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子華

張子華是寧夏早期的共產黨員。一九三四年秋，曾受中央駐北方代表的派遣，巡視陝北根據地，積極推動陝北、陝甘兩塊根據地的聯合。一九三五年任中共上海臨時中央局組織部秘書，年底，受上海地下黨組織的委託，到南京同國民黨人曾養甫談判兩黨聯合抗日問題，曾四次往返於陝北與南京、廣州之間。一九三六年冬調回陝北，任中共中央統戰部聯絡局副局長。西安事變時，任中共代表團秘書，隨周恩來到西安工作。後又以八路軍總部代表的身份到寧夏進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在實現第二次國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偉大歷史轉變進程中，張子華做出了貢獻。

張子華原名王緒祥(王宿翔)，化名王少髯、黃漢等，寧夏中寧縣恩和鄉王台莊人。一九一四年四月二十一日生於當地富紳家庭。祖父和父親曾多年擔任當地引黃灌溉乾渠——七星渠的負責人，從天津等處引進過先進技術，為發展七星渠灌區興辦過一些水利工程，同時也經營大宗枸杞等藥材到天津出口。三叔王含章赴日本留學過，長期擔任國民黨寧夏省黨部特派員。由於家庭條件比較優越，張子華雖然出生於文化落後的西北農村，但是近代科學文化信息比較容易傳進他的耳朵。他從小嚮往科學文化，是恩和高級小學的優秀學生，曾在全縣畢業班會考中得第三名。

一九二六年秋天，大革命的潮流由南向北，席捲神州大地。九月十六日，馮玉祥在內蒙古五原誓師參加北伐，邀請劉伯堅、鄧小平等大批共產黨員到國民軍的各級政治機關工作。在國民軍總部進駐銀川期間，寧夏城鄉反帝反封建的鬥爭蓬勃興起。在寧安堡駐軍的共產黨員劉進、劉開先曾到恩和高級小學開展工作，把校長，老師和高年級學生髮動起來，進行反帝反封建宣傳，同當地豪紳和封建勢力作鬥爭。張子華在畢業班，他積極參加各項活動，提高了思想覺悟。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以後，蔣介石等新軍閥重新開戰，馮玉祥驅逐了共產黨人，把隊伍拉到中原打內戰，寧夏剛剛興起的革命運動夭折了，西北地區羣雄蜂起，戰亂頻繁，學校停課的停課，駐軍的駐軍，社會秩序非常混亂。但是，張子華的革命熱情沒有熄滅。他在蘭州讀初中期間，繼續追求進步。他面對黑暗的社會，對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政府的喪權辱國不勝痛心疾首，立志要走革命道路。

一九三〇年八月，張子華轉到北平。叔父王含章為他做留學的準備，送他到教會辦的匯文中學續讀。但是事與願違，匯文中學的地下黨活動十分活躍，張子華在參加各項進步活動中，找到了黨組織，於一九三○年十一月由北平市委職工部大李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為了表明立志做中華民族的兒子，獻身於革命事業的決心，入黨時改名為張子華。後來，他給恩和小學張校長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説自己在北平“奔走國是”。

張子華入黨以後，在全國總工會華北辦事處負責人饒漱石領導下工作，曾經到門頭溝煤礦背煤，組織煤礦工人鬥爭，參加過財政部印刷局工人反對機器南遷的罷工鬥爭。以後，他調任全國總工會華北辦事處秘書，參加了天津碼頭、紗廠工人運動和唐山五礦工人罷工的鬥爭，還代理過全國總工會華北辦事處黨團書記。

張子華到北平不久，他幼年的同窗好友孫殿才也到北平上學。一九三○年十二月，他向黨組織介紹孫殿才由共青團員轉為共產黨員。從此，他在從事工人運動的同時，和孫殿才一起以學生身份開展學生運動。

張子華性情豪爽，精明強悍，口才鋒利，平易近人，善於團結羣眾，受到同學們的敬佩。因為他長着絡腮鬍，大家親切地稱他為“鬍子”。當時，以雷啓霖等為首的寧夏旅平學生會，是聯繫寧夏旅平學生的羣眾組織，出版刊物《銀光》，宣傳愛國進步思想。張子華和孫殿才積極參加學生會的活動，通過學生會團結寧夏旅平學生，開展革命工作。同時，積極支持《銀光》刊登揭露寧馬集團統治壓迫寧夏人民的文章，擴大發行範圍。一九三○年冬，他們在學生會的會員中吸收進步青年閻延棟、高立夫、吳介凡、潘鍾林、徵克非等組織讀書會，建立學習制度，閲讀進步書刊，如施復亮翻譯的《資本論大綱》等。讀書會的活動提高了積極分子的覺悟，加強了寧夏旅平學生的進步力量。

九一八事變以後，由於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漲，在黨的領導下，反帝大同盟地下組織在東城區和西城區建立兩個支部，張子華擔任這兩個支部的聯絡工作，並且秘密介紹一批寧夏進步青年加入反帝大同盟。他根據地下黨和反帝大同盟的指示，發動寧夏旅平學生數十人蔘加所在學校的抗日救亡運動。閻延棟和潘鍾林等還參加了北平學生南下請願團，參加卧軌、絕食等鬥爭，要求南京政府出兵抗日。

一九三二年，“左聯”組織北平各院校請魯迅、施復亮、侯外廬等著名教授講演。張子華和孫殿才通過寧夏旅平學生會組織寧夏青年參加聽講，做安全保衞工作，還用寧夏學生會的油印機秘密印刷一批宣傳品在講演會上散發。同年秋，國民黨反動派在北平進行文化“圍剿”時，《銀光》等被查封，形勢險惡。張子華冒着危險繼續進行革命活動。他有時穿大褂長袍，化裝成富商，出沒於街市;有時着西裝革履，乘黃包車，往來於院校;有時穿學生裝，在寧夏同學公寓留宿。有一段時間，他在西城水月庵七號設聯絡點，和孫殿才、李天才等接頭。他白天在這裏寫傳單和稿件，夜裏出去寫標語、散傳單，餓了吃兩個燒餅，生活十分艱苦。有一次，反動軍警逮捕愛國學生，毆打羣眾，他腿部受傷，仍不顧個人安危，掩護羣眾撤退，充分顯示了共產黨人無私無畏的英雄氣概。

一九三二年冬，寧夏反動當局指控寧夏旅平學生會是“共產黨組織”，國民黨特務按黑名單緝捕寧夏籍學生。同學們有的回家，有的轉移，張子華仍在北平堅持和敵人鬥爭，和轉移在郊外的寧夏學生保持聯繫。一九三三年春，他冒着危險到香山找吳介凡、閻延棟、殷佔雄、徵克非等人，動員他們回城裏工作;並讓吳介凡化裝成洋車伕在北平後門建立秘密聯絡點，供饒漱石、李天才等接頭。

一九三三年二月，日寇進攻熱河，當地軍民奮起抵抗，中共華北特委派一批黨員到察哈爾去協助馮玉祥、吉鴻昌組織抗日同盟軍;張子華曾帶饒漱石的函件到張家口拜見馮玉祥將軍。為了饒漱石在北平安全工作，張子華把辦事處機關轉移到同鄉學生張致和寓所。抗日同盟軍失敗以後，張子華轉到天津工作。不久，中共地下黨組織遭到破壞。饒漱石與張致和先後遷往天津，住在法租界。張子華在饒漱石的領導下，以商人身份作掩護，在開灤煤礦從事工人運動，組織罷工鬥爭。

一九三六年三月，張子華第一次從上海到陝北向中央彙報國共兩黨接談情況，在瓦窯堡期間受周恩來的委託，介紹白區工作部王幼平到銀川利用原來反帝大同盟的關係，在銀川、中衞、平羅等地觀察白區的形勢，原反帝大同盟成員袁金璋、潘鍾林、高立夫等冒着生命危險掩護王幼平順利地完成任務。第二年，袁金璋等在張子華的領導下組成寧夏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小組，恢復地下活動，掩護中共寧夏工委組織，開展抗日統一戰線工作。

一九三四年五月，張子華受全國總工會華北辦事處的派遣，化裝成商人到天津領導紀念五卅運動九週年的活動，在召開積極分子佈置罷工的會議上，不幸被敵人逮捕，關押在天津警察局看守所。敵人從他身上沒有搜到任何證據，沒有發現他的真實身份。他利用父親在天津惠源長貨棧經營枸杞生意的情況，在審訊時從容對答，以濃重的寧夏口音，坦然地説：“我是寧夏來的枸杞商，住在天津北大關惠源長貨棧，經理叫霍榮軒。我到天津來，人生地不熟，出來看熱鬧被你們抓起來，不信請你們去調查!”警察局第一次派人查對時，因為霍榮軒沒有得到消息，不敢承認。於是，敵人對張子華嚴刑拷打。但無論刑罰多麼嚴厲，張子華一口咬定自己是寧夏來的枸杞商。他説：“我住在惠源長貨棧南院，房子裏掛着一個藍布信袋，內有我寧夏商號天順禎的來信，你們不相信，咱們去當面對證。”原來，機警而細心的張子華往日去惠源長時就留了神;警察局暗查屬實，又找不到其它證據，只好將案子擱起來。

張子華被捕的消息傳到北平，全總華北辦事處負責人饒漱石立即派張致和到天津營救。張致和化裝成商人，以同鄉的身份去探監。張子華喜出望外。他告訴張致和：“你對王蠻子(饒漱石)説，我沒啥，一切都好。”饒漱石得到這個口信，知道他沒有暴露身份，就派張致和做霍榮軒的工作，由霍榮軒出面將張子華保釋出來，暫時住在惠源長貨棧。不幾天，他按黨組織的通知，轉移到大同公寓，從此脱離了危險。

張子華出獄以後調到中央駐北方組織工作。一九三四年九月，中共中央駐北方代表陳鐵(孔原)派他到陝北游擊區巡視工作。他化名黃漢，於中秋節後到達清澗的河口，住了二十多天，聽取了特委負責人郭洪濤和李鐵輪的彙報。當時，敵人正準備對陝北和陝甘根據地發動第二次“圍剿”，中國工農紅軍陝北游擊隊總指揮謝子長因負傷不能指揮作戰，只有將兩個根據地的紅軍統一起來，才能戰勝敵人。但是，由於歷史的原因，這兩塊根據地的領導人之間有些分歧意見和誤會還沒有消除。張子華以巡視員身份給陝甘紅軍領導人劉志丹寫了一封信，分析鬥爭形勢，講明利害得失，希望兩個特委召開聯席會議，由劉志丹指揮兩支紅軍並肩作戰。同時，表示支持陝北特委為粉碎敵人的“圍剿”，實行堅壁清野的做法和平分土地的政策。他説，這樣能使人民自覺行動起來，保衞勝利果實，反對敵人的進攻。他回到北平，向北方代表彙報以後，隨即給郭洪濤等人寄了一封密信，傳達了北方代表的意見，同意陝北根據地的三個大隊擴充為一個師三個團，番號是二十七軍八十四師。陝北特委於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在安定境內正式成立了紅二十七軍，為反“圍剿”作了認真的準備。

張子華給劉志丹的信起了很好的作用。一九三五年二月五日，陝北和陝甘兩個特委在安定周家嶮舉行聯席會議，決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員會和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統一指揮陝甘和陝北兩地區的紅軍和游擊隊。劉志丹統率紅二十六軍和紅二十七軍主力，在運動中消滅敵人大批有生力量，於五月間粉碎了敵五六萬人的圍攻。同時，擴大了根據地，使陝甘和陝北兩塊根據地聯成一片，黃漢的名字也由此載入了陝甘寧根據地革命史冊。

一九三五年初，張子華調到上海，任中共上海臨時中央局組織部秘書，兼任聯繫河北省委的政治交通。這時，革命處於低潮，白色恐怖嚴重，但張子華從不氣餒。五月間，因上海地下黨連遭破壞，他被派往豫鄂陝任特派員，公開身份是國民革命軍四十四師一三二旅旅部參謀。九、十月間，由於留在上海的軍委負責人被捕，他的身份暴露，不得已回到上海。這時，上海臨時中央局已不存在，人員都已疏散。他拿着離開上海時中央局給的關係，找到了留在上海堅持鬥爭的特科(情報系統)的同志，接上了關係。從此，他又開始了新的戰鬥。

一九三六年一月，經上海地下黨組織委派，張子華以中共長江局代表名義同南京政府鐵道部次長曾養甫接觸，談判國共兩黨聯合抗日問題。這是西安事變前國共兩黨秘密接觸談判的開始。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帝國主義佔領了東三省，又入關南下，向我國內地擴張，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嚴重關頭，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全國抗日反蔣運動出現了新高潮。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處於前線的北平學生率先衝破了國民黨反動派的阻撓，舉行了大規模的遊行示威，並且迅速發展成為全國性的抗日救亡運動，南京政府對日寇賣國投降和加緊內戰的反動政策更加孤立。同時，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加深了英美和日本之間的矛盾，在國民黨內部代表英美帝國主義利益的英美派和親日派進一步分化，以蔣介石為代表的英美派不得不改變對日本侵略的態度。當時，蔣介石瞭解到蘇聯是堅決支持中國抗擊日本侵略的，為了改善同蘇聯的關係，藉以遏制日本侵華勢力，不得不表示準備與中共合作抗日，因此，在加緊圍攻陝北根據地的同時，又要與中共秘密接談。蔣介石將這個重大而又秘密的任務交給陳立夫，陳立夫決定由曾養甫負責進行。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國民黨政府鐵道部次長曾養甫派勞工科長諶小岑尋找中共地下黨組織。諶小岑通過左恭(地下黨員)找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上海黨組織派張子華為接談代表。

一九三六年一月三日，他在四馬路的惠中旅社秘密會見特地從南京趕來的諶小岑。這是一次很不尋常的會見。五十年後，諶小岑回憶了這次會面：“我們對面坐下來，他答覆我姓黃。緘默了幾秒鐘，我説明了來意，請他代為轉達中共中央，派一位正式代表，同南京談判，停止內戰，一致對外。他答應説：‘願為此事奔走。’”

“第二天，他來了，我們在一間清靜的房間裏談了兩個多小時，主要是他提出關於南京政府是否抗日的問題，由我答覆。”

“黃君聽了之後，再次表示他願為此事奔走。第二天，他派了一個交通員來同我聯繫。交通員是一個二十歲左右的青年印刷工人。”

“三天後，黃君來對我説，希望南京派一個人到陝北去。這天，曾養甫正好來上海，經考慮，我們一時派不出適當的人來，還是希望中共自己有人為此奔走。幾天後，他來表示同意由他自己想辦法，我就回南京去了”。

上海黨組織鑑於張子華是寧夏人，又去陝北根據地巡視過，所以決定由他去一趟陝北，將南京政府要求談判的意思及上海地下黨的情況一併向黨中央彙報這一艱鉅而有歷史意義的使命落到了張子華的身上，這時他才二十一歲。

怎樣才能進入被敵人嚴密封鎖的陝北蘇區呢?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上海黨組織讓張子華與受宋慶齡委託到陝北去的董健吾同行。董健吾即斯諾筆下的王牧師，曾是共產黨員，這時是黨的同情者。他曾是宋子文在聖約翰的同學，平素與宋慶齡有交往。宋慶齡為了推動抗日，促成國共第二次合作，交給董健吾一封信，請他送到陝北。為了保障旅途的安全，宋慶齡於行前拿出一張由財政部部長孔祥熙簽發的委任狀，任命他為西北經濟專員。地下黨員徐漢光介紹張子華和董健吾相識，二人結伴而行，於一月上旬離開上海。但董健吾並不知道張子華的真正身份和陝北之行的目的。（亦有觀點認為，張子華和董健吾是分批前往西安的，見《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上：“1936年1月上旬，在CC派與中共北方局談判的同時，蔣介石委託宋慶齡、宋子文找到當時在上海聖彼得教堂做牧師的董健吾（化名周繼吾，中共黨員）；諶小岑在與中共北方局聯繫的同時，也通過南京《扶輪日報》副編輯、國民黨中央通訊社徵集部主任左恭找到中共黨員張子華。董、張二人先後從上海來到陝北蘇區，與中共中央直接接觸。” ^[3]  ）

張子華和董健吾到西安後，盤桓多日，找不到進蘇區的辦法，只好冒險走最後一條路，去找西北“剿共”副總司令張學良。張學良是東北軍的統帥。他集國難家仇於一身，強烈要求抗日，由於在陝北連吃三個敗仗，已認識到紅軍是不可戰勝的，已經在考慮是否與共產黨、紅軍聯合抗日的問題。他見到董健吾拿着國民黨政府財政部的委任狀，知道了南京的意圖，覺得可以更加放手地同共產黨聯繫。當時，正值隆冬季節，大雪覆蓋道路，無法通行。二月十九日，張學良與陝北電台聯繫以後，派自己的飛機，把董健吾和張子華送到東北軍駐防的延安，並且命令延安守軍派騎兵把他們護送到瓦窯堡。

二月二十七日，張子華和董健吾終於到達蘇區首府瓦窯堡，受到秦邦憲、林伯渠、張雲逸等的迎接。中央領導同志瞭解了南京各派對抗日的態度，知道蔣介石開始有了同紅軍實行某些妥協，準備反對日本侵略的動向，隨即電告正在山西前線的毛澤東和彭德懷等人。三月四日，毛澤東、彭德懷回電提出和國民黨談判的五條原則：

一、停止一切內戰，全國武裝不分紅白，一致抗日;

二、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

三、容許全國主力紅軍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禦日寇邁進;

四、釋放政治犯，容許人民政治自由;

五、內政和經濟上實行初步與必要的改革。

這些原則將中共瓦窯堡會議制定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具體化，成為國共兩黨接觸、談判的基礎。

秦邦憲將這五條原則密寫以後，交給董健吾回上海面交宋慶齡。董健吾南下以後，張子華東渡黃河，到山西省交口向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彙報工作。中央對他的工作表示滿意，決定派他為聯絡員。他回到瓦窯堡以後，學習了中央的指示精神，於四月十六日和馮雪峯一起離開瓦窯堡南下。從此，他來往於陝北、西安、南京，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奔走。

張子華和張學良交了朋友。他在西安時，常以“南京來的客人”的身份活動，既避開了國民黨特務的跟蹤，又使張學良從中瞭解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和國共兩黨中央聯繫的情況，更加堅定了張學良聯共抗日的決心。張學良常説：既然(國民黨)中央可以和共產黨聯絡，我們也可以嘛。四月九日，張學良親自到延安與周恩來舉行秘密會談，討論了逼蔣抗日的可能性，還就兩軍停戰等問題達成協議。在國共兩黨秘密接談過程中，東北軍和紅軍實際上已經停止了戰鬥。

四月底，張子華回到南京，同曾養甫會晤。他要求瞭解南京方面對聯共抗日的具體辦法，並希望得到文字方面的東西。五月下旬，張子華從諶小岑手中得到了陳立夫口授的四項條件：

一、歡迎共方的武裝隊伍參加對日作戰;

二、共方武裝隊伍參加對日作戰時與中央軍同等待遇;

三、共方如有政治上的意見，可通過即將成立的民意機關提出，供中央採擇;

四、共方可選擇一地區試驗其政治經濟理想。

張子華攜帶此件及覃振給林伯渠的信，星夜兼程，趕赴陝北。這時，紅軍東征凱旋，在延長一帶休整，黨中央正在大相寺開會。周恩來聽了張子華的彙報後，欣然命筆，分別給張伯苓、諶小岑、時子周等人寫信，表示歡迎國民黨政策的轉變，敦促他們促成此事，並邀曾養甫等人到陝北來共同“商討大計”。這是張子華第二次陝北之行。

張子華攜帶周恩來和林伯渠的信回到南京，請諶小岑代為轉送。為了試探國民黨聯共抗日的誠意，張子華提請諶小岑為他租一間房子，他要以中國共產黨代表的身份在南京宣傳抗日。由於這次談判在國民黨內絕對保密，蔣介石連身邊的陳布雷都不讓知道，因此，絕不允許共產黨在南京公開活動。張子華再三交涉，表示一定要執行任務。曾養甫見勸阻無效，便令諶小岑把張子華關入監獄。張子華在獄中堅持鬥爭，用剪子剪斷鐵絲網要越獄。他在獄中還給張學良寫信，請他幫助營救。上海黨組織見張子華下落不明，也通過左恭向諶小岑要人。曾養甫見來硬的不行，便令諶小岑陪張子華回上海，再商合作一事。

在上海，張子華熟練地編了一份電報密碼，要求諶小岑給一個南京電台呼號，以便兩黨通過電台聯繫。諶小岑回去請示。曾養甫由於害怕由南京電台聯繫影響太大，給了漢口一個電台的呼號。同時，曾養甫給周恩來寫了一封信，表示：希望能派負責代表切實商談。張子華帶着密碼及信件，於七月二十八日趕到黨中央所在地——保安。這是他為國共合作第三次陝北之行。

中共中央對兩黨接談情況十分重視。中央研究了蔣介石在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在這次講話中他對“最後關頭”的解釋是：“假如有人強迫我們簽訂承認偽國等損害領土主權的時候，就是我們不能容忍的時候，就是我們最後犧牲的時候。”蔣介石對抗日態度的進一步明確同兩黨接談的情況是一致的。中共中央不失時機地發佈了《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呼籲“立即停止內戰，組織全國的抗日統一戰線，發動神聖的民族自衞戰爭”。信中指出：“國共合作的關鍵，現在是在貴黨手中。”我們早已準備派出代表同貴黨代表一起，“開始具體實際的談判，以期迅速訂立抗日救國的具體協定，並願堅決的遵守這個協定。”周恩來也於八月三十日給曾養甫寫了回信。

九月一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在黨內發佈《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指出：“我們的總方針應是逼蔣抗日”;同時，“並不放棄同各派反蔣軍閥進行抗日的聯合”。

同日，周恩來給陳果夫、陳立夫寫信，希望他們向蔣介石“更進一言，立停軍事行動，實行聯俄聯共，一致抗日”。並説，我方“早巳準備隨時與貴方負責代表作具體談判”。

九月二十日，張子華攜帶中共中央及周恩來的信件到達廣州。當時，南京政府剛剛解決了兩廣事件，調曾養甫任廣州市長，陳立夫也到廣東，正在外縣視察。張子華將周恩來致二陳和曾養甫的信交給諶小岑，二十七日和曾養甫會晤，曾養甫告之，國民黨方面的條件是：一、蘇維埃區域可以存在;二、紅軍名義不要，改聯軍，待遇同國軍;三、中共代表參加國民大會;四、即派人具體談判。曾養甫還具體提出請周恩來到廣州或香港見面，並拿出為周恩來準備的護照，請張子華速回陝北。這是張子華第四次陝北之行。

第二天，張子華髮電向中央報告了曾養甫邀請周恩來談判的建議，並動身趕回西安，詳細電告了國民黨的四項談判條件。十月八日，中共中央表示：為了推動南京政府抗日，周恩來可以飛廣州談判，但先決條件是國民黨不再做喪失領土主權的事、不再進攻紅軍，必須在行動上確實停止內戰，準備抗日。事實上，國民黨不但沒有停止內戰，反而認為兩廣事變已經解決，可以傾全部力量一舉消滅紅軍，再用政治方式解決共產黨問題，變本加厲地圍攻陝北根據地，兩黨高級代表談判條件仍不成熟。中共中央於十月十四日決定周恩來暫不去廣州，先由潘漢年做初步談判。十七日得知蔣介石飛到西安，為了再做一次努力，電令張子華在西安交涉派飛機來接周恩來到西安談判。因蔣巳決心消滅紅軍，交涉未獲結果。十月二十一日，中央將十四日的決定通知張子華，由張子華轉告曾養甫、陳立夫。

張子華完成了和國民黨聯絡的任務，於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中旬回到保安。中共中央肯定了他的工作成績，任命他為中央統戰部聯絡局副局長。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變爆發，張子華隨周恩來於十四日離開保安，前往西安。十六日路經延安時，國民黨的民團不借路，張子華拿着周恩來手書的便條，再次以“南京來的客人”身份同警衞員邱南章進城交涉。他向延安縣縣長曉以大義，陳述利害，請他為中共領導人周恩來趕赴西安提供方便。縣長趕忙隨他們一同到機場，保證周恩來一行人順利離開延安。十七日下午，張子華隨周副主席到了西安。從此他以周副主席秘書、八路軍總部參謀身份在西安進行統戰工作

張子華在西安同寧夏駐西安各界人士廣泛接觸。他主動拜訪寧夏省政府西安辦事處負責人柴成霖，會見到西安的寧夏黨政要員。而且，熱情接待老同學、老朋友和進步青年，鼓勵他們為抗日做貢獻，還介紹一些進步青年到延安抗大學習。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抗日戰爭爆發以後，日本侵略者沿平綏線長驅直入，在包頭扶持蒙奸、回奸，在阿拉善旗設特務機關，修飛機場，寧夏面臨日軍侵略的危險。中共中央決定加強寧夏工作。一九三七年秋，經八路軍西安辦事處取得馬鴻逵同意，決定派代表談判邊界和釋放紅軍被俘人員問題。九月間，張子華任談判代表，與柴成霖乘飛機到達寧夏省會銀川。

張子華以八路軍總部代表到寧夏來，馬鴻逵不得不應付，但他內心卻打着一套狠毒的算盤。他完全知道張子華是當年在北平鬧學潮，支持孫殿英打寧夏的共產黨人，早就恨得咬牙切齒了。他陰謀扣留張子華，派便衣監視了張子華住的銀川飯店和王含章公館。

張子華在銀川住了四天，與馬鴻逵談判兩次，當面遞交了八路軍總部的信件，要求談判解決邊界問題和釋放紅軍被俘人員。馬鴻逵只是説些表面應付的話，不談實質問題。張子華見馬鴻逵毫無誠意，就説：談不成我就回去。馬鴻逵蠻橫無禮，隨即説：“你那天走告訴我，我派車送!”

張子華髮覺了馬鴻逵扣留他的陰謀，但在馬鴻逵嚴密控制下的銀川城隨便離開也不容易。他趁王含章不在寧夏之機，藉口先回中寧老家看看，便找三嬸黃清芳，請她派長工王德順送他回中寧。就這樣，他和警衞員一行三人離開了銀川。

張子華回到家裏住了三天，一家人都非常高興。母親只生他一個兒子，更是親切萬分，一次又一次地説，家裏置了許多財產、房屋，這次回來不要走了，在家過榮華富貴的日子。張子華説：“我還沒有看上你那些呢，你也不要置那麼多了。有錢要多照顧自己的身體!”許多同學、親友來看他，他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號召他們為抗日做貢獻，動員青年人到延安去學習。第四天晚上，他託人僱了一輛馬車，從寧安堡直奔海源縣乾溝，在表哥張自箴的幫助下，順利地通過了馬鴻賓的防區。等馬鴻逵發覺張子華失蹤的時候，他早已翻越六盤山到達甘肅平涼八路軍的接待站了。

張子華回到西安不久，曾在北平一起搞學生運動的同學閻延棟來找他，正好王含章路過西安，住在西京賓館。王含章先動員閻延棟回寧夏，答應向馬鴻逵推薦重用。隨後，又把張子華和閻延棟邀到自己的房子裏，以長輩身份勸説張子華脱離共產黨。他説：“昨天我到你們八路軍辦事處，林(伯渠)處長説，我們叔侄是兩黨，一個是國民黨，一個是共產黨，説得我臉發紅。我看你這些年跟着共產黨也沒有混出個啥名堂，寧夏工作、生活都好，我們傢什麼也不缺，還鬧什麼革命?東初(閻延棟的號)過去和你們一起，現在已決定回寧夏，我勸你離開這裏，否則馬主席、蔣公追究我串連共產黨，全家跟着你受累。”張子華聽了，反駁説：“離開這裏，那才是笑話。你應該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拿你的身份勸馬鴻逵多做些有益於抗戰的事。”一席話説得王含章啞口無言，叔侄不歡而散。

張子華在寧夏短短的十幾天中，廣泛接觸寧夏各界人士，有不少過去在北平的老同學專程到銀川來看他。他利用這個機會秘密聯絡國民黨內部的愛國民主人士袁金璋等組成寧夏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領導小組，佈置張致和、潘鍾林在當地做抗日救亡工作。回到西安以後，他介紹中共寧夏工委書記李仰南到寧夏找袁金璋聯繫，在他們的幫助下找到職業掩護，順利地站穩腳跟，開展工作，使寧夏抗日救亡工作打開了新局面。當時，有不少寧夏進步青年以張子華為楷模，通過寧夏地下黨組織的安排到延安去，張子華家鄉恩和堡一帶先後去抗大、陝公學習的有十餘人。從抗大回寧夏做地下工作的孟長友在回顧自己成長過程時寫道：“張子華是我的導師”。抗日戰爭時期到邊區參加工作的中寧籍幹部張俊也説：我是由於張子華的影響才走上革命的道路。

一九三八年一月，張子華到武漢，在中共代表團民政部擔任文化組主任。二月調回延安，四月到抗大擔任政治教員。

一九三九年九月，突然橫禍飛來，有人説張子華在天津被捕時有叛變嫌疑，到寧夏談判時有通敵嫌疑。當時國民黨發動反共高潮，階級鬥爭異常尖鋭、複雜，組織上決定對他進行隔離審查。但是，當時交通不便，地區分割，瞭解情況的同志遠在千里之外，又無法派人到天津、銀川等地調查，問題一時難以搞清。

張子華相信組織，在隔離期間，給黨的中央負責人張聞天寫信申訴，希望儘快做出結論。他曾託人給妻子李德貞送出一張照片，背面寫：“贈給我們的孩子：延軍”。他對革命事業始終是充滿希望和信心的。但是，他隔離不久就身染肺病，不幸於一九四二年去世。終年只有二十八歲。

一九八三年九月，中共中央組織部對張子華的歷史做出了公正的結論，承認其黨籍。一九八五年五月，中共寧夏回族自治區委員會和銀川市委召開會議為張子華恢復了名譽，在八里橋革命公墓安放了他的遺像。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