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廷玉

在清代安徽桐城張氏家族中，張英、張廷玉、張若靄，祖孫三代，侍值內廷，頗受康、雍、乾三帝的青睞，可謂“閤家頂戴”，滿門朱紫。尤其張廷玉，“登朝垂五十年，長詞林者二十七年，主撰席者二十四年，凡軍國大事，奉旨商度” ^[1]  。

張廷玉作品(5張)

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九月九日，張廷玉生於京師。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二十六歲的張廷玉準備參加會試，但因其父張英奉命為總裁官而回避不試。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張廷玉的夫人姚氏離世，父親張英登上相位。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考中進士，授為翰林院庶吉士。 ^[2]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張廷玉授翰林院檢討，開始擔任《親征平定朔北略》的纂修官。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四月，入值南書房。康熙帝召他至暢春園，詢問其父張英致仕居家近況。命他賦詩，張廷玉作七言律詩二首，頗得康熙帝稱許。當日奉旨侍值南書房，特旨帶數珠，著四品官服色。“辰（早七時）入戌（晚九時）出，歲無虛日。塞外啓從，凡十一次，夏則避暑熱河，秋則隨獵於邊塞”。聖祖車駕遠巡遍歷蒙古諸部落，“窮邊絕漠，餘（廷玉）皆洱筆以從”。 ^[3]  張廷玉身居內廷，承襲父業，“久持講握，簡任機密” ^[4]  。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後，多次隨康熙南巡及巡行蒙古諸部。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六月，張廷玉母親離世。九月，父親張英離世。服闋，仍原官。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二月，充會試同考官。四月，授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修撰。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康熙五十六年十二月（1718年1月），充經筵講官。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十月，充武英殿試讀卷官，十一月，充纂修《省方盛典》副總裁官。 ^[5]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五月，授刑部左侍郎。次年授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士。康熙六十年（1721年）二月，身任刑部右侍郎的張廷玉奉旨與都統耗賴等赴山東穩妥地處理了鹽販王美公等“聚眾劫掠屯莊”案。 ^[6]  六月，調吏部左侍郎。他“絕苞且，杜請花，銼玫肅然”。張廷玉涉政不久，他的才幹便嶄露頭角。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康熙帝駕崩於暢春園，皇四子胤禛入承大統。經過二、三十年的艱苦激烈的奮爭，胤禛深覺皇位來之不易，為了實現自己奪得皇位的夙願，大力扶植和培養自己的勢力。他曾説：“為政以得人為要，不得其人，雖食法美意，徒美觀聽，於民無濟也。” ^[7]  於是，慎選張廷玉作為輔佐他籌劃軍國大政的主要助手。張廷玉在《澄懷主人自訂年譜》中記述了胤禛相中他，並對他賦予厚望。一是他學問優長，“氣度端凝、應對明晰”，有才幹。二是他為自己恩師張英之子。這對胤禛來説是日後難得的貼己之人。聖祖新逝，胤禛登極，即命張廷玉兼學士銜，協同翰林院掌院學士阿克敦等辦理大事典禮翰墨，供几筵祭告文字。康雍之交，政務殷繁，諭旨每日下數十次，皆由張廷玉承命應辦。若有緊急奏事，胤禛令他入大內，口授大意，或於御前伏地而書，或隔簾授幾。稿就即呈御覽，“精敏詳瞻，悉當聖意” ^[8]  。同年十二月，特旨授禮部尚書，並指出：“朕再四思維，非汝不克勝任”。從此，張廷玉躋身於樞臣之列。

雍正元年（1723年），張廷玉復值南書房，與朱軾等人同為諸皇子師傅。四月，任順天府鄉試主考官。雍正帝嘉其公慎，加太子太保。八月，署理都察院事，兼管翰林院掌院學士事。九月，調任户部尚書。十月，張廷玉任四朝國史總裁官。雍正初年，清廷在西北對蒙古準噶爾部大舉用兵。由於兩路大將軍用兵失機，準部叛兵屢擾邊境。雍正帝心情焦勞，頻繁指授方略。張廷玉“日侍內值，自朝至暮，不敢退，間有待至一二鼓”。雍正六年（1728年）三月，晉保和殿大學士。不久又兼管吏部尚書事務。

雍正七年（1729年），雍正在隆宗門開始設立軍機處，命張廷玉與怡親王胤祥、蔣廷錫領其事。 ^[9]  雍正帝將軍需一應事宜交怡親王胤祥、大學士張廷玉、蔣廷錫密為辦理。之後，雍正帝以內閣在太和門外，侍值者多虞泄漏，“始設軍機處於隆宗門內，為承旨出政之總彙”。張廷玉擬定了辦理軍機處的規制：“諸臣陳奏，常事用疏，自通政司上，下內閣擬旨；要事用折，自奏事處上，下軍機處擬旨，親御硃筆批發”。應當説，雍正帝設立軍機處，其主要制度都是張廷玉所籌劃的。正是從這時起，大學士“必充軍機大臣，始得予政事，日必召入承旨，平章政事，參與機密”。張廷玉不僅典掌軍機，又兼理吏部、户部要職。總裁乾隆《吏部則例》等典章制度，對清朝政治制度的確立奠定了基礎。

雍正十二年（1734年）七月，雍正帝特召兩路領兵將軍返京，與王公、滿漢文武大臣共同商議，博採眾論，詳慎籌劃。和碩康親王巴爾圖主張兩路士兵已駐紮邊陲，叛軍的地勢情形俱已深悉，糧草、馬駝、軍裝、器械，無不預備整齊。乘此北路、西路“約會齊進，併力殲除”。當時力主用兵者居多。而張廷玉堅持遣使宣諭，並起草奏疏一稿，隨其簽名的大臣有十餘人。雍正帝最終降旨採納了張廷玉遣使宣諭的建議。儘管對準部的作亂最終還是用戰爭來解決問題，但張廷玉的言論對雍正帝的影響是很大的 ^[10]  。

雍正十三年（1735年），雍正帝病危。臨終前，張廷玉與莊親王允祿、大學士鄂爾泰等同為顧命大臣，遺詔他日以張廷玉配享太廟。乾隆帝即位後，奉大行皇帝遺命，由莊親王允祿、果親王允禮、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輔政。因他們懇辭，以總理事務王大臣稱職。乾隆元年（1736年），張廷玉再次奉命為皇子師傅，仍兼管翰林院事。二月，乾隆帝親謁景陵，張廷玉與王大臣留京總理事務。自此以後，皇帝每逢巡幸，張廷玉總是留京總理事務。乾隆帝還總是將他留京總理朝政，夜宿紫禁城，並典試科舉，選拔人才，考察薦舉官吏。張廷玉雖政務繁重，因學間深通，還榮膺雍乾兩代皇子師傅；兼任編纂《清聖祖實錄》《明史》《大清會典》《皇清文穎》《清世宗實錄》《玉碟》等重要典籍的總裁官 ^[10]  。

乾隆二年（1737年）十一月，授總理事務大臣，加拜他喇布勒哈番，特命進三等伯爵，賜號勤宣。乾隆三年（1738年），乾隆帝將臨辟雍視學，舉“三老五更”古禮。張廷玉上疏指出，“待人行，事因時起”，古禮不可行。 ^[11]  同年，罷總理事務之名而以大學士掌機要。 ^[12] 

乾隆八年（1743年）十月，朝官條奏，“取士之法，不當專用制科試士之法，不當專用制藝者”。他“力持以為不可更張，當以仍舊為善”。又有朝官奏請“均田限田”，他以“事屬難行，徒滋擾累”為由，也力主不準。 ^[13]  儘管這些事沒有影響乾隆帝對他的寵幸，譬如，清朝本無文臣封公侯伯之例，卻封張廷玉為伯爵，“系格外加殊恩”。然而，年逾古稀的張廷玉的固執和好激動，使他與乾隆帝之間漸生嫌隙。

乾隆十年（1745年）四月，鄂爾泰病故，訥親取代了他。雖然張廷玉面奏內閣班次應訥親居首，但其心中亦有難言之隱。為了平衡各種因素，確定“嗣後內閣行走列名，訥親在前。吏部行走列名，張廷玉在前”。乾隆帝的種種做法，實際上是加劇了滿漢臣僚之間的矛盾，使他們很難協調，以致明爭暗鬥、互不尊服。張廷玉與鄂爾泰共事十餘年，“往往竟日不交一語”。鄂爾泰有所過失，他必微語譏諷，使鄂爾泰無地自容。

乾隆十三年（1748年）正月，張廷玉陳疏以老病乞休。乾隆帝專降諭旨：“卿受兩朝厚恩，且奉皇考遺命，將來配享太廟。豈有從祀元臣歸田終老之理？” ^[14]  宣諭慰留。

乾隆十四年（1749年）正月，命他如宋代文彥博舊例，十日一至都堂議事，四五日一入內廷備顧問。當年冬天，張廷玉再次乞求離職養病。乾隆帝批准以原官致仕，並御製詩三章賞賜。張廷玉入謝，而見乾隆帝時，上奏説：“以前世宗憲皇帝破格給予臣厚恩，遺命臣配享太廟，去年跟從陛下祭祀時又有挽留臣告老回鄉的諭旨，臣恐怕死後不能有這樣高的待遇啊，而且外間也有類似的議論。”他免冠叩首，請求乾隆帝出一個憑證。乾隆帝很不高興，但還是擬了手詔，申明雍正帝的成命，並賜詩以安其心。詩云：“造膝陳情乞一辭，動予矜惻動予悲。先皇遺詔惟欽此，去國餘恩或過之。可例青田原佑廟，漫愁鄭國競摧碑。吾非堯舜誰皋契，汗簡評論且聽伊。” ^[11]  次日，張廷玉具折謝恩，遣子張若澄入宮向乾隆帝謝恩。乾隆帝因張廷玉不親自謝恩頗為惱火，傳旨令他明白回奏。當時，由軍機大臣傅恆、汪由敦傳寫諭旨，旨還未下達。翌日黎明，張廷玉即來內廷謝恩。乾隆帝更為不快，認為這是軍機處泄露消息的原故。切責了汪由敦漏言。於是廷臣會議，商議剝奪張廷玉的官爵，罷去配享太廟的優容。於是乾隆帝下令削去他的伯爵。

乾隆十五年（1750年），皇長子永璜剛去世不久，張廷玉再次請求歸鄉，激怒了乾隆帝，於是命以太廟配享諸臣名示張廷玉，命其自審應否配享。乾隆帝用大學士九卿議，罷配享，免治罪。隨後歸去。後來又因四川學政編修朱筌坐罪，命張廷玉盡繳頒賜諸物。 ^[15]  乾隆二十年（1755年）三月二十日，張廷玉卒於家中，享年八十四歲。死後葬於龍眠山，乾隆帝最終仍遵清世宗遺詔，命配享太廟。 ^[16] 

康熙末年，吏治鬆弛、政治不清，張廷玉時任吏部左侍郎，堅決摒除請託行賄之風，並嚴懲了奸胥滑吏並頂住各方壓力嚴懲了吏部舞文弄法的蠧吏“張老虎”，被時人成為“伏虎侍郎”。 ^[9] 

張廷玉首先從小處做起，堵塞住所有漏洞。由於深得康熙皇帝信任，他曾經三任會試同考官，這在當時幾乎是無人能及的。一般人很容易在任考官時收受好處，即使考前不收好處，考完之後，被錄取的進士們作為門生來給老師送上禮金，作為答謝，稱為“紈敬”，這在當時是普遍現象，也是一種約定俗成的俸祿之外的補充收入。而張廷玉不僅在入闈之前摒絕送禮，試畢門生來謝，他也一律只象徵性的收一點禮品，而絕對不受重金。他以同鄉左光斗的故事勉勵自己也教育門生：左光斗是明朝名臣，在他早年參加鄉試時，手持裝幀精美的柬帖來拜謝房師陳大綬，陳大綬接見了他，勉勵他許多話，但卻不收他的拜帖，認為帖子太豪華了，告誡他“今日行事儉，即異日做官清，不就此跕定腳跟，後難措手”。張廷玉以陳大綬的行為要求自己，同時告誡自己的門生，清廉要從小處做起：“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17] 

清朝入關之初，沿襲前明舊制，官員有事報告皇帝，公事用題本，私事用奏本。題本蓋印，奏本不蓋印。這兩種文書都是公開的，不利於下情上達；而且題本辦文程序繁瑣，還容易泄密。雍正年間，張廷玉把奏摺制度化，稍微重要一點的事務，地方官員都先撰擬奏摺，經過皇帝硃批，認可之後才寫題本作正式報告。但奏摺中的硃批內容，不得寫入題本。題本由此成為官樣文章，奏摺代替了原來題本的作用，成為主要官方文書。這一制度堅持到清末。

張廷玉還制定了完善的保密制度，為了保證奏摺的內容不致泄漏，清廷定立了一整套保密制度，使奏摺制度更加完善起來。自此以後，作為一種官文書制度的奏摺制度才被確立下來。它不僅牽涉朝廷政令的推行，而且關乎君臣間權力的分配。它的確立和軍機處的設立一樣，都是清朝官僚政治上的重大變化，對清朝中後期的政治產生了十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18] 

雍正八年（1730年）因西北用兵，雍正皇帝命設軍機房，以怡親王允祥、張廷玉和大學士蔣廷錫領其事。“軍機處初設，職制皆廷玉所定”。 ^[19]  張廷玉定規制：“諸臣陳奏，常事用疏，自通政司上，下內閣擬旨；要事用摺，自奏事處上，下軍機處擬旨，親御筆批發。”身為軍機大臣的張廷玉每天一定被召入內廷以備應對，秉承聖旨，評議奏章政務，參與國家機密的商討。

軍機處成為清朝的中樞機構並深深影響清代中後期的歷史。張廷玉製定軍機處廷寄辦法，創廷寄之法，既保證了中央政令的嚴格貫徹，速度又較前加快，從而提高了清朝政府的行政效率。 ^[18] 

康、雍之交，有大批流民前來浙閩贛粵幾省邊界深山老林之中搭棚居住，以墾山種穀種麻、植靛、造紙、作菇為生，也有少許開爐冶鐵維持生計者。他們呼朋引類在深山中滋養生息日久，人員愈多，既不可驅令回籍，又不聽編入縣冊。去來任意，出入無常，偶遇年穀不登，輒結黨盜竊，為地方之害。此事關係到朝廷的聲譽與地方的制度，如不審慎妥善處理，勢必釀成禍亂。張廷玉聞知此事便於雍正二年（1724年）正月向雍正帝奏諫一份旨在解決如此棘手問題的朝折，折中建議：查明有麻棚之州縣，秉公揀選才守兼優之員保題補授。庶平時撫馭有方，流民奉其約束，臨事捕緝有法，匪黨不至蔓延。至安插之後，善為撫綏，並取具五家連環互結，又嚴行保甲之法，不時稽查。其中若有臂力，技勇之人與讀書向學之子，許其報明本縣，申詳上司，分別考驗，加恩收錄。雍正帝閲後即硃批令發往贛浙諸省督撫行議。張廷玉此議對區分匪黨，安撫流民，選賢任能，收服民心及實現邊疆諸省的安定無疑都起到了頗為積極之效用。 ^[20] 

雍正十年（1732年），山東官吏奏銷上年賦税“若有欠糧不完者當按慣例革除功名”。雍正帝詢問眾臣該如何辦理此事。同官曰：“法當如此不褫無以警眾”。上覆問廷玉，廷玉對曰：“紳士抗糧罪因應褫”。第山東連年荒歉輸將不給“情有可原”尚與尋常抗玩者有間。他跪請雍正帝昭法外之恩寬限一年。帝聞之心惻，遂降旨寬限三年。此次得免者凡一千四百九十七人。 ^[20] 

張廷玉在奏改刑部濫禁之弊之奏摺中直言指陳“刑部衙門遇八旗部院、步軍統領衙門以及五城御史等交送人犯，不論曾經奏聞與否，亦不論情事之大小與罪犯之首從，一經鎖送刑部……甚至有傾家痰斃者。及至定案時，而斬絞軍流重犯原無幾人，其餘不過徒杖笞責之罪。且有偶爾干連審系無辜，應行釋放者。如今年二月間刑部清查案件，省釋者二百幾十人，即此類也。”

在條奏中，張廷玉説明了刑部濫禁之弊。並依據他的司法實踐經驗針對辦案程序提出了個人主張：1.抓人，張廷玉反對刑部在抓人過程中濫用公權，株連無辜。他反覆説明並要求官吏只抓該抓的罪犯而非無辜百姓。2.收禁，針對負責審核各省重大刑案的刑部對眾衙門所送之一干犯人，不論其罪行大小而將其一律收禁，以致無數無辜遭受株連之現象，張廷玉主張要按罪犯所犯罪行的輕重大小分為首犯“從犯”協犯，即按情事之大小與罪犯之首從分別予以收禁。3.收監取保，張廷玉主張受干連者無辜者應行釋放。除重犯外不過是徒杖笞責之罪，可從輕處理，勿未等定案而將無辜者輕罪者“傾家痰斃”。4.判案，張廷玉提出判案應視犯罪事實具體犯罪情節，依法定程序定例遵行，省釋無辜百姓。張廷玉於此處亦指出刑部官員在辦案過程中存有合法性傷害等嚴重問題。 ^[20] 

張廷玉在其上奏改刑部濫引律例之弊的折中指出：“律例之文，各有本旨，而刑部引用之時。往往刪去前後文詞。止摘中間數語。即以所斷之罪承之。甚至有求其彷彿而比照定擬者。”臣思都察院、大理寺與刑部同為法司衙門。若刑部引例不確。應令都察院、大理寺駁查改正。倘駁而不改，即令題參。如院寺扶同朦混。或草率疏忽。別經發覺。則將都察院、大理寺官員一併加以處分。這説明當時刑部有些官員在援引法律條文判案時。常刪去刑律法文之前後文而只錄其間數語就判定所斷罪名。 ^[20] 

張廷玉為防範此類事情發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主張：1.説明律例的功用。指出法律條文各有本旨。對各種犯罪事實如何判決都有詳細規定。2.揭露刑部官員在引用律文時。刪除前後文詞。只摘中間數語以判案。甚至求其案件相似而附會比照。內含刑部官員的私人目的及其利益關係。從而導致刑部嚴重的程式化辦案判案之歪風程式化辦案問題。3.問責落實到位。若都察院、大理寺等法司衙門發現刑部有引用法律條文不正確。即濫引律例的錯處。應立即駁查改正。若在駁查責其改正之後。刑部等法司衙門駁而不改。即令御史彈劾題參有關違法官員。 ^[20] 

張廷玉兼管翰林院多年，又擔任國史館和其他好幾個修書館的總裁官。在此期間，大量的編纂工作都是由他主持開展的。先後任《親征平定朔北方略》纂修官，《省方盛典》《聖祖實錄》副總裁官，《明史》《四朝國史》《大清會典》《世宗實錄》《玉牒》總裁官。 ^[21] 

《清世宗實錄》是雍正帝死後數月，乾隆帝命張廷玉等人纂修的，到乾隆六年（1741年）正式完工。在編寫的過程中，張廷玉運用了包括皇帝文翰，起居注等在內的各種檔案文書，邊寫作，邊向乾隆帝彙報，取得乾隆帝的認可。這樣纂修難免要處處揣摩聖意，很難秉筆直書。《清世宗實錄》共159卷，每月一卷，涉及的內容非常廣泛，包括政治、經濟、文化、民族事務、對外關係及自然現象等。它是張廷玉等人迎合聖意編寫的，篡改歷史較多，記載難免失真，雖然為後世提供了大量史料，但價值不高 ^[22]  。

張廷玉奉康熙帝之命負責纂修。在目錄學歷史上完成了一個重大的體例改革，只記載一代著述，而非藏書。這種做法引起後世學者的眾多議論，但大多給予了高度的肯定。也正是因為這種體例上的改革，使得清中期及以後的補修史志蔚然成風。此外，由於《明史·藝文志》成書時間較早，收錄的內容也較為豐富，共收錄了4642種明代著作，分為105974卷，為保存我國古代典籍做出了貢獻，也為研究明代歷史提供了翔實可靠的史料。該書著錄簡潔幹練，避免了繁冗拖沓，便於後人查找學習，這也是張廷玉一貫的做事風格 ^[22]  。

張廷玉詩歌作品內容豐富“題材多樣”。其主要成就體現在：既有生動傳神的題畫詩，又有飽含智慧的説理詩，既有真摯感人的性情詩，也有潤色鴻業的應制詩。其中不乏思想內容和藝術成就都較好的作品。

張廷玉一生作詩數千首，題畫詩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張廷玉的詩歌作品中還有一些飽含理趣飽含智慧的作品，如他的《雜興二十首》就比較典型。詩歌內容豐富，較為全面地表達了他的種種人生見解。是其處世立行的心得之言。這一組詩帶有濃厚的理味，儒道思想兼有，體現了作者在立世“處心”為官方面的種種思想和態度。 ^[23] 

張廷玉詩歌創作觀點中最核心的觀點是“詩詠性情”。但由於他特殊的性格和身份，他本人在詩歌創作中性靈之作卻並不多見。張廷玉進入仕途之後，長期在翰林院工作，從康熙帝時，就隨侍皇帝左右。皇帝每年五月到九月這一段時間都要到東北老家去巡遊度夏，張廷玉等人年年都得追隨塞外，次數多了日子久了，難免心生倦怠。雖説天天在皇帝身邊，要看着皇帝的臉色行事，常會做一些阿諛的詩篇，但也有真情掩不住的時候，這便是他作品中少量的性情之作出現的原因。 ^[23] 

雍正十一年（1733年），張廷玉長子張若靄參加殿試，雍正皇帝閲至第五卷時，覺得該卷字畫端楷，文意絕佳，便拔至一甲三名（即探花），在場的大臣皆稱評定公允。待折卷時，方知是張廷玉之子張若靄。張廷玉得知後，立即奏請皇上換選他人。但雍正皇帝明確宣佈，他所選拔非常公允，並非知道是大臣的兒子而有意甄拔。然而張廷玉仍再三懇允“以此讓於天下寒士”，雍正深感其義，遂降為二甲第一名。這便是膾炙人口的張廷玉讓探花的故事，和其父六尺巷讓牆故事一樣為世人所感佩。 ^[34] 

張廷玉篤愛長子張若靄。張若靄少年登科，書畫皆精妙，尤善鑑賞。一日，張廷玉到一屬官家，看到一幅名人山水畫，十分欣賞，回家後，便在其子面前對那幅畫大加讚賞。其子誤以為父親很想得到這幅畫，於是擅自從那位官員家把畫要來，掛於書房。張廷玉晚上歸來見到了這幅畫，大驚失色，責罵兒子：“我無介溪之才，汝有東樓之好矣。”意思説，你怎麼隨便奪人之好呢？其子跪着向父親謝罪，旋即將畫歸還其主，張廷玉這才作罷。 ^[24-25] 

張廷玉性情寬厚，而駕馭官員特別嚴厲。他主管吏部時，知道有一個老奸巨猾的官吏張某，人稱張老虎。此人一貫舞文弄法，中央和地方的官員經常受到他的傷害。張廷玉命令有關部門重懲張老虎，朝中權貴中有許多人出面營救，張廷玉不為所動。一時人們稱張廷玉為伏虎侍郎。

一天，張廷玉坐在堂上辦公，官吏拿來一份文件，説：“這份文件中的'元氏’縣被寫成‘先民’縣，應該駁回質問原省。”張廷玉笑道：“如果‘先民’被寫成‘元氏’，那是外省的錯誤，現在‘元氏’被寫成‘先民’，那是書吏略添筆畫以便勒索外省罷了。”於是一併處罰並驅逐那個狡猾的官吏，然後將文件的錯誤更改。 ^[26] 

除了編史，張廷玉最主要的任務就是繕寫上諭。西北戰事開始之後，張廷玉協助雍正完善了軍機處。軍機處後來成為國家軍政大事的決策機構，而張廷玉就是其中的辦事大臣。軍機大臣雖不參與決策，只是“跪奏筆錄”，但平日繕寫上諭、處理文書既是一項體力勞動、也是腦力勞動，而張廷玉都能辦得井井有條，未曾出過岔子。雍正每次口授片刻，張廷玉便可擬就，即便每日十數次也是如此，其文思敏捷實難一般人所能企及。

在清廷對準噶爾用兵吃緊之際，羽檄交馳，每日屬吏請求張廷玉指示和批閲的文件常達數百件，但即便如此，張廷玉也沒有耽擱或是做錯過一件事。史載他時常坐在轎中還在辦公，甚至傍晚回到家中還要熬夜加班，以使第二天能及時拿出處理意見。雍正皇帝稱讚道：“爾一日所辦，在他人十日不能及也。” ^[27] 

乾隆初期，滿漢大臣之間難以協調，張廷玉與鄂爾泰之間的矛盾逐漸加劇。暑期的一天，鄂爾泰曾脱帽乘涼，堂宇湫隘，他環視一下，自言自語地説：“此帽置於何所？”張廷玉微微一笑，説：“此頂還是在自家頭上為妙。”鄂爾泰神色不愉，有數日之久。

張廷玉有一婿系呂留良案內之人，而且在四川學政任上有枉法行為。乾隆十五年（1750年）幾乎籍沒張的全部財產，後從輕改為罰金，並責令盡繳任官50年來所得各項御賜物件。 ^[26] 

1983年3月，桐城縣人民政府公佈張廷玉墓為縣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8年，安徽省人民政府公佈張廷玉墓石刻為安徽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31] 

20世紀90年代中期，國家、省文物主管部門撥款近100萬元對張廷玉墓園進行了修復，該項工程分兩期進行，先後修復墓冢、墓地石像生，再後修復了張氏享堂，並在墓區周圍砌以圍牆，同時以張廷玉的諡號冠名“文和園”，長年對觀眾開放。2013年，國務院公佈張廷玉墓園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32] 

張氏相府位於桐城老城區西南隅，佔地面積二萬餘平方米。整體格局為三區（東區、中區、西區）六路，坐北朝南，橫向並列。每路建築五至六進不等，間以迴廊庭院。廳堂宏敞，居室多為二層小樓。主次分明，錯落有致，青磚黛瓦，樸實素雅。府中點綴有“五畝塘”、“花廳”、古玉蘭樹等園林小品，北牆外為“六尺巷”。今建築留有少量遺存，但遺址保存完整，為桐城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33] 

張氏相府為江淮之間規模較大的文人士大夫宅第，具有徽派建築江北過渡帶的典型特徵，對研究明清時期的桐城文化具有重要的文物價值。 ^[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