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志忠

張志忠出生於嘉義新港一個赤貧農家，從新港公學校畢業後，在鄉紳林維朝的資助下，偷渡到祖國大陸，進入廈門集美中學。1924年4月，在校友翁澤生的組織和號召下，張志忠等集美中學的台灣同學紛紛參加閩南台灣學生聯合會。張志忠和同學莊泗川（嘉義人，後加入中共）共同主編機關刊物《共鳴》。據日警檔案記載：

《共鳴》報道台灣議會期成同盟、台北無產青年會等團體的抗日活動，期望“有血有淚的各位同胞，趕快起來，奮發前進，打垮強權，求取我們的自由”，激發愛國同胞們的抗日思想。閩南台灣學生聯合會反對日本殖民統治，支持台灣議會請願運動，並舉行演講會，向祖國大陸同胞敍述台灣屬於祖國的歷史，以及台灣同胞30年來持續不斷的抗日鬥爭。閩南台灣學生聯合會的抗日活動得到祖國大陸同胞的支持和援助，該組織成員亦積極參加祖國大陸的反帝愛國運動。後閩南台灣學生聯合會“由於學生的離散及情勢的變遷”而逐漸沉寂。

此外，有研究者指出：1924年9月，張志忠曾在《台灣民報》發表《討論舊小説的改革問題》一文，連載7期。此信息有誤，該文雖以“張梗”的名字發表，但此張梗另有其人，並非張志忠，而是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的台南人張梗。

1925年張志忠返回台灣，與島內抗日組織聯絡。1926年12月，參加中共台籍黨員蔡孝乾、王萬得組織的台灣無產青年會，張志忠負責該組織在嘉義的抗日活動。據日警檔案記載：

台灣無產青年會與改組後的台灣文化協會關係密切。1927年2月，日本殖民當局取締台灣無產青年會擴大之台灣黑色青年聯盟，進行全面檢舉，逮捕44人。張志忠在大檢舉中被捕，1927年10月被免訴。

出獄後，張志忠輾轉到祖國大陸，在福建參加翁澤生等人組織的台灣人團體，繼續從事抗日活動。1930年2月，在中共台籍黨員翁澤生、林木順等人的幫助下，廈、漳兩地台籍學生重建閩南（台灣）學生聯合會。張志忠積極參加重建後的閩南（台灣）學生聯合會的抗日活動。1930年10月，台灣發動霧社起義，重建後的閩南（台灣）學生聯合會積極聲援台灣泰雅族同胞的抗日鬥爭，呼籲“我等同胞應更加團結援助暴動蕃，共同奮起打倒帝國主義”。並響應翁澤生領導上海台灣青年團發起的“擁護霧社番蜂起運動”，以“留集（美學校）台灣學生有志團”的名義發行《援助台灣蕃族革命號召宣言》和《台灣革命特刊》，秘密送到台灣島內，在台灣民眾中產生較大反響。張志忠參加閩南（台灣）學生聯合會組織的支持和聲援霧社起義的活動，並參加該組織的社會科學研究會。據日警檔案記載：

這段時間，翁澤生系統地學習共產主義理論，對共產主義和中國革命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和思考，為他日後選擇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道路打下了基礎。

1931年張志忠從集美中學轉學至漳州第八中學。應該指出的是，此時張志忠的學生身份是“虛”的。八年前他進入集美中學，由於熱衷於台灣學生抗日運動，使集美中學的學習斷斷續續；八年後，他轉入漳州八中，繼續從事抗日革命。由此看來，張志忠漳州八中學生身份，為他參加革命活動起到很好的掩護作用，後者才是他到漳州的真正目的。1932年5月，台共領導人翁澤生由上海赴廈門，指派王碧光（又名王燈財，台灣台中人）在廈門訓練台籍青年，為回台再建台共組織（1931年3月以後，因“台共事件”，台灣島內的台共組織遭到重大破壞）做準備。據王碧光回憶：

在廈門期間，張志忠與老鄉、集美中學同學王碧光一起參加革命活動。後經負責廈門台籍學生運動的侯朝宗（又名劉啓光，台灣嘉義人，曾任台灣農民組合中央委員）介紹，加入中國革命互濟會。由王碧光推薦，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嗣後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參加中共廈門市黨委的訓練班。王碧光向台共領導人翁澤生報告張志忠希望回台灣參加抗日革命的意願，翁澤生遂派遣張志忠回台發展台共組織。返回台灣後，張志忠與在上海的翁澤生保持聯絡。在翁澤生的領導下，張志忠往返於台灣和祖國大陸之間從事革命活動，1933年因上海台灣反帝同盟事件在上海被日警逮捕，同年6月被移送日本殖民當局的檢察機構，據日警檔案記載：

上海台灣反帝同盟在中共台籍黨員翁澤生的領導下，開展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愛國活動，成為祖國大陸反帝愛國運動的一部分。在革命實踐中成長起來的張志忠，深得翁澤生的信任。張志忠因上海台灣反帝同盟事件被捕後，利用保釋的機會逃離台灣，輾轉到祖國大陸，暫時與組織失去聯繫。

1939年春張志忠歷經曲折抵達延安，進入延安中國抗日軍政大學軍士隊受訓，同年8月結訓後，被派到八路軍一二九師冀南軍區敵工部從事對敵宣傳工作。1939年8月，在山東堂邑縣大李莊戰鬥中，秋山良照被八路軍第一二九師冀南軍區新編七旅二十團俘虜，他被俘期間，八路軍的張茂林和張志忠（當時化名張光熙）向他講解社會發展史、國家論和戰爭論，對他的反戰思想轉變產生了重要影響。20世紀80年代，日本人秋山良照在回憶錄中描述張志忠等人抗戰時期對敵宣傳工作細節，秋山良照寫道：

1940年冬，張志忠正式加入中共，後升任敵工部日軍工作科科長。1942年，他在冀南抗日前線親歷慘烈的“四·二九”戰鬥。秋山良照在文章《冀南平原》中敍述“四·二九”反掃蕩戰鬥後，張茂林、張志忠等人帶領“在華日人反戰同盟”成員積極開展反戰活動的有關情況：

時任八路軍第一二九師冀南軍區敵工部部長的張茂林，與張志忠在冀南抗日前線並肩戰鬥4年，《隱蔽戰線的傳奇英雄——張志忠烈士》一文，記錄了張茂林對張志忠參加抗日戰鬥及後來工作去向的回憶，文章寫道：

張志忠在冀南前線參加抗日戰鬥，經受戰爭的考驗，其豐富的戰鬥經驗、過硬的革命素質、堅定的政治信仰和深厚的愛國情懷，是日後中共派遣他回台擔當重任，領導台灣地下革命工作的根本原因。

1945年抗戰勝利後，中共華東局決定派蔡孝乾、張志忠、洪幼樵（汕頭人）回台組建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1945年年底，張志忠首先回台開展地下革命活動。

1945年12月下旬，張志忠在台中與謝雪紅聯繫。經過幾次接觸後，張志忠向謝雪紅表明中共身份，謝雪紅則向張志忠説明成立“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委員會籌備會”（簡稱“籌備會”）事宜。楊克煌回憶：

當時謝雪紅等人尚不瞭解中共在台灣的建黨方針及組織形式，遂組建“籌備會”，為開展黨在台灣的工作打基礎。通過謝雪紅的關係，張志忠認識了楊來傳、廖瑞發、林良才等“籌備會”成員，以及楊克煌的堂弟楊克村。雖然楊克村沒有加入中共組織，但他對謝雪紅、楊克煌等人的革命活動一直很支持，並多次掩護張志忠。張志忠以楊克村住所作為中共的秘密聯絡站，並存放秘密書刊和上海黨組織提供的藥品等物資。“籌備會”於1946年6月解散，其組織和成員均接受中共台灣省工委領導。張志忠吸收謝富、蔡伯勳、楊克煌等原“籌備會”成員為中共黨員。

張志忠向謝雪紅介紹李友邦在祖國大陸參加抗日的情況，並説明李友邦的傾共思想和愛國愛鄉的情懷。其後，謝雪紅與李友邦建立秘密聯繫。謝雪紅通過張志忠與中共台灣省工委聯繫，並按照張志忠的指示開展上層人士的統戰丁作。由於謝雪紅的活動受到陳儀當局的監視，與中共有聯繫的基隆海軍要塞司令部中將顧問蔡汝鑫，通過張志忠與謝雪紅聯絡，利用特殊關係保護謝雪紅的安全。

張志忠與原上海反帝同盟會會員、集美中學同學王天強，以及老台共林良才等人聯絡，憑藉豐富的組織和戰鬥經驗，在台灣積極開展黨的地下工作，發展組織。1946年6月，張志忠赴上海向中共華東局彙報工作後，與中共黨員、未婚妻季沄（江蘇人）同返台灣。1946年？月蔡孝乾返台，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正式成立，蔡孝乾任書記，張志忠任委員兼武裝工作部長，負責海山、桃園、新竹等地區的地下工作。

1946年10月25日，張志忠與季沄在台灣結婚。1946年11月11日，季沄在給江蘇南通老家的信中，向父母稟告她與張志忠（信中化名楊春霖）選擇結婚日期的細節。季沄在信中寫道：

台灣光復，迴歸祖國懷抱，深得台灣民意。張志忠選擇台灣光復紀念日作為結婚日，其祖國情懷可窺一斑。張志忠夫人季法，1940年在上海加入中共，她在台灣以英文教師身份為掩護，參加地下革命丁作。

1946年12月底，北京發生的“沈崇事件”，引發全國“反美抗暴”學生運動。張志忠策劃了由台灣地下黨發起的“反美抗暴”遊行活動。1947年1月9日，上萬名台北學生組成的遊行隊伍，在街頭高唱《義勇軍進行曲》，高呼“美軍滾回去”的口號，對台灣民眾產生了較大影響。中共台籍黨員吳克泰在張志忠的領導下，全力投入這項萬人大遊行的組織工作，負責召集學生會議、安排遊行路線和設計遊行標語等。據吳克泰回憶：

1947年，張志忠參加“二二八”起義，領導“台灣民主聯軍”在嘉義地區戰鬥，張志忠任司令，簡吉任政委，陳篡地任副司令，並擬與謝雪紅組建的“二七部隊”會師。

1948年6月，張志忠赴香港參加中共召集的“台灣工作幹部會議”，到台盟在香港筲箕灣的辦公處，與台盟領導人謝雪紅溝通台灣島內的地下工作。當時，張志忠在台灣以經營進出口貿易作為掩護，開展地下革命活動。

1949年8月下旬，國民黨保密局偵破“基隆市委會”組織，查獲中共台灣省丁委的組織線索，隨後展開嚴密偵查。台灣地下黨領導人張志忠的身份被暴露，保密局對張志忠跟蹤調查，掌握其行蹤及聯絡關係。知情者楊克村回憶了張志忠被捕情節：

1949年12月29日，張志忠在台北被捕，張志忠夫人季沄隨後亦被捕。與張志忠夫婦有密切聯繫，並掩護他們活動的黨外同情者楊克村（漳化人）和李振芳（台北人）也先後被捕。

1950年10月30日，季法在獄中給張志忠之弟張再添的信中寫道：

家中爸爸媽媽年紀太大了，現在知道小楊（張志忠和季泫的兒子）爸爸和我坐籠子，一定日夜不安，心中難受，請你好言安慰兩位老人，説我們不是流氓小偷犯，不過是思想成問題的政治犯，沒什麼要緊。

季沄在信中安慰張志忠父母，申明他們是政治犯，無大礙。其實，當時被捕犧牲的台灣地下黨不乏其人，季沄已做好為革命犧牲的準備。1950年11月18日，季沄在台北馬場町刑場犧牲。

在獄中，張志忠堅貞不屈，並高唱《赤旗歌》和《國際歌》，以此鼓勵難友，使他們堅定革命信仰。他常説：“早講早死，晚講晚死，不講不死”，叮囑獄中難友保守黨的機密。蔣經國曾兩次到獄中勸降。第一次勸降時，蔣經國對張志忠説：“張先生，有什麼困難需要我幫助嗎？”張志忠直言：“你如果想幫助我，就讓我快死。”蔣經國第二次見到張志忠時，張仍堅定表示：“讓我快死，就是對我最大的幫助。”1954年3月16日，張志忠在台北坦然就義。

負責台灣地下黨案件的國民黨保密局官員谷正文晚年回憶此案時，不得不説：“張志忠後來雖然被判死刑，但是我對他的評價卻最高”，“張志忠至終不肯接受，甚至在槍決前，仍向我表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對的。”1998年，張志忠夫婦被中共追認為革命烈士。張志忠，這位中國共產黨的硬漢，以短暫而光輝的生命，詮釋了對家鄉和祖國的摯愛，對共產主義信仰的忠誠。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