在家習武。自古山東出好漢，陽穀縣又是武松打虎的地方。為了防身健身，張義堂也練會了一些武功，並小有名氣。為了練拳，他每天對着井口出拳數百次，堅持數年。後來，他只要對着井口出拳，就能看見井水翻花和聽到水的嘩嘩響聲。

1920年，山東省陽穀縣遭受旱災，糧食顆粒無收，張義堂隨着父親張漢廣帶着二弟闖關東。落腳大連後，他在一家日本私人印字房當學徒。由於他有點文化，工作吃苦耐勞，虛心學習，很快就掌握了印刷技術。可是，由於工資太低，每月掙的錢還不夠填飽肚子，而且每天工作12小時以上，有時還要受日本人的氣。面對這一切，他心中的不滿情緒與日俱增，經常因為打報不平受到老闆的責罵，但工人卻對他十分擁護。

1924年，印字房日本老闆因突發性疾病死亡。老闆娘無兒無女無力經營，便想把工廠出兑給張義堂。他覺得這是天賜良機，滿口答應下來。可是錢卻一時湊不齊。老闆娘答應可以分三次三年內還清。就這樣，他發動工友集資交了一筆定金，印字房就轉到了張義堂和工友的手中。接手後，因為大家勞動熱情高，經營管理有方，工廠效益大大提高，印字房的名聲也傳出去了。

然而，好景不長，半年後，一個日本人突然來，自稱是老闆娘的弟弟。他説工廠不賣了，要收回去由他管理。張義堂等人當然不能答應，日本人就把張義堂告到日本衙門，日本衙門判處日本人勝訴，不但要交出經營管理權，而且，首付的錢也不退還。

日本人的強盜嘴臉激怒了張義堂等人，張義堂找來山東老鄉孔昭月等人，決定把印字房砸掉。他説：“日本人這是把我們往絕路上逼，這口氣咽不下，他們不讓我們幹，我們也不能讓他們幹”。於是，當晚，他就領着大家用鐵錘把印刷機、揀字盤等設備砸毀。

此舉大長了自己的志氣，滅了日本人的威風。但是也給自己帶來了麻煩。第二天早晨，日本警察暑就把張義堂、孔昭月等人抓進監獄。審訊中，為了不讓其他工友受苦，張義堂一口咬定説：“工廠是我買的，也是我砸的，要打要殺我一人承擔，與他們沒關係。”在義正詞嚴的爭論後，警察署只好把工友們放了，留下張義堂一個人，任憑嚴刑拷打，直打得皮開肉綻，四顆門牙脱落（出獄後又鑲上金牙，“張大金牙”的綽號由此得名。）孔昭月等人不忍心他一個人受折磨，湊了200塊大洋，託人説情，送到日本衙門，希望放人。因為案件純是經濟糾紛，不涉及政治，衙門便順水推舟把張義堂放了。但是，民族仇恨在他心中卻深深地紮了根。

1925年初，張義堂從監獄出來後，工友們都希望他留下來帶領大家尋找新的出路。可是，他沒有答應，他説：“我感謝大家救了我，大連的飯，餓死，我也不想吃了，我要當兵去。”他還説：“要想不受日本人欺壓，就得拿起槍來把日本強盜趕出去”。

於是，張義堂毅然地參加了馮玉祥在青島的部隊。當時，正是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即北伐戰爭時期。軍閥混戰，民不聊生。當兵後，他因為作戰機智勇敢，連打勝仗，不長時間就被提拔為排長、連長。

然而，好景不長。張義堂發現，馮玉祥的部隊總是與中國軍閥打仗，不和日本人打仗。部隊開到甘肅後，馮玉祥要求就地休整，一連幾個月無仗可打。張義堂覺得自己一腔熱血無處拋灑，滿腹仇恨無處報。於是，他聯絡一位老鄉回到山東，希望再找用武之地。

1928年，張義堂來到吉林省德惠縣張家灣。在那裏，他通過熟人介紹，在東省特別區警務處第二警察署當了一名警士。不久，認識了滿洲省委地下黨員呂清潭。在呂清潭的幫助教育下，通過談心、讀一些進步書刊，他加深理解了革命道理。這使他如魚得水，革命願望更加強烈，並積極投身到革命活動中。1929年1月，經呂清潭介紹，張義堂秘密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開始了新的革命生涯。

在警察署，張義堂憑着為人和善、辦事利索、性格剛毅、有一身好武功的特點，受到上級重視和同行的敬佩。1929年5月，張義堂提升為巡長，同年6月15日，他被派到特別區陶賴昭警察署任巡長。到任後，他曾與滿洲省委巡視員馮仲雲多次接觸，有時馮仲雲還住在他家。在接觸中，馮仲雲向他傳達了劉少奇同志到東北擔任滿洲省委書記，並直接領導中東路工人鬥爭的消息，他非常高興，革命熱情更加高漲。

張義堂以警察巡長的身份做掩護，經常接觸警署內的、特區鐵路派駐所的、郵電局的以及鐵路工人中的進步人士，積極向他們宣傳反滿抗日的主張，鼓勵他們參加各種活動，增強信心。在宣傳中，他講得最多的是：“滿洲國的氣數已盡。日本侵略者的兔子尾巴長不了了。中國人必須把日本侵略者打出去，走民族解放、獨立自主的道路……”。

在警察署內，他經常説：“咱們都是兄弟，都是為了混口飯吃才穿上這套衣服，所以，缺德的事要儘可能不幹，免得老百姓罵我們連爹孃都跟着沾光……”。當大家都贊成他的意見後，他就藉機宣傳革命道理。

在日常生活中，他見縫插針，不放過任何宣傳羣眾的機會。一次，一個警士偷看了他經常讀的一本書，對書裏面有些內容不明白，就試着向他請教。他聽後笑了，然後嚴肅地説：“書裏面講的都是革命的道理，中國人要當亡國奴了，你們甘心情願嗎？……想要過好日子，窮人就得組織起來把日本鬼子打出去……。”

在發展黨員過程中，他認真把關，堅持嚴密、慎重的方針，對那些思想要求進步、態度堅決的人也要親自考察、談話。對要求入黨的人，他常問的兩個問題就是：

“你能嚴格遵守黨的紀律和秘密嗎？”

“你能為黨的利益犧牲自己的一切——直至生命嗎？”

他認為，做一個地下黨員，就必須遵守黨的紀律，保守黨的秘密，必須具備不怕犧牲的精神，這是最起碼的條件。

由於他工作認真負責，積極努力，在一年多的時間裏，就發展了13名地下黨員，為建立陶賴昭特別支部打下了堅實基礎。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東北淪陷，三千萬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陶賴昭的鬥爭形勢也發生了巨大變化。由於陶賴昭地處第二松花江北岸，公路、鐵路是沈哈、哈大之間的交通要塞和樞紐，在政治、軍事上佔有重要位置。為此，日本侵略者在陶賴昭建立了領事館、憲兵隊、開拓團及特務組織，同時加緊了對這一地區的控制。為了粉碎日本侵略者的狼子野心，打擊他們的囂張氣焰，滿洲省委決定建立陶賴昭特別支部，與日本侵略者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

1932年1月，中共滿洲省委派王立德到陶賴昭宣佈，“陶賴昭特別支部”成立。張義堂任支部書記，魯世鋒任組織委員，尹洪賓任宣傳委員。直接受滿洲省委領導。屆時，特別支部已有黨員19名，積極分子30多人。

陶賴昭特別支部成立後，根據滿洲省委的指示，張義堂繼續發展壯大地下黨組織，擴大反滿抗日力量，並把重點放在偵察、蒐集日本侵略者活動情況上，及時、準確地向滿洲省委傳遞各種情報，與日本侵略者開展了一場看不見的鬥爭。

為了及時掌握日本領事館的情報，張義堂決定不再讓弟弟張義貴在外幹零活。他通過關係把張義貴送到日本領事館當雜役（勤雜工），並一再囑咐要密切關注領事館的動向，有啥情況只跟他一人彙報，不要跟其他人説。張義貴在領事館每天生爐子、燒開水，擦桌子、打掃衞生，暗地裏關注日本人的一言一行，每天回家後第一件事就是向哥哥彙報聽到和看到的情況（因為張義堂一家與弟弟、弟媳吃住在一起）。

1931年冬，日本領事館建立不久，突然從火車站下來300多日本兵，不但全副武裝，而且帶着生產工具，部分人還帶着家屬。這使全鎮人都摸不情咋回事。後來才聽説叫“開拓團”，是來幫助中國人開發水田地、種水稻的。張義貴彙報後，張義堂説：“不對，這一定是日本人在搞陰謀，一定要注意觀察。”以後的事實證明，張義堂的判斷是對的。“開拓團”種地是假，充當日本憲兵隊才是真。在以後的一次次鐵路沿線（包括車站）的戒嚴中，每有軍事物資，兵力調動，“開拓團”都荷槍實彈在車站及沿線設崗，對靠近的百姓吆五喝六，非打即罵。

針對這種情況，張義堂及時向滿洲省委作了詳細彙報，揭露了“開拓團”的真相。滿洲省委十分重視，並指示對領事館和“開拓團”繼續嚴密監視。

1932年1月27日中午，陶賴昭鐵路道岔工人成振鐸（黨員）對張義堂説：“今晚過半夜3點，有一列軍車開往哈爾濱。車上不僅有軍用物資，還有日本高級將領。”張義堂聽後非常興奮，馬上找到在陶賴昭瞭解情況的王立德，王立德立即趕回滿洲省委，決定採取行動。第二天早晨就聽到了軍列在三岔河顛覆的消息，有數十名日本兵死亡，十幾門大炮被毀，中斷運輸30多小時。

1932年夏，陶賴昭領事館接到命令，説有一支抗日隊伍100多人，要從農安過江去舒蘭，命令領事館派兵攔擊。張義貴聽説後馬上告訴哥哥張義堂，張義堂又馬上派人把情報送到滿洲省委。後來得知，由於情報及時，隊伍改變了路線，避免了重大損失。

在鬥爭中，陶賴昭特別支部得到滿洲省委的充分肯定，各項工作有條不紊地進行。特別支部以張義堂家為聯絡點，採取聊天、打麻將等形式聚會，交流情報，傳達上級指示，佈置工作任務，研究各種對策，工作十分活躍。但是，他們的活動也引起了領事館的注意，領事館派特務對張義堂家進行了監視。特務穿着便衣在四周轉游，一碰到張家的人就問這問那，有時還採取突然襲擊的方式闖進張家，假惺惺地説：“我們是來保護你們的，最近，家裏是不是來過生人？可千萬小心啊！若是再來生人，最好跟我們打招呼，也好有個照應。”面對日本特務的險惡用心，張義堂曾多次告訴家人，並在家設置了暗號，在窗台明顯處放一盆杜鵑花，提示屋內有異常情況，危險。由於早有準備，日本人沒有發現可疑情況，便灰溜溜地走了。

戰鬥在白色恐怖中的張義堂，不僅日本領事館對其虎視眈眈，一些毫無民族自尊心、見利忘義的卑鄙小人也常常對其構成威脅。在警察署內有一個在他身邊工作的警察，不知什麼時候掌握了張義堂的一點證據，就企圖出賣他，到日本那裏邀功領賞。但是，機智勇敢的張義堂很快就化險為夷，粉碎了他的陰謀。

一天中午，在郵電局工作的地下黨員羅雲生在辦理郵件時發現一封可疑的信件，他馬上把信拿給張義堂。張義堂接過信後一看，大吃一驚。原來這封信是寄給“哈爾濱最高特務機關長”的。信封內裝有兩張前幾天他丟失的傳單，還有一封檢舉信，信上寫着“張義堂、尹洪賓、單景春……等8人是共產黨…。”落款人名“宮雲廷”。面對觸目驚心的舉報信，張義堂沒有驚慌。他讓羅雲生把尹洪賓叫來商量對策。因為宮雲廷的人品大家都知道。這個人光棍一條，遊手好閒，吃、喝、嫖、賭、抽五毒俱全。依仗與警察署長彭某有點親戚關係，狗仗人勢，欺壓百姓，敲詐勒索，民憤極大。所以當即一致決定除掉這個敗類。但是，怎樣除掉呢？有人説把他弄死扔到江裏用石頭沉了；有人説用繩子把他勒死；還有的説把他弄到火車道壓死，但無論哪個辦法都覺得不妥。最後，張義堂提出一個借刀殺人的辦法，既借用彭署長的權力先把他開除，然後再整死以防後患。

於是，他們按照事先設計的方案開始了行動。首先，由張義堂拿着檢舉信找到彭署長：

“報告署長，宮雲廷密告信説我們是共產黨，你看咋辦？”

説完把信遞給署長，署長看着信，愣了半天問道：“這是真的嗎？”

“不是真的，完全胡説八道。署內總共有13人，居然説有8個是，就差沒説你也是了。”

“是呀，”署長額上冒出了汗珠，“如果你們都是，那我和你們可就是一窩了。”署長自言自語。

張義堂乘勢指桑罵槐道：“宮雲廷真是個畜生，放着警察不好好幹，非要拿大家的腦袋換錢花，真是混蛋透頂，該千刀萬剮。如果僅僅是告我們，我會跟他算賬的，現在把署長您也牽連進來，跟着我們背黑鍋，所以，請署長一定為我們做主，也得替自己好好想想。”

一席話説得署長頓時無語。他自知平時懶得管事，只顧抽大煙，更知道張義堂精明強幹，做事果斷，有謀有略，此事如此重大，乾脆就叫他處理得了。他心裏想着順嘴説道：“張巡長，這事還是你處理算了。”

張義堂見火候已到，就説：“署長，我知道您和宮警官是親戚，有為難之處。我看這樣吧，為了防止他再加害我們，牽連署長，我們就多給他一些錢，打發他回老家吧。”然後又附在署長耳邊嘀咕一會，只聽署長連稱：“是……行……”

就這樣，當天晚上，署長逼着宮雲廷寫了辭職書，署長簽完字又給他一摞錢，然後説：“就讓張巡長、尹警官送你回去吧！”

期間，宮雲廷也曾耍賴、求饒，但一切都成定局，無法挽回。按照署長吩咐，張義堂和尹洪賓把宮雲廷控制起來，到了晚上十點多鐘，在火車站一處黑暗的地方將其勒死，裝進麻袋，然後，扔進北去的一節空車廂裏，徹底送他回了“老家”，也清除了一大隱患。

這場虛驚算平息了，但張義堂等人的身份也暴露了。為此，張義堂向滿洲省委作了彙報，省委決定暫停活動，靜觀其變。

1934年1月，張義堂以滿洲省委特派員的身份調往大連。具體任務是：大連市委已遭破壞，重建大連市委。這一決定使他離開了陶賴昭的虎狼之境，但如何脱身也非易事。當他向彭署長請假時，署長説啥也不準，理由是宮雲廷剛剛辭職，工作忙，缺人手。為了不使署長懷疑，給特別支部帶來影響，張義堂只好以家有老人生病，急需照顧為由，才得以脱身。臨行前，張義堂叮囑妻子和弟弟説：“如果有人問，就説回關裏了，千萬別説去大連了，就是打死也不能説。”

結果不出所料，張義堂走後，日本領事館就有人問其弟弟張義貴：“你哥哥那邊的去了？他的對滿洲國和日本皇軍的不滿意，你的知道？”張義貴回答道：“我哥哥的事，我怎麼知道？”接着，日本人又拉攏他，説：“你的好好幹，我的不會虧待你的。”張義貴心想，還是收起你的這套吧。

張義堂到大連後，發現形勢十分嚴峻，街上一片蕭條，軍、警、憲、特活動猖獗，百姓怨聲載道，白色恐怖氣氛濃厚。為了便於工作，他先在舅父楊文忠家落腳，後又搬到一位同鄉高星恆家居住，並指派舅父做交通員，與滿洲省委聯繫，而自己則以大連滿洲新聞印刷廠工人身份作掩護，依靠山東陽穀老鄉開展工作。

他深入到一些失散的黨員家中詳細瞭解各方面情況，傳達滿洲省委指示，鼓勵大家吸取教訓，堅定信念，帶領羣眾繼續堅持鬥爭。許多黨員流出了激動的淚水。當年與其一起砸印字房的老鄉孔昭月（黨員）拉着他的手説：“大連市委已經癱瘓半年多了，羣龍無首啊，這回好了，我們又可以一起幹點事了……。”也有的黨員説：“大連市委遭破壞，主要是組織工作不慎重，在組織罷工中，不少人暴露了身份，致使很多黨員丟了性命。教訓和代價實在太大啦……”針對實際，張義堂很快制定了“聯絡老黨員，發展新黨員，堅持在鬥爭中考驗，慎重發展，確保質量”的方針。一方面積極聯絡失散的黨員，一方面把重點放在鐵路、造船廠、碼頭、印刷廠等工人密集的行業，充分發揮老鄉、老黨員的骨幹作用。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他就恢復了十個基層黨支部，同時又發展了30多名黨員，新建了3個黨支部，為重建大連市委打下了基礎。

1934年10月，經滿洲省委同意，大連市委再次重新建立，張義堂任市委書記。

張義堂在大連工作期間，經常深入到工廠，瞭解工人的生產生活情況。他把調查的材料寫成文章，自己刻字印刷，發給工人閲讀，不斷提高廣大工人的階級覺悟。對於調查中工人反映的挨打受罵、待遇不公、嚴重侵害工人利益的現象，他通過基層地下黨支部和工會組織工人進行堅決的鬥爭，對那些嚴重侵害工人利益的工廠企業，他還親自坐鎮組織罷工。1935年12月，他利用船驛（大連北站）日中工人待遇嚴重不公的事實，組織發動200多名工人罷工，經過一天的鬥爭，取得了全面勝利。不但中國工人工資由2角增加到3角（日本工人也是3角），而且原來中國工人只允許在露天洗澡，馬上修了浴池。在鬥爭中，工人分享到了勝利果實，提高了階級覺悟，認識了“團結就是力量”的真理。

罷工事件像衝擊波一樣影響到各行各業。在兩年多的時間裏，以張義堂為代表的大連市委通過基層黨組織和工會組織工人罷工10餘次，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勝利。罷工喚醒了民眾，鼓舞了鬥志，出現了工人階級聯合起來，與日本帝國主義和反動勢力堅決鬥爭的可喜局面。

1935年10月，由於張義堂抵制“左傾”錯誤路線，滿洲省委調夏尚志到大連任市委書記，張義堂改任組織部長。對此，他毫無怨言，繼續投入到對敵鬥爭中去。

1936年1月，根據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指示，撤消滿洲省委，建立哈爾濱特委，大連市委直屬哈爾濱特委領導。3月份，哈爾濱特委調張義堂任哈爾濱市委書記。他帶着妻子、孩子一起住在哈爾濱市馬家溝街一幢白俄羅斯的小樓裏。與此同時，他與呂清潭在哈爾濱道里16道街建立了“榮華客棧”，作為黨的秘密聯絡站。

為了儘快熟悉環境，瞭解情況，開展工作，他不分晝夜深入羣眾，調查研究，制定工作方案。此時的哈爾濱，由於民眾奮起抗日，白色恐怖甚囂塵上，抗日聯軍的勝利捷報四處傳揚。為了更好地支援抗日前線，哈爾濱特委交給哈爾濱市委一項重要任務：發動羣眾，參加抗聯。為了更好更快地完成任務，他深入工廠、學校，大力開展宣傳鼓動工作。特別是對那些有愛國熱情的青年，他總是反覆宣傳：“祖國危亡在即，國民黨腐敗無能，趕走日本侵略者，建設新中國的任務就落在你們的肩上。中國青年有着光榮的革命傳統，總是在國家和人民最需要的時候挺身而出。我們絕不能眼看祖國大好河山任人宰割，我們應當積極投身到抗戰的洪流中去，用我們的青春和熱血，保家衞國……。”每一次宣傳發動都收到非常好的效果。一個月的時間，有200多人蔘加了抗聯。

在發動羣眾過程中，他經常為自己的演講而感動，曾多次請當時在抗聯第三軍的政治部主任馮仲雲説情，向哈爾濱特委請求去抗聯，但始終未能如願。

1936年6月，在一次去學校演講的過程中，因奸細告密，張義堂被日本憲兵隊逮捕入獄。在獄中，面對殘酷的刑訊和威逼利誘，張義堂堅貞不屈，毫不動搖，始終堅守黨的秘密。面對喪心病狂的敵人，他輕蔑而堅定地説：“你們不就是要抓共產黨嗎？我就是！至於其他人，我不知道。就是知道也絕不會告訴你們！你們還是不要白日做夢，痴心妄想啦！”

在獄中，張義堂帶着滿身重傷，忍着劇痛，仍然不忘記對難友（政治犯）們進行宣傳鼓動。他鼓勵難友們“不要悲觀，要堅強，要堅持鬥爭。只有鬥爭才有出路。”他還鼓勵難友“要加強團結，要互相幫助，要同甘共苦，共度難關。”每次刑訊回來，難友對他都格外關心。一次，敵人把他的妻子抓來與其一起審訊，敵人用皮鞭、火烙鐵、老虎凳、電椅子、辣椒水、竹籤子等各種刑具對他進行摧殘，但他始終一聲不吭，怒目圓睜，對黨的秘密隻字不説。當他遍體鱗傷被拖回牢房時，難友們憤怒了，整個牢房響起抗議的吼聲。

在入獄期間，張義堂的妻子和弟弟張義貴都受到牽連和不同程度的拷問。

“你的掌櫃的大大的共產黨，什麼人的常去你家？”

“我什麼都不知道，我是一個家庭婦女，就知道伺候丈夫、孩子。”

不論敵人怎麼問，妻子就是一句話。敵人用刑折騰到過半夜，還是這句話。

與此同時，陶賴昭領事館對張義貴也進行了各種盤問，並派特務嚴密監視，毫無結果。

張義堂被捕後，陶賴昭特別支部多次研究營救方案，均不可行。最後，大家湊了80塊大洋，張義貴賣了一頭豬，湊了40塊大洋。希望託人把張義堂贖出來，但，錢拿去了，人卻沒出來。

1936年8月13日，是哈爾濱圈河子刑場最陰森恐怖的一天。這一天，敵人殺害了103名共產黨員，排在第二位的就是張義堂（當時化名張瑞林）。當敵人的槍口對準胸膛時，張義堂帶頭高呼口號：“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國共產黨萬歲！”

張義堂壯烈犧牲，時年34歲。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