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岱

萬曆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五日（1597年10月5日）卯時，張岱出生於一個顯貴的書香門第。三歲時（1600年），張岱因患有痰疾而被外祖母馬氏接到外祖父家長住。為了治好張岱的痰疾，張岱的太外祖父陶大順在兩廣為官時收集了數筐牛黃丸，直到張岱十六歲時方才吃完，張岱的痰疾也終得痊。

萬曆三十年（1602年）正月的某天，因聽聞張岱善對，張岱的二舅陶崇道指壁上畫對張岱道：“畫裏仙桃摘不下”，張岱對道：“筆中花朵夢將來”。陶崇道對此感到十分驚奇，稱讚張岱為“今之江淹”。十五日上午，張岱前往舅祖朱敬循家看燈。午飯過後，一位客人指着天井兩旁的荷花缸出對：“荷葉如盤難貯水”，張岱對道：“榴花似火不生煙”，滿座客人對張岱大為讚賞。 ^[4] 

約萬曆三十三年（1605年），張岱隨祖父張汝霖到杭州時遇到了正騎着張汝霖所贈的大角鹿遊覽錢塘江的陳繼儒，他聽説張岱擅長對對子，便指着屏風上的李白騎鯨圖道：“太白騎鯨，採石江邊撈夜月。”張岱立刻對道：“眉公跨鹿，錢塘縣裏打秋風。”陳繼儒聽後大笑，不僅誇讚張岱聰敏，還稱張岱為小友。

萬曆四十年（1612年）冬至日，張岱自感陷入困境，對未來感到迷茫，於是到會稽山下的南鎮廟向夢神祈夢，以問前途功名，並因而作疏。次年（1613年）三月，張岱與朋友結伴遊蘭亭，因感到蘭亭遺址與《蘭亭集序圖》相去甚遠而不由大失所望，隨後在寫給包嚴介的信中對“詩中有畫，畫中有詩”觀點不以為然，提出了“若以有詩句之畫作畫，畫不能佳；以有詩意之詩為詩，詩必不妙”的觀點。同年，張岱結識了十九歲的陸癯菴和二十六歲的周懋榖。再次年（1614年）夏季，張岱過斑竹庵，發現禊泉，水質清冽，益於泡茶，井口刻有“禊泉”二字，書法與王羲之相近。

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張岱跟隨琴師王侶鵝學琴《漁樵問答》《列子御風》《碧玉調》《水龍吟》《搗衣環佩聲》等曲。兩年後（1618年），張岱又隨琴師王本吾學琴，半年內習得《雁落平沙》《山居吟》《靜觀吟》《清夜坐鐘》《漢宮秋》等曲二十種及《胡笳十八拍》《普庵咒》等小曲十餘種，在給何紫翔的信中對彈琴技法提出了“練熟還生”的觀點。

泰昌元年（1620年）九月，張岱的母親陶宜人逝世。十一月，張岱的父親張耀芳因積食引發痰症，病危時老中醫吳竹庭用一個以地黃為主的奇方使張耀芳轉危為安。張岱對吳竹庭感激不已，並自此留心收集藥方，在三十年後編成《陶庵肘後方》一書。 ^[5] 

天啓二年（1622年）六月二十四日，張岱到蘇州，正逢城中士女聚集葑門外荷花宕，遠近遊客雲集，樓船畫舫、魚舟小艇密佈江中。同年，張岱在卧龍山下設鬥雞社，張聯芳、秦一生常來與張岱鬥雞，張岱屢屢獲勝。直到某一天，張岱通過野史得知唐玄宗與他一樣是酉年酉月年生卻因鬥雞敗國後才不再鬥雞。次年（1623年）正月，張岱與兄弟及藝人南院王岑、老串楊四、徐孟雅、圓社河南張大來等前往陶堰司徒廟廟會，廟會上越中名班雲集而張岱所領藝人在廟會上各顯神通，直到半夜才離去。秋季，張岱所輯《徐文長逸稿》付梓刊行。張岱因年少時喜歡徐文長詩歌，於是蒐集其散逸詩文以彙集成書，在蒐集過程中，王思任曾告誡他要寧缺毋濫，但張岱因貪多而不能領略其中深意。集成後，張岱才發現“頗多率筆”，於是寫信給王思任，希望他幫忙篩選。之後，王思任與張汝霖一起選評此書，並作序文。再次年（1624年），張岱與好友趙介臣、陳洪綬、顏敍伯、卓人月及弟弟張平子住在杭州峋嶁山房讀書，歷時七個多月。期間某天，張岱發現並砸毀了元初蒙古僧人楊髡的塑像。

天啓六年（1626年）十二月某個雪後的傍晚，張岱帶着李岕生、高眉生、王畹生、馬小卿、潘小妃等登龍山看雪唱曲。在山上，眾人慾乘月唱曲，但因天氣冷而聲音嗚咽，只好作罷。之後，張岱坐羊車而返，歸後作五言古詩《龍山觀雪》。同年，黃汝亨逝世，張岱到杭州南屏山黃汝亨故居遊覽。次年（1627年）四月，張岱到天瓦山房讀書。一日午後，張岱與三位朋友一起登香爐峯觀日落，之後在金簡石上賞月。月出後，幾人下山，正遇到僕人與山僧來找，他們因怕張岱等人遇到老虎，於是都持火把、刀、棍沿路呼喊。第二天，張岱就聽到有山民説昨夜有劫匪過山，不禁莞爾。

崇禎元年（1628年）三月，《古今義烈傳》完稿。大概在這年，張岱創作了《徵修明史檄》，説明了自己創作《石匱書》的緣由——有感於明代所修的史書多有缺漏，體例不善，尚無佳作，而高祖父、曾祖父在修撰地方誌方面有“今之談遷”的美名，於是打算編修一部自明太祖建國開始到天啓七年為止的明史。次年（1629年）五月，張岱在秦淮河賞龍舟。八月，張岱攜家班從鎮江繞道去山東兗州為父親張耀芳祝壽。到金山寺後，張岱叫僕人張燈結綵，演唱韓蘄王（韓世忠）金山及長江大戰金兵的戲目，引得一眾寺人起牀觀看。同月，張岱到兗州為父祝壽，宴請工部尚書劉榮嗣時叫家養戲班搬演他完善後的《冰山記》。劉榮嗣看後的評價是“十得八九”，因為沒收錄內操菊宴、逼靈犀和囊收等事。張岱聽後連夜填詞，增加戲七出，並於次日到劉榮嗣的府上再次叫家養戲班搬演，劉榮嗣看後十分震驚，在得知是張岱所作後與張岱結為好友，並於同月為張岱的《古今義烈傳》作序文。秋季，張岱與劉榮嗣同遊泰山，泰安客棧繁多，讓張岱稱奇；之後，二人又同登泰山，張岱于歸後作《岱志》一文，並作五言律詩《泰山》；不久後，張岱往曲阜拜謁孔廟，創作散文《孔廟檜》和《孔林》，以及五言古詩《孔子手植檜》和《子貢手植楷》。

崇禎三年（1630年），張岱家養戲班中的伶人夏汝開的父親去世，張岱典當一裘，替夏汝開葬父。次年（1631年）三月，張岱到兗州省父，觀看直指使練兵。五月，張岱從山東歸山陰。歸後不久，伶人夏汝開病逝，張岱將其葬在敬亭山。同月，張岱於無錫觀競渡，祁彪佳在西湖偶居為張岱的《古令義烈傳》作序。

崇禎五年（1632年）寒食節上，張岱攜夏汝開的朋友王畹生、李嶠生祭奠夏汝開，並作祭文《祭義伶文》以表緬懷。七月，村村祈雨，張岱扮水滸人物祈雨時，叔祖張汝懋責備道：“《水滸》與祈雨何干？近餘山盜起，迎盜何為？”張岱以“及時雨”等作為迴應，使得聽到的人都歡喜讚歎，張汝懋也大笑而去。期間的七月七日時，陳繼儒為張岱的《古今義烈傳》作序。同年，張岱到了陽和嶺，品嚐了玉帶泉，認為“玉帶”不雅，再加上陽和嶺是其家祖墓，其曾祖父更是出生在這裏，於是想以自己曾祖父的號“陽和”來將泉命名為“陽和泉”。當地人怕張岱通過更名把泉佔為己有，於是刻碑立在泉旁。十二月，張岱居西湖。二十七日午時，張岱的父親張耀芳逝世。此前某天的雪後，張岱乘船前往湖心亭觀景。

崇禎六年（1633年），有人開茶館，用玉帶泉煮蘭雪茶，火候適宜而茶具潔美，張岱感到歡喜，於是為茶館取名“露兄”並作《鬥茶檄》。次年（1634年）八月十五日，張岱效仿虎丘中秋故事，在家鄉蕺山亭招集朋友、藝人等七百多人共同宴飲，飲酒、唱曲至夜半。十月，張岱同朱楚生住在不繫園觀賞紅葉，於定香橋偶遇曾波臣、趙純卿、陳洪綬等，並與眾人飲酒作樂。十二月，張岱呈《疏通市河呈子》一文給紹興知府，以期望疏通城市命脈河道。 ^[5] 

崇禎八年（1635年），張岱在鄉試中因文章格式不符而落榜，心情不好鬱，於是撰《跋張子省試牘三則》，虛擬“張子省”來諷刺考官。十月二十八日，祁彪佳寫信安慰張岱，並致信李映碧為張岱科考落選稱屈。次年（1636年）六月，瘟疫橫行，張岱的好友祁彪佳佈施醫藥救了數千人，張岱作詩《丙子歲大疫祁彪佳施藥救濟記之》以紀。同年，魯憲王朱壽鋐逝世，其弟魯肅王朱壽鏞嗣位，張岱作《賀魯國主冊封啓》以表慶賀。

崇禎十年（1637年）正月十四日，祁彪佳、張萼等人拜訪張岱，於張岱處賞燈。五月十八日，張岱拜訪祁彪佳並招其社集，祁彪佳因病而推辭。五月二十四日，楓社成員在張岱家的不二齋中集會。張岱與好友周墨農、倪元璐、祁彪佳、王業洵、張弘共同觀賞父親的遺物——化石“木龍”，友人紛紛為“木龍”起名，並賦詩歌詠。七月初一，張岱將點校好的《寓山注》寄與祁彪佳，並撰文《與祁世培》。八月十五日，張岱、柳集玄、趙孟遷、王業洵、董玄、李受之、張弘、王伯含、祁豸佳等楓社成員到祁彪佳寓園集會，當天天氣不佳，眾人以燭當明月，各三題，初更時分才散去。

崇禎十一年（1638年）二月十六日，張岱與好友秦一生渡海遊普陀，歸後撰散文《海志》和組詩《觀海八首》。同月，張岱與秦一生遊寧波天童寺，拜訪金慄和尚，金慄和尚順着張岱的根性開示佛法；同時，張岱又獨自遊寧波城內日月湖。四月二十日，張岱嶽母劉太君病重，後於四月二十五日病逝。五月九日，張岱拜祭岳母並作祭文《祭外母劉太君文》。八月，朱燮元去世。八月十八日，張岱和陳洪綬、祁彪佳等一同到白洋朱宅弔唁朱燮元，張岱為之作《祭少師朱恆嶽公文》。因巧遇白洋大潮，張岱於是在午後前往觀潮。此日，張岱邀秦一生遊寓山。再次日，秦一生暴病而亡，死前大呼“寓山”，為不能成行為憾。九月三日，張岱至西湖，因缺少秦一生陪伴而心感苦悶，於是作《祭秦一生文》。大約不久後，張岱去南京桃葉渡拜訪茶道名家閔汶水，兩人相談甚歡，於是結為好友，張岱因此欲世人對茶道有所瞭解，於是刊刻自己所寫的《茶史》。同年，張岱暫居桃葉渡。期間，畫家姚允在前來拜訪，二人一見如故，同宿十天。一次，二人在同訪報恩寺的過程中鑑賞宋元名畫，期間，張岱創作《報恩塔》文。歸後，姚允在給張岱仿南宋蘇漢臣名畫，模仿得與原本一般無二。在南京期間，張岱結識名妓王月生，併為之賦七言古詩《曲中妓王月生》；又聽得柳敬亭説《景陽岡武松打虎》，為之創作散文《柳敬亭説書》和古詩《柳麻子説書》；又結識了竹雕藝人濮仲謙；還與呂吉士、姚允在、嵇仲裁舉訪阮大鋮，在觀看阮大鋮自制的《十錯認》《摩尼珠》《燕子磯》三劇後，張岱表示對三劇特別讚賞。冬季，張岱登棲霞山，在山上小住期間結識蕭士瑋，蕭士瑋為張岱的《補陀志》作序。

崇禎十二年（1639年），張岱出資請縣令發檄文來徵召千人平整卧龍山下池塘、水道，整治後舟船暢通無阻，張岱對此感到歡喜而作銘記述此事。次年（1640年）閏正月十五日，張岱與其越中父老張五夜燈光並作《張燈致語》。同年，祁鳳佳出資三千兩修大能仁寺，張岱作《興復大能仁寺因果記》以述。

崇禎十五年（1642年）五月，張岱到二叔張聯芳任職處小住並在張聯芳的帶引下游覽金山寺、焦山、焦處士祠等處。期間，張岱創作了五言古詩《焦山瘞鶴銘》和五言律詩《金山寺》。七月十五日，南京太常寺的朱兆宜在鐘山明孝陵操辦祭祀儀式，張岱前往參觀。十一月二十九日，張岱與張聯芳拜訪祁彪佳。閏十一月初四，張岱自清江浦再次拜訪祁彪佳，宿於祁彪佳寓所。初七，張岱辭別祁彪佳，並在臨行時贈祁彪佳《金湯十二策》。次日，與張聯芳等人一起又一次拜訪祁彪佳。十三日，張岱等人送別祁彪佳，祁彪佳戎裝北上。

崇禎十七年（1644年），張岱二叔張聯芳病逝，張岱同張萼一起到淮安辦理張聯芳喪事。料理完張聯芳喪事後，張岱同王鐸乘舟到杭州，並在舟中探討書畫，後張岱為藍田老所畫的米家冊作跋。三月，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思宗朱由檢自縊而死，明朝滅亡。五月初三日，福王朱由崧即位，建立南明弘光政權。九月，清王朝遷都北京。十月，愛新覺羅·福臨於北京即皇帝位，清王朝開始轉變為統治全中國的中央王朝。 ^[5] 

順治二年（1645年）閏六月六日寅時，張岱的好友祁彪佳沉池殉國，葬於亭山之陽，諡號“忠敏”。約七、八月，魯王朱以海幸張岱府邸，張岱、陳洪綬接駕，引至參觀不二齋、梅花書屋，觀看戲劇《賣油郎》。九月，張岱向魯王朱以海辭別，然後隱居於嵊縣西白山。隱居期間，方國安聘請張岱商榷軍務，張岱推辭不得，於是於次年（1646年）正月十一日出山以受命。宿平水韓店時，張岱夢到祁彪佳，夢中，祁彪佳對張岱所言大致為：“十日內方國安必向你勒索餉銀，你此時應迅速還山，並儘快完成《石匱書》。”醒後，張岱信祁彪佳之言而與兒子往回走，於次日回到居所。二十二日，方國安綁走張岱之子張鏣後向張岱勒索餉銀。九月初，張岱避兵災西白山中。兵亂之時，張岱將祖父張汝霖所作的《韻山》一書藏入九里山的藏經閣中。九月九日，張岱家午炊不繼，生活悽慘，張岱有感而作詩《和貧士七首》。九月二十二日，張岱的“山水知己”王思任殉節而死。同年，張岱避兵災於剡中時，當地人引張岱到萬山頂看百丈泉，張岱作詩《百丈泉》。

順治四年（1647年）春末，張岱繼續於剡中避兵災，作五言古詩《和輓歌辭三首》。詩中，張岱談到國破家亡，本欲殉節，但因《石匱書》未完工而作罷。八月十五日，張岱在避兵災生活結束後從剡中遷居山陰項裏，並作詞《念奴嬌·丁亥中秋寓項裏作》，又在遊覽項王祠後作組詩《項王祠二首》。 ^[5] 

順治六年（1649年）九月九日，張弘為張岱的《嫏嬛詩集》作序文《嫏嬛詩集小序》。同月，張岱租住龍山後麓之快園，作詩《快園十章》記述在這裏的生活，自此開始潛心著述。次年（1650年），張岱撰成《家傳·附傳》。

順治十一年（1654年）二月或三月，張岱次子離家參加省試，欲博取功名。張岱作《甲午兒輩赴省試不歸走招之》，望子歸來。三月，張岱因二兒子會試未中而作《甲午次兒下第歸二首》。八月十五日，在快園渴旦廬作《嫏嬛詩集自序》。八月二十五日，張岱作詩《甲午初度是日餓二首》以紀生日。同年，張岱重遊西湖故地，並在《石匱書》完稿後作《石匱書自序》。

順治十二年（1655年）八月二十五日，張岱作詩《乙未初度·時年五十有九》以紀生日。九月，張岱在龍山快園渴旦廬作《快園道古小序》。次年（1656年），張岱開始著《石匱書後集》。再次年（1657年），張岱再次重遊西湖故地並至靈隱寺探訪族弟具德和尚，時具德和尚在主持重修靈隱寺。

順治十六年（1659年）三月，張岱、李玉成、姜無幻等在王譽素書齋做客，張岱作七言古詩《李玉成吹觱篥》以敍。次年（1660年）六月十六日，在具德和尚操持下，靈隱寺重興，張岱作詩《具德和尚靈隱寺落成剛值初度作詩壽之》（《壽具德和尚並賀大殿落成》）以慶。

康熙元年（1662年），張岱完成《大易用》。次年（1663年）六月，張岱至好友魯雲谷家觀賞蘭花，二人茶話終日，張岱作詩《癸卯六月魯雲谷魚魫蘭盛開茶話終日賦謝》以紀。八月，張岱的堂弟張培因腹瀉而一病不起，不久後病逝；九月一日，張岱為其作祭文《祭伯凝八弟文》。再次年（1664年），張岱到富陽探親。 ^[5] 

康熙四年（1665年），張岱撰寫《自為墓誌銘》。

康熙六年（1667年）周戩伯八十歲壽辰時，張岱作組詩《丁未六月十日恭逢周戩伯道兄八十大壽弟有廣陵之行不得躋堂躬賀先以小詩奉祝俚言博粲惟郢教之四首》（《壽周戩伯八十二首》）以賀。

康熙八年（1669年），張岱為張聯芳之畫題字而作《題葆生叔畫》。次年（1670年）夏季，張岱的“文學知己”周懋明去世，其子周嘉績請張岱為父作墓誌銘。張岱為避免唐突而欲推辭，在周嘉績的強烈要求下才作《周宛委墓誌銘》。十月十二日，張岱作詩《庚戌十月十二夜》。

康熙十年（1671年）七月十五，《西湖夢尋》一書完成，張岱親自作序。次年（1672年），張岱撰文《快園記》。同年，會稽郡縣官員邀請張岱參與修會稽縣誌，張岱推卻不得，只好為縣誌（《康熙會稽縣誌》）作凡例。

康熙十二年（1673年）二月，張岱撰《癸丑蘭亭修禊檄》一文，欲仿古修禊而邀同志好友遊會稽蘭亭。八月十五日，張岱好友祁熊佳去世。次日，張岱與祁熊佳的朋友陳箴言等祭拜祁熊佳，大家推張岱作祭文，張岱應命而作《祭祁文載文》。次年（1674年），陸癯菴八十歲生日時，張岱作《壽陸癯菴八十》以賀。再次年（1675年），張岱結髮好友之一週懋榖去世，張岱作《祭周戩伯文》以祭。

康熙十六年（1677年），張岱作《白衣觀音贊》和《蝶庵題像》。次年（1678年）除夕，張岱作《戊午除夕》。再次年（1679年）正月初一日（“元旦”），張岱作《己未元旦三首》。同年，毛奇齡撰文《寄張岱乞藏史書》與張岱，欲向張岱借《石匱書》來作為修撰明史的資料，張岱婉拒之。

康熙十九年（1680年）九月，《琯朗乞七錄》完稿，張岱為之自序。 ^[5]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或之後，《三不朽圖贊》完稿。 ^[6]  一段時間後，張岱將《三不朽圖贊》書稿交給蔡爾達鏤板，工未半而張岱與世長辭，享年約九十三歲，逝後被安葬于山陰項裏。 ^[7] 

程朱理學自以成熟形態（以朱熹為標誌）出現以後，對後期中國封建社會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這種影響，在倫理學即人倫價值觀方面主要表現為一種為維持社會穩定，實則拖住歷史前進腳步的災難。自朱元璋“欽定”以朱熹的《四書集註》為八股考試的“標準答案”後，程朱理學與八股科舉事實上互為表裏：統治者以八股科舉來推銷程朱理學，以程朱理學來”統一”天下士子的頭腦，業已成為明代的一項基本文化國策。直至王守仁創立“陽明心學”時才在意識形態領域打開一個巨大的缺口，標誌着明代中葉以降思想文化的重大轉機。到張岱所處的明清之際，形成了一場如滾滾洪流的思想清算、批判運動，而張岱便是其中傑出的先驅者之一。

在對程朱本身的批評上，儘管張岱並沒有全盤否認程朱哲學在“格”、“致”認識論上有某些合理性內核，但就總體傾向而言，他對程朱理學，特別對朱子的倫理學是持激烈批判態度的。而對朱熹等人所津津樂道的以所謂“十六字心傳”為核心的“道統論”，張岱尤明確地持十分激烈的批判態度。由於程朱理學與科舉八股相為表裏，通過八股科舉來推銷理學，以“朱注”來統一天下士子的頭腦，業已成為統治者的一項基本的“文化策略”，加之張岱的父親張耀芳及他本人均曾深受八股之害，這使得本來就富於叛逆精神的張岱對科舉八股的弊端認識得特別深刻：在他看來，八股科舉制度乃是統治者用以“鏤刻學究之肝腸”、“銷磨豪傑之志氣”的惡辣統治術之一。更難能可貴的是，他的批判遠不只是一般意義上的泛泛譏評，而是在長期從事明史研究過程中經過反覆思考後得出的富於敏鋭目光和理性主義精神的觀點：明朝之亡，與開國者朱元璋本人所制訂的“用以銷磨豪傑之志氣”的極度專制主義文化政策有着十分直接的關係，他負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責任。 ^[8] 

中國古代辯證法思想的萌生，在相當程度上大體集中地體現在《老子》《周易》兩部經典上。張岱少壯時即深入地研究過《老子》，至於《周易》，更是他的“家學”。在張岱看來，《周易》理的精華不外有二：一是變易性，二是流動不居性，質言之，即在時間和空間兩方面的矛盾、對立和統一。與程朱理學家把《周易》的精神歸結為“主靜”相比，張岱不僅主“變”，主“動”，而且提倡“善變”，恢復了《周易》辯證法的本來面目併發揮其生生不息的精神特質，在思想史上有一定的創新性與啓發性，同時也是對程朱理學基礎理論的深刻批判。 ^[8] 

對宋儒反覆辯論過的“智”“仁”關係問題，張岱認為，智、仁的關係是辯證統一的，而統一二者之“所倚”，恰恰就是“一靈獨往”的“仁心”，而“仁心”就是王陽明反覆論述過的“良知”“這個獨體”，與此相關的是“率性”問題。對於“率性”問題，張岱認為，正因為“吾人住世”所倚所恃的是一元的“仁心”即良知，而良知則出自“率性”，故惟有“率性”者方可能具有“仁心”與“良知”。他還認為“率性”不僅是“人而天者也”，更是一種美，一種基本的人格的價值取向。從學理上看，這就從本體層面過渡到了經驗層面，而這一點，又恰與他的人格觀念和美學理想是密切聯繫在一起的。此外，張岱生性喜愛佳山水，“一往有情深”。山水在他筆下，往往成為一種哲理性頗強的審美解悟對象。無論處“少壯濃華”抑或至“米炊不繼”，張岱都從未改變過“率性”與“居心高曠”的基本人生追求。直至晚年，飽受盡生活煎迫的他仍對自由充滿了無限的嚮往之情。而就張岱的經歷來看，他哲學思想帶有美學化傾向則是有其必然性的：中國傳統哲學本身就多帶有美學化傾向，而獨以老莊一線、特別是經過王陽明對宋儒程朱一系之溶合釋道進行全新的內在邏輯改造之後，這種傾向尤重；而恰好張岱在哲學上是繼承王學的，加之他本人兼通多種藝術門類而有極強的藝術家氣質。 ^[8] 

張岱和同時代的其他明史作者比較，最顯著的特點是文人修史。作為晚明一位“絕代散文家”，其所撰史書，文筆自然優美。更為可貴的是，張岱能始終秉持“事必求真”、“寧闕勿書”的治史原則，在“成王敗寇”這一觀念深植於正統史家心中的情況下堅持不以成敗論英雄，留下了《古今義烈傳》等十餘種有價值的史學著作，還從歷史事實出發，認真總結並揭示了明代滅亡的過程及原因。 ^[9-10] 

張岱散文的傑出成就既體現在文化藴含、語言、結構諸因素上，同時也體現在題材選擇，文章立意的大膽突破上。其為文“不再當政治和宗教的差”（周作人《再談俳文》），而是始終將文章着眼點放在普通人、平凡事上，在平中見奇見趣，突破了傳統散文的宗經、載道原則，在中國散文上具有重大的革新意義。 ^[11] 

大體而言，張岱的散文既能將“公安三袁”清新灑脱的筆法與竟陵派鍾惺、譚元春幽深冷峭的意境融為一體，又能避免雙方的流弊，以深厚救淺薄，以嚴謹救率易，以明快救僻澀，兼有諸家之美。 ^[12] 

《琅嬛文集·卷五·自為墓誌銘》：少為紈絝子弟，極愛繁華，好精舍，好美婢，好孌童，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兼以茶淫橘虐，書蠹詩魔。勞碌半生，皆成夢幻。 ^{[13]  [14]} 

崇禎五年（1632年）十二月，張岱住在浙江杭州西湖。這年冬天，天氣很冷，接連下了三天大雪，湖中行人、連飛鳥的聲音都消失了。只見白茫茫一片，真是個冰天雪地的世界。

某天初更後，張岱穿着毛皮衣服，帶着火爐，撐着船前往湖心亭看雪。他放眼看去，湖面上冰花一片瀰漫，天、雲、山、水，渾然一體。這時候，湖上比較清晰的影子，只有西湖長堤在雪中隱隱露出一道痕跡，湖心亭的一點輪廓，和他一葉小舟，舟中的兩三點人影，除此之外便是一片白茫茫的世界了。

到了湖心亭裏，張岱遇到兩個人，他們鋪毛氈相對而坐，一個童子正在烤酒，酒爐裏的水燒得滾沸，直冒出熱氣。他們看見了張岱，非常高興地説：“在湖中怎麼還能碰上您這樣的人呢？”拉着張岱一同飲酒賞雪。張岱也不客氣，坐下來痛快地喝了三大杯酒後，就和他們握手道別。臨行前，張岱問他們姓氏，得知他們是金陵人，在本地客居。下船時，船伕小聲説：“不要説相公您痴，還有像您一樣的痴人呢！”

張岱從湖心亭看雪回來後，曾為了抒發對人生渺茫的感慨以及追憶西湖乘舟賞雪的經歷而寫下《湖心亭看雪》。 ^[29] 

明清之際，南京有兩個很有名的説書藝人，一個是王月生，一個就是柳敬亭。柳敬亭有一副麻臉，人稱“柳麻子”，長得黑黑的，而且臉上有疤痕、疙瘩。看上去心神不定，土頭土腦的。但是，他卻善於説書。他每天只説一回書，每回收一兩銀子，還要在十天之前預先約定，不然很少有空。請他去説書的人，一定要安安靜靜、屏住呼吸坐在那兒認真地聽。如果在他剛剛開口的時候，發現底下有人在輕輕地咬耳朵説話，或者有人打呵欠伸懶腰，覺得疲倦，他就不説了，而且別人也不能勉強他再説下去。到了深夜，擦好桌子，剪掉燈花，備一杯香茗，他就會有條不紊地繼續説下去。或快或慢、或輕或重、或吞或吐、或抑或揚，無論聲調還是音量，都與故事內容緊密地結合起來，使人覺得合情合理、刻骨難忘。這時，如果拉着一般説書人的耳朵，讓他們來認真地聽一聽，恐怕他們在相比之下，都會咬住舌頭，不敢再説書了。

在明朝滅亡之前，張岱在南京聽過柳敬亭説書，曾為了記述柳敬亭的説書情狀而寫下《柳敬亭説書》。 ^[29] 

明中葉以後的商業活動，空前繁榮。不但貨物種類繁多，且谷布絲棉、鹽糖茶酒等日用消費品的比重上升，以致交換的領域，從地方市場走向跨區域市場，甚至遠達海外。在這樣的條件下，一方面提高了城鎮生活的水平和消費方式，另一方面則擴大了人們的眼界，以致飲食消費尤其驚人。於是富豪之家的窮奢極欲，文人雅士的精究飲食形成風氣，集兩者之大成的張岱，在他的《陶庵夢憶》裏，用了不少篇幅記述了自家的飲食生活和飲食品。

張岱自稱“越中‘好吃’的人沒有超過我的”，喜歡吃各地的特產，但是不合時宜的不吃，不是上佳的食物不吃。比如：北京的一定要吃蘋婆果、馬牙松；山東的一定要吃羊肚菜、秋白梨、文官果、甜子；福建的一定要吃福橘、福橘餅、牛皮糖、紅腐乳；江西的一定要吃青根、豐城脯；山西的一定要吃天花菜；蘇州的一定要吃帶骨鮑螺、山楂丁、山楂糕、松子糖、白圓、橄欖脯；嘉興的一定要吃馬鮫魚脯、陶莊黃雀；南京的一定要吃套櫻桃、桃門棗、地慄團、窩筍團、山楂糖；杭州的一定要吃西瓜、雞豆子、花下藕、韭芽、玄筍、塘棲蜜橘；蕭山的一定要吃楊梅、蓴菜、鳩鳥、青鯽、方柿；諸暨（今浙江諸暨）的一定要吃香狸、櫻桃、虎慄；臨海的一定要吃枕頭瓜；台州的一定要吃瓦楞蚶、江瑤柱；浦江的一定要吃火肉；東陽的一定要吃南棗；山陰的一定要吃破塘筍、謝橘、獨山菱、河蟹、三江屯蟶、白蛤、江魚、鰣魚。而且不管多遠，只要是張岱想吃，就不惜時間去品嚐，如不一一弄到手，絕不善罷甘休。

而且，張岱善於吃蟹，他認為食物不加鹽、醋的，夠滋味的就是河蟹。河蟹到十月時更加肥大，連蟹足都有很多肉。尤其是殼裏面的蟹黃、蟹膏厚實而實惠。因此，他每到十月時節，就與友人舉行吃蟹會，所搭配的菜色，則是肥臘鴨、牛乳酪等，在蔬菜、果品上則搭配兵坑筍、謝橘、風慄、風菱，飲品上則是蘭雪茶。 ^[31] 

崇禎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率領的農民起義軍進了北京。接着，吳三桂引清兵入關，明朝滅亡。四十七歲的張岱，生活起了劇烈的變化，這使他的內心非常痛苦。他覺得自己悠悠忽忽的，既不想苟活，又不能尋死，於是，他就躲到剡溪山中隱居，過着貧苦的生活，並埋頭著書。他回想起過去奢華不羈的經歷。懷着懺悔的心情，為自己寫下《自為墓誌銘》。 ^[29] 

（表格主要參考資料： ^{[5]  [38]}  ）

張岱與談遷、萬斯同、查繼佐並稱“浙東四大史家”，在“浙東四大史家’’中，就著述數量、質量而言張岱的成就最為突出，留下了一大批很有價值的史學著作，恰如董金鑑於《快園道古序》中説的“先生本世家子，年五十遭國變，杜門謝朋好，著書等身”。除了參與編撰《明史紀事本末》和康熙壬子年（1672年）《會稽縣誌》外， ^{[15]  [39]  [40]}  張岱的主要著作如下表：

（表格參考資料： ^{[15]  [39]}  ）

在文學創作上，張岱以小品文見長而以“小品聖手”名世，著作題材廣泛，行文或清新通脱，或細緻沉鬱，富有情趣，自成一格。其小品文多描寫江南山水風光、民風和對過去生活的回憶，文筆丰神綽約，富有詩意，有“晚明小品集大成”的譽稱。 ^{[40]  [41]} 

張岱的散文可粗略分為三類：

①史傳散文。以《石匱書》《石匱書後集》《古今義烈傳》《史闕》等歷史著作中的紀傳作品為代表。張岱是大史學家，其史學著作不但有相當高的學術價值，同時也有很強的文學性，“統腐《史》《世説》為一家之言”，有着獨特的個人風格。上述諸作中的絕大部分人物傳，特別是《石匱書》及其《後集》中的“石匱書曰”，都可以作為優美的議論散文來讀。

②回憶錄。以《陶庵夢憶》《快園道古》和《西湖夢尋》為代表。這三部作品均為張岱於甲申（1644年）國變後所作。《陶庵夢憶》回憶“少壯穠華”之作，廣記風物、民俗，之“如歷山川，如睹風物，如瞻宮闕宗廟之麗，《采薇》《麥秀》同其感慨，而出之以詼諧”；《西湖夢尋》記西湖名勝，所重亦在“夢”，是“夢中之西湖”（張岱語），每記舊遊之地，“故宮離黍，荊棘銅駝，感慨悲傷”，不能自已，與《陶庵夢憶》同一格調；《快園道古》以平易語言記“國朝”典章掌故，或追憶歸聞，“憶即書之”，合筆記體與回憶錄合一，頗具特色。

③小品和遊記。以《琅嬛文集》（鳳嬉堂抄本作《張子文秕》，按文體分為十八卷）為代表。 這部作品是張岱精選之作，又經友人王雨謙“痛芟讎校，在十去七”的各類文章的精選本。全書包括序、記、啓、疏、檄、 碑、辨、制、樂府、書牘、傳、墓誌銘、跋、銘、贊、祭文、琴操、雜著、頌、詞諸體。除琴操外，體裁與一般明人小品集相似，創作時間自少壯至暮歲，近六十年。 ^[42] 

夏成淳校點的《張岱詩文集》已基本上將《張子詩秕》“目錄上”中所列詩詞的全文印行於世，未收殘詩則見張海新所編的《水萍山鳥：張岱及其詩文研究》。 ^[43] 

（表格參考資料： ^[44]  ）

部分書影(11張)

正史未給張岱列傳，記載張岱生平的史料主要有：張岱《琅嬛文集·卷五·自為墓誌銘》 ^{[13]  [14]}  、《〔乾隆〕紹興府志·卷五十四·人物誌十四·文苑·國朝》（乾隆五十七年刊本） ^[45-46]  、《〔嘉慶〕山陰縣誌·卷十五·人民志第二之七》（嘉慶八年徐元梅等修，朱文翰等輯） ^{[47]  [48]}  、邵廷采《思復堂文集·卷三·明遺民所知傳》 ^{[16]  [49]}  、温睿臨《南疆逸史·卷四十三·列傳第三十九·逸士》 ^{[17]  [50]}  、商盤《越風·卷一·張岱》（嘉慶十六年閏三月徐兆遞修本） ^{[51]  [52]}  、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七十六·史部三十二·地理類存目五》 ^[53-54]  、阮元《兩浙輶軒錄·卷二·張岱》 ^[55-56]  、徐承禮《小腆紀傳補遺·卷三·列傳·儒林》 ^{[57]  [58]}  、張其淦《明代千遺民詩詠三編·卷二》 ^[59-60]  等。 ^[5] 

表字：張岱在《自為墓誌銘》中自稱：“初字宗子，人稱石公，即字石公。” ^{[13]  [14]}  陳衞民、周曉平《張岱字號、籍裏、卒年辨》以此為依據而訛作“字宗子，又號石公”。 ^[61] 

別名：《徐文長佚稿》題：“山陰張汝霖肅之父、王思任季重父選評，張維城宗子校輯。”而“宗子”是張岱的表字，可知“維城”是張岱的別名。張岱的祖父張汝霖在《刻徐文長佚書序》中即稱：“餘孫維城搜其佚書十數中刻之，而欲餘一言弁其端。”

別號：①陶庵。張岱在《自為墓誌銘》中自稱：“蜀人張岱，陶庵其號也。”《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七十六·史部三十二·地理類存目五》誤作“岱字陶庵”。②陶庵老人。《琅嬛文集序》末署：“陶庵老人張岱書於快園之渴旦廬。”③蝶庵。《硯雲甲編·陶庵夢憶序》謂張岱晚年“更名曰蝶庵”。《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七十六·史部三十二·地理類存目五》可能即據此而有“自號蝶庵居士”的説法，稱：“岱字陶庵，自號蝶庵居士，家本劍州，僑寓錢塘。”但其中的“字陶庵”和“家本劍州”均是錯誤，故“自號蝶庵居士”一説難以成立。④古劍老人。《越人三不朽圖贊小敍》末署：“歲在上章涒灘仲秋古劍老人識。”⑤古劍陶庵。《史闕》和《明紀史闕》兩書內每卷首頁均有“古劍陶庵張岱紬”的題款。⑥古劍陶庵老人。《史闕序》末署：“古劍陶庵老人張岱撰。”下鈐有“天孫”白文印 ^[62]  。⑦古劍蝶庵老人。《西湖夢尋自序》末署：“歲辛亥七月既望，古劍蝶庵老人張岱題。” ^[63]  ⑧六休居士。《快園道古·卷十三·佚隱部》稱：“陶庵晚年號六休居士。” ^[64] 

總而言之，張岱一名維城，字宗子，又字石公，號陶庵、陶庵老人、蝶庵、古劍老人、古劍陶庵、古劍陶庵老人、古劍蝶庵老人，晚年號六休居士。 ^[63] 

張岱在不同的著作中對其作“巧對陳繼儒”時間的記述不同，有六歲、八歲、九歲三種説法。據《陶庵憶夢·麋公》，陳繼儒是在張岱九歲時（萬曆三十三年，1605年）才得到大角鹿，可知此事發生在張岱九歲之後。 ^[5] 

清初以來，谷應泰纂修的《明史紀事本末》是“竊”張岱《石匱書》而成之説一直十分流行。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教授胡益明依據“張岱從來沒有把自己的著作叫做《石匱藏書》而是稱作《石匱書》”和張岱《與周戩伯》這一信件中的敍述反駁谷應泰以五百金購《石匱藏書》而修《明史紀事本末》的觀點，得出“張岱確實受聘助修過《明史紀事本末》，但所謂谷氏（谷應泰）以五百金購其書顯然不是事實，而系傳聞”的結論。 ^[65] 

關於張岱卒年的説法，大概有以下幾種：

①康熙四年（1665年），享年六十九歲。《〔嘉慶〕山陰縣誌·卷十五·人民志第二之七》（嘉慶八年徐元梅等修，朱文翰等輯）引《紹興府志》稱張岱“年六十九卒”。 ^{[47]  [48]  [63]} 

②康熙五年（1666年）以後，享年七十餘歲。邵廷采《思復堂文集·卷三·明遺民所知傳》稱張岱“年七十餘卒” ^{[16]  [49]}  ，劉大傑《明人小品集》“張岱小傳”及朱劍心《晚明小品選注·附錄·作家傳略》贊同邵廷采之説。 ^[63] 

③康熙十八年（1679年），享年八十三歲。此説見《辭海》（1979年定稿本）“張岱”條；馬興榮校點本《陶庵夢憶·西湖夢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中的“點校説明”同。 ^[63] 

④康熙十九年（1680年）年底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初，享年八十四歲至八十五歲之間。此説見何冠彪《張岱別名、字號、籍貫及卒年考辨》。 ^[63] 

⑤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享年八十八歲。温睿臨《南疆逸史·卷四十三·列傳第三十九·逸士》稱張岱“年八十八卒” ^{[17]  [50]}  ，徐承禮《小腆紀傳補遺·卷三·列傳·儒林》承之 ^{[57]  [58]}  。

⑥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享年九十三歲。商盤《越風·卷一·張岱》稱張岱“年九十三卒”。 ^{[51]  [52]} 

北京圖書館特藏部所藏張岱手稿本《琯朗乞巧錄》中的自序末署：“庚申菊月八十四歲老人古劍張岱書於琅嬛福地。”由此可知，康熙十九年（1680年）九月張岱仍在人世。 ^[65]  同時，張岱的《大善寺修塔功德圓滿碑》稱：“肇惟天監初成，正值梁武捨身之日；後經永樂再造，適當建文遜國之時。歲月延遷，已至千一百八十年於此。”而“梁武捨身之日”指天監三年（504年）四月八日（釋迦牟尼誕辰）蕭衍下《舍事李老道法詔》來宣告舍道奉佛一事，則張岱為此文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時年八十八。由此可知説法①、説法②、説法③和説法④明顯錯誤。 ^[7] 

張岱在《自為墓誌銘》雲：“甲申以後，悠悠忽忽，既不能覓死，又不能聊生，白髮婆娑，猶視息人世。恐一旦溘先朝露，與草木同腐，因思古人如王無功、陶靖節、徐文長皆自作墓銘，餘亦效顰為之。甫構思，覺人與文俱不佳，輟筆者再。雖然，第言吾之癖錯，則亦可傳也已。曾營生壙於項王裏之雞頭山，友人李研齋題其壙曰：‘嗚呼，有明著述鴻儒陶庵張長公之壙。’伯鸞高士，冢近要離，餘故有取於項裏也。明年，年躋七十，死與葬，其日月尚不知也，故不書。” ^{[13]  [14]}  説法①和説法②應該是誤解此段敍述的結果。 ^[66] 

此外，國家圖書館藏周作人原藏餘烜佑啓樓重修本《三不朽圖贊》中陳治德的跋文稱：“古劍老人，餘外大父伯兄也。嘗著《三不朽圖贊》，付梓工蔡爾達鏤板，未半而老人謝世。後四十餘年，舅氏式宣以未梓圖贊五十餘篇授餘，曰：‘幸勉力完之。’餘檢其目，有尚存蔡處未鏤者，而蔡子仲明遠出。復遲數年，仲明歸，乃醵資付梓，竟合舊刻，共若干篇。非獨餘無負舅氏委任，而老人未竟之志卒成於四、五十年後，幸矣！乾隆五年重午後二日，冰懷陳治德識。”由跋文可知《三不朽圖贊》一書成於乾隆五年（1740年），其時距張岱之卒已經“四、五十年”。 ^[6]  若張岱卒於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其時距張岱之卒五十六年，與跋文中“老人未竟之志卒成於四、五十年後”的説法基本不相吻合；而若張岱卒於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其時距張岱之卒五十一年，則可與跋文中“老人未竟之志卒成於四、五十年後”的説法相吻合。故基本可以排除説法。

總而言之，張岱的卒年當是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