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汝舟

張汝舟少時家貧而穎異好學，賴宗族資助讀書。民國8年（1919年）畢業於全椒縣立中學校，在校成績優良，畢業後無力升學，被薦至江浦縣三虞村任塾師，獲交於林散之先生，一見莫逆。民國15 年考入國立東南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受業於溧水王冬飲、蘄春黃季剛、蘇州吳霜崖等著名學者門下，學業日進。民國19 年畢業後，歷任合肥省立六中、省第一臨時中學、湘西永綏國立第八中學高中部國文教員。民國30年起任湖南蘭田國立師範學院講師1 年、副教授3年。民國34年秋，任貴州大學教授。1953年院系調整至貴陽師範學院，1959年復回貴大任教。因受政治牽連於1971年9月被遣返故里南張村賦閒。1979 年除夕徹底“平反”，於次年春被聘任為安徽師範大學滁州分校中文系教授。1981年冬，貴州省教育廳邀請張返黔講學，未能成行，於1982年1月22日因腦溢血溘然病逝於滁州師專。在滁州師專任職期間，曾擔任中國訓詁學研究會顧問、中國佛教協會理事、《漢語大詞典》安徽編纂處複審顧問、安徽省高等院校古漢語研究會顧問、安徽省書法家協會特邀名譽理事、安徽省政協委員等。

張汝舟青少年時代就好學敏思，勤於寫作，經60餘年在教育、科研工作上的不斷努力，完成書稿近300萬字。他學問廣博，著述涉及經學、史學、文學、哲學、文字學、聲韻學、訓詁學、考據學、佛學等各個領域，均有獨到見解。尤其對古代天文曆法的研究，更是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星曆觀，獨樹一幟，自成一家。張汝舟早期著述大多屬於聲韻、訓詁、考據諸方面，以聲韻見長。他宗乾嘉學派的治學方法，發揚了章（太炎）、黃（侃）學派聲韻訓詁學的成就。聲韻學方面的主要著述有近10種。抗日戰爭期間，為適應教學需要，開始撰寫語法方面文章，他從中國固有的章句訓詁入手，歸納出一套頗有特色的簡明文言語法體系，對漢語語法學作了新的探索。他在漢語語法方面的主要著作有6種，論文10餘篇。訓詁考據是張汝舟學術活動的重要內容，主要著作有8種之多。此外，古代天文曆法是他學術中最有成就的部分。中國古代天文曆法是祖國文化遺產中燦爛的明珠，長期以來受“四象”、“三正論”、“歲星紀年”、“三統曆”、“積年術”以及“占卜術”的影響，蒙上了歷史塵埃，失去了應有的光彩。張汝舟60 歲後開始從事古天文曆法的研究，他獨排紛紜不已的各家之談，另闢蹊徑，以天文科學數據、地下出土文物和典籍記載為依據，多年研究，精心推求，終於考證出《史記·曆書·歷術甲子篇》是我國第一部曆法寶書（四分曆），《漢書·律曆志·次度》為制定這部曆法的天象依據。並按照這一理論順利地解決了文史典籍中一系列有關古天文曆法的問題，從而使中國古天文曆法重放異彩。他還運用自己的研究體系，撰寫了《西周考年》，批判了日本天文史學者新城新藏對武-商時間的錯誤論斷，把我國信史年代提前了40年。他的古天文曆法方面的著作和論文除《西周考年》外，還有《中國古代天文曆法表解》、《〈歷術甲子篇〉淺釋》、《〈殷歷〉朔閏譜》、《〈殷歷朔閏譜〉的使用》、《〈殷歷·甲子部〉朔閏推演法》、《〈三統曆與殷歷〉章部對照表》、《〈夏小正〉校釋》、《談〈幽風·七月〉的用歷》、《西周經朔譜》、《春秋經朔譜》等。張汝舟由於長期受到冤假錯案的壓制，言以人廢，著述得不到發表，除少數付梓外，絕大多數著述都是油印稿。根據中央迅速搶救老一輩學者專長的精神，1982年5月，以貴州大學為主成立了“張汝舟教授遺著整理小組”，整理出版張汝舟的遺著。

張汝舟為人平易純樸、恭謹謙遜，朋友知交肝膽相照。在學術問題上，對青年後學循循善誘、誨人不倦；而對權威人士，亦不盲從。他治學勤奮，在中央大學讀書時就有“博及羣書張汝舟”的雅譽。他雖奉佛茹素，但治學勤奮無纖介出世之想，為人處事有強烈的是非感，因此深受朋輩及後學的尊崇和愛戴。在國立八中任教時，主持校務的國民黨中央委員、CC派骨幹分子邰華曾勸其入黨為官，張則以“君子羣而不黨”相答。他對國統區前來學校“視察”、狐假虎威、高高在上的官僚政客給以白眼。他經常在教室內痛斥那幫權貴：“這些袞袞諸公，肚大腰圓，只知發國難財，而不能真正辦好教育，我看他們都是0。”面對國土淪陷、山河破碎，眼見-污吏橫行，他痛心疾首，常説：“這些人縱貪慾而殃及於民，仁者豈忍？肆兇殘而禍返諸己，智者不為！”要學生們在抗戰艱苦的年代，刻苦鑽研學問，好好做人，做到“咬得菜根，百事可成”。民國38年，貴州大學學生在中共貴州省工委的領導下，開展愛國運動，張汝舟冒着生命危險去省府面見貴州省政府主席谷正倫，當面抗議國民黨政權亂捕學生領袖的暴行。張汝舟衷心地熱愛中國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把畢生精力獻給了科研教育事業，他一生忠於職守，從不計較個人恩怨。建國後不久，在肅反運動中被隔離審查，著述不能發表，他深以所學不能對祖國有所貢獻為苦。在《臨江仙》一詞中他寫道“有身難許國，空下董生帷”，苦悶心情溢於言表。1956年冤案平反後，他高興地作了《歸途雨霽》一詩，用“雨後更覺草鞋輕，要趁斜陽趕一程”的詩句自勵。“文革”中，他重遭厄運，遣返故鄉後，以古稀之年不甘閒居，仍聚鄉村小學教師講學於茅房草舍，自編講義散發四方不取分文。“文革”結束後，他的冤案得到了徹底昭雪。1979年，他以81歲高齡振臂高呼要“且逐牛郎泛一槎”，在給友人的信中，一再説“要動養，不能靜養”、“浪費時間就是犯罪”。當安師大滁州分校聘請他執教時，他欣然前往，提攜青年教師不辭勞苦。在此期間還主持了由山東大學、南京大學、貴州大學等十餘所院校師生參加的中國古代天文曆法講習會，擔任主講並撰寫了一系列論文，把他的古天文曆法體系全部勾勒出來。當時他已82歲高齡，身體虛弱，行動都已困難，但精神極為振奮，表現出一位學者對學術的忠誠和責任感。《光明日報》2017年6月12日第十六版“光明學人”整版介紹他的學術貢獻。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