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

《張居正》分為四卷。

第一卷《木蘭歌》從明朝隆慶六年二月寫起，到六月中旬新帝登基改年號萬曆止。張居正出場，正趕上廣西匪患猖撅，國庫虧空，大臣擅權，吏治腐敗。權臣宦官之間明爭暗鬥、爭權奪利，宮內的爭鬥也延伸到宮外，門生朋黨、故舊俠客無不捲入宮內權勢間的惡鬥。這一卷最突出的矛盾主要集中在次輔張居正與主輔高拱之間首輔之位的爭奪上。輔佐年幼皇帝的宰相，名為神州第二人，卻實掌着國家大權，因此這種首輔之爭，實際上體現着皇權之爭，由此帶動着宮廷內外各派政治勢力之間此消彼長的爭鬥。隨着舊帝歸天和新帝的登基，這種爭鬥更呈白熱化。最後高拱出局。

第二卷《水龍吟》，登上了首輔之位的張居正開始了十年的柄國生涯，他躊躇滿志，意欲重振朝綱，力挽頹政。上任後他做了幾件事，一是為了穩定皇室，上兩宮皇太后的尊號；二是治理整頓十八衙門，盡數更換不稱職的部院大臣；三是建議皇上京察，獲允並代為起彰戒諭羣臣疏，想通過京察，決定官員的去留。京察是整肅吏治的開端，對犯有貪贓枉法、結黨營私、翫忽職守、懷私進邪四樣者加重懲處，而對貪墨之人懲處尤嚴。這一舉措使張居正幾乎是得罪了所有的京官。《水龍吟》這一卷在前台重墨渲染的大事，是寫由實物支付京城文武官員月傣銀所引發的權爭。張居正接手的是一個爛攤子，國庫空虛，財源枯竭，只好以胡椒蘇木折官員兩月薪俸。這本是一個救急的辦法，但卻成了導火索，點燃了被京察而自危的京官們的怨憤，繼而引發了一系列的衝突和一連環的命案。最終以馮保縱火，燒死官員和平民30人、傷者數以百計，王希烈畏罪自殺而告失敗，使原處在困境中的張居正控制了局勢，並藉機掃清了障礙，開始了萬曆新政。

第三卷《金縷曲》着力描寫了張居正因大力推行新政、整傷吏治、改革賦税、懲抑豪強所激起的各種社會衝突，並通過朝野上下、宮廷內外錯綜複雜的政治鬥爭。張居正陸續施行了各種開源節流的措施和手段。改制税政，將十大税關脱離地方而單獨建制，由户部直管；查堵織造局龍袍織造用銀的漏洞，大幅削減額度；稽查賜賞過多過濫的子粒田，並進行徵税；治理爛了一百多年每年耗銀百萬的騷遞制度；在全國清丈田地追繳大量私田的逃税。為整肅吏治，推行“考成法”，為官員設置“考功薄”作為獎勵和罷黝的依據。針對匪患猖撅實行嚴厲的“冬決”，用重典治亂。借將士冬服偷工減料事件，懲治和震懾皇親國戚等等。張居正這些利在後代的大力整頓，疏通了推行萬曆新政的障礙，開創了國家社程的新局面。但苦心經營並未使張居正全得到好名聲，因其不講情面矯枉過正，而被人認為是鐵面宰相，法峻義薄，甚至是陰鷺毒辣。父喪本該回鄉丁憂守制三年，張居正為了國家社程，為了不使他嘔心瀝血的萬曆新政的實施半途而廢，而選擇了奪情盡忠，卻被誤解為貪戀祿位，因而遭到他深為倚重的士林們的強烈反對。

第四卷《火鳳凰》講述作為大明王朝開國以來最有權勢的首輔張居正南歸葬父，其享受的待遇規格已與帝王無異：禁兵千餘名隨行脾護，一百名鳥銑手作為前導以壯聲威，族旗飄飄，冠蓋如雲，車駕如簇，浩浩蕩蕩。沿途百官送往迎來坐着自古未有的犯人抬雕欄黃緞圍簾大轎，真是風光佔盡，其顯赫之勢，達到人臣之極。但數月後張居正的結局卻孤悽悲涼，剝奪爵號，收回浩贈，家被抄，墳被毀。家人或蒙冤而死或發配充軍，他提拔信任的大臣被盡數替換，所有與他有關係的人都遭到徹底清算。 ^[5] 

中國歷史上出名的權臣不少，作者選擇張居正，這不僅和張居正是荊州府江陵縣人有直接關聯，而且也是因為張居正是中國歷史上楚地狂人中的一員。熊召政作為湖北籍的作家，又將文學觀照的目光聚焦於歷史巨川，自然會對張居正這位歷史上曾顯赫一時的鄉黨給予格外的關注。

熊召政創作《張居正》的動機，還出於另一層原因。張居正理政十年政績凸顯，在歷史上開創了“萬曆新政”的新格局，作為朱明王朝曾因厲行改革而彪炳史冊的人物，對敏感於政治的熊召政無疑具有一種特殊的吸引力。這個中國古代政治家身上的經世之才，改革的勇氣和魄力，令熊召政欽佩十分。 ^[5] 

為了寫好《張居正》，作者作了近十年時間的積累，從潛心閲讀、研究明史，到走訪民間，實地考察，多次上北京、下南京、赴揚州、跑荊州，作品中許多涉及到的掌故、趣聞、事件發生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跡。每到一處，進衚衕、穿里巷、拜寺廟道觀，考古蹟遺存，查檔案資料，細心研讀方誌，認真審閲典籍，耐心走訪老者，虛心請教行家，使他掌握了大量翔實的歷史素材，整理了大量的讀書與考察筆記。為了證實一件事情的來龍去脈，有的地方到達的次數不下五次，可見他的良苦用心。熊召政堅持手書。問題不在於此，而在於他對寫出的章節發現不滿意的時候，經常將幾萬、十幾萬字的手稿盡數銷燬，毫不足惜，從頭再來，直到感覺滿意為止。 ^[7] 

張居正作為明萬曆初的首輔，聲勢顯赫，同時作為一名改革家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但小説中張居正不是超凡脱俗的，有着常人的七情六慾。為了品嚐密雲龍茶的真諦，他費盡心思，不惜從天壽山 ^[14]  帶回泉水，並讓遊七做了一個竹筧進行過濾。他對待家人既嚴厲又慈祥，一方面要求兒子們勤奮讀書以博取功名利祿，另一方面又在閒餘之際教小兒子玩空鐘，是一位嚴厲的慈父。雖然他堅守儒家的倫理道德，但在年輕貌美的李太后面前仍不禁“心旌搖盪”。而對於江湖女子玉娘，自從在高拱的餞行宴上邂逅後，一直難以忘懷。當玉娘被安置在積香廬後，張居正不顧政務繁忙，第二天晚上就前往探望。 ^[8] 

少年皇帝對張居正“既敬重又憎恨，既依賴又忌憚”，“儘管張居正嚴守臣道，對他禮敬有加，但他在張居正面前，總是小心謹慎，像一個生怕做錯事情的小媳婦。處理朝政，他對張居正言聽計從，但每簽發一道聖旨，他又悵然若失——皆因張居正的票擬，他不敢擅改一字”。這種敬重、憎恨、依賴、忌憚交織的帝王心理分析，一針見血。壓抑太久，終究會爆發。皇權不能旁落，逐漸長大的萬曆帝已經認識到了權力的利害。為了從根本上消除張居正產生的“影響的焦慮”，萬曆皇帝對張居正及其家族、門生故舊動手，風捲殘雲，毫不留情。於此可見封建專制皇權的刻薄寡恩與殘酷無情。 ^[13] 

《張居正》描寫了中國在近代化門檻前利用傳統文化資源進行的一次自救運動，以及作為改革家張居正的人生悲劇和人性悲劇，這些具有典型意義。在這個時候，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宴安耽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級將領的富於創造或者習於苟安，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污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最後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業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有的身敗，有的名裂，還有的人則身敗名裂。

該小説通過對張居正在艱難曲折中一步步走向事業的頂峯又一步步走向失敗的深淵的一波三折的敍述中，讓讀者感受到歷代改革家共同的悲劇命運，由此激發了對中國文化命運的深沉思考和對中國式改革的痛切拷問。 ^[2] 

權力輪迴

張居正想要實現改革的宏願，首先必須取得首輔的權力，登上首輔的寶座，這是高度集權專制政治體制運作的必然選擇。面對首輔高拱與“內相”孟衝、門生故吏結成的政治聯盟，張居正找到了與馮保、李貴妃結成政治“鐵三角”的對抗方法，利用隆慶皇帝病逝、萬曆皇帝登基之機，完成權力的交接和重新“洗牌”。高拱被打敗了，張居正終於可以一展抱負。但是，他並沒有能夠從“權力的怪圈”中逃脱，反而淪陷於下一個週期的“權力的輪迴”之中無法、無力，或者不願自拔。萬曆新政的每一個步驟，京察、龍袍織造、清丈田畝、整頓吏治、任免官員、加強邊防、治理黃河、改革税制等等，都與“鐵三角”中的另外兩角李太后和馮保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張居正必須拿出相當的精力和智慧來應付他們，同時還必須應對來自帝國“文官集團”的整體壓力。張居正費盡移山心力，依靠權力的魔杖實施改革，在改革中不斷擴充權力，沒有制約的權力日益加速度地膨脹，這一方面加強了改革的執行力，提高了改革的效率，讓他擁有更多的自由和更大的權勢；另一方面，這種日益異化的權力，也讓萬曆新政日益偏離了為天下黎民改革的“初心”，個人意志和集團黨派的利益越發不可侵犯，不但成為以後被政敵攻擊的口實，而且在最根本的層面上失去了一個政治家應具備的為政公德。如此，從張居正的個人主觀願望來看，轟轟烈烈的萬曆新政，“並非真的就是為了天下萬民”，只不過“希望建功立業、青史留名，以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和人生理想”。同時，中國人國民性中的權力崇拜意識根深蒂固，正是這種極權崇拜的國民性，才是“極權統治存在的土壤”，張居正跳不出這種權力崇拜、專制結構的泥潭，因而在“權力的輪迴”中越陷越深，無法自拔。 ^[13] 

用小説來表現和再現歷史人物，不僅需要以超越當代人經驗的想象和體驗去激活歷史意象，去填充歷史史料框架中的空白，而且也需要以當代人的現代思考，以及對歷史傳統文化的把握去洞穿歷史，表達出當代人對歷史的審美髮現和理性闡釋。創作的終極目的並不只是真切生動地表現歷史生活形態或歷史人物本身，而且也包括如何在一種遠距離的非體驗性的過去時態中，獲得更大的理性思考空間，藉助歷史人物對當代生活提供喻示，起到一種鏡鑑的作用。熊召政創作的《張居正》，適度有節地把握住了這幾點。小説在營構思路上貫穿着對歷史的理性觀照，在改革的大時代背景下，對歷史上致力於改革重臣的得失榮辱的敍寫，本身就體現着當代人理性之光的穿越。在將歷史人物小説化的過程中，熊召政藉助於有限的傳世史料記載，努力地提升着自己對歷史生活和歷史人物的想象力，為讀者提供了大量生動具體的情節和細節，以伸手可觸、充耳可聞的生活質感和充盈的血肉來充填歷史留下的空白，審美地、形象地再現了歷史生活。 ^[5] 

作品塑造張居正，立足於揭示他與時代的關係，與同時代人的關係，着眼於他所身歷的的事件與他所感的心理變遷的交織。以第一卷寫張居正取高拱首輔之位而代之的過程而論，“作家並不是膚淺地把張、高之爭簡單化地處理為改革者與守舊者、志士仁人與權臣勢要的鬥爭，而是用冷峻刻深的筆觸，寫出兩個各懷治國之志的幹練大臣在特定政治體制內的碰撞，寫出了他們各自的性格強項與弱點。

又如第二卷寫張居正與借胡椒蘇木折傣起而反對新政的高拱一派的魏學曾、王希烈的鬥爭，第三卷寫“奇情風波”中反對張居正“奪情”留任的眾言官的慘烈舉措，也都避免了對參與其事的歷史人物做簡單的道德評價，而採取客觀循實的現實主義描寫手法。 ^[2] 

《張居正》基本上採用了章回體結構，作品中，小説的敍事緊扣主要事件的主體部分，就事不就人，尤其是事件中涉及到的次要人物的結局，則在下一事件的敍述中自然帶出。比如第二卷一開始寫設計抓捕章大郎，但抓了以後如何處置，卻一直等到第九回王希烈與魏學曾密謀鬧事時才在談話中帶出。這種情節佈局，留給讀者豐富的想象空間，使小説敍事顯得簡捷凝練。適當的情節跨度又可以激起讀者的探究和想像，增強閲讀的興趣和敍事的張力。 ^[2] 

《張居正》在獲得湖北省政府圖書獎、首屆姚雪垠長篇歷史小説獎及湖北省第六屆屈原文藝獎等各種獎項後，2005年獲第六屆茅盾文學獎。 ^[9] 

作家唐浩明：“作家天賦詩人的才情，加上史家的嚴謹，《張居正》甫經問世，便讓我感到是真正的文史俱佳的大手筆。張居正、高拱、馮保等人物，個個栩栩如生，又是正宗的古人。歷史小説寫到這個份上，真不容易。” ^[10] 

熊召政，湖北省英山縣人，1953年出生，1981年開始任湖北省作家協會專業作家。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已出版小説、散文、報告文學作品集多部。 著有長篇小説《酒色財氣》、《盅王》、《梅花鑰匙》，詩集《在深山》、《為少女而歌》、《南歌》、《瘠地上的櫻桃》、《魔瓶》，散文集《禪遊》、《溪邊小牧童》，報告文學集《太陽家族》，長篇紀實文學《東方功夫王子》等。政治抒情詩《請舉起森林一般的手》獲1979—1980年全國首屆新詩獎。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