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恆壽

張恆壽先生是我國著名的史學家，曾擔任中國史學會理事，中國哲學史學會顧問，中華孔子研究會顧問，河北省歷史學會會長，河北師範學院歷史系主任、名譽系主任等職。他從事教育事業55年，傾心於史學的教學和學術研究，特別是在中國古代思想史研究方面，獨有建樹，獲得豐碩成果。著有《莊子新探》和《中國社會與思想文化》等書，他運思一世，筆耕一生，給後世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產，在學術界享有盛譽，是史學界德高望重、師表風範的學者。 ^[2] 

張恆壽字越如，1902年出生於平定縣西鄉賽魚村觀溝（今陽泉市郊區官溝村）的一箇舊式農商家庭。父親是族中的傑出者，雖不是科舉功名之士，也不是研作詩文的學者，但喜藏書，愛讀書，對儒家學説的孝友、睦姻、任恤等，均能身體力行。張先生6歲生母逝世後，就一直生活在父親身邊，受其影響很深；因幼年偏重於古書的薰陶，只能遵循父親的教導，在書籍上努力學習。他自幼好學，聰明過人，讀小學做“民國論”作文時，竟能寫出“天下者，人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的妙句。15歲高小畢業後，家父又為他聘請了一位老儒在家教授古書，除精度“四書五經”，練習命題作文外，跟着父親還閲覽了一些古典名著和一些名人著作，受到古代傳統文化教育的薰陶，對儒學有了初步認識，為後來從事思想史、哲學史研究打下了基礎。

“五四”運動爆發後，於1920年考入太原第一中學。其間，他廣學博覽，學校功課收穫不大，但在校外接觸了不少新鮮東西，知道了胡適、陳獨秀及其所倡導的新文化運動。1921年，聽梁漱溟和印度文學家泰戈爾在太原的演説，眼界大開，從中國傳統舊學的束縛中，看到了新時代文化，看到了世界文化。於是，他結合自己的心得，在“平定留省學生季刊”上發表了《評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思想》長達萬言的文章，批判梁漱溟的錯誤主張，表述了自己的看法。這是他第一次接觸社會，第一次用自己的認識參與社會現實活動。此舉一鳴驚人，轟動了省城太原府，在知識界引起極大反響。他們認為一箇中學生竟敢向學術權威提出評論，真是“初生牛犢不怕虎”，有膽有識。因此，在同鄉中有了“名氣”。1922年，中國思想界有“科玄論戰”，兩派的爭辯，使他知道了國文之外，還必須學習英文，看些西洋書。讀了吳稚暈《戰洋八股之理學》以後，打破了只注重思想而不注重物質建設的迷夢。《科學與人生觀》出版後，讀了胡適之、陳獨秀兩序的分歧意見，由陳序中開始知道了一點唯物主義觀的粗淺理論；向西方學習的意識，由自發走向了比較自覺。當時由《響導》、《中國青年》等進步刊物介紹來的東西很多，文學、社會等多種多樣，也有許多西方哲學介紹，使他初步知道了康德、洛克、經驗論等西方哲學的名稱。

四年的中學生活，他沒有囿於舊書，而是在舊學基礎上接受新文化，學習西方文化，形成思想上新舊相雜的時期，使他開始關心到社會的發展，對社會的黑暗有了進一步認識。

1925年，他考入了北京師範大學予科，因家事停學3年，1928年秋，才重新回北師大讀書。此間，甄華同學因加入中共地下黨組織被清除，倆人結伴在北平一起住了近3年。1929年，甄華在山西被捕，張恆壽曾回太原，四處託人竭力營救，後以“思想左傾”出具保釋，甄華重返北平。時值“九一八”事變，全國掀起抗日反蔣高潮。國難當頭，想不出更好的救國方法，他便同甄華、郭繩武、董書芳4人，聯絡山西的同學，在平定中學成立了“平定青年奮進社”，並被推選為社長。他們組織演講會、動員社會募捐1300塊銀元，籌辦了流動圖書館，還創辦了《平定評論》和《奮進》等刊物，宣傳抗日救國思想。撰寫了《中國現狀和中國青年》、《論羅素哲學》、《科學在自由教育中的地位》等文章，在城關青年和教師中講演了《“五四”運動的偉大意義及其影響》。揭露並批評了本縣的腐朽遺風和揭發紳士同官方勾結加重百姓災難的事實。“奮進社”的活動，激發了青年們的愛國熱情，給平定青年奮起抗日，報效祖國起到了導向啓蒙作用。

1932年大學畢業後，回到太原任教。1934年秋，考取了清華大學中文研究院。三年的研究學業中，在陳寅恪、馮友蘭、聞一多大師的直接指導下，撰寫了一些比較有價值的論文，如《六朝儒經註疏中之佛學影響》、《莊子與斯賓諾莎哲學之比較》、《讀〈世説新語〉札記》、《共工洪水故事和古代民族》等，這些都是30年代他在史學上的初步貢獻。在清華園讀書期間，正是學生運動的高潮，他沒有積極參加，但與進步學生很是接近，都甚相知。當時雖稱他是“社會賢達”，但在這個晃子下，掩護了許多進步學生（如牛佩琮、李一清、章安春等，後來都是國家高級幹部了），避免了搜捕。1937年春，前進派主辦的《清華學生週刊》推選他擔任了總編。三年研究生學業完成後，留校任教。時值“七七”事變，張恆壽同甄華、郭繩武繞道大同回原籍。不久華北淪陷，經甄華介紹準備到太原工作，不幸被日軍抓去，途中逃跑失掉了同甄華的聯繫，在煤窯躲避數日，腿部受寒成疾；後來偽政府探知張恆壽在家裏，便用恐嚇、誘騙辦法讓他到縣裏辦教育，他以腿受重傷不便行動為由拒絕，縣裏幾次派人去抓，只得到鄰村躲避。

1939年秋，由於形勢所逼，不能在家常住，他就帶上妻子劉桂生，隱居北平，改名張永齡，並留起鬍鬚，蟄居斗室，閉門謝客。後相遇老同學張岱年，互相協商，為堅持民族氣節，把留在北平的翁獨健、王森田、韓鏡清、成慶華等人組成“三立學會”，彼此以學問相砥礪，以氣節相勖勉，堅決不為日偽辦事；勸説知識分子留在北平，等候解放；互談學業，做些將來文化建設的準備。就這樣，艱難地渡過了6個春秋。直到抗戰勝利後，1946年初，先後在華北文法學院、輔仁大學、中央美術學院任教，解放後仍然從事教育事業。就施展才華來講，這時才算真正有了用武之地。 ^[2] 

1950年，他加入中國民主同盟，1952年評為副教授。全國調整院系時，調天津河北師院任歷史系主任。195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幾次調他去工作，河北師院執意不放，只同意在哲學所兼任研究員，從事學術研究。當時，馮友蘭大師是哲學所哲學史組組長，同意把張恆壽在學校的論文課題，作為哲學所的研究題目。從此，張恆壽先生一邊教書，一邊著作，先後著有《莊子新探》、《中國社會與思想文化》、《韻泉室舊體詩存》等書，大部分學術論文在《人民日報》、《哲學研究》、《歷史研究》、《哲學史論叢》、《中州學刊》等全國理論性刊物上發表，多次參加全國性的學術研討，深得好評。由於在學術界頗有影響，1962年被選為河北省第二屆政協委員；1978年當選為政協常委；1984年評為石家莊市勞動模範。

張恆壽耄耋之年，耕耘不輟，悉心研究學術，連續七屆招收指導研究生，親自講學，批閲論文，為社會主義建設培育了許多有用人才。

1988年退休後，繼續帶研究生，任名譽系主任。這時，他的學術論作進入了高潮，3年間，除給研究生講課外，連續發表10餘篇有價值的論文，直至1991年3月6日還在撰寫《讀〈薛文清文集〉的一些感想》。他對學生説：“若不是昨日下午腸胃不適加重，末尾再寫幾句就完成了。”不料，次日凌晨仙逝。享年89歲。

張恆壽學業完結，開始走向社會，時至日本侵華，不得不閉門隱居。解放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共和國裏，才是發揮才能報效祖國的大好時機。“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給知識界開闢了嶄新的天地。張恆壽接受了馬列主義的唯物史觀，為觀察、研究歷史提供了新的武器。 ^[2] 

早在1934年秋，在清華大學中文系研究所時，他就選定了一個與文哲有關係的研究課題。開始對“莊子”書的考證，因為“先秦學術思想對後世影響，以儒道兩家最為顯著。在社會政治倫理方面，儒家思想是統攝一切的主流，道家老子學派思想是和儒並行的附流。而社會文化的一些側面，道家中的莊子派思想有其特殊的作用和意義。但歷代研究莊子思想的不多，莊子著書10餘萬言，究竟那些可信為周莊而論，那些篇章可推定具體寫作時間，還是一片雜草叢生的半開墾園地。”

1937年夏，論文完成了初稿，還在謄寫之中，便發生了事變，由於混亂，只得把它擱置起來。解放前，在那“山河萬里無路走，不如高麗亡國奴”，“婦呼蒼天我何辜，聲嘶淚乾眼欲枯”的時代，也就失去了創作研究之心。1961年，學術界展開討論莊子哲學時，張恆壽才又整理舊作，先把原來寫的文言體改為白話體，後又增添了《論莊子內篇的真偽和時代》。還未整理完畢，1964年冬，便開始了對“海瑞罷官”的批判，緊接着又是“文革”動亂，於是，著作又被停頓下來。

光陰似箭，轉眼又是十年。他説：“動亂的十年中，浪擲了寶貴的光陰，不能寫也不想寫一個字。”粉碎“四人幫”後，知識界重見光明，他作詩抒情：“十載陰雲初放晴，百家開口試爭鳴；世間禁區為何物，餘悸一除全掃平。”

1978年以後，年已古稀的張恆壽，在“實事求是”政策的感召下，又重新整理舊作。他説：“現在寫作的心情，比20年前更為興奮、愉快”。先後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的《哲學研究》編輯部編的《中國哲學史研究輯刊》、《中國哲學史論文集》、《中國哲學》、《文史》等刊物上，陸續發表《莊子新探》中的重要章節內容。又撰寫了下篇的第五章、第六章，1981年最後完成了雜篇的最後部分。有幸這些文章都得到文學界權威馮友蘭大師的審閲，在張岱年、辛冠潔、陳志明教授幫助下，於1983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國哲學史叢書》之一——《莊子新探》，全書約23萬字。這是他經歷不同的3個時期，克服艱難險阻，傾注了50年心血，對莊子思想的評析，真是“駕駑馬而長驅”。他的論著，自成體系，獨闢蹊徑，為研究莊子思想，挖掘道家學術思想，耕耘出的一塊新地。

1956年，他在講授秦漢史課程時，當時的報刊上發表了若干主張漢代是奴隸社會的文章，他結合教學工作，撰寫了《試論兩漢時代的社會性質》，作為解答古代史性質的一個預備步驟。並在科學院兩次學部委員會上列席討論，發表在《歷史研究》1957年第九期上，此文在50年代“社會分期大討論”中被譽為“五朵金花”之一。

1957年反右和大躍進運動以後，一度風平浪靜，史學界開始討論土地國有制問題，這與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形態、階級分野都有關涉；由此引起了他的思想興趣，他感到“爭論雙方所引據的材料相當豐富，但沒有能提到理論高度加以分析，爭執糾纏不清，如主權和所有權的同異，地租和地税的同異，自耕農有沒有所有權等問題，都沒有得到澄清”，因此得不到一致的結論。為此，他撰寫了《關於中國封建土地所有制討論中的若干問題》，在北京史學會上討論，發表在《歷史研究》1962年第二期上，又專輯在《北京史學年會論文輯》中，從此結束了土地國有制的討論。

孔子思想，儒家思想，本是平常研究的課題，但在“評法批儒”運動中，研究儒道思想的張恆壽簡直無一語可言，只能在悲憤中，沉默地靜觀運動的趨向，渴望着黎明的到來。1978年“日夜盼望的爭鳴曙光，終於出來了，才舒了一口氣！”一口氣寫了《論子產的政治改革和天道民主思想》和《論春秋時代關於“仁”的言論和孔子的仁説》，在山東大學“孔子討論會”上表述了自己對批孔的意見，直接針對梁效的隱射文章，從正面論述了子產的政治鬥爭和春秋末期的社會變革，關於子產和司民等鬥爭的階級性質，“不籍千畝”、“田有封血”的內容、作用；井田制中的公田等等，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見，説明了革新和潛越、革命和叛亂的不同，兩文大體構成了評論孔子的主要思想。因此，1980年初，為《中國古代著名哲學家評傳》一書，撰寫了開篇文章《孔丘》，即孔子評傳。1980年又為《中華民族傑出歷史人物叢書》撰寫了《莊周述略》。 ^[2] 

1981年間，久被定為最反動的理學禁區也開放了。11月在杭州召開“宋明理學討論會”，他寫了《略論理學的要旨和王夫之對理學的態度》，表述了自己對理學的看法。從此，他在教學之餘，又撰寫了《章太炎對二程學説的評論》、《論宋明哲學中的“存天理、去人慾”説》等6篇有關宋明理學方面的文章，其中許多見解，都起了“開風之先”的作用。他對於“理學”，早在50年代就有一些初步看法，曾在《評胡適“反理學”的歷史淵源和思想實質》論文中做過表述《哲學研究》（1956年第二期），正確地評價了理學的歷史地位。他認為理學是中國傳統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傳統哲學是傳統文化的核心和理論根據。區分了真假道學，闡明瞭理學的核心是“理欲”之説。“存天理，去人慾”主要是以理御欲，以公統私，以道心（仁）支配人心；以仁為最高價值的倫理本體學説，對內完成人格的統一，對外有助於社會的和諧。他的論述，澄清了長期流行的誤解，構成了中國古代思想、文化方面的完整體系。他説：“這些文章都是鼓起勇氣，書寫成文的。”十年動亂中，有些人説“存天理，去人慾”是讓老百姓束緊腰帶過吃不飽的生活，那完全是曲解，不值一駁。1988年秋至1998年春，他把比較有學術價值的17篇論文，又進行了整理、抄錄、彙集成《中國社會與思想文化》一書，約38萬字，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