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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百麟

張百麟，近代民主革命者。一名景福，字石麒。貴州貴陽人。祖籍湖南長沙。1902年肆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法政速成科，次年回國。1907年在貴陽發起組織“自治學社”，任同盟會貴州分會會長。後創辦公立法政學堂，發行《自治學社雜誌》和《西南日報》。辛亥革命時，在貴陽發動起義，任貴州軍政府樞密院院長。旋被逼離黔，轉赴上海。民初加入國民黨，參加“二次革命”。1916年一度任內務部參事。1919年病逝於上海。^[1]

（資料圖來源：^[8] ）

中文名: 張百麟

籍貫: 湖南長沙
字: 石麒

張百麟人物生平

張百麟，近代民主革命者。字石麟，號景福，湖南長沙人，居貴州。少時受業於貴州維新名士吳嘉瑞，結友亦多維新志士及會黨成員，早期醉心於改良主義。1906年頒“仿行憲政”上諭，張百麟倍受鼓舞，入培養新政人才的政法學堂。1907年10月，張百麟邀集學界新進人士三十三人，在貴陽成立以催促立憲為宗旨的“自治學社”，任理士、會務、編輯，刊行《西南日報》和《自治學社雜誌》，反對排滿革命，宣傳“自治諸原理”，時有“自治黨”之稱。又組織社員“獻改良之法”，“備當局採擇”。1908年發起貴州各界人士，選派代表參與國會晉京伏闕請願運動，由於自治學社聲勢日盛，因與地方官紳及憲政預備會之矛盾日深，被冠以革命黨罪名，多方排擠打擊。張百麟思想逐漸轉向革命，遂通過革命組織科學會，與東京同盟會聯繫，集體參加同盟會，設貴州分會。從此改變既往方針，採取急進主義。1910年，開始聯絡各地會黨並新軍及陸軍小學中的革命黨人，準備舉事，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武昌起義爆發後，自治會加緊舉事準備工作。憲政預備會微察其事，擬召興義地主團練劉顯世率兵進省，盡剿革命黨人，形勢異常緊張。為先發制人，於11月3日晚，陸軍小學、新軍及會黨同時發難，一舉成功。次日，貴州宣佈獨立，由諮議局舉新軍教練楊藎誠為都督，張任樞密院長。張標榜“至誠待人”，盡納舊派人物入主要害部門，加之楊藎誠又率新軍援鄂，遂致大權旁落。1912年2月2日，立憲派劉顯世發動兵變，自治會激進分子誅殺殆盡。張百麟私宅被圍，僥倖逃脱，輾轉抵滬。在上海創辦《懼報》，加入國民黨。二次革命時，任討袁軍秘書長。護法戰爭期間，廣州軍政府委以參議，以病未能到任，然力疾撰著《約法戰爭經要》。1919年，書稿逋脱，即病逝。^[5]

張百麟相關事蹟

一、創立自治學社的前前後後

1907年初，張百麟和鍾振玉等人入貴州官立法政學堂做學員，結識了教員張鴻藻(安龍人)及學生張澤鈞、周培橋、韋可經、黃人瑞等人，並與之醖釀組織一愛國團體，取名曰“自治學社”，隨後呈准官廳備案，取得合法地位。

為了壯大聲勢，百麟曾邀請唐爾鏞出面領導，唐堅決拒絕，只好轉請周培藝（素園，畢節人，貢生出身），周學識優良，思想先進，他一口答應大力支持。1907年11月，張百麟等在貴陽田家巷鏡秋軒照相館（今公園西路）召開自治學社（一般人稱為自治黨，簡稱自黨，也稱西南黨）成立大會。會上，百麟發表演説，闡述社章宗旨，説：“吾儕對於瓜分警告，不在乎痛哭流涕，惟在講求救亡方法……蓋國民有一分責任心，知識道德隨之增長；國內有一責任國民，國家即多一分力量。吾儕決心堅確，次第進行，救亡問題當不難解決。”當時與會者有張百麟、陳永錫、鍾昌祚、黃澤霖、譚西庚、周培藝、張鴻藻、樂嘉藻、陳守廉、張澤鈞、彭述文、鍾振玉、韋可經，譚景周、孫鏡、周伯良、伍德澤、黃守仁、張澤錦、張德馨、楊壽籛、李澤民、王元藩、劉元勳、方策、劉鎮等30餘人。選張鴻藻為社長，張百麟負實際責任。

全社工作暗分兩大部門：一為幹部會（政交部），主管議政，由周培藝任主席；一為社務部，主管行政，由張百麟兼管。這一分工是秘密的，與社章公開的不周。公開方面，以主張“自治”，促進君主立憲為掩護；秘密方面，則在同盟會領導下，以進行革命為目的。自治學社初期，由張鴻藻、張百麟、周培藝共同領導，1909年，張鴻藻辭職，選鍾昌祚為社長。社務由張百麟籌劃，昌祚付諸實行。全社同志亦認百麟為全社主幹（即總領袖）。昌祚對百麟説，“黨之得君，如身之有腦。”

百麟以發動革命為己任，奔走呼號，席不暇曖，宣導青年走革命之路，不辭口舌之勞。當時，留日的平剛常寄革命書刊回黔，百麟則藉此組織青年研習。為了組建好自治學社，百麟全力以赴。設立會所，擴充分社。籌辦學堂，購置校具，發行報刊，購備印刷機器等等，百麟為之大力籌集資金，艱苦備嚐。他將岳母、妻子的首飾，如耳環之類，也樂意拿出來兑換，用之於資助社務工作。百麟一手籌辦公立法政學堂（當時分官立、公立、私立），以培養人才；一手經營《西南日報》，以鼓吹革命。此時的百麟，可謂“兩驂在手，從容攬轡”，使革命走上了發展的坦途。不到兩年，自治學社社員發展到1萬4千餘人。保皇派唐爾鏞等暗中示意，馬克明、楊文山發起組織一個政黨。1909年2月正式宣佈成立憲政預備會（一般人稱憲政黨，簡稱憲黨），領導人為唐爾鏞（慰慈，舉人出身，內閣中書）、任可澄（志清，舉人出身，內閣中書），而馬、楊二人僅起木偶作用。憲黨的成員多為官紳豪閥，世家子弟，屬上層士紳，觀念保守，與官廳接近。憲黨的目的是搞君主立憲，它同自治學社勢不兩立，常起爭端。先是兩黨在教育總會的搏擊，兩黨機關報的筆戰，繼而是兩黨在諮議局選舉中的角逐，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而百麟首當其衝。

自治學社成立後，百麟創辦《西南日報》作為輿論機關。對官紳界不法之人與事，常進行披露、指責，不稍寬容，因之官紳懷恨在心。上年（1908），唐爾鏞、任可澄乘機向即將上任的雲貴總督李經羲密告張百麟、周培藝為革命黨，在黔謀亂，力請捕治。社員均建議張、周外避，而百麟有膽有識，兼程奔赴貴陽，往見李經羲，並將連夜趕寫的萬言書面呈李督，慷慨陳詞，使得李為之動容，讚口不絕。事後，李將此事告知當時貴州巡撫龐鴻書（湖南人）；百麟乃貴州難得之人才，應予提拔使用。隨後，龐請張主文案，在諮議局與任可澄共事。百麟由此顯露頭角，馳騁於政界。從此，張、週二人更為龐所倚信。此時，百麟身兼七職，每月收入銀子300餘兩，結果都用之於他所從事的革命事業。

1909年冬，列強監督我國財政之説甚囂塵上。百麟等倡議以諮議局名義召開各界人士會議，設國民捐會。會上票選蔡嶽、周培藝、樂嘉藻為會長，派張百麟、鍾昌祚、周培藝、陳永錫、彭述文等四出演説。密議募集鉅款後，即備軍械，練鄉團，聯絡全省各界，伺機起義。後被頑固縉紳任可澄、戴勘等探知，向官廳告密，利用官廳來阻撓、破壞，自黨的策劃遂落空。為壯大革命勢力，百麟等憤而勵精圖治，從廣羅人才，積蓄革命力量入手，在公立法政學堂中增辦律師、監獄、法官、統計、法政、佐治等六個專修科，一個警察傳習所。張百麟、黃澤霖（茀青）籌辦司法講習所，從此，為自治學社培訓了一大批幹部。而且，自治學社的潛在勢力已散佈於各界。教育方面如公立法政學堂、律師專修科、法官養成所、自治研究所、樂羣高等小學校，光懿、淑慎、明德三所女校等，合計畢業學生共數千人，又各法定機關，如諮議局、教育總會；各屬城鄉議董兩會等社團。自治學社皆佔優勢，全省府廳州縣，幾乎都有自治學社分社之組織，從此勢力日盛。上年（1909）諮議局的選舉中，自治學社社員佔24席（諮議員全數為39人），佔61％強。自治學社從成立之日起至辛亥革命前夕（1911年9月），社員發展到14萬8千餘人（其成分佔各界知識分子總數的80％以上），遍佈貴州全省各地，幾乎有左右全省大局之概。^[7]

二、貴州光復首義殊功

1911年3月，貴州當局任張百麟為提法公所總務科長，任周培藝為警務公所行政科長，以示籠絡。然而百麟憑此身份樹立了一種特殊的關係，使得同情革命的巡警道（主管警察）賀國昌、審判廳（主管司法）廳丞朱興汾（成侯）等人，為之疏通，避免了官府的注意和干涉，因而百麟等更為放手地從事革命活動。

黃花崗之役後，自治學社加緊了革命工作的進程。一面通知上年派出省外活動的蔡嶽（在上海）、揚壽籛（在北京）、鍾昌祚（往河南探查袁世凱的行動）、安健（在日本）等，加強與同盟會的聯繫，繼續收集情報；一面加派彭述文到北京，黃人瑞到上海，張澤鈞到湖南，加強與革命勢力的聯絡。關於社務，則成立書記處。百麟就在住宅設置機關，調平壩分社書記陳康（純齋）為常任書記，專管關於革命事項的通訊聯絡。社中並決定加速新軍的運動。

辛亥夏秋之間，蜀人抗爭鐵路的風潮勃起，全國震動。夏（5、6月間），安健、楊壽籛等先後秘密函告：同盟會將起事於長江，催促百麟迅即作發動的準備。9月底，百麟召集自治學社核心同志會議。初擬專由社員聯絡哥老會眾，分兵四路。但平剛、永錫、培藝等皆主張以聯絡軍界為必要，遂改變原定方略，而從各界（軍界、學界、哥老會警界）着手，把重點放在新軍與陸小。以上各方面，凡有排除障礙及進取機宜，皆由百麟主持調度，同時成立以百麟為首的十人委員會，總攬起義計劃。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成功，各省紛紛響應。百麟認為大舉的時機已經成熟。但當時自黨內部，即使是中堅分子，也有些同志以時機尚未成熟為由，提出各種疑端，但百麟成竹在胸，力排眾議，“時機者，人力所造成也。今百年無動作，亦可曰百年無時機。吾拼作犧牲，事若不捷，至少亦播若干種子於社會耳。”當時，清廷防範，偵邏密佈，謠言四起，情勢異常險惡。然而百麟巋然不動，指揮若定，仍按原定計劃作了緊急部署，派遣同志分路發動，已成“箭在弦上，一觸即發”之勢。

風雨重陽。10月30日（農曆九月初九），雲南獨立的消息至，貴州為之震動。沈瑜慶（福建人，貴州佈政史，在龐鴻書四月離職後繼任）驚惶失色，百麟聞電大喜，羣情激昂，決定迅速發動起義。當時，沈瑜慶已接納憲黨建議，將搜殺自黨八領袖以消弭“亂源”，並暗中密電興義縣豪紳劉顯世從速調集防軍入省鎮壓革命。張百麟等見事機緊迫，於是先發制人，在諮議局長譚西庚（雲鵬）等人支持下，加緊部署，一面作武裝起義的準備，一面又希望避免流血。百麟等認為要實現“不流血的革命”，鎮定貴州局勢，必須取得憲政黨的合作。10月31日（農曆九月十日），蔡嶽自上海歸來。蔡是自黨的合作者，主動答應從中斡旋。11月1日，蔡邀集張百麟、任可澄、樂嘉藻、周培藝、譚西庚、楊昌銘、黃祿貞（千夫，憲黨），會於崇學書局，請兩方釋嫌修好，共周合作。雙方均表示化除成見。憲黨領袖任可澄等人勉強同意謀求貴州反正。11月2日，張百麟、楊昌銘、周培藝與任可澄等人會同諮議局長譚西庚，一起去見巡撫沈瑜慶，勸其反正，但沈不從。11月3日，沈接納憲黨老謀士郭重光（子華）的建議，準備搞假獨立，作緩兵之計，沈命郭組織自保會，一俟劉顯世（時為靖邊團營管帶）兵到，即捕殺張百麟等。是日下午5時，澤霖探悉官廳將先殺百麟及議長、議員，事已逼迫，不能再待。當日深夜，貴州革命突然爆發，張百麟在白沙井住宅下令起義，先是新軍發難。標統袁義保拒絕起義，楊樹青鳴槍轟走了袁義保。陸小學生聞訊，立即響應。沈瑜慶知大勢已去，經過談判後手書承認貴州獨立，派巡警道賀國昌、勸業道（主管農工商業）王玉麟持巡撫鈐蓋、關防（統稱印信）送至諮議局。

11月4日（農曆九月十四）黎明，漢字大旗飄揚在諮議局（改為民軍司令部）門前上空，民軍笑逐顏開，新軍與陸小學生以戰鬥的姿態，整隊由南門進城，齊集諮議局聽百麟宣佈起義及經過。全城民眾從睡夢中醒來，歡聲雷動，奔走相告。清王朝兩百六十餘年在貴州的封建統治，至此宣告結束。百麟以諮議局為革命總機關，發號施令。命南廠新軍及陸小學生分守全城各要地，維持秩序，並改巡撫衞隊為百麟衞隊，駐守諮議局。召開各機關法團臨時大會，商討軍政府組織法。當時，各代表一致推張百麟為全省都督。百麟是自治學社創始人，又是革命運動的組織者和主要領導人，深孚眾望，都督一席，當之無愧。可是，百麟識大體，以己非軍人，不嫺軍旅，再三推讓，並發表不願為都督之理由：（一）功成不居，力避黨爭而維持大局；（二）平日無中堅軍隊，秩序不易整理，特主張仍以新軍正、副代表為正副都督，蓋其原為新軍官長，且黨見甚薄，足以釋來日反對者之忌，足以保護社會之治安也。最後，周培藝、平剛、樂嘉藻等以百麟的意見為重，同意楊藎誠（伯舟，四川人）、趙德全（純臣，湖北人）為正副都督。

1911年11月5日，正式成立軍政府。軍政府由都督、樞密院、行政廳三部分組成。

1.都督：專管軍事，楊藎誠、趙德全為正副都督。

2.樞密院（相當省政府）：總攬全省府務，張百麟為院長，任可澄為副院長，周培藝為秘書長（兼），平剛等為樞密員。

3.行政廳：主辦行政事宜，周培藝為行政總長（總理）。

下設民政、財務、實業、交通等部，由自治學社中的骨幹任各部部長，初期的貴州軍政府基本上是自治學社掌權。^[7]

三、光復後又生波折，胸懷大局為共和

貴州軍政府成立後，張百麟、黃澤霖、陳永錫等極力調和黨爭，注意疏通各方，以安定人心。當貴州光復之際，劉顯世聽沈瑜慶密電入省鎮壓革命黨人，兵抵安順時，省垣已光復，劉在安順待命，先致函樞密院，試探省方態度。於是張百麟先在自黨內商議，在立法院兩次討論。此時，平剛、澤霖均主張拒而不納，應趁勢除去，免生後患。但百麟不以為然，認為在光復之日曾宣佈兵不血刃而達目的，此時不應嗜殺以貽口實。並謂劉既輸誠革命來歸，應予容納，以示寬宏。平剛等遂又同意百麟意見。百麟等納蔡嶽薦引之議，引劉顯示為樞密員，兼軍事股長。同時引任可澄為樞密院副院長。貴陽光復時，鍾昌祚曾從北京密電百麟、永錫，謂“不去任可澄，必有後患”，百麟不為所動。張澤鈞（上年被往湖南聯絡革命勢力）聞貴州起義，連夜趕回貴陽，對引任、劉共執政權之事提出異議，百麟泰然處之。軍政府成立前後，有蔡嶽熱心調和，自黨中有不少同志持懷疑態度，而百麟認為可行。此後有的同志往往責備百麟過分優容，百麟則加以疏導，説：“夫吾儕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固以改造國家為最終之鵠的。方當與海內志士，提攜共進；何獨於鄉黨僚友，自設㺓防？我苟以精誠相感者，人亦以精誠相應，今日之事，吾儕黍為主體，寧人負我，毋我負人……”11月7日，公立法政學堂學生説任可澄屢次謀殺革命黨人，請立即誅之；陸小學生拘憲政預備會會員毛鳳崗，指責他入城告密，力求誅之。百麟與議員諸公竭力勸阻，澤霖也從中婉言解釋，任、毛諸人，才得免於一死。

有一在籍廣東知縣，叫李明德的，與劉顯世同鄉，對劉的所作所為深惡痛絕。一日夜，李前往百麟私宅密告：劉為人兇殘狡猾，敢行不義，請求借給步槍30支，以便率隊相機捕殺之，定將劉的首級取下，再來向您報功……，此時，百麟已從蔡嶽之議，並未因此改變初衷，李某之計只好作罷。

軍政府一成立，憲黨眼見貴州的政權掌握在自黨手中，內不自安，時刻覬覦全省大權，夢想一旦取而代之。於是暗中策劃，廣羅黨羽，伺機破壞。郭重光等人極力散佈謠言，挑起都督之間、都督府與樞密院、巡防統部之間的矛盾。一時間，軍政府的暗潮，一起一伏；樞密院你傾我軋；都督府中政出多門。初謂軍政府與樞密院分治，樞密院的權力漸高，引起張（百麟）楊（藎誠）之裂痕。繼謂巡防統部不隸屬於軍政府，軍政府權力漸縮，引起楊（藎誠）、黃（澤霖）之爭端。進而唆使楊（藎誠）、趙（德全）不和，黃（澤霖）、趙（德全）交惡。此時百麟顧全大局，開誠佈公，疏通各方，力主攜手共進，圖舉大計。當時立法院也邀集各方會商解決辦法。憲黨提議張百麟出巡上游，楊藎誠率師北伐，黃澤霖出駐四川，趙德全留守省城。商酌多次，才決定張、楊同出，黃、趙同守。

當時，扁擔山（鎮寧縣屬）彝族人，系聚族而居，有數十萬人，聞光復後軍政府號稱大漢而生民族誤會，有暴動消息。百麟於是出巡西路，帶領自黨成員探入彝民之間，招致酋長來，為之解説事理，優厚待遇，併發給自治學社社員徽章數千枚。因此人心趨定，事態平息。

當時，張楊既出，一巡上游，一援鄂城。一時省防空虛，自黨力量削弱。自黨雖知當時憲黨施調虎離山之計，但為顧全大局，亦未及時揭破。當時有不少關心的人告知，省防空虛，難免奸人乘隙而入，使前功盡棄。果然，有郭重光（耆老會會長）倡立“公口”（會黨），以致公口林立，使當時政府機關、軍隊幾乎成了會黨活動的場所，貴州新的革命秩序遭到極大的破壞。此時，憲黨則乘機活動。當時有四川兇悍的積匪羅魁一夥，竄入貴州，郭重光則派人與之聯絡，並建議軍政府招編，欲收為己用。黃澤霖探知其陰謀，遂相機將羅匪槍殺。於是，憲黨大憤，伺機誅除張百麟、黃澤霖等。

原來，百麟出巡之日，聞漢陽失利，曾致電立法、樞密兩院，陳述出兵援鄂之關係，並且説：“無武昌，是無民國也。諸公能以勁旅資麟者，願以頸血濺北軍，遂報國初志。”當時兩院已決議派都督楊藎城率兵東下，於是催促百麟返省；百麟事竣，於1912年1月29日回省城。當時目擊君憲派與頑固紳閥互相勾結、互相利用，漸有死灰復燃之勢，百麟憂心如焚。同志中不少勸他要防患未然。百麟説：“我以至誠待人，人必無危害我者。”遂不加防備。　

百麟、澤霖、永錫素為自黨首腦，屢遭憲黨陷害。但百麟等心繫貴州大局，並不因黨爭而亂大謀。百麟返省後，亟待研究如何改組軍政府（三個月的約章，為期即將屆滿），本年1月30日（臘月十二日，辛亥），百麟召開幹部會議，討論到由憲黨負責司法責任時，議論蜂起，多數幹部認為憲黨陰謀日益顯露，不能再事優容，動搖根本。但百麟仍堅持並容原則，説：“為政貴於適應羣眾之需要，非在於排除對抗之政敵。如果採取排敵之消極政策，則去一敵，來一敵，靡有底止。可澄、顯世誠頑固，但猶有經驗閲歷。如除而去之，以後一蟹不如一蟹。”黃澤霖等聞之，頗氣憤，但終以百麟意見為重。會散，澤霖卻對有的同志説：“吾輩死無所也！百麟直書生耳！”

1月31日（臘月十三日），立法院召開各界及十三府同鄉代表會，討論自黨改組軍政府案，與會者意見極不一致。此時，憲黨認為有機可乘，亟欲伺機發難。蔡嶽察覺情勢緊急，於是當晚設酒貴州銀行，接張百麟、周培藝、任可澄、劉顯世赴宴。蔡説：“兩黨合作，實貴州之福。不幸，百麟出巡，發生種種誤會。今劉、任二君在此，何妨面罄所懷。”於是劉顯世質問換委西防將領事；任可澄質問發給扁擔山彝族自治學社徽章千枚事（西防將領是指屬於劉顯世系統的將領，扁擔山彝族是指張百麟招收來作自治學社員的人）。百麟逐一解釋完畢。蔡問：“二君滿意乎？”劉顯世説：“釋然矣。”百麟信以為真，又未加防備。^[7]

四、 “二·二”政變突起，被迫出亡

蔡嶽宴請張百麟的第三天，即1912年2月2日（臘月十五日，辛亥），憲黨發動了政變（簡稱“二·二”政變），當時負責省城治安的巡防統部大權掌握在自黨領袖之一的黃澤霖手中，被憲黨視為奪權的一大障礙，於是郭重光夥同劉顯世，以卑鄙的手段，以重金賄買譚德驥及其所部唐燦章，帶叛兵誘殺黃澤霖。當天（2月2日）上午，黃澤霖慘遭殺害，被分肢裂體，殘骸暴露數日。同時，另一隊叛兵，則往殺張澤鈞。叛兵至，值寓客學生田有光在，以為澤鈞，將田殺死，未再搜尋而去，澤鈞聞槍聲即逃走，隨後出亡省外，鬱鬱而終。

就在黃澤霖被殺害的當天，譚德驥指使叛兵一隊，於清晨圍攻田家巷百麟住宅，打算捕殺百麟。百麟剛起牀入廁時，叛兵破門入宅。彭爾坤（張的衞隊管帶）適在家宅，聞聲，出而察看，叛兵等誤為百麟，立斃，檢驗不是，又四搜屋內，均不見人，遂搶掠物品揚長而去。南路統領陳守廉聞警，即率兵來援。此時百麟已升屋藏入瓦溝中。守廉旋即用樓梯接下，與之一同往見趙德全，請發兵討賤。趙已先為劉顯世等所欺騙，説百麟將為都督，要逼趙下台。因之趙氏意存觀望，用空言安慰百麟，請百麟暫休於省外，待疏通各方就緒後，再迎駕回省。百麟當即怒而歸，帶守廉部及衞隊出駐城外瓦啄坡。留一日，社中同志無一往，情況不明，遂走安順。原擬設行營討賊，但因恐滇軍即將來黔，又由安順退貞豐。此時，劉顯世已電告其兄劉顯潛，囑率興義團防數百人來貞豐截擊。相遇於濫木廠、龍場一帶，交戰。守廉在郊外抵禦，三戰三捷。但劉顯潛叛軍繼續增兵，盡毀民房，積薪若山丘，漬以石油，揚言縱火。百麟嘆曰：“丈夫行耳，終不以權利之爭，賜禍父老。”百麟遂率守廉部經貞豐往廣西百色。守廉則留守辦理善後，與當地政府交涉，協議保管槍械，並墊資遣散官兵。百麟既至百色，於是走香港，轉輪赴上海。守廉事畢，仍追隨百麟於上海，隨百麟同赴南京見孫中山先生。百麟曾對黨友説：“吾始並倚譚（德驥）、陳（守廉）於左右手；今二人所為，如南北極之相遠，知人不易，吾不敢復相天下士矣。”^[7]

五、矢志追隨孫中山

張百麟愴惶離黔出亡後，流離轉徙於京、滬、寧、粵之間，但他仍然致力於革命，始終不渝地追隨孫中山、黃興先生。同年3月10日，袁世凱竊取了臨時大總統職位後，貴州都督唐繼堯以浙江省長職位為誘餌薦百麟，百麟拒不受。同年8月，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百麟加入。當時，袁世凱謀借外債，以之作為對內鎮壓革命的軍費，此時百麟北上活動，以便協助即將在南京召開的國會對袁世凱的權力加以限制。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被刺後，人心鼎沸，百麟回上海。7月，孫中山先生策動討袁計劃決定後，黃興於14日離滬赴寧，迫使江蘇都督程德全宣佈南京獨立，黃興被推為江蘇討袁總司令，百麟在南京任黃興身邊的秘書長。南京之役失敗，百麟返回上海。1914年，孫中山先生在日本組織中華革命黨，召百麟東渡協助黨務工作。此時，百麟在滬，正為貴州革命繼續策劃，不稍停頓，未果成行。1916年，袁世凱被迫宣佈取消帝制後不久死了，黎元洪任大總統，徵調百麟北上。當時，孫洪伊主持內務部，百麟因與孫洪伊交往的關係，出任地方警察講習所所長三個月。1917年6月，黎元洪被迫退位，百麟離職返滬。同年7月，孫中山先生在廣州揭起護法運動的旗幟，成立廣東護法軍政府，簡任百麟為司法部長，此時百麟因重病在身，未能前往視事。1917——1918年間，百麟窮居滬上，曾先後三次函呈孫中山先生，一次致函友人，陳述了他當時的情況與病情，表達了他對總理衷心愛戴、終身追隨、神馳左右之情和促成共和效驅馳之意。

百麟的一生勤勤懇懇，兢兢業業，腳踏實地，奮鬥不息，為革命操勞，積勞成積。在他辭世前十餘日，腦病、肺病已大發作，但仍然筆耕不輟，抱病寫書，完成所著《約法戰爭紀要》，剛完稿，竟至大吐血。^[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