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恨秋

張恨秋(1905—1935)，原名張高同，又名張杏秋，廣東大埔縣西河鎮麻園村人。自幼跟隨父母僑居馬來亞。青年時期參加馬共領導的工人運動，在與資本家的鬥爭中，被當局逮押入獄。民國16年(1927)春遭驅逐回國，返鄉後，即與縣內的共產黨組織取得了聯繫，從事革命鬥爭，任巖上支部和附城區委負責人，組織農民赤衞隊、鐵血團，帶隊攻打巖上民團，參加福建省平和縣長樂鄉的農民武裝暴動。

他的家成了聯絡站，其家人節衣縮食，接待來往革命人員食宿。其母陳完英，妻子陳勉英，經常冒着生命危險為游擊隊傳遞軍事情報和運送藥物。致民國17年秋，國民黨政府軍百餘人，突襲搜捕，搶其家財，封其房屋。其母親、妻子、兒女被迫遠走他鄉，流離失所。

民國16年(1927)，他參加茶陽縣城暴動，迎接南昌起義軍入埔，後隨軍南下潮汕。次年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前線委員會秘書長，紅四軍政治部主任。9月參加紅四軍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共紅四軍前敵委員會委員。曾起草“敦請書”，要求毛澤東重回紅四軍擔任領導工作，以加強黨的政治領導。不久，恨秋改任紅四軍第三縱隊黨代表兼縱委書記。民國18年夏秋，他隨軍轉戰閩西，出擊大埔，擊潰石下壩國民黨政府軍一個營；繼克梅縣，進軍豐順馬圖，回師閩西。紅四軍於9月下旬召開了第八次黨代表大會。張恨秋在會上發了言，他還親自起草了一份“敦請書”，在大會上宣讀，懇請毛澤東返回紅四軍領導崗位。年底，出席了上杭古田召開的紅四軍黨代會議。

民國19年(1930)春天，他離開軍隊，到贛西南的邊區蘇維埃政府任要職，領導廣大民眾開展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各級工農政府。

民國21年(1932)，他奉調到上海中共臨時中央執行局工作。因對王明推行的“左傾”路線有異議而被解職，調任中共上海市區委書記。他穿上工人服裝，和工人同勞動，交朋友，秘密組織工人與廠方開展有理有節的鬥爭。

民國24年(1935)，一天中午下班時，一位工人受到交通警察的欺壓，他挺身而出，據理與警方爭辯，遭押入牢房。後不幸被日本侵略軍殺害於上海。 ^[3] 

張恨秋，原名高同，又名杏秋、菊如，1905年出生在廣東省大埔縣西河鎮麻園村。少年時代在家鄉小學讀書，後隨同父母僑居馬來西亞，並在當地參加馬來西亞共產黨。他在馬來西亞從事工人運動時不幸被當局逮捕入獄。在獄中，他堅貞不屈，團結難友與當局鬥爭。他改名為恨秋，以志終生不忘那個“黑色的秋天”——他和一批革命志士被捕的日子。

1927年春天，張恨秋被驅逐回國。他回到粵東山區的故鄉後，便和縣城的中國共產黨組織接上了關係，隨即轉為中國共產黨員。不久，就任中共大埔縣附城區委會負責人兼巖上支部負責人。根據上級組織指示，他把工作重點放在學校和農村裏，積極發展，壯大黨、團組織，擴大農民赤衞隊、鐵血團等革命武裝力量。

同年秋天，南昌起義軍揮戈閩西、粵東。9月中旬，張恨秋為策應南昌起義軍，帶領城區和巖上的赤衞隊、鐵血團，參加大埔縣城暴動，攻打巖上反動民團，隨南昌起義軍南下潮州、汕頭。10月上旬，起義軍在潮汕和大埔三河壩戰役中失利，他再返大埔。

1928年3月8日，張恨秋親自帶領埔東鐵血團員數十人配合福建省平和縣長樂鄉農民武裝攻打九峯縣城。5月2日，又參加出擊埔縣百侯區署，鎮壓了一批民憤極大的反動頭子。

同年，由於形勢的緊迫和革命的需要，組織上安排張恨秋去蘇聯學習。臨別時，他與母親、妻兒依依不捨，相互叮嚀。又因為他的家還是中共地下聯絡站，臨別之際，他以一個革命者的高度責任感，反覆叮嚀家人要千方百地保護好聯絡站。

就在這年秋天，設在張恨秋家裏的中共地下交通聯絡站被破壞。大埔縣國民黨反動派出動軍警百多人，突襲麻園村，搶劫其家財，封閉房屋。張恨秋的母親、妻子、兒女被迫遠走他鄉。這一切都是張恨秋回國後才知道的。

1929年春天，當映山紅開遍山野的時候，張恨秋從蘇聯軍事學院學成歸國，由中共中央派到江西蘇區。他先後在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任前敵委員會秘書長、政治部主任及第二縱隊黨代表等職。張恨秋到紅四軍後，即參與閩西上杭、龍巖、永定等地的戰鬥，隨後又出擊粵東江地區，攻克梅縣，進軍豐順，再回師閩西，為打通閩西蘇區與粵東江蘇區的聯繫，艱苦轉戰。同時，他在戰鬥中也逐步認識到毛澤東建軍思想的正確性。當時，在紅四軍的主要領導幹部中，對於黨應如何領導軍隊，如何對待各種非無產階級錯誤思想等等問題，認識尚未統一，紅軍中的地方主義、流寇思想、極端民主化傾向等等，影響了紅軍的戰鬥力。就在此時，中央派到蘇區工作的劉安恭，自恃曾在蘇聯學習，以精通馬克思主義的中央代表自居，到紅四軍任臨時軍委書記。他熱衷於抓權和搞宗派主義，從而加劇了紅軍建設問題的爭論。在劉安恭的錯誤影響之下，有的領導幹部側重於軍事工作，對毛澤東強調政治建設，強調黨的領導，強調要用無產階級思想克服非無產階級思想，加強組織紀律性，以及強調農村革命根據地建設等等，不予支持。有的人還攻擊毛澤東為“書記專政”、“家長制”，等等。加之劉安恭的挑撥，引起了紅四軍思想混亂。1929年6月8日，劉安恭在紅四軍前委擴大會議上，藉口毛澤東不服從中央決定，進一步挑起黨內鬥爭。毛澤東為了尋求一種新的解決問題方法，在會上提出了更換前委書記，讓他離開前委的要求。6月22日，紅四軍第七次黨代表大會召開，會議未能接受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毛澤東很不滿意，於7月初離開紅四軍，前往閩西特委所在地蛟洋。

毛澤東離開紅四軍後，新任前委書記陳毅不久即前往上海向中央彙報紅四軍情況。8月間，紅四軍主力冒進閩中，並企圖北渡閩江，往浙、贛、皖邊境打游擊。可是，閩中反動勢力很強大，黨在當地又缺乏羣眾基礎，加之沿途多是崇山峻嶺，行軍困難，病號日漸增加，被迫退回閩西蘇區，引起紅軍內部的懷疑和不滿。為了穩定指戰員的思想，紅四軍於9月下旬召開了第八次黨代表大會。這次會議爭論激烈，許多代表對軍事指揮的失誤公開表示不滿。會上，羅榮桓發言，要求將毛澤東請回來領導紅四軍。但劉安恭堅決反對。張恨秋在會上發了言，他用在蘇區幾個月的親自體驗，説明毛澤東建軍思想的正確性，指出了毛澤東離開紅四軍這段時間，指戰員的思想混亂和軍事決策的失當，使紅四軍面臨着危機，解決紅四軍的領導權已成了刻不容緩的大事了。他還親自起草了一份“敦請書”，在大會上宣讀，懇請毛澤東返回紅四軍領導崗位。羅榮桓、張恨秋終於説服了大多數與會人員，前委也接受了多數人的意見，致信毛澤東，請他回到紅四軍。

在上海的黨中央也成立了專門委員會研究解決紅四軍的問題，並由陳毅代表中央起草了“九月來信”，批評了紅四軍七次黨代會的錯誤決定，並指出毛澤東應仍回前委工作。陳毅回到紅四軍後，親自召開前委會議，傳達中央“九月來信”，並作了自我檢討。他寫了親筆信請毛澤東返回紅四軍的領導崗位。11月26日毛澤東回到紅四軍軍部，12月28日在古田召開了紅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張恨秋參加了這次會議。這次會議所作的《古田會議決議》，把幾年來紅軍建設問題作了一個基本的科學總結，解決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里如何建設強大的人民軍隊的一系列原則問題。張恨秋在這一系列的鬥爭中，堅持正義，剛直不阿，體現出了一個共產黨員的遠見卓識。

1930年春天，張恨秋離開軍隊，奉命到贛西南蘇維埃政府工作。他領導江西南部蘇區民眾打擊土豪劣紳，分配土地，建立各級工農民主政權，支持中央紅軍開展反“圍剿”鬥爭。

1932年，張恨秋到上海向中央彙報工作，因對“左”傾錯誤領導有異議，被解除職務，留在中共中央機關工作。一二八淞滬抗戰期間，張恨秋在上海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

1933年，張恨秋任中共上海市委一區委書記。他發動工人蔘加抗日救亡及反對資本家的各種鬥爭。1935年，因對一個交通警察欺壓工人的事打抱不平，張恨秋被警方關押於獄中。隨後被侵佔上海的日本侵略軍所殺害，時年僅30歲。 ^[2] 

全國解放後，人民政府追認張恨秋為革命烈士，號召後人學習和發揚他的革命精神。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