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廣建

張廣建是安徽合肥縣的不第秀才。清光緒間流落京津，投人淮軍聶士成部為軍佐，以繕寫軍中文書，積功保舉知縣，分發山東，以善於逢迎，為巡撫袁世凱所愛重，歷升府、道、臬、藩，扶搖直上。辛亥革命，巡撫孫寶琦以反覆被逐，張廣建遂以藩司代理山東巡撫，及袁世凱為大總統，調廣建為順天府府尹。

1913年，甘督趙惟熙陰謀離間漢回軍隊，為漢回軍隊將領所揭穿，不安於位，自動離甘。護督張炳華資歷甚淺，不孚眾望，袁世凱調張廣建以西北籌邊使名義，帶隊入甘。行至定西，甘肅平靜如常，無甚阻礙，袁氏遂以明令發表張為甘肅督軍兼民政長，率部進入蘭州。當時回軍首領馬安良駐紮蘭州，與漢軍陸洪濤、周務學等部相對峙。張系挾袁世凱聲威西來，漢回各軍怡然聽命，張廣建遂得為所欲為，奠定了七年督甘的基礎。

1914年春，張廣建在蘭州就督軍任後，一面加強自己的力量，一面削弱甘軍力量。他從北京出發前，曾求教於陸軍總長段祺瑞，段推薦了堪充臂膀的三個人才：一個是從軍事學校出身的青年吳仲英，兩個是淮軍宿將吳攀桂、吳桐仁。至此他遂以吳仲英為軍務廳廳長，把所帶來西北籌邊的一個混成旅擴編為新建左右兩軍；以吳攀桂為左軍統領，駐紮省垣拱星墩一帶，以吳桐仁為右軍統領，駐紮臨挑。又精選淮河南北精壯千餘人，編成衞隊三營，以親信孔繁錦為統領，駐紮督署。這些部隊皆以袁世凱的支持，配備有比較優良的武器，實力遠駕乎甘肅原有漢回各軍之上。

此外還擴充各縣地方警備隊，大縣一百六十名，中縣一百二十名，小縣八十名，以所親信的山東人鄭元良為警務廳長，掌握運用，使全省七十餘縣的行政權力皆在其統攝之下。但對本省原有的巡防部隊則大量壓縮，步隊三百至五百的營頭，一律減為二百；騎兵一百五十至二百的營頭，一律減為八十。另外還把忠武軍統領周務學調為安肅道尹，並遣派忠武軍部隊出省駐紮，分散本省漢軍。又襲用趙惟熙“以回制漢，以回制回”的陰謀，在蒞任之初，與馬安良過從甚密，而暗中卻拉攏其部屬，拆散其勢力，使之陷於孤立。等到他的新軍建成，又以名位地盤作釣餌，安置了馬麒、馬麟、馬國仁，然後謀逐馬安良出蘭州，以清除存在肘腋間的威脅。

首先指使衞隊和新軍士兵故犯回族教規、禁忌，給馬安良以難堪，又借他事在轅門牌示上大書“害馬不除，安得良果”的露骨諷刺。馬安良看到情形不妙，業已內不自安。張廣建便用衞隊和新軍士兵故意與駐省回軍摩擦，造成緊張局面。復派陸洪濤為省垣軍事執法官，予以“軍士鬥毆，先殺後報”的特權，以張大省府威力。在這種情況下，馬安良既不敢負破壞省城治安之名，更不敢在袁世凱淫威之下發動事變。不久遂接受了陸洪濤的勸告，悄然退回河州（現臨夏市）。

張廣建成立了新軍，攆走了馬安良，省府的威力業已逐步提高。1914年夏，乘馬國仁的死，以恭順服從的老軍官胡立成為秦州鎮總兵。同年冬，又乘張行志的辭職，以參加帷幄的軍務廳廳長吳仲英為隴東鎮守使，力圖逐步把自已的力量分佈全甘，形成袁世凱控制西北的重心。雖然吳仲英以兵變失敗，胡立成以衰老病死，均未能完成張廣建所給予的使命，但張廣建控制甘肅的計劃，可以説是周密之至了。

張廣建受袁世凱之命來甘，既攜帶了一批所謂軍事人才，還聘請了自己的皖籍同鄉許承堯、蒯壽樞、龔慶霖、孔憲廷及山東親信鄭元良等與之同來。1914年3月就督軍兼民政長職後，除軍事部署已略如上述外，並以龔慶霖、孔憲廷、許承堯、蒯壽樞等分任政務廳長、蘭山道尹、渭川道尹、榷運局長等職，陸續以皖籍人士替換了行政長官，造成了清一色的局面。他們偽裝文治面貌，講詩文，講書畫，講古董玩好，賣弄違反時代的風流雅儒，實際上是以政治地位行其貪污，以貪污所得，度其荒淫奢侈的腐朽官僚生活。當時官場中的醜惡現象更甚於趙惟熙、張炳華督甘時期。凡社會所謂的紅人，無一不是善於鑽營奔走的人物。他們以書畫、古董的愛好，裝扮成雅人深致，即以書畫、古董的鑑賞，作進行苞苴賄賂的掩護。同時在書畫、古董的追求下，不但使人民遭受意外的剝削，甚且演出滅絕人性的兇暴殘殺。最典型的例子是武威縣知事張士珍和安肅通尹楊炳榮、酒泉縣知事劉錫鑫。

張士珍，天津人，張廣建在落魄時得其資助，結成兒女親家。督甘以後委士珍為花定鹽務局局長。1917年，調任武威縣知事。到任以後，以武威多故家舊族，有不少書畫、古玩的遺留，遂廣佈鷹犬，大肆搜刮，強迫收買，不得不止。偶有愛惜先人手澤不願出賣的即造事故，買人誣控，置之監獄，訛詐索取。甚至勾通匪類，伺飢盜竊。如他聽到馬麟三家藏有沈石田所畫手卷，即利用其繼母控告家產案，索以去。聽到張美如家遺留有王石谷畫屏，即指使張姓寡婦，誣告户族吞產案，索以去。聽到縣倉鬥級某姓藏有吳道子觀音畫像及宋趙佶畫鷹，即以鑑別為名騙取不還。聽到趙國瑞家藏有古瓷瓶秘不示人，即暗派小偷挖牆盜竊。諸如此類的醜惡行為，猶為武威人所切齒。另外張士珍還派其兄張大麻子為縣署收發，佈置爪牙，大收賄賂，借禁煙屠殺人民；因催收糧草設木架吊打人民，因私見陷害人民馮漸達、胡廷佑傾家蕩產。武威羣眾積不能平，赴省控訴。在張廣建庇護之下，往往顛倒黑白，有冤難伸。或且別按罪名，解回原籍，受張士珍更進一步的殘酷處理。直到被迫列舉事實，控告到中央以後，才予克職了事。

楊炳榮，湖南人，清光緒間投甘軍董福祥幕，以軍功保舉知縣，晉升涇州直隸州，張廣建督甘，夤緣為渭川道尹。1916年調署安肅道尹。次年12月，肅州巡防營長李宗綱聞所部士兵受文殊山韓道士煽惑，謀為叛亂，乃誘捕韓道士拷問。士兵憤李宗綱平日治兵苛刻，遂乘總兵赴省，城防空虛，突然譁變。李宗綱越城逃去，變兵據城中，歷搶道、縣、各署及禁煙、售藥等局。未幾，駐嘉峪關分統周炳南率部前來戡亂，變兵繳械投降。楊炳榮和酒泉縣知事劉錫鑫（亦為張廣建兒女親家）回城，見署內所蓄煙土財物，被變兵掠取一空，痛惜年餘贓私化為烏有，與周炳南合謀，嫁禍於寓居酒泉的清兵備道陸廷棟，滅其家而奪其資。廷棟系滿州世家，清末任肅州兵備道，辛亥革命後落户肅州，將其在京資財全部移酒泉，命其二子營商，生活頗為豐裕。縣知事劉錫鑫久涎其財，至是獻策炳榮。指廷棟為宗社黨，謂兵變系宗社黨所為，由周炳南扮友好面目入廷棟家訪問，在茶罷送客時，冷不防槍殺廷棟於門道之中。廷棟二子聞槍聲出視，並殺之於門旁。既盡取其家中所有，瓜分自肥，復擇取其珍貴的書畫、古玩，貢之於張廣建，以圖庇護。事後延棟長子在京鳴冤，歷經袁政府派員徹查，終以有張廣建從中斡旋，僅予劉、楊二人以撤職處分，和停發周炳南晉升陸軍少將調署肅州鎮總兵的命令。廷棟父子的慘死，就這樣無結果而終。

像楊炳榮、張土珍一般的行政官吏，在張廣建主持甘政時期，可説是滿坑滿谷，所在多有。同時，張廣建所引用、所親信的一些名流，也亦步亦趨，與張廣建同途競走，個個利用職權，搜求書畫、古玩，以文雅行變相的貪污。當時敦煌經、陽關磚，武都龍骨，卓尼、賀蘭之石硯，成為求官必備的禮物。還有人想人非非，以純金鑄成水煙袋，貢之長官，作為運動肥缺的工具。當時各地故家舊族，偶有一二名貴器物，莫不慄慄自危！形成廣泛地外運和深藏，冀免在巧取豪奪之下，懷璧成罪。

同時，他們瞭解到甘肅是多年產煙省分，民間有大量存土，而東南各省以中英條約關係普遍禁煙，煙價黑市，高過甘肅數倍；遂藉口“寓禁於征”，設土藥、官膏、稽徵、督察等處，一面高額徵税，一面借漏税以便沒收。佈置種種網羅，使民間存土人官，從而飽充私囊；又借英人分期視察為名，嚴厲禁種，使煙價在本省也逐步提高。然後夥同一氣，假借官府權力，販毒走私。不但敲骨吸髓，搜刮甘肅，抑且出境銷售，毒害陝豫各省。至以煙土饋送直皖當道，則更是人所周知的秘密。

那時張的爪牙，民間所指目的“四凶”、“八惡”，都正是政治上所謂的紅人。還不止此，最後他們把甘肅煙土抬倒每兩出銀十四五兩的高價，所派出去的禁煙巡緝隊，就都變成了種煙巡緝隊。從此“寓禁於征”的政策又變為“寓禁於種”。此外，張的僚屬廣蓄姬妾，除互相仿效外，還廣招娼妓，播散淫風。甘肅民俗樸厚，不論大小城市，向無娼寮妓院。自張光建督甘，不及期年，即有太平裏妓院，在省垣公開營業。官場宴會，公開以妓女侑酒。起先妓女皆來自外省，活動只限於省垣。其後因河西個別地方有鬻女惡風，官場中常買取幼女為婢，互相贈送，妓院中亦利用這一惡習，以低價購買幼女為妓，人稱“馬班子”，流動營業，幾遍全省，不但慘無人道，視為固然，並且抽收所謂“花捐”，靦顏無恥地給以法律保障，那時不肖官吏，曾流行着“一局花酒，幾齣二簧，一座煙燈，八圈麻將”求官十六字秘訣。也的確有很多憑這樣秘訣而鬧紅的人。

張廣建的官場習氣也很驚人。辛亥革命後，髮辮剃去，官場中無謂的拜跪送迎。以至各種季節的傳箋申賀，皆已漸次革除。張廣建到任以後，仍以拜跪為尊敬之表示，以祝賀為不可少的儀節，於是舊式十六行的賀柬，五十行的紅稟夾單，又成為官場必備的文牘；三叩九拜又成為謁見長官必行的大禮。他本是反動集團中人物，在平時是這樣重視反動儀節，一遇變局，他的反動態度就更鮮明。1916年，袁世凱叛國稱帝，他不僅接受五等封爵穿着袁氏所定禮服祀孔，並且首先勸進匍匐稱臣。1918年，張勳復辟，他急購花翎紅頂，準備易服，甫購到而張勳失敗，傳為笑談。

1914年的冬天，隴東護軍使張行志以老病辭職，袁政府令裁護軍使，改設鎮守使。張廣建因軍務廳長吳仲英恃才傲物，作事專恣，心不能平，於是趁機保薦，企圖一面抓住防軍兵權，一面避開賓主衝突。吳赴任時以陸洪濤兩連步兵作護衞，官兵皆甘人，雖同行而意不相親。到平涼後，另從張行志移交的壯凱軍中選取數十人為親兵馬隊，改編帶來的兩連為營，派其親戚夏某為營長。

1915年春節後，連長魏生玉辭職離營，士兵餞行搬用營長器物，夏營長懷有意見，杖責什長唐某，兩連士兵不約而同地鳴槍相擾。吳仲英倉皇失措，急逃往崆峒山躲藏。城中無人鎮懾，不獨這兩連出營搶劫，住在東門外寶塔下的壯凱軍和縣署的警察隊，都乘機打撈。天明以後，變兵向平涼北原逃散，軍警回營關門休息，佯若無事。次日吳聞變兵逃散，出山回城，競捕市上嫌凝犯百餘人悉予槍斃，而以“土匪滋擾，軍隊將匪驅散”，佈告安民。對公私被搶的損失，全不過問。平涼商號以變兵和軍警徹夜焚掠，吳使競如此遮掩，遂揭發事實向中央控訴。袁政府派陝、甘兩督會查。旋因查明確系鎮署中營譁變，並無土匪發生，遂撤吳仲英職，發往川邊效力，另派陸洪濤為隴東鎮守使。相傳這晚變兵以“天意”兩字為口令，趁火打劫的人們，直至天明猶呼“天意”不止。大家因稱這一事變為“天意兵變”。

1915年夏秋之間，張廣建為了彌補財政赤字，嚴令各縣推行驗契、公債、屠宰、煙酒、印花等五種新税，更設禁煙善後局，遍及城、鎮、鄉村，託詞“寓禁於征”，巧立名目。稱之日禁煙籌餉，又在地丁項下，每正銀一兩加徵七錢。時隴東旱象嚴重，人民惶惶不安，宣佈推行各税，已引起羣眾不滿。寧縣警備隊長岑超俊奉縣知事鄧毓楨命，在盤克鎮辦理税務，火急督催。8月31日，在驗契中向鄉民魏永年勒索手續費，非刑吊打，激起眾怒。鎮民闖入警察局中，石塊亂飛，竟將岑超俊當場打死，並搗毀了驗契局。隨後羣眾用雞毛信發動各鄉農民，以交農具罷農的消極抵抗反對新税。9月1日，集合五千餘人圍困縣城，鄧知事登城勸導，保證停止新税；西峯鎮駐防喻管帶，亦率隊前來勸導，經三日夜始解圍而散。

寧縣抗税風潮一經傳播，接着慶陽、環縣、靈台、正寧、涇川、鎮原各縣，都有程度不同的民變發生，而以涇川、環縣的問題較為嚴重。涇川南鄉窯店的牛老五等，糾集人民至二三萬，包圍縣城，要求取消新税，懲辦劣紳力元英及警察隊長劉得勝，相持多日。隴東巡防幫統張兆鉀率兵赴寧縣，捕肇事首要數十人，希圖以側面威脅，令其自行解散。但以羣眾堅持，未能生效。直至涇原道尹王學伊會同省派士紳王樹中等允許了人民的要求，槍決了逼變的警察排長，撤換了知事梁純仁後，才解圍散去。

先是環縣人民，亦在既遇旱災，又逢重税惶惶不安之時，聽到寧縣抗税圍城。躍躍欲試。民團團總張九才在談話中表示同情人民，縣知事徐宗鐸聞風喪膽，一面堅請辭職，一面密報張九才武斷鄉曲，阻撓新税。張廣建面囑新委知事李煒，到任先辦張九才，以利新税推行。李到任後，逢人便宣示張九才罪惡。

9月13日與縣役商定逮捕方法，事未及行，已為張九才所知，即夜派黨羽張士彪、蘇木匠等，闖入縣署，殺科員任永釐、家丁鍾銘、劉升、龍升及收發趙貴。李煒從廁所逃出，被搜獲後用刀砍死。次日開起事大會，推張士彪為總兵，黃經庭為將領，王者英為軍師，王清平為帥，慕九章為二帥，常發祥為參謀，陳翰章為副將；還有營官、司令及兵目多人，張九才自稱總司令，聚集三千多人，樹立反對政府旗幟。風聲傳出，慶陽、合水、鎮原等縣民團紛紛響應。陝西的保安、郝州等處民兵亦進至環縣北邊。因慶陽有八個大家，三十二個中户，攻下慶陽，兵餉即不閒難。10月16日，從慶陽北部進攻，聲勢浩大。時城內有隴東巡防軍喻升、劉福生兩營，死守待援。張九才圍城數日，死傷四百餘人，急切不能得手。張廣建調隴東陸洪濤、寧夏馬福祥派兵迸剿，並請陝督陸建章派兵援助。於是，馬福祥以寧夏兵攻環縣，張兆鉀以隴東兵攻合水，陝西所派牛團開抵慶陽，會師環縣。張九才三面受敵，不支潰退，逃入北山，藏匿年餘後，率殘部投陝軍田玉潔部為旅長。其它起事首領，先後為隴東軍擒獲，多數遭受殘殺。

此外，還有1915年6月，武都羅唐鄉民活埋禁煙委員丁延年一事。1916年8月，靖遠三角城人民打走出巡禁煙的蘭山道尹孔憲廷。在當時貪污成風的情況下，象這樣官逼民變的事，所在多有。但因領導非人，往往走入歧途。例如1916年寧夏的達爾六吉、西寧的呂光自稱皇帝。定西的蕭芾，竟然揭起復清的旗幟。一波甫平，一波又起，都把反抗貪殘的義憤，演成形形色色的怪劇。其能鮮明提出倒張口號的，只有1917年的臨洮事變。這一事變主持者為當時法政學校校長蔡大愚、教員趙學普、臨洮青年師世昌，參加者為駐臨洮的新建右軍下級軍官鄭瑞青、胡登雲、焦桐琴、張銘等，事先並取得孫中山先生的鼓勵和回軍首領馬安良的支持。雖因事機不密，而倉率失敗，但對張廣建深深地給予了精神打擊，也表現了甘肅人民反抗殘暴的精神。

1914年，張廣建奉袁世凱使命，為北洋政府在甘肅擴張實力，原計不能那樣如意，居然一路無阻，兵未血刃地到達蘭州，掌握了甘肅軍政大權。袁世凱死後，他又能以皖系關係，穩坐甘肅，儘管作風惡劣，早為甘人所厭棄，省內外曾不斷髮生事故，而他均能處之泰然，一直沒有作過放棄政權的打算。到1920年，他周圍矛盾重重，且迅速發展。最主要的是自己所編建的新建軍已腐朽不可靠，各鎮守使羽毛漸豐，無法統馭，加上民窮財盡，官庫支絀，已到不可收拾的局面，他就不得不夾着尾巴，走下督軍的寶座了。其經過情況如下：

（一）張廣建一直倚靠編建的新建軍作屏藩，拱衞省垣，驕橫恣睢，皆以欺壓良民、威脅漢回軍隊為能事。雖省內外常有軍事發生，但他為保存實力，輕易不用以作戰。時間一久，就養成驕兵悍將，失去戰鬥力的腐朽集團。如在1918年，吳攀桂奉令率新建軍援川。至天水後，總部屯天水城郊，部隊分駐天水馬跑泉、徽縣伏家鎮、成縣縣城等處，未出甘境一步。這些部隊分駐未久，即次第譁變，天水、徽成一帶人民，受害匪淺。最無恥的是，同年8月駐武都的衞從和部全部譁變，全縣機關居民，被洗劫一空。次日正當人民哭號咒罵之際，而衞從和竟持槍威脅羣眾，令出具未被搶劫的甘結，以便矇混報案。這種掩目捕雀的醜惡行為，張廣建、吳攀桂均諱莫如深，力予遮掩。但人言噴嘖，眾口難縫。吳攀桂自覺無趣，就辭職東歸。張廣建亦感覺到自己的武力不可恃，不如及早抽身，免得原形畢露，不能自拔。

（二）張廣建既萌退志，乃將他的大批贓私交付辭職離甘的前蘭山道孔憲廷，從黃河筏運以去。道出寧夏，為護軍使馬福祥所聞，派部隊全部扣留，並電張請公佈甘肅財政收支。張曾電馬，下氣求情，馬不為動。最後又轉請北京當局調處，始得放行。是時馬安良已死，馬福祥在回族將領中，威望最高，與漢族感情又較融洽。張廣建雖以馬麟為甘州鎮守使，馬廷劾為涼州鎮守使，使與青海馬麒、寧夏馬福祥及河州、隴南、隴東各漢軍鎮守使勢力均衡，各遂其願，以消釋其排外之心。終以馬福祥聲望日隆，漢回均有擁戴之人，加之張廣建的紙老虎已被戳穿，取張而代之的思想，不僅在馬福祥有此打算，即其它各鎮亦不期而然的產生了。給果於張廣建運走贓私案發後，漢回五鎮守使遂揭舉了張廣建在甘貪污殃民的事實，拍發了請中央撤換的電文。

（三）張廣廷督甘七年光景，貪污成風，窮極搜刮，不論大小官吏，莫不官囊累累。而民間則無不一貧如洗，真是民窮財盡，致使官庫空虛，支付困難。同時各鎮守使羽毛漸豐，逐漸截留税款，弄得財源枯竭，省官銀號曾幾次發生擠兑風潮，無法應付。雖在這種情況下，張仍不願恝然而去，還一面令孔繁錦由天水率兵入衞省垣，一面又電請北洋政府派兵來甘鎮攝。時北洋馮國璋已死，徐世昌繼為總統。直皖、直奉間矛盾重重，分兵駐隴，勢不可能。至此張廣建已認為不能再拖，遂於無可奈何的情況下，私以督軍寶座，許密保陸洪濤繼任，並先由陸護理後，乘漢回交爭的空隙中，從容滿載而去。

張廣建督甘整整七年，不但他自己給甘肅人民造成了無法彌救的災難，走後還遺留下孔繁錦這一餘孽，一面妄稱興辦實業，一面又沿襲張的“寓禁於征”的禁煙政策，創造出所謂煙畝罰款，殘民擴軍，毒害隴南十五縣人民而外，還引起各鎮仿效，流毒全省至二十餘年之久。古人有“一路福星”之説，象張廣建之在甘肅，把他説成是“一路災星”，也不為過甚吧！ ^[2] 

張廣建去職後回家鄉合肥城居閒，人稱“張大帥”。但他所用名片的背後卻印有“只作拜客，別無他用”，這是恐怕別人拿着去招搖撞騙之故。

1938年陰曆五月，日軍攻佔合肥城。三河、豐樂鎮上許多逃難的人們，結伴往南“跑鬼子反”。因前方桐城小關一帶日軍已和國民黨守軍展開激戰，難民無路可走，就在舒城百神廟附近的朱家圩子暫住下來。兩天後，一付躺椅綁的擔架，抬着一個老頭，跟着幾個普通衣着的男女並兩挑行李的跑反隊伍，也進了圩子。那老頭就是“張大帥了。

此時的張廣建，垂垂老矣。離合肥前，他曾教周圍青年人説：“我老了，不中用了。你們上前方殺敵吧！為了不致落入敵手，他拖着沉重的胖體，先去西鄉山南，又輾轉往三河避難。熟料在這裏聽説三河也已滄陷。

在朱家圩子的20多天，張廣建想吃點白麪或蔬菜都搞不到，土匪還時常光顧。聽説三河的鬼子兵退走了，張廣建等回三河。誰知剛到王家圩子，張廣建便被原有宿怨的舒城保安大隊長趙某以“漢奸”罪名拘留，送縣政府。10多天後，張廣建雖被舒城縣長陶若存無罪開釋，但經此一變，他氣惱中又中暑發燒腹瀉，行至周公渡鄉已不能再走。他手頭拮据，既無好的飲食調養，又無醫藥救治，不幾天便一命鳴呼，終年76歲。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