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玉珩

1929年，他在遼寧台安縣任黨的特支書記時，叫張汝恆(張如恆)。

1930年10月，他任中共吉林縣委書記時，叫張玉珩。

1932年2月以後，他在磐石中心縣委任組織部長、磐石工農反日義勇軍隊長時，叫張振國。

1933年7月，在哈爾濱任中共東區(道外)區委書記時，叫張敬山(張進山)。

1935年8月，調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三軍任政治部主任時，改姓楊，叫楊主任(楊瞎子)。

“張瞎子”犧牲50多年了。

他的真實姓名很少有人知道。他是近視眼，戴度數很大的近視眼鏡，人們都習慣稱他“張瞎子。”

“張瞎子”，原名張玉衡，號德銓，常用名張玉珩，河南省信陽縣人。1901年生於五里店鄉郝堂村一個比較富裕的農民家庭，因而自幼能夠上學讀書。他小學畢業後，考入河南省立第三(信陽)師範學校讀書。五四運動前夕，馬克思主義傳播到信陽，張玉珩在進步教師的引導下，開始接觸新思想文化，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啓蒙教育。

1920年，張玉珩考入浙江大學，1923年初於浙大肄業回到信陽，在桑蠶學校任教員。不久，京漢鐵路爆發了“二七”大罷工，信陽地區的工人運動蓬勃開展起來，張玉珩參加宣傳工作，曾把“打倒軍閥吳佩孚”的標語寫在火車車廂上，帶到大江南北。

1925年，“五卅”運動中，張玉珩是信陽反帝愛國鬥爭的積極分子之一，被信陽黨組織發展為中共黨員。同年秋，張玉珩被選為信陽縣委農運負責人，縣委派他到中山鋪、郝堂等地農村辦農民夜校，領導農民運動。當地風俗，每年正月十六，羣眾都到太平山趕廟會。張玉珩利用這一機會，在廟會羣眾集中的地方進行演講，號召羣眾聲援馮玉祥的國民革命軍，打倒反動軍閥吳佩孚。1926年春，信陽地區陷入吳佩孚的反動統治之下，實行白色恐怖政策。信陽縣委負責人張玉珩等受到通緝，暫時離開信陽。不久，張玉珩被上級組織選派到武漢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在講習所張玉珩直接聽到毛澤東、夏明翰、鄧恩銘等同志講課，學習、掌握了領導農民運動的理論、策略，吸取了新的知識和經驗。學習結業後，張玉珩被留在武漢農民運動講習所工作。

1926年7月，第二次北伐戰爭開始後，國民黨中央農民部、總政治部、全國農協和農民運動講習所四個單位，各抽調一部分工作人員組成“戰區農民運動委員會”，配合北伐軍向河南進軍。鄧恩銘為“農運委”主任兼中共支部書記，張玉珩是被選的工作人員之一。北伐軍於1927年4月勝利到達信陽，“戰區農民運動委員會”在信陽設立了辦事處，將張玉珩等人派到前線組織羣眾支援北伐軍。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叛變大革命，信陽反動勢力也猖狂活動起來，欺騙、操縱農民羣眾武裝紅槍會，同南京蔣介石相呼應，於5月初發難鎮壓革命。中共信陽縣委書記兼農工委員周敍倫不幸犧牲，組織決定由張玉珩繼任農工委員職。臨危受命的張玉珩，不顧個人安危．深入到東雙河、朱堂店等地，揭露國民黨反動派背叛大革命，屠殺共產黨人的陰謀，號召農民團結起來，堅持鬥爭，並利用各種關係到紅槍會里去宣傳，爭取多數受矇蔽羣眾，得到紅槍會下層會員的同情。7月15日，汪精衞叛變大革命，寧漢合流，北伐軍被迫退出信陽，吳佩孚殘部又捲土重來，革命組織遭受更嚴重的摧殘。張玉珩再次受到通緝，不能留在信陽工作，被中共豫南持委派到汝南縣工作。

張玉珩到汝南後，深入農村調查基層組織狀況，不久在孔莊主持召開了骨幹會議，討論和研究了新形勢下的活動策略，確定了整頓組織，純潔隊伍，堅持地下活動的方針。會上分工由張玉珩負責籌組汝南縣委。同年9月，孔莊、薛崗、温莊和三橋等地黨的基層組織相繼恢復、建立起來，組建縣委的條件已經成熟。於是，張玉珩在汝南城關大有糧行召開會議，正式建立了中共汝南縣委員會，張玉珩任縣委書記。

1928年，汝南縣委根據河南省委和豫南特委指示，決定發動農民暴動，建立革命武裝。張玉珩同中共中央長江局派到汝南指導工作的軍事特派員周邦彩緊密配合，周密計劃，成功地領導了“智取白塔寺”、“夜襲高平寺”的戰鬥。這兩次戰鬥共繳獲長短槍10餘支，鎮壓了當地惡霸地主唐有林、王中法。初戰勝利，擴大了黨的影響，鼓舞了羣眾的鬥爭熱情，打擊、震懾了地主豪紳的反動氣焰。反動勢力在恐慌、震驚之餘，便以十倍的瘋狂，百倍的兇殘向人民羣眾進行報復。駐水屯的反動軍隊，7月12日突然襲擊孔莊，燒燬民房200餘間。為反擊國民黨反動派的瘋狂反撲，中共汝南縣委決定以汝(南)確(山)地區赤衞隊為骨幹，發動革命羣眾參加，趕跑駐水屯的國民黨軍。

7月中旬，縣委書記張玉珩和周邦彩到水屯一帶秘密活動，為發動武裝暴動作準備。這期間，縣委召開會議，張玉珩報告了偵察水屯和暴動準備情況。會上確定周邦彩為總指揮，張玉珩為政委，暴動時間定於7月28日夜。會後大家分頭去做準備。28日夜10點多鐘，武裝赤衞隊員和400多名羣眾積極分子從四面八方彙集到水屯西南的台子寺，張玉珩做了簡短的戰前動員，由周邦彩指揮隊伍迅速包圍了水屯，並將赤衞隊快槍隊埋伏在東門外，準備伏擊逃出東門的敵人。當西、北門外的槍聲和裝在鐵筒裏的鞭炮聲響起以後，睡夢中的國民黨軍頓時驚慌失措，亂作一團，狼狽向東門逃竄。埋伏在東門外的赤衞隊員缺乏作戰經驗，未等敵人出寨門，就開槍射擊，過早地暴露了作戰意圖。敵人見四面被圍，旋又縮回寨內，憑藉房屋院牆頑抗。

由於暴動隊武器彈藥少，憑大刀、長矛一時難於攻破寨門，眼見天近拂曉，再相持下去羣眾就要吃虧，張玉珩同周邦彩商量一下，立即下令撤退。敵人聽槍聲稀落，才明白過來，知暴動隊伍戰鬥力不強，仗膽打開寨門追擊。撤退混亂中周邦彩等同志犧牲，水屯暴動失敗了。

事後，上級黨委幫助汝南縣委總結了水電暴動失敗的教訓，撤銷了張玉珩縣委書記職務。張玉珩回到信陽家鄉隱蔽一段時間，不久，被上級組織派往東北工作。

(二)

1929年春，張玉珩到達奉天(瀋陽)，同滿洲省委接上關係。省委組織部考慮到張玉珩是位老黨員、知識分子．有領導基層工作經驗，便派他到遼寧省台安特支任書記。台安特支的黨員多數是學校教員和中學學生，張玉珩的掩護職業是台安師中(師範、中學聯合)學校的國文教員，十分便於開展工作。

他在師中組織讀書會，引導學生閲讀進步書刊，講地主剝削窮人是不合理的制度，啓發學生覺悟。他還領導師生創辦《先聲》半月刊，油印數百份散發給學校師生，被羣眾譽為“代表被壓迫者説話”，是“工農商學羣眾反帝反封建的‘先聲’”。

1927年7月，學校放暑假前，張玉珩主持召開學生黨員會議，向他們部署組織“農民協會”的任務。當時正是麥收季節，他讓學生黨員回鄉後，發動僱工(勞金)、貧農，同地主進行經濟鬥爭，要求提高工價。縮短勞動時間，這樣容易把僱、貧農發動起來。朱家坊子、梅家窩堡等地，很快都組織起“農民協會”，同地主展開經濟鬥爭。張玉珩由李維新(黨員)陪同，到梅家窩堡住半個月，總結農運經驗，向別處推廣。

1929年“中東路事件”發生後，台安反動縣長，假藉慰勞東北軍名義，到處張貼“集款”佈告，搜刮民財，還要在縣城戲院演戲募捐。張玉珩及時發動黨員，帶領羣眾進行抵制，撕毀縣政府的佈告，揭穿縣長騙錢的陰謀，還組織數百名師中學生，搗毀了戲院，致使縣長募捐的陰謀沒有得逞。

在台安特支領導下，台安縣學生運動、農民運動不斷深入發展，在工人、農民、學生中又發展了幾十名黨員。反動當局懷疑是外來教員張玉珩、李一質(朝鮮族)等人背後鼓動的，對他們進行秘密調查。滿洲省委為避免損失，於1930年1O月，調張玉珩到吉林工作，任中共吉林縣委書記。

(三)

吉林黨的組織是1930年3月恢復的，8月建臨時縣委，10月省委將臨時縣委改為正式縣委。省委派在團省委工作的紀儒林(原吉林毓文中學學生、共青團員)，陪同張玉珩來吉林，協助他工作。紀儒林帶張玉珩先到城郊二道河子，在共青團員車成惠家住下。不久，張玉珩將紀儒林、車程惠轉為共產黨員。當時吉林縣委所屬基層組織都在農村，城內還未建立支部。張玉珩根據省委關於發展農民運動，進行土地革命的指示，把主要精力都放在農村工作上。他向紀儒林、車成惠傳授工作方法，經常帶領他們深入農村，在貧苦農民中進行調查研究。他把農村土地佔有情況，僱農、貧農生活貧困情況，寫成報告給省委。他向農民宣傳黨的政策、主張，講農民受苦的根源，是由於受地主、官僚剝削的道理，深得羣眾的擁護。張玉珩經過半年的努力，健全了縣委的領導核心。配備了專職巡視員，定期到農村指導。所以，吉林縣委的工作很快打開了局面．不僅鞏固了原有的農村黨支部，而且又在豐滿、青山子、江東、江密峯、尤家屯、舒南、小城子等地開闢了新的工作領域，有的地方還發展了黨、團員，建立了支部或小組，有的成立了農民協會、反帝同盟等羣眾組織。吉林縣委發動基層組織，弄到幾支手槍，在雙河鎮一帶建立了小型的武裝赤衞隊，保衞黨的機關，打擊反動分子的破壞活動。

為了開展城市工作，張玉珩在紀儒林的協助下，於1930年末和1931年初，在省城各中等學校培養了一批積極分子，先後發展了李馥慧(李維民)、姜成(何一民)、紀春林(周化南)等人入黨。為了擴大黨的影響，張玉珩派李維民到吉長鐵路吉林車站開展鐵路工人工作，派紀儒林和姜成到榆樹、缸窯駐軍開展兵運工作，在士兵中培養積極分子，發展幾名士兵黨員，以便時機成熟，發動兵變，建立革命武裝。

張玉珩以省民教館、圖書館等處為活動據點，同積極分子談話，向黨員部署工作。1931年3月，張玉珩發動和領導了吉林教育界驅逐省教育廳長王伯康的鬥爭。東北邊防軍駐吉林副司令長官公署參謀長、省國民黨部書記長熙洽，借1930年10月“吉林五中共產黨事件”，將思想開明的教育廳長王可耕撤職，換上了保守落後的王伯康。他為效忠熙洽，上台伊始即施展其反動政客伎倆，撤換有進步思想的縣教育局長和中小學校長．換上他的親信。並提出復古讀經，反對白話文，意欲扼殺“五四”運動以來新文化運動成果。王伯康的倒行逆施，激起進步師生的憤慨。張玉珩因勢利導，推進了省城學潮，於8月將王伯康趕下台。

1931年7月，日本帝國主義蓄謀製造了“萬寶山慘案”。張玉珩立即去漢、朝農民中宣傳“萬案”的真相，揭露日本帝回主義為侵略中國製造藉口，挑撥漢、朝民族關係的陰謀。並在羣眾中散發了滿洲省委《關於萬寶山事件及朝鮮慘案宣傳大綱》。為了革命事業，張玉珩不辭辛苦，白天奔波宣傳，晚間在微弱的煤油燈下刻寫鋼板，印刷傳單，以“中共吉林縣委”、“吉林反帝大同盟”的名義散發，號召“中、朝勞苦羣眾團結起來”“驅逐日本帝主義”，“打倒國民黨反動政府”，攪得警察當局提心吊膽，日夜不得安寧。

(四)

“九一八”事變後，中共滿洲省委根據變化了的形勢，決定撤銷吉林縣委，將吉林縣委改組為吉林特支。張玉珩不再擔任吉林特支的書記，省委任命他為省委駐吉林特派員，指導吉林、長春兩地工作。這期間，張玉珩先後給省委寫了吉林特派員吉字報告第一號、第二號，將吉長的形勢，黨、團工作，羣眾工作以及兵運工作的情形，比較詳細地進行了彙報。

這年秋天，中共滿洲省委由瀋陽遷到哈爾濱。張玉珩不能及時得到省委的生活補貼款，交不上房租，不得不經常轉換住處。吉林日偽憲兵、警察、特務三天兩頭查户口，張玉珩是南方人，沒有家庭掩護，沒有固定職業，處境十分危險。這年冬天，張玉珩為了節省經費和安全，經請示省委同意，退掉租的房子，搬到地下黨員李維民家住。因為無錢買油印機和鋼板，黨的文件和宣傳品不能及時翻印送出，張玉珩十分焦急，他曾向省委請求撥款買油印機，但終未實現。後來他同李維民商量，自己動手做了一架土油印機，找一把平鋼銼代替鋼板，試着刻寫黨的文件和傳單。在漫長的的冬夜裏，張玉珩坐在李維民家的土炕上，就着一盞如豆的煤油燈，一絲不苟地刻着鋼板。他是大個子，又是高度近視眼，只能佝僂着身子，扒在小飯桌上，一筆一劃地刻着。當時李維民家也很困難，燒火很少，屋裏很冷，牆角全是冰霜。坐的時間長了，他就在屋地裏踱步，搓搓手，活動一下凍得麻木的雙腿，藉以取暖。李維民母親看張玉珩凍得實在可憐，東拼西湊地為他做了一件棉襖。張玉珩穿在身上，外罩他那件舊棉袍，厚墩墩的，他高興地説：“暖和!暖和!謝謝大娘啊!”

這年除夕之夜，鄰居們都放起鞭炮，迎接新春。可是因為任務緊急，張玉珩如往常一樣，仍然坐在桌前工作。由於他經常徹夜不眠，兩眼佈滿血絲，眼球越發往外突起，他就往眼睛裏滴幾滴藥水。李維民憐惜地勸他説：“今天是三十晚上，不要再工作了。”他微微抬起頭來説：“咳!我們的事情多得很，紀念節日快到了，沒有革命傳單還行嗎?”説着，又俯下身去繼續工作，直到李維民煮好餃子，擺在桌上的時候他才停下筆，走到李維民母親面前拱手作揖説：“我給大娘拜年了”。張玉珩同李維民一家人，圍在桌邊，説説笑笑吃着餃子，愉快地度過了除夕之夜。

這一年冬季，敵寇雖然兇殘，白色恐怖籠罩着江城，但因李維民家在吉林有名的“三不管”地方，比較僻靜，又有李維民的加意保護，張玉珩很安全、順利地工作幾個月。由於張玉珩的指導，吉、長兩地黨的組織都有所發展，並培養了當地幹部做負責工作，為開展羣眾性的反日救國鬥爭打下很好的基礎。

(五)

1932年2月，中共滿洲省委調張玉珩到磐石中心縣委任組織部長。他到磐石，按中心縣委分工，抓幹部培訓工作。張玉珩主持辦幹部訓練班，培訓一批青年骨幹，縣委將他們派到磐北、磐東農村，連續發動農民暴動和反日遊行示威，掀起羣眾性的反日鬥爭熱潮。

磐石中心縣委為貫徹省委指示，擴大赤衞隊和打狗隊革命武裝，決定由張玉珩和省委派到磐石的楊君武(楊佐青)負責組建游擊隊。當時赤衞隊、打狗隊的武器很少，不能直接同地主武裝“大排隊”對抗。為從敵人手裏奪取槍支，武裝自己，張玉珩細心偵察比較分散的小股敵人的活動規律。有一次，張玉珩帶領十幾名赤衞隊員，拿着僅有的兩支槍和大刀、農具等，埋伏在偽軍鐵道守備隊巡路必經的樹林裏。他們遠遠地看見十幾名偽軍，肩扛大槍懶洋洋地走過來。張玉珩同赤衞隊員迅速出擊，齊聲吶喊：“不許動，舉起手來!”偽軍被突如其來的喊聲和赤衞隊員的威武氣概驚呆了，只好乖乖地交槍。赤衞隊有了這十幾支槍，鬥爭的勇氣和信心更足了。5月16日，共產黨員孟潔民成功地領導了老七連譁變，帶出19支嶄新的“三八”式步槍，加上赤衞隊原有的武器，可以組建游擊隊了。

1932年6月4日，經省委批准命名的“磐石工農反日義勇軍”(亦稱磐石游擊隊)，在磐東小孤山正式成立。張玉珩被任命為總隊長，楊君武任政委。這時張玉珩改名張振國，意在馳騁南滿，重振國威。這支工農羣眾的革命武裝，從誕生之日起，就有嚴明的組織紀律，教育隊員不準侵擾百姓。6月10日，由隊長張振國、政委楊君武署名發發佈告，申明：“本軍受全國反日會軍事委員會的命令，活動於磐石縣境，承擔清除走狗，保護民眾之責。決心驅逐日本強盜，收復一切失地。”並勸告羣眾“切勿聽信走狗們的謠言，以自相驚擾”。游擊隊所到之處，對百姓秋毫無犯，還幫助農民幹活，深得羣眾的擁護和愛戴。許多青年農民，鐵路工人蔘加游擊隊，游擊隊員由開始的30餘人，很快增加到50多人。當時，省委軍委書記楊林正在磐石指導遊擊隊的建設工作。鑑於部隊武器不足，隊員缺乏軍事鬥爭知識和作戰經驗，特別是缺少有指揮才能的軍事幹部，楊林指示張振國、楊君武，暫時要隱蔽訓練，不能輕易行動。楊林離開磐石後，游擊隊求戰心切，張玉珩根據孫子兵法“出其不意、攻其不備”的原則，在磐東郭家店偷襲偽軍騎兵，俘敵一個班，繳獲一些槍支彈藥和馬匹。後又設伏襲擊日偽“討伐隊”，打死一些敵人，同時，還在磐東、磐北領導羣眾搞了十多次分糧鬥爭，鎮壓了5個惡霸地主，沖垮了地主會兵(大排隊)對游擊隊的圍攻。初戰勝利，鼓舞了隊員的士氣，振作了游擊隊的聲威，使日偽當局震驚，地主豪紳仇恨。但是，由於游擊隊四處出擊到處樹敵，也暴露了弱點，隱伏着危機。敵人千方百計要消滅這支抗日武裝。一面派兵加緊圍剿，一面散佈“義勇軍是高麗鬍子”的謠言，挑撥游擊隊同人民羣眾，以及漢、朝兩族人民的關係，並派奸細打入游擊隊，伺機搞破壞。所有這些情況，沒有引起游擊隊領導人張振國、楊君武以及中心縣委的警覺，沒能及時總結經驗教訓，改變鬥爭策略。因而，沒過多久，混入游擊隊的奸細在郭家店蠱惑部分游擊隊員攜械叛逃，打死一些骨幹隊員。6月9日，又遭到地主會兵勾結土匪隊的襲擊，犧牲了3名隊員，失掉1O支槍。政委楊君武負傷，游擊隊受到損失和挫折。

8月下旬，磐石中心縣委開會，討論磐石的形勢和工農反日義勇軍的鬥爭策略，認為在敵偽軍的圍攻下，磐石革命處於緊急階段。為了改變局面，保存實力，會議決定將磐石游擊隊同“常佔”山林隊合併，任命“常佔”首領穆容山為總隊長，張振國(張玉珩)為政委，全光兼參謀長，王耿為政治部主任。下設3個大隊，大隊長都由共產黨員擔任。中心縣委將磐石的形勢、游擊隊的處境及人員、槍支情況，向省委寫了報告，9月初派張玉珩去哈爾濱彙報，將縣委報告交給省委。

磐石工農反日義勇軍與“常佔”合併後，有兩次大的軍事行動。一次是配合宋國榮部攻打磐石縣城；一次是攻打伊通大地主何家大院。攻破何家大院取得重大勝利，繳獲幾十支新槍和40多匹馬，常佔藉口這次戰利品分配不均，在隊內鬧摩擦，暗地裏同大土匪頭子殿臣勾結，妄圖吞併工農義勇軍。

9月30日，中共滿洲省委針對磐石中心縣委的報告，給磐石中心縣委發出指示信，明確提出要正式建立中國工農紅軍第三十二軍東北游擊隊。10月2日，張玉珩帶着省委的指示信回到磐石。中心縣委召開緊急會議，張玉珩在會上傳達了省委的指示，討論了對策，決定同“常佔”分離。10月21日，第二大隊首先動手打死常佔的“二當家”(二號頭目)和兩個心腹，處決了一個叛徒，同常佔分離。磐石游擊隊同常佔隊分離後，沒有按省委指示，恢復黨領導的抗日武裝的名稱，對外報號“五洋”，由孟潔民任總隊長，張玉珩任政委。為防止常佔報復，把隊伍帶到樺甸縣蜂蜜頂子、常山屯一帶活動。當時隊伍思想比較混亂，向何處發展立足，中心縣委領導思想極不統一。這時有人主張佔領吉林八區(旺起屯)，便於補充給養，解決棉服過冬。隊伍到達旺起時，受到當地紅槍會阻擊，為避免同羣眾武裝衝突，“五洋”隊又返回常山屯。11月4日，“五洋”隊各黨小組開會，張玉珩因為不贊成用武裝譁變辦法同“常佔”鬧翻，這時被撤銷政治委員職務，在隊內負責訓練隊員工作。會上對行動方針意見不一，少數人主張回磐石，多數人主張去東滿。最後，經黨總支幹事會決定，派張玉珩去省委，要求省委速派人來隊，“解決一切問題”。

11月6日，張玉珩從駐地出發，經磐石去哈爾濱。他到省委以後，因省委已派楊靖宇到南滿巡視，檢查指導工作，便將張玉珩留在省委。這期間，張玉珩每天要刻寫幾千字的黨內文件和宣傳品，印發給各地黨組織。11月29日，張玉珩寫完“關於義勇軍在鬍匪中進行譁變情況”的萬言書面報告，交給省委。報告詳細地講述了磐石的形勢，中心縣委會議討論情況，以及譁變的過程。從此，張玉珩離開吉林和南滿地區，轉到北滿工作。

(六)

1933年初，中共滿洲省委派張玉珩到哈爾濱道外區任區委書記，在道外祥泰鐵工廠當管賬先生，改名張敬山，領導道外區羣眾的抗日工作。

5月1日清晨，哈爾濱車站廣場人山人海，人們的目光都投向偽建國紀念碑。他們驚喜地看見碑上寫着鮮紅的大字標語：“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這震撼人心的標語，就是道外區委書記張玉珩領人寫的。

五一前夕，張玉珩把哈爾濱機械分廠工人反日會員柴好、地下黨員老楊，找到祥泰鐵工廠。研究五一宣傳活動。他們商量決定4月30日深夜，把反日標語寫在偽建國紀念碑上。這天后半夜兩點鐘，火車站沒有火車通過，站前死一般寂靜。馬路旁的路燈，鬼火似的閃着暗淡的微光。這時，一輛馬車從霽虹橋駛來，不緊不慢地向車站走去。車上坐着3個人，張玉珩、老楊和趕車的柴好，似送站上火車的樣子。馬車到站前右側小樹林邊停下，老楊掀開坐板取出油漆桶和板刷，隨張玉珩跳下馬車。柴好站在車上四下了望一下，低聲説：“沒事，快乾吧!”他倆快速奔到紀念碑後隱避起來。老楊跳上台階蹲好，張玉珩嘴叼刷子，一手提着油桶，一手扶着碑身，蹬在老楊的肩膀上站立起來。老楊站起身，兩人加起來3米多高。老張快速地寫，老楊逐漸往下蹲，不到5分鐘，“打倒日本帝國主義”8個鮮紅的大字就寫好了。他們登上馬車，柴好揚起鞭子，飛快地消失在夜幕裏。

日偽憲兵、警察發現標語，驚恐不安，一面用刺刀、槍托驅趕圍觀的羣眾，一面命人用水洗刷。然而，標語是用紅鉛油寫的，用水怎能刷掉?敵人實行戒嚴，用白布把偽紀念碑圍起來，用鏟子刻，折騰了很長時間才把標語剷掉。

7月，張玉珩被省委任命為哈爾濱東區委員會書記，直屬省委領導，除了黨的基層組織外，還有工會、反日會、互濟會等羣眾團體的工作，都要經常聯繫和部署。因為工作忙，張玉珩辭掉了祥泰鐵工廠賬房先生的職務，生活費靠省委供給。當時省委的經費來源非常困難，只能供給一天兩頓飯錢和冬季取暖費用。他為了及時趕到各處聯絡工作，不得不節省飯錢用在乘車上，經常一天只能吃一頓飯。有一天，張玉珩在街上遇見李維民，餓得實在挺不住了，就對他説：“老李啊，請我吃頓飽飯吧!”李維民説：“行，行!我請你吃。”於是，他們在道里八道街一家飯館，飽飽地吃了一頓餃子。在虎狼當道的舊社會，白色恐怖下的哈爾濱，一個職業革命者，要吃一頓飽飯是多麼不容易啊!

夏天，省委指示要在北市場舉行飛行集會，指定張玉珩同羣眾見面。在日寇嚴密統治下，漢奸、特務橫行的哈爾濱搞飛行集會，這無異是左傾冒險行動。但黨的區委書記張玉珩，為了革命並不把個人的安危放在心上，堅決執行上級組織的決定。張玉珩召集黨、團支部書記，工會、反日會和互濟會負責人會議，進行部署和分工。決定7月30日中午12時，在道外七道街和八道街之間，真假王麻子膏藥鋪一帶舉行“飛行集會”。11點左右，東區三個羣眾團體會員和黨、團員，陸續到達指定地點，像逛市場似的東遊西蕩。黨、團員按分工監視各自範圍的警察、特務。中午到了，“集會司令”、共青團員小王點燃了早已準備好的爆竹，張玉珩提着化裝包，立即登上市場中央的板凳上，三個團體的會員忽拉一下把他圍住。下班的碼頭工人、學生和逛市場的市民都湊在外邊觀看，密密麻麻地圍個水泄不通。這時，張玉珩激動地高聲講話：“父老兄弟姐妹們!我們是中國共產黨人，今天在這裏同大家見面了!我們號召大家團結起來，把日本帝國主義趕出東三省!我們不能在日本鬼子的鐵蹄下當奴隸……”。張玉珩的話一停，紅紅綠綠的傳單，飄落會場。警察、特務要鑽進會場去抓人，但被人羣隔住。張玉珩早已換好裝，在同志們的簇擁下，順着彎彎曲曲的小衚衕走掉了。

哈爾濱的冬天滴水成冰，張玉珩租住白俄的房子，屋裏僅生一面火牆。他每天工作很晚才回來，煤不足，捨不得多燒火。有一次，他為了保温，在煤還沒有燒透時，就提前把火牆插板關上了。深夜，正當他睡熟的時候，煤煙灌滿屋子，把他嗆暈了，從牀上折騰到地下。剛好屋地放一桶水，被他登翻，淌了一地，藉着水氣，他才甦醒過來。事後，同志們埋怨他不該為節煤不顧安全。他説：“省委經費困難，大家應該節省花啊!”

(七)

1935年5月，滿洲省委把在哈爾濱工作時間較長的同志分別派到外地工作。張玉珩被派到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三軍任政治部主任。這時他改姓楊，大家稱他為楊主任，或“楊瞎子”。張玉珩輾轉到達珠河縣三軍根據地時，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三軍，已由軍長趙尚志、政委李兆麟率領，轉移到松花江北湯原山區進行遊擊鬥爭。日寇把珠河抗日遊擊根據地視成眼中釘、肉中刺，派重兵瘋狂討伐。張玉珩沒有找到部隊，只好同珠河中心縣委的同志一起活動。7月下旬，日偽軍又加緊對珠河山區進行篦梳式的圍剿，張玉珩他們不停腳地轉換住處，成天在山溝裏同敵軍周旋。日軍進山見人就殺，見房子就燒，每天都能聽到無辜羣眾悽慘的叫聲，到處可以看見被燒燬房屋的殘垣斷壁。

8月2日．張玉珩同縣委書記鮑巨奎、宣傳部長馮仲雲以及韓光、朱新陽等十多個同志，轉移到婁家窩棚山腳下一家農户休息。天已經晌午了，大家既累又餓，請看房的老人做點飯，派一個人在山頂警戒放哨。大家正在吃飯時，有股敵人從溝底樹林中的小道竄出來。敵人來的非常突然，山頂站崗的同志也沒有發現。當敵人走到房西二十幾步遠時，被團縣委書記週一夫先看見了，他把飯碗一摔説：“日本鬼子來了!”大家立即分散跑開。因為他們是縣委機關幹部，沒有大槍，只有幾支手槍，無法抵抗，只能撤走。當時敵人也愣了一會，看清跑散的人們，敵小隊長才下令“卧倒、射擊”。大家已跑遠一些，但是仍在射程之內。幾十個敵人乒乒乓乓一陣亂槍響過之後，張玉珩同另外兩位同志倒在血泊裏。敵人退去後，馮仲雲和朱新陽重新返回來，找到了三位犧牲的戰友，將他們的屍體火化了。

張玉珩，為了東北人民的解放和民族獨立，拋家舍業，從豫南來到東北。他對黨忠心耿耿，一貫服從組織分配，他能上能下，從不計較官職高低、個人得失；他把一顆赤誠的心獻給了祖國和人民，把一腔熱血灑在東北大地上。

張玉珩，原名張玉衡，字德銓，曾化名張振國、張敬山、楊振江。1901年生於河南省信陽縣王裏店分郝堂村一個比較富裕的農民家庭。1920年考入浙江大學，1923年畢業後回信陽從事教育工作。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汝南縣委書記、遼寧台安縣黨的特支書記、吉林縣委書記、磐石中心縣委組織部長、磐石工農反日義勇軍總隊長、哈爾濱道外區委書記、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三軍政治部主任，是吉林地區黨組織和磐石游擊隊的創始人之一。

1923年，張玉珩參加了京漢鐵路“二·七”大罷工。1925年張玉珩在轟轟烈烈的“五卅”反帝愛國鬥爭中秘密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入黨後，他負責信陽縣的農民運動，經常在貧苦農民中宣傳共產黨的政策、主張。經常在太平山廟會上進行講演，號召羣眾聲援馮玉祥的國民革命軍，打倒反動軍閥吳佩孚。

1926年春，北伐戰爭之後，革命之火在大江南北熊熊燃燒起來。中共豫南特委為了培養領導農民運動的幹部，將張玉珩派到武漢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在那裏直接聆聽了毛澤東、夏明翰、鄧恩銘等領導人的講課，學習掌握了領導農民運動的理論與策略，吸取了許多知識和經驗。

1927年“四·一二”蔣介石背叛革命後，張玉珩在信陽縣遭到通緝，被豫南特委派到汝南縣工作。張玉珩到汝南後，很快把基層組織恢復起來。同年9月，經上級黨組織批准，正式成立中共汝南縣委員會，張玉珩任縣委書記。從此，他開始醖釀組織農民暴動，建立革命武裝。1928年，汝南縣委書記張玉珩同中共中央長江局軍事特派員周幫彩緊密配合，周密計劃，成功地領導了“智取白塔寺”“夜襲高平寺”等戰鬥的勝利，極大地鼓舞了農民羣眾的鬥爭熱情，狠很地打擊震懾了地主豪紳的反動氣焰。

1929年春，張玉珩被派到東北工作，被滿洲省委派往遼寧省台安縣任特支書記，1930年10月，省委又派他到吉林任吉林縣委書記。他初到吉林時，以東局子機器局職員身份為掩護，從事革命工作。他經常親自刻寫革命傳單，在一年多的時間裏先後發展了紀儒林、車成惠、李維民、姜成、紀春林（周化南）等人為中共黨員，並在五里河子、東響水河子、雙河鎮、尤家屯（天北）、青山子等地建立黨支部或黨小組，共發展了26名黨員。

1932年2月，滿洲省委為了鞏固以磐石為中心的南滿根據地，調張玉珩到磐石中心縣委任組織部長，此時他改名為張振國，負責幹部訓練班，培養革命骨幹。時值磐石中學以孟潔民為首的一批青年學生，投筆從戎，接受幹部訓練班的培訓，在磐石全縣掀起了反日鬥爭的熱潮。他率領幹訓班學員直接參加到磐北區委組織的“三·七”“四·三”“五·一”“五·七”等農民反日暴動中，使學員受到了革命鬥爭的鍛鍊。 1932年6月4日，磐石中心縣委貫徹省委發展革命武裝的指示，正式成立磐石工農反日義勇軍（亦稱磐石游擊隊），張玉珩被任命為總隊長，省委特派員楊佐青任政治委員。

1933年初，省委調張玉珩到哈爾濱東區（道外區）任區委書記，化名張敬山（張進山）。“五·一”前夕，張玉珩與工人積極分子柴好等人研究“要給日本侵略者一點顏色看看”。於是，在4月30日深夜，柴好趕着一輛馬車，裝成接送站的樣子，在哈爾濱戰前廣場轉了一圈，沒發現有巡邏的警察，張玉珩和老楊乘勢溜到偽建國紀念碑下，藉着旁邊小樹林的掩護，搭起人梯，張玉珩迅速在碑上寫下：“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八個紅漆大字標語，表達了羣眾的抗日心聲。

1935年5月，張玉珩被省委派到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三軍任政治部主任，改名楊振江，大家都稱他楊主任。這年夏季，日本侵略軍對三軍根據地——黑龍江省珠河縣（現尚志縣）進行鐵壁合圍“大討伐”，三軍主力暫時撤離珠河縣，張玉珩隨同珠河中心縣委書記鮑巨奎、宣傳部長馮仲雲、團省委巡視員韓光以及團縣委的幹部堅持在珠河山區鬥爭。

1935年8月2日，張玉珩率部到達湯原縣婁家窩棚一農舍休息，正在吃午飯時，一支日本討伐隊突然從山間小路竄來與我部發生激戰，在這次遭遇戰中，張玉珩與兩名同志被日本鬼子的槍彈擊中，英勇犧牲。時年34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