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承先

張承先是山東高青縣人。1936年2月參加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後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不久轉為中共黨員。1937年後任中共魯西北特委聯絡員，八路軍津浦支隊軍政幹部學校校長，中共魯西北特委書記，中共冀魯豫區委委員、宣傳部部長兼青委書記，中共冀魯豫區魯西南地委書記等職。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共運西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委，冀魯豫區黨委研究室主任、民運部部長、宣傳部部長等職。

1949年後任中共平原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華北局宣傳部副部長兼華北行政委員會文教委員會副主任，河北省委副書記、省委書記處書記兼河北省科學工作委員會主任，河北大學校長，政協河北省第三屆委員會副主席等職。“文革”期間遭受迫害。1977年後任中共河北省委常委、河北省革委會副主任，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教育部常務副部長、黨組書記，中國教育學會會長等職。 ^[1] 

張承先，曾用名張孝統，山東省高青縣人。自幼讀書，青年時期，積極參加抗日救亡活動。

1936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考入清華大學後，任地下黨支部書記。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中共魯西北特委為爭取團結國民黨山東省第六專署專員兼保安司令範築先抗日，派他任範築先的秘書。同時，從事高唐、清平、夏津、平原、武城、恩縣等地發展武裝和恢復黨組織的工作。

1938年春，代表地方黨組織配合八路軍津浦支隊開闢高（唐）恩（縣）夏（津）武（城）地區，在恩先舊城創辦八路軍幹部學校，任校長。同年6月，成立以臨清為中心的中共魯西北特委，任特委書記。

1939年春，魯西區黨委成立後，任區黨委委員、中共衞東地委書記。同年9月，任區黨委常委、宣傳部部長。

1941年7月，魯西、冀魯豫區黨委合併為冀魯豫區黨委，任區黨委常委、宣傳部部長。精兵簡政後，任冀魯豫邊區工農青婦聯合會主任。

解放戰爭期間，任冀魯豫二地委書記，後任區黨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宣傳部部長。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曾任中共平原省委宣傳部部長、華北局宣傳部副部長、華北行政委員會文教委員會副主任、河北省委書記處書記。

“文化大革命”開始時，任北京大學工作組組長兼北京大學黨委書記，因抵制極“左”路線受到迫害。粉碎“四人幫”後，歷任中共河北省委常委、省革委會副主任，國家科委副主任、黨組成員，教育部副部長、黨組副書記、書記等職。

1988年後，任第六、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教育科學文化衞生委員會副主任，第二、第三屆中國教育學會會長，中國中小學幼兒教師獎勵基金會副理事長，青島大學、煙台大學名譽校長。他從事黨的教育工作多年，為我國教育事業的發展和改革做出了貢獻。

張承先是中共八大、十二大代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當選為中紀委委員，全國人大科教文衞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教育部原黨組書記張承先同志因病醫治無效，於2011年1月26日在京逝世，享年96歲。

張承先病重期間和逝世後，中央有關領導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慰問和哀悼。 ^[1] 

長期的宣傳文教領導工作，使張承先養成勤於筆耕的好習慣。張承先先後在《中國教育報》、《光明日報》、《教育研究》、《人民教育》等報刊發表許多重要文章，並先後於1988年和1996年將這些文章集結成《歷史轉折與教育改革》、《張承先教育文選》，分別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和河北大學出版社出版。其中《文選》收錄了他從1979年到教育部工作至1995年8月撰寫的文章103篇50萬字，反映了他在實際工作中就有關教育政策和重大理論問題所進行的思考，對總結我國教育工作的歷史經驗有着重要意義。

張承先於2003年又出版了《張承先回憶錄:我親歷的黨的宣傳和教育工作》。這個回憶錄用樸實的語言、豐富的事實，記錄了他參加革命的歷程，根據何東昌同志建議，着重回憶半個世紀從事黨的宣傳和文教領導工作的歷程。回憶錄內容十分豐富，對於研究建國以來、尤其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的歷史，總結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從歷史發展的軌跡中，瞭解哪些是需要堅持和發展的，哪些是需要加強的，哪些是需要繼續深入探索的，哪些是需要力求克服和避免的，探討我國教育發展的客觀規律是很有意義的。他的回憶錄一問世，就引起教育界的廣泛關注，並給予很高評價。 ^[3] 

1915年1月5日，張承先出生在山東省青州府高苑縣城，原名張孝統。

高苑縣地處山東小清河以北、黃河以南的平原地區，在歷史上是出義士的地方。這裏西門裏一帶的張姓人家相傳是明洪武年間從山西洪洞縣大槐樹底下搬來的，城西有大張莊，該莊建有張家祠堂，張承先一家是後來才從城外遷入城內居住的。

從其曾祖父算起到祖父、父親是三代單傳，人丁不旺，雖是個地主家庭，但生活並不富裕。張承先小時候總吃高粱窩窩頭（七成高粱面三成黑豆磨成面做的），改善生活時是攤煎餅，只有夏季收了麥子才能吃上面條。日子過得緊緊巴巴的，於是張承先的父親轉向經營商業，在臨街房子開闢了兩個門臉，賣日常雜貨和文具書籍，收入逐漸豐盈，家境也慢慢好起來。張承先的母親信佛，心地善良，經常暗中吩咐夥計從糧倉中拿出糧食賣錢接濟親朋。

童年時代的生活和當時的社會動亂在張承先的心靈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當時，國民黨北伐軍打到濟南，日本出兵干涉，製造了“五三慘案”。日軍打死五六千中國人，中國外交交涉員蔡公時也被日軍挖目割鼻殘殺。那時張承先的大哥張孝繼正在濟南礦業專門學校讀書，在日軍大屠殺中他從學校跳窗逃出，臉手都被玻璃劃破了。他從濟南逃回家，悲憤不已的跟家人講述日本鬼子亂殺人放火的野蠻行徑，由於情緒相當激動，從此一病不起，不久便離開人世。軍閥張宗昌部被北伐軍擊潰後，潰兵亂竄，山東秩序大亂。軍閥孫殿英部在盜掘清東陵後也流竄到山東。他的部下韓風起部佔領了高苑縣城。匪兵燒殺搶掠、姦淫婦女，張承先兄弟姐妹和父親跳到鄰居家，在兩家院牆夾縫中躲藏，母親因為腿腳不便留在家中，匪兵打她罵她，向她要錢，並把家中存糧食的屋子打開，搶糧食餵馬。天拂曉時，張承先的父親趁匪兵抓夫抬死屍的機會逃了出來，張承先也趁給匪兵遛馬的機會逃了出來，但他二哥張孝述卻被匪兵抓走下落不明。高苑縣城是呆不住了，全家四處逃難。 ^[3] 

1928年濟南慘案後，經談判日軍退出濟南，局勢穩定下來，張承先全家搬回高苑縣城。1922年，張承先在縣城讀初小，亂兵過後，他父親請了一位老先生在家教私塾。1930年，張承先從縣立高小畢業，取得其父親同意考上了濟南山東省立第一中學。在那裏，他讀了一些進步書籍：《少年漂泊者》、《彷徨》、《吶喊》等，知道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

1931年張承先讀初二的時候發生了九·一八事變，國民政府採取不抵抗政策，東北三省很快淪陷。同學們聽到這個消息，痛哭流涕之後奮然投入到抗日救亡的鬥爭中。經濟南省立第一鄉村師範學生會串聯，12所中等學校的兩千多名學生走出校門遊行示威，要求赴南京請願。12月5日，遊行學生衝破國民黨當局的種種阻撓，冒雨奔向濟南火車站，要求乘車南下南京請願，要求中央政府對日宣戰收復失地。國民黨南京中央政府得悉，電令山東省主席韓復榘（jǔ）禁止開車。各校請願團組成臨時指揮部與當局交涉，但韓復榘仍拒絕發車。

這時傳來消息説有國際列車開來，同學們認為車上有國聯調查團的人，於是決定卧軌攔車。山東一中的同學非常勇敢地衝在前面帶頭卧軌，張承先就是其中一位。軍警將他們拉回來，他們又撲回去，以充滿熱血的愛國之軀擋住了南來北往的列車，中斷了交通。學生的愛國之情得到了濟南廣大市民的支持。韓復榘怕事情鬧大，不得不下令發車，於是學生們被裝進悶罐車裏南下南京。12月12日下午，蔣介石允許單獨接見濟南的學生。在很多全副武裝的士兵的保護下，蔣介石終於現身。他先是用花言巧語矇騙學生，後又惱羞成怒，訓斥學生無理憤然退場。12月17日，全國各省市在南京請願的學生舉行聯合示威遊行。學生高喊口號，在向中央政府外交部、《中央日報》發問無果的情況下毅然將其砸毀。當學生遊行到珍珠橋時，國民黨軍隊竟然開槍鎮壓，打死了不少學生。12月18日，軍警把山東學生押解上車運回濟南，學生返校後學校不予收留，只好回家。

第二年春天開學後，張承先又投入到轟轟烈烈的學生抗日救亡運動中。他因學生到南京請願被鎮壓一事憋了一肚子氣，一天夜裏，他用墨盒中佔滿墨汁的絲棉在校園內牆上寫了“打倒賣國政府”的大標語。第二天同學們紛紛效仿。省教育廳派督學馬汝梅到校協同校長孫東昇進行追查，指責學生鬧事並説背後有共產黨操縱。學生們相當不滿，發動了一場反對學校當局壓制抗日救亡運動的鬥爭全校罷課。學生代表和校方談判提出學生愛國無罪，要求收回成命，但遭校方拒絕。這時聚集在校長室外面等待談判結果的張承先和其他同學感到談判無望，一起衝進校長室將督學馬汝梅痛打一頓，校長孫東昇從窗户逃跑。此後，張承先被掛牌開除。 ^[3] 

濟南是呆不住了，張承先和幾個志同道合的同窗好友來到北平的弘達學院聽課學習。一年後，張承先以優秀的成績考入北京師大附中，搬到了宣武門外校場頭條的山東會館居住，每天步行上學。在張承先眼中北京師大附中是一所全國著名的學校，有着濃厚的學習氛圍和民主氛圍，考取很不容易。所以進校後，他抓緊一切時間好好學習。當時師大附中的校長是著名的教育家林礪儒，他治校有方，注重因材施教，言傳身教，使學生的志趣得以實現，學生的特點得以發揮。張承先所在班級十二級2班的代數老師是韓滿廬老師，主講範式大代數，解析幾何老師是韓問渠老師，公民課老師是李澄之（共產黨員），這些老師教學水平高，課堂講解透徹，注意啓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引導學生主動學習，給學生以自我發展的空間。

張承先對數學很感興趣，曾和同班同學林衍先、苑嘉士三人結合起來專攻數學難題，各找各的解題方法，然後再一起切磋，互相啓發，受益匪淺。此外，張承先在課外還自修了理科的大學本科課程，所用教材有薩本棟著的《普通物理學》和薩本鐵著的《化學》。在附中的學習激發了張承先對科學殿堂的嚮往，曾萌發了科學救國的念頭。期間，張承先還經常閲讀魯迅的著作，認為魯迅的文章很解氣，倒出了自己心中想要説的話。

那時，國民黨除了鎮壓學生愛國運動外還強迫學生到北京市北郊黃寺參加軍訓，對學生進行法西斯教育。張承先也被迫參加了軍訓。軍訓期間，國民黨教官除了每天在隊前訓話外，還教學生唱《鐵血歌》：“只有鐵，只有血，只有鐵血才能救中國，赤禍泛西南，猛獸噬東北”，企圖矇騙學生，把抗日情緒引向反共。張承先和一些參加軍訓的同學不時提問：日本鬼子打進國門，是先抗日呢，還是先剿共？是全民共禦外侮呢，還是像日本外相提出的那樣共同反共？這些問題使得教官狼狽不堪。有一次，魯迅先生到北師大風雨操場講演，題目是《再論第三種人》，內容是大眾需要自己的文化作品，新文藝的發展是時代發展的必然趨勢，任何方法也阻擋不了。魯迅的講演點燃了張承先對大眾文藝的熱情。

1933年5月，國民黨政府與日本簽訂《塘沽協定》，6月簽訂《何梅協定》出賣華北主權，接着又簽訂《秦土協定》將察哈爾主權權拱手相讓，10月日寇策動漢奸暴動，佔領了河北香河縣城，11月，漢奸殷汝耕在日寇的支持下公然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接着又策劃“華北五省自治”，使華北特殊化。而蔣介石竟迎合日本需要，指使宋哲元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日軍到處耀武揚威，漢奸彈冠相慶。面對這種亡國滅種的險惡局勢，廣大愛國民眾痛心疾首，而國民黨政府則下達了臭名昭著的“睦鄰敦交”的命令，鎮壓抗日救亡運動。經過長期的思想醖釀，張承先決心投身革命運動。他加入了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學習了《中國大革命史》、《中共六大決議》，在內部傳看了黨的“八一宣言”，還讀了馬列主義著作，從而瞭解了中國共產黨的綱領和抗日救國的主張，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才是真正領導中國人民謀求解放的革命力量，才是中國的希望所在。張承先眼前閃現出一片曙光。

1935年12月9日，北平發生了振奮人心的“一二·九”學生救亡運動。由於未時限得到消息，張承先沒有參加遊行。“一二一六”遊行時，隊伍從西便門進城到了天橋，在天橋召開學生、市民大會，然後向前門進發，但卻遭到軍警的阻攔。受阻後，遊行隊伍改道和平門，張承先在此加入隊伍，隨遊行的師大同學南行到菜市口，遭到軍警的猛烈襲擊，隊伍被衝散。張承先在向北奔跑時，從衚衕中竄出來一個軍警，舉槍向他刺來，他靈活躲開，只是衣服上被刺了一個大洞。

1936年2月，經同班同學劉家棟介紹，張承先參加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不久經張騏介紹參加了共產主義青年團。入團儀式是在師大附中操場一間房子裏進行的。在莊嚴氣氛中張承先宣誓：我決心不怕犧牲，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經長期的思想醖釀，張承先感到自己找到了革命歸宿，入團後他好像煥發了新的生命，經常吟唱：“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組成我們新的長城……”，“五月的鮮花開遍了原野，鮮花掩蓋着志士的獻血，為了挽救這垂危的民族，他們曾英勇的奮鬥不息……”激勵自己踏着志士的獻血前進！

在師大附中時，張承先還想方設法聯繫同學，與同學們建立了較好的關係。他與同班同學傅英豪辦了個壁報，把從《巴黎救國時報》上翻譯的有關紅軍的消息登在壁報上。為了擴大宣傳，張承先還和同學劉植巖成立了演講團，定期選定題目分頭準備演講稿，事前貼出海報歡迎同學們參加。一次，他們的演講題目是“論廣田三原則”（批駁日本外相廣田侵略中國的言論）。演講中，張承先駁斥了廣田的“中日親善、經濟提攜、共同防共”的謬論，並引用魯迅文章中“炸進去、炸進來”的話來揭露國民黨“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演講受到同學們的熱烈歡迎。張承先感到參加演講團不僅提高了自己的思想覺悟，還提高了自己的語文寫作水平和演講技巧。

1936年，張承先奮不顧身的參加了支援河北十七中的“三三一”抬棺遊行活動。他在濟南的老同學袁汝德在河北十七中學習，因參加抗日救亡運動，2月9日被學校開除。2月17日，北京市學聯組織西城區大中學校代表八百多人護送被開除的同學回校，張承先和附中部分同學參加了支援活動。1936年5月，張承先轉入中國共產黨。

1936年，張承先考入清華大學，與楊雪誠同志接上黨的關係後，擔任新年級黨支部書記，帶領學生黨員開展抗日救亡運動。1937年，張承先利用暑假時間回到高苑縣，組織了高苑旅外大中學生抗日救亡聯合會，掀起全縣抗日救亡運動高潮。1937年10月，張承先留在山東參加敵後抗戰，成為第一批第三集團軍政治工作人員訓練班成員。由於表現出色被分配到魯西北抗日遊擊總司令範築先處任範的秘書，隨範築先將軍誓死堅持魯西北抗戰。1939年1月，魯西區黨委在館陶成立，張承先成為黨委候補委員，在平原地區堅持游擊戰爭。1941年秋，張承先調任中共魯西區黨委宣傳部長，魯西區黨委與冀魯豫邊區黨委合併成立新的冀魯豫邊區黨委後，張承先擔任新黨委宣傳部部長。

新中國成立以後，他先後擔任平原省委宣傳部長、華北局宣傳部副部長兼華北行政委員會的文教委員會副主任、河北省委書記處書記；“文革”初期，他出任北京大學工作組組長兼黨委書記，不久被打倒並下放農村勞動。粉碎“四人幫”後，他擔任過河北省邯鄲地區革委會副主任、河北省委常委兼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國家科委副主任兼科委政治部主任。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他調任教育部副部長，黨組副書記，後任教育部黨組書記。 ^[3] 

張承先於1983年至1993年任全國人大常委、全國人大教科文衞委員會常務副主任委員．主持教科文衞委員會日常工作。其間，他充分利用人大這個舞台，為落實教育的戰略地位仗義執言、奔走呼號，大力推進教育立法工作。

1985年4月召開的六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上，在審議國家預算時，許多代表對教育經費增長低於國家財政支出的增長有意見，要求高於財政支出增長，生均公用費也應增長。在主席團會議上，張承先代表教科文衞委員會提出修改預算報告的建議案。彭真委員長非常重視，當即宣佈預算報告暫緩通過，由王任重副委員長和張承先找財政部長研究修改預算問題。王任重同志告訴張承先，國務院領導對修改預算案很有意見，認為國家財政困難的情況張承先不是不知道，為何還提出這樣修改預算的意見。但是國務院最終還是按照人大審議意見修改了預算報告。提出教育經費的增長要高於財政經常性收入的增長，並使按在校生數平均公用費逐年增長（即兩個增長）。國家財政預算報告修改後人大方予以通過。這就開了國務院提出財政預算報告全國人大審議不同意就不能通過的先例，為教育經費必須實現“兩個增長”奠定了法律基礎。但是“兩個增長”落實後，教育經費還是很困難。因此又提出從實際交納的產品税、增值税、營業税中的附加率1%作為教育費附加。這個提議得到國務院的同意。

我國基礎教育面臨的關鍵問題是師資問題，1985年11月，在六屆人大第十三次常委會上，由張承先牽頭，57位全國人大常委聯名提出撥專款加強師範教育的議案。彭真委員長認為提出的問題是迫切需要的、十分合理的，讓王任重副委員長給國務院總理打電話。總理説，國家財政預算比較緊張，增撥15億有困難。彭真委員長又找他，他同意撥13億，要求各省市相應撥款，發揮兩個積極性。這樣，師範教育得到了加強，解決了義務教育又一個關鍵性問題。

六屆全國人大和它的常委會對落實《義務教育法》、普及教育所採取的有力措施，大大提高了它的威信。全國人大教科文衞委員會也因此受到廣大教育、科學工作者的歡迎和信賴。這與張承先的辛勤努力是分不開的。

1986年4月，在全國人大六屆四次會議上，《義務教育法》正式頒佈。委員長會議決定，由全國人大教科文衞委員會牽頭，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和辦公廳參加，會同國家教委、國家計委、財政部、勞動人事部、全國政協教育組、全國教育工會及有關科研單位，就實施《義務教育法》問題進行調查研究。張承先積極領導並直接參與了這一工作。他不顧年事已高（71歲），參加了四川省義務教育調查組，帶隊深入四川偏遠山區，聽取了涼山州的彙報，重點了解西昌、昭覺、美姑三個縣的情況，與地方同志一起深入細緻研究實施義務教育的規劃、存在的主要問題和採取的措施，提出了一個有情況、有數據、有分析、有措旅的建議報告。

實施義務教育法，重點、難點在農村，因此，張承先十分重視農村教育的發展和改革。1982年7月，他在會見全國農材優秀教師赴京參觀團時就提出要改革農村教育，更好地為社會主義服務，併為此提出了許多意見。例如，他提出，“我們的學校應該不僅僅是農村的教育中心，還是傳授先進科學技術的中心，是農民發展生產的參謀部。這樣的學餃就同羣眾的利益緊密結合起來了，就跟農民息息相關了。”他不僅積極倡導農村教育改革，還親自抓了煙台地區農村“三教統籌、農科教三位一體”的整體改革實驗，取得了可喜的成績。 ^[3] 

張承先96年的人生歷程。其中有半個多世紀是與我國的教育發展和改革緊密聯繫在一起的，為它建立了不朽的功勳。

張承先於1983年至2000年擔任中國教育學會會長，後為名譽會長。他非常重視學會的工作，指出：“在改革開放中，出現許多新問題，我們要解放思想，更新觀念，就要進行冷靜的分析、科學的研究和論證，光憑拍腦袋、簡單下結論是不行的。在宏觀指導和決策中，要更加註意尊重科學，依靠科學。在這種情況下，就更有發揮學會作用的必要。

在學術研究中，張承先十分注意貫徹“雙百方針”，堅持學術民主和自由。1990年，他受國務委員兼國家教委主任李鐵映的委託，以中國教育學會名譽召開3次座談會，就新時期教育方針表述問題進行研討，許多專家學者和一線同志發表了很好的意見。座談會後，華中師大肖宗六教授寫文章發表見解，兼評張承先、柳斌、顧明遠三同志的表述方案，並要求在學會主辦的《中國教育學刊》上公開討論。張承先認為，應貫徹“雙百”方針，支持和鼓勵大家以科學研究為基礎，對新時期教育方針的表述大膽探索和自由爭論，以便集思廣益，提出一個較為科學準確的表述方案，供中央決策參考。因此，同意在學刊公開討論。

張承先不僅重視理論研究，而且重視實踐探索。1984年2月，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萬里和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啓立決定在煙台搞教改實驗區，請張承先同志擔任總顧問。張承先認真抓了實驗區的工作。經過十幾年的努力，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在宏觀上建立了經、科、教三結合的運行機制；在微觀上落實“兩個必須”，實行“兩個轉軌”，落實“兩全”，實現了由“應試教育”向素質教育的轉變。他還鼎力支持創辦煙台大學和青島大學，受聘擔任兩所大學名譽校長。1997年9月，國家教委在煙台召開全國中小學素質教育經驗交流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出席並講話，對煙台的教改給予充分的肯定。

張承先十分尊重羣眾的首創精神，認真總結我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的歷史經驗，把它上升到理論，得出規律性的認識。小平同志“三個面向”題詞發表後，上海教育界思想很活躍。張承先於1984年2月到上海考察。當他看到上海靜安區第一中心小學以“三個面向”為指針，按照“少、精、活”原則，改革教學，取得良好效果後，非常高興，馬上把他們的經驗加以總結推廣，並提出要解決好第一教學渠道和第二教學渠道的關係；調動教與學兩個積極性；改革課程設置和教學內容，編好教材。針對該校到高年級忙於準備升學，改革難以堅持的情況，承先同志提出可考慮採取一些特殊政策，讓小學與某個中學掛起鈎來，進行一條龍的改革實驗，到升大學時可以保送入學，並進行追蹤考察。根據承先同志這一思想，許多地方開展了從幼兒園到高中的一條龍改革實驗。

1993年，張承先總結“愉快教育”、“成功教育”、“希望教育”、“創造教育”等的經驗，提出教育教學改革在指導思想上需要解決好四個根本問題：（一）要尊重學生在教學中的主體地位；（二）要使學生成為學習的主人；（三）要對學生提出科學的合理的要求；（四）搞好教育教學改革的核心是搞好課程教材改革。

2000年3月1日，時年85歲的張承先親自撰文，提出要高度重視解決6個帶有根本性的問題：（一）要明確教育的社會主義性質；（二）要進一步明確我國辦教育的根本方針和培養人才的目標；（三）正確貫徹教育方針，以減輕中小學生過重負擔為突破口，進行全面、系統的改革，引導青少年健康成長，走正確成才的道路；（四）必須把德育放在首位，重在育人；（五）在優化教育結構中，仍應堅持把“兩基”放在重中之重的地位，仍要大力發展中等職業教育；（六）全社會都要關心和支持教育事業。這6個根本問題，既是他多年從事教育改革和發展的經驗總結，也是他對新世紀中國基礎教育的殷切期望。

中國教育學會成立以來，不斷髮展壯大，發揮了積極作用，已成為黨和政府聯繫廣大教育工作者的橋樑和紐帶，發展我國教育科學的一個重要方面軍，推動我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的一支積極力量，教育行政部門的參謀和助手，這與張承先的正確領導是分不開的。 ^[3] 

1984年，改革洪波湧起，開放春風拂面。沿海14個開放城市之一的煙台，決定自力更生創辦一所地方綜合性大學——煙台大學，得到中央領導同志支持。時任國務院副總理萬里點將張承先為“具體抓落實工作”責任人。70歲的張承先從此為這所大學創辦發展奔波忙碌起來，並結下長達27年的不解之緣。

1984年5月下旬，時任教育部部長何東昌與張承先召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主要領導，佈置兩所國內一流大學共同支援煙台大學建設工作。6月下旬，張承先率擬任煙台大學校長和黨委書記的兩位同志專程赴濟南，與山東省委、省政府主要領導商討煙大創辦大計。7月1日，張承先主持隆重奠基儀式，拉開煙大建設帷幕。7月2日，張承先親自主持第一次校長辦公會議，正式開始學校行政運作……

一個多月時間裏，張承先輾轉於濟南、煙台、北京之間，馬不停蹄，人不歇鞍，推動一個個辦學重要事項的落實。

在北大、清華的鼎力相助和張承先的積極奔走下，煙大籌建一路綠燈。教育部1984年5月5日批准籌建煙台大學，9月13日給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發文要求支援煙台大學建設，11月10日下文同意煙台大學正式成立招生，離山東省政府呈送建立煙台大學報告僅過去了不到8個月。

一年後，一片海灘上矗立起5萬多平方米的校舍，基本滿足了教學、實驗與生活的需要。張承先在開學典禮大會上高興地説：“我在煙台大學感覺到有一股蓬勃向上的朝氣，這股朝氣預示着一個高水平的新型大學將在海濱興起！”

組織一流大學從象牙塔中走出，通過服務地方開發建設的實踐，從而帶動一所新建地方大學的發展，引導它走上高水平大學發展之路；支持一所地方大學快速成長，從而使其成為一流大學與地方聯繫的紐帶與橋樑，成為地方經濟建設與社會發展科技支撐和智力支持的不竭源泉。這正是張承先值得稱道的深謀遠慮，是教育與經濟相互促進、一流大學與地方大學攜手進步的大戰略。由張承先等前輩創造的中國地方大學成長髮展模式，正在變成進入新世紀後大學對口支援更為廣泛和全面的實踐。

要與地方經濟社會發展需求緊密結合，辦出自己的特色。依託北大、清華走高水平大學之路，不是把煙大辦成“小北大”、“小清華”，而是要闖出自己的特色，是張承先煙大建設另一重要思想。張承先一開始就明確提出：“煙台大學的生命力在於與煙台地區的建設緊密結合起來。”

張承先還從4個方面提出了辦出特色的具體要求：緊密結合煙台、威海以至山東全省的需要，設立與調整專業，實現多層次、多形式辦學，使煙大辦學目的性、針對性更加明確；適應改革開放的需要，辦好幾個強項專業，師資在全省甚至全國有一定地位；積極參加山東半島的開發，加強實踐環節，使培養出來的人才實際工作能力較強；發揮綜合大學的優勢，使理工滲透、文理結合，培養出來的學生知識面較寬，有較強的適應性。

要緊緊抓住教育教學質量不放鬆。特色是張承先強調的學校“生命力”，質量是張承先堅持的學校“生命線”。1990年5月，他對全校教職工和學生代表説：“要以‘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為指針，繼續深化改革，努力提高教學質量。我們要緊緊抓住提高教育質量這一中心環節，在提高質量上下功夫。”

1999年擴招，張承先擔心教學質量受影響，對前去看望他的學校領導説，“現在發展快好，但也有矛盾。措施跟不上，可能質量下降，學生不頂用就沒有競爭力。質量是生命線，無論如何要保證質量。”他還尖鋭批評一個學校擴招後教學質量跟不上是“誤人子弟”。他説：“辦學一定要注意質量，不能搞虛腫。你們措施跟上了，質量上要爬高峯，這比較艱苦，應付就會影響質量。我關心煙大的，是爬高峯的問題。要求應當高。”

要建設一個好的學風和黨風。大學是育人場所，黨處於大學領導地位，學風黨風建設成為張承先煙台大學建設指導思想中重要組成部分。“煙台大學創辦開始就要建立一個好的校風。這對煙台大學健康成長，培養合乎時代精神的新人，完成新的歷史使命關係極大。”張承先説，“立一個好的校風，關鍵在於建立一個好的黨風。”

張承先長期堅持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長期保持艱苦樸素的生活作風，終身學習，勤于思考，素食布衣，兩袖清風，是共產黨人的優秀代表。以沈克琦、杜建寰等為代表的早期學校領導者艱苦創業、教書育人、生活樸素、以身作則的一個個傳奇故事，經過口口相傳，化育為煙大校風、黨風建設的豐富養料，成為後人把煙台大學繼續推向前進的強大精神動力，培育一代又一代煙大人健康成長。

張承先從1984年擔任煙台大學名譽校長，主持煙台大學創辦，為煙台大學的建設和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 ^[4] 

張承先將畢生精力都貢獻給中國的革命事業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他一生忠於黨，忠於人民，擁護黨的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和基本政策。他識大體，顧大局，以勇於創新的精神和嫺熟的領導技能，不斷改革，勤奮工作，為國家的革命和建設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受到廣大幹部和羣眾的尊敬。

張承先堅持真理，改革創新，勇於探索，勤于思考，為發展社會主義教育事業嘔心瀝血，殫精竭慮，為中國新時期教育事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2] 

2012年1月5日上午，煙台大學名譽校長張承先銅像落户在該校圖書館北館，該館也正式更名為“承先圖書館”。

2012年是張承先誕辰97週年。為紀念這一節日，煙台大學決定將張承先銅像落户在煙台大學老館，並將該館更名為“承先圖書館”。

張承先同志的銅像高85cm，漢白玉基座高120cm，由清華大學美術學院雕塑家李象羣教授設計製作。圖書館老館命名為“承先圖書館”。用一整塊紅木製作的“承先圖書館”匾額寬180cm，高60cm，厚5.5cm，由原山東省書法家協會副主席、煙台市書法家協會第一任主席柳志光先生題寫。

在銅像揭幕儀式上，原教育部副部長、全國高等教育學會會長周遠清，張承先同志夫人朱慧女士，原山東省政協副主席、原煙台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李殿魁，煙台大學黨委書記崔明德共同為張承先同志銅像揭幕。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