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樹德

畢業後，他結識了同鄉長輩、中共天津地委的負責人江浩和同是中共黨員的其長女江韻清、長子江震寰(1927年犧牲)，從此走上了革命道路，並於1929年與從蘇聯留學回津做秘密工作的江韻清結婚。

1930年，張樹德的老戰友、共產黨員董治良任車軸山中學校長，和任教務主任的王碩儒組織學生鼓動唐山駐軍晉軍某團舉行軍事暴動，被當局發覺，董治良跑到北平，藏在張樹德家中，後來張樹德把董治良送走了，敵人圍抄了張的家，張樹德夫婦還有其他經常來往的同志共二十餘人被捕，關押在憲兵三團蔣孝先的拘留所裏，審訊四個多月，張樹德的大兒子張世平就出生在獄中，後因證據不足和多方營救，張樹德和夫人江韻清出獄。此後一度與黨失去聯繫.1940年，黨中央重整冀東抗日隊伍，從此張樹德夫婦與冀熱遼邊區黨委(後改為冀東區黨委)和冀東軍區有了組織關係。他們一面開辦小廠、小公司謀生，一面為黨工作。

張樹德曾多次去解放區(當時是游擊區)與黨的負責人見過面，接受黨的任務。其侄張廣武成為正式交通員。張樹德在天津的主要任務是蒐集情報；掩護來津工作的抗日人員；為抗日根據地購買文化用品、醫藥用品、某些工業品等軍需物資；籌集抗日經費；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動員青年參加八路軍去抗日，通過秘密交通線把他們送到解放區，參加抗日。其中有張樹德剛滿18歲的內侄江宏烈(江鎮寰烈士的遺腹子)和剛滿15歲的大兒子張世平及其3個侄子。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津委會成立，並派吳硯農、劉仁、王念基、婁凝先等高中級幹部來到張樹德家，住在三樓頂子間，做接收天津的準備工作，後因故未能實現，便撤出張家。

此後，張樹德接受了黨的任務，開展了中上層人士的統戰工作。他可以利用的身份首先是戰後接收天津的國民黨第一任市長張廷鍔的堂侄；其次是在大革命時期加入過當時還是革命黨的國民黨，有許多有一定社會地位的朋友；再次是中國新聞攝影通訊社天津分社社長。

由於津委會主辦的《天津導報》只出了25期就被迫停辦。津委會決定對敵鬥爭由公開轉入秘密，並以民主人士的名義，籌備出版《民意報》，但國民黨特務、社會局長鬍夢華嗅覺很靈，不予批准。恰在此時，張樹德的老朋友馬伯超在重慶辦了一個真正民辦的“中國新聞攝影通訊社”，出版《中國新聞》，這是經重慶官方批准的商業報紙。馬把頭幾期報由重慶寄給張樹德夫婦看，馬在有意顯示自己，頭版頭條就是新聞界與美國特使馬歇爾的合影照片，馬伯超站在馬歇爾身旁，很得意。送者無心，收者有意。張樹德立即拿給津委會宣傳部副部長 (後任統戰部長)的婁凝先等同志看，並説《民意報》辦不成，可用我的名義辦個重慶中國新聞攝影通訊社的天津分社出版黨的地下報紙。經津委會批准，張樹德寫信與馬伯超商議，馬不知底細，欣然同意。這樣，不經國民黨政府社會局的標準，在重慶早有合法地位的中國新聞攝影通訊社所屬的天津分社，就理直氣壯地在今南京路掛牌成立了。

分社主編由解放區來的幹部張樂天擔任，他也是張樹德的堂侄，對外應付編輯的工作，對內主持分社日常工作。真正擔任了編輯工作的是從《冀中導報》調來的朱子強、董東、簡羣3位共產黨員擔任，黨員任樸兼任攝影記者，黨員王振中是掛名記者。由於工作需要，1946年春，任樸在徵得張樹德夫婦和婁凝先同意後，吸收張樹德14歲的次子張世俊為市內交通員，負責分社、張宅、特一中學(婁凝先隱身處)之間的聯繫。因此時，原交通員張廣武已赴東北謀生。報社為了在社會上站住腳，也為了更象“民辦”，成立了董事會，吸收許多在野的知名人士參加，如原東北軍副帥張作相、原吉林省主席米春霖、原北洋政府總理靳雲鵬、原北洋總統馮國璋的侍從武官李鳴周、著名將領鹿鍾麟等。還聘請著名大律師民主人士張士駿為報社法律顧問。《中國新聞》報頭由靳雲鵬先生親筆提寫。

《中國新聞》1946年4月18日正式出版後，大量刊登反對蔣介石發動內戰，要求和平與民主以及揭露國民黨黑暗統治下民不聊生的文章。社論大多出自朱子強之手；新聞雖登中央社的較多，但是經過精心選編，從正面真實地反映蔣介石發動內戰的內幕；此外也登新華社的，還有美國新聞處的或其它新聞媒體反內戰的內容；更在顯要版面刊登張申府、郭沫若、 劉清揚等有影響的民主人士的文章或言論，副刊取名“自由神”，刊登宣傳蘇聯和何香凝等方面的文章，以及一些進步學生寫的文章。由於報紙辦得有明顯的求民主求和平的傾向。國民黨政府把它視為眼中釘，所以只出版了4個多月，到8月份，國民黨當局準備以“破壞國策，擾亂視聽”為名，突擊查封《中國新聞》，並逮捕工作人員，張樹德得悉後，立即通報津委會，他們在張宅召開緊急會議，決定“以經費支絀”為名，立即暫停出刊，對外宣佈 “視將來情況，再行復刊”。人員也分2批緊急撤出天津。但分社牌子沒摘，張樹德仍為社長，一直堅持到1949年初天津解放。

張樹德在從事黨的地下工作的同時，又加入了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簡稱民促)，併成為天津民革組織的創始人。1946年秋，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中央臨時幹事會幹事王葆真受民促中央主席李濟深的委託，來津開展華北地區的民促工作。張樹德經黨組織同意，成為天津民促的骨幹，並發展在政府部門任職的張炳元、曹爾驥加入民促。1948年，民促、民聯聯合起來，成立了民革，張樹德就擔任了民革天津市地下組織的負責人。

張樹德等同志為解放天津努力工作，他和張炳元等同志蒐集到國民黨軍隊防守天津的17個關卡的防禦工事、兵力、埋雷以及市內駐軍番號、兵種、人數、地點等情況，並在地圖上標註説明，由張樹德交中共地下黨。然後對國民黨天津訓練團、自衞隊人員進行説服，促使他們在解放軍進城時，放下武器不抵抗；對汽車管理處處長王芳(聯繫人士)佈置了保護車輛工作；對敵偽產業處理局由聯繫人士梁錦萱負責保護物資財產；對恆大煙廠、市政府、民政局也進行了監視。社會局由聯繫人士戴幼卿保護檔案免受損失，佈置國民黨鐵路局張貴莊工廠廠長龔承翰組織起護廠隊。張樹德通過法院院長賈艮和庭長王涵禮，釋放在監獄中的部分政治犯，並妥善保管了檔案。

張樹德的行動引起敵人的注意，在國民黨天津城防司令陳長捷的辦公桌上有一份要求批捕張樹德的報告，但未及實施天津已經解放。建國初期張樹德得知此事，對曾是地下民革成員的黃耘石説，我要被捕，必定搜查住宅，你們難以倖免，因為名單放在家裏。

張樹德不顧身家性命，從事革命工作，歷經艱難險阻。國民黨天津警備司令部一直懷疑他通共，其處長白式微曾突然登門，直言不諱地説：“有人反映你家窩藏共產黨。”恰巧此時任樸在北平養病，婁凝先當天也未來。張樹德夫婦氣憤地請他搜查所住的“小二樓”，白善於察言觀色，知道搜也不會有結果。但是，敵人還是不甘心，1948年夏，又以查户口為名，再次搜查張樹德家，連暖氣片後也不放過。這次從張家搜出一支很舊的手槍。這是一個叫曹士瑛的國民黨下級軍官敲詐性地高價賣給張樹德的。張樹德立即打電話給統戰對象、國民黨警察局副局長齊慶斌，讓齊承認早知張買槍的事，只是還未來得及辦執照。齊答應照辦，敵人在還送手槍的同時，還情不由己的送來了持槍證。由於工作需要，江韻清經常請國民黨地方法院院長賈艮的夫人，民庭庭長王涵禮的夫人和警察局副局長齊慶斌的夫人等來家打牌，經常出現樓下中共地下黨員碰頭，樓上貴夫人打牌的情況，使監視張家的特務們莫名其妙。

這一時期，張樹德夫婦還分別陪同中共地工幹部任樸、吳硯農、朱子強等去北平工作，為他們做掩護並由江韻清的三妹江汰清等在北平的可靠親友提供食宿。

張樹德始終沒有對金錢物質的追求，一生清貧。他長期為任樸提供衣食住宿及其它開支，待遇要比自己子女高得多。其子女往往在開學時交不上學費，張樹德只得利用社會關係，東借西湊，以後再還。任樸説，我是張樹德的地工領導，但不是我給張樹德及其參加革命的子侄提供“供給制待遇”，恰恰相反，我的吃穿住和來往的地工人員的開支都是張樹德籌集的。張樹德在長期的對敵鬥爭中，精心安排工作，沒出任何意外，被許多中共幹部譽為黨的“堡壘户”。

新中國成立後，張樹德任天津市紡織局秘書，同時擔任了河北省人大代表、天津市政協委員、民革天津市委常委等職務。1961年，他病故時，沒有留下任何遺產，只給子女留下欠交的300多元公房房租的債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