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慎言

祖父張升做過河南布政司左參政，早孤，由祖母撫養。自幼穎悟，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進士，任壽張知縣。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為陝西道御史。

天啓元年（1621年），張慎言受任往督畿輔屯田。天津、靜海（今天津郊區）、興濟之間，有沃野萬頃，但卻無人開墾。只有同知盧觀象墾田三千餘畝，在田的溝渠水邊、房前屋後，均有種植。張慎言提出“可仿而行”，並在此實施了上官種、佃種、民種、軍種、屯種五法。以後，廣寧失守，遼人轉徙入關者甚多，張慎言也把他們招集到天津，讓這些無家可歸的人去開墾這裏的荒地，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

東林黨的領導之一趙南星，原是張慎言推薦。由於他在推薦趙南星時，上疏彈劾了馮銓，所以馮銓對他懷恨在心。天啓五年（1625年），當張慎言請假回家時，馮銓便買通曹欽程，指使曹欽程假造情況，誣告張慎言盜曹縣庫銀三千兩，致使張慎言因此而被貶謫肅州。直到崇禎元年（1628年），起用故官，打擊魏忠賢閹黨，張慎言才被昭雪，並提升為太僕少卿、太常卿、刑部右侍郎。以後，由左侍郎遷南京户部尚書、吏部尚書，掌右都御史事。

崇禎十七年三月（1644年4月），京師被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軍攻陷。五月，福王朱由崧即位於南京，並任張慎言理部事。張慎言曾反對福王襲位，主張立潞王朱常淓。 ^[3]  六月，張慎言連上四疏，請求致仕，得到朱由崧批准，授太子太保銜。輿論對此感到可惜。 ^{[2]  [4]}  張慎言無家可歸，寓居蕪湖、宣城一帶。翌年，清軍攻克南京，張慎言身患背疽，拒絕醫治而死，終年六十九歲。 ^{[2]  [5]} 

第一案指的是，神宗在位時，願想廢太子朱常洛（後來的光宗）而改立鄭貴妃所生的兒子為太子。顧憲成等認為這將產生宦官外戚之禍，極力反對。神宗只好取消原來打算。但顧憲成卻受到擁立鄭貴妃的宦官魏忠賢一夥的排擠，被趕回故鄉。顧憲成在故鄉無錫，修整了南宋學者楊時的東林書院，約學生友月前來講學，評議時政，後被稱為東林黨。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有人手持木棍闖入東宮，謀害太子朱常洛。經查，此人名張差，與鄭貴妃有關，但很快被宦官閹黨以瘋子為名，把張差處死了。此為“梃擊案”。

第二案指的是，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神宗駕崩，光宗（即太子朱常洛）繼位才幾十天，因身體不佳，大學士、宦官、閹黨成員方從哲便指使鴻臚寺宮李可灼向光宗進紅丸（即以汞煉成的丹）。光宗初服一丸稍好，再服一丸即死。此即為“紅丸案”。

第三案是指，光宗駕崩後，光宗妃李選侍與鄭貴妃勾結，仍據正宮，東林黨左光斗等人極力反對，逼使李選侍不得不移出乾清宮。此即“移宮案”。

東林黨與閹黨的“三案一爭”，實質上是東林黨反對閹黨的專權。對於此事，張慎言認為，不必再去追究張差的黨羽，為的是“全父子之情”，然而必須搞清楚為此而玩弄權術的人，以“明君臣之義”。

張慎言為學頗有見地，思想和成就更為引人注目。他酷愛讀書，勤於著述，其文其詩，皆為時人所重。他死後由別人輯刻而成的《洎水齋文鈔》、《洎水齋詩鈔》，保存了他的大部分詩文。從之可以看到他的一些思想。首先他肯定的提出本末兼治、“恤商”的經濟思想。他認為一國經濟要有長遠眼光，不能只顧眼前，反對隨便開採礦山資源，任為國用不足，應該發展生產。在當時民生凋敝，矛盾迭生的情況下，必須制止耕地大量荒蕪的現狀。同時，放寬對商人的限制，給商人一定的活動空間，使其樂於從事商業活動。他的這種“恤商”在當時贊同以農為本、重農抑商的統治階級中是難能可貴的。明代，理學是佔統治地位的官方正統思想。張慎言雖然自幼接受了儒家正統思想的教育，並酷愛五經，但思想方面卻堅持反道學的民主思想。

張慎言在關於天理人慾之辨中，他旗幟鮮明的反對道學家們歷來標榜和鼓吹的“存天理，去人慾”。他認為人之所欲即天理。用封建禮教規定人們的行為是扼殺人慾人情，大膽對傳統道德提出批評。這與跟他基本上同時代的李贄的思想相似。而李贄當時頗遭統治者迫害和道學家們的攻擊，而張慎言對李贄其極為欽佩。這在道學長久統治思想界的時代，他以一個思想家的睿智和膽識，對封建傳統道學提出挑戰，具有極重要的進步意義。而作為一位詩人，他創作的許多詩篇書法他的真情實感，同樣散發着熠熠光彩。張慎言政事繁忙卻不廢詩。當時，學子們大部分以八股為務，很少有人將時間浪費到詩文上。而張慎言卻不認同，並以詩文聞名。他反對抄襲模仿，主張自然真情。這對當時文壇上覆古傾向嚴重，一味摹擬剽竊，只重形式技巧有很大意義。他矯砭時弊的做法與湖北公安袁宏道諸人（即公安派）主張相同。

《明史 卷二百七十五 列傳第一百六十三》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