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子林

張子林青年時代就受到革命的影響，1932年進入天津北洋大學土木系就讀時，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1936年參加了我黨領導下的“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在學校內主編“民眾週刊”。1937年“七·七”事變後，經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的培訓，參加山西民族革命戰地總動員委員會保安司令部政治部的工作，後擔任山西新軍暫一師第六支隊特派員，代理政治部主任，師政治部政工科科長。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張子林同志於1947年起從事水利工作。先後擔任農業部、水利部的農田水利局局長、水利部水利科學研究院院長和中科院、水利電力部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院長等領導職務 ^[1]  。

1914年生，河北陽原縣人。1932年就讀於天津北洋大學。

1936年加入黨領導下的“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參加革命工作。

1937年“七七”事變後，擔任山西新軍暫一師第六支隊特派員，代理政治部主任，師政治部政工科科長。

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40年參加延安軍政學院培訓後，1942年被派到晉綏邊區工作，先後任行署技術室主任，交通管理局設計科科長，平綏 鐵路局工務處處長，邊區第一發電工程局副主任，華北人民政府農業部農田水利處處長。

1948年因修建解放區第一座水電站，受集體大功獎勵。是我黨水利事業開拓者之一。

1949年至1952年任中央人民銀行農業部農田水利局局長。1952年8月至1955年2月任中央水利部灌溉總局局長。

1955—1956年作為中國水利顧問組組長，在越南水利部工作二年，受到越南水利部的表彰，被越南民主共和國主席胡志明授予金質獎章和共和國一級勞動勳章，並記一等功。

1955年4月任水利部勘測設計局局長，1956年7月任水利部北京水利科學研究院副院長。

1956年起，張子林先後擔任水利部黨組成員，水利科學研究院院長和中科院、水利部、電力部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院長等職務。他還牽頭組建了北京水利水電學院併兼任首任院長。

1958-1959年任北京水利水電學院院長，1959-1960年任北京水利水電學院院黨委書記。

1959年6月，任水利電力部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院長，1962年6月，任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黨組書記。 文革後參與重建水科院，並任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顧問。

1981年8月離休。1998年7月30日逝世，終年84歲 ^[2]  。

作為水科院第一任院長，他為新中國的水利水電科技事業嘔心瀝血，為我國水利水電科技事業的長足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張子林同志是新中國水利事業的奠基人之一。

1947年7月，張子林同志親自領導興建了晉察冀邊區建屏縣（即現在河北省平山縣）的沕沕水水電站，這是解放區修建的第一座水力發電電站，一九四八年竣工發電。該電站對發展解放區的軍工生產、工業用電、支援解放戰爭均起到了積極作用。1948年，張子林同志又組織興建石津運河灌溉工程（即現在的石津灌區），工程建成後，對解決當地農田灌溉用水，促進糧食增產，提高羣眾生活水平，支持解放戰爭起了重要作用。

1956年，張子林同志帶領大家在北京西郊景王墳附近的廢墟上平地起家，建立了水利科學研究院。從1957年到“文革”初期，張子林同志領導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的全體同志，開展水工、水文、水力機械、結構與材料、岩土力學、冷卻水、農田灌溉排水等方面的科學研究，為全國的水利水電建設提供了近千項研究成果，其中大都處於國內領先水平，產生了巨大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

“文革”期間，張子林同志在身受迫害、機構被撤消、處境極度困難的情況下堅持保存試驗設備和研究資料，竭力保護科研人才，因而受到全院同志的愛戴。“文革”以後，恢復重建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他任院顧問，以病殘之軀積極謀劃院的恢復重建工作 ^[1]  。

張子林同志作為水科院第一任院長，為新中國的水利科技事業嘔心瀝血，為我國水利科技事業的長足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建院初期，為了改變我國科技落後的狀況，黨發出了向科學進軍的號召。當時的水科院，集結了新中國培養的第一代優秀的知識分子，在張子林院長的領導下，掀起了向科學進軍的熱潮，人人制定了學習規劃和奮鬥目標，學習氣氛十分濃厚，對我國剛剛起步的水利事業產生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在此基礎上，張子林同志憑藉他牢固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出自對國家對水利事業對科技幹部的高度責任感，及時引導科學研究人員走理論聯繫實際的道路，於五十年代末向全院發出了下樓出院的號召，並親自帶領科技人員深入水利建設一線，從生產建設中找課題，以阻礙水利建設的技術難題作為科研的主攻方向，引導我院科研工作面向生產面向實際，不僅為我國水利建設提供了豐富的科研成果，也為水利科技事業的發展指明瞭方向。

張子林同志是一個優秀的領導幹部，同時也是優秀的水利專家。他曾潛心研究大力推廣灌溉排水技術，有力地推動我國農田水利事業快速發展。

針對我國北方對灌溉需求迫切而可開發的地面水資源貧乏的情況，張子林同志十分重視井灌的發展，他曾約請機械工業部門設計試製出解放式水車，它比傳統的轆轤、桔槔等提水工具提高功效七、八倍，比原有鏈鬥式水車節省鋼材及降低造價均約50%左右。與此同時，又在他的倡導和推動下，系統地總結並大力推廣了筒井下管和開鑿管井等，增大水井出水量的技術，成功地解決了單井出水量少、提水勞動強度大工效低這兩個限制井灌發展的問題，使井灌從少數縣區很快推廣到晉、冀、魯、豫、陝、甘、遼等省，在五年內擴大井灌面積四千多萬畝，併為六、七十年代機井灌溉的大發展打下了基礎。解放式水車還輸出到泰國、緬甸、斯里蘭卡、菲律賓等第三世界國家。張子林同志深入研究並積極貫徹防治灌區土壤鹽鹼化的對策和措施。多次深入到國內有關灌區進行調查研究，總結當地防治經驗，擬定一系列的防治對策和措施，包括：適時限量灌區排水、進行灌水洗鹽和淤灌壓鹽、實行稻旱輪作等等，並通過行政力量積極宣傳貫徹，有效制止了灌區土壤鹽鹼化的發展，並使約五千萬畝鹽鹼土地得到不同程度的改良。張子林同志曾兼任國家科委土壤鹽鹼化防治研究組副組長，積極推動土壤鹽鹼化防治研究工作。1962年他在《紅旗》雜誌上發表題為《我國北方灌區土壤鹽鹼化防治》的論文。辨證地分析了旱、澇、鹽鹼危害的內在聯繫，透徹地闡明瞭灌溉與排水的相輔相成的關係，提出根據排水出流情況適當引水灌溉，“量出為入、開流節源”的防治對策，並親自到引黃灌區進行現場考察，促進有關地區打開排水出路，勸説河南省保留人民勝利渠灌區作為防治旱澇減災及改進引黃灌溉的基點和樣板。他的上述努力，對於魯豫兩省約兩千萬畝的引黃灌溉設施的保存和以後的重新啓用，起了重大的促進作用 ^[2]  。

1957年反右運動以後，我國在“左”的路線干擾下，政治運動接連不斷，直到史無前例的十年動亂。每次政治運動都把知識分子當作“運動員”，成為打擊的對象，嚴重地挫傷了知識分子利用其專長建設國家的積極性。張子林院長作為知識分子成堆的水科院的最高首長，作為一個多年從事水利工作，有着豐富專業知識和實踐經驗的水利專家，和全院知識分子一樣，渴望發揮自己的專長為國家建設服務。正是這樣一個最基本的共同點，使得子林院長和全院知識分子的心是相通的。但作為全院黨政一把手，對當時來自上面的部署是不能違抗的，在歷次運動中他總是一方面誠心誠意地告誡知識分子努力學習加強世界觀的改造，一方面在政治上儘可能利用自己的力量保護他們過關，實在保護不了時也總是安慰、勉勵他們向前看，幫助他們咬緊牙關度過困難。

1958年，我院一批幹部下放到天津楊柳青進行勞動鍛鍊，在臨行前的動員大會上，張子林院長滿懷激情地向即將下放的科技幹部作了動員，講話中還特地語重心長地對戴着右派帽子一同下放的幹部説：你們下去也是勞動鍛鍊，和大家不同的是不用敲鑼打鼓的方式歡送你們，希望你們下去後好好改造自己，情況是可以改變的，改造好了還可以入黨嘛！這番話使當時劃為右派的同志深受感動，他們沒有想到，在那種時候子林院長還這樣信任他們，給了他們以極大的安慰和鼓舞。張子林同志在這次會議上的講話，理所當然地成為後來文革期間對他批判的重要內容。

文革前一年，一個過去在張子林同志領導下工作過的青年知識分子，衣衫襤褸、狼狽不堪地來水科院找張子林。這個知識分子，大躍進期間在一個水庫工地工作，因施工組織混亂，造成觀測儀器失效，工地指揮以他出身不好，判定他進行破壞，關進大牢。1965年複查定為無罪釋放，由於生活、工作無着落，來到北京找原單位，可誰也不管，萬般無奈來找他的“張局長”。張子林同志熱情接待了這位青年，派家人領他理髮、洗澡、吃飯，還把自己的新鞋送給他穿，又給了他生活用錢，並且給部裏寫信，證明該同志無辜受害，建議解決工作安排問題。張子林同志的這個義舉，代表了正義，代表了黨的温暖，體現了黨的博大胸懷。可是，事隔一年，逆流橫起，張子林同志被批鬥，被勞改，關牛棚，身心遭到極大的摧殘。幫助青年知識分子渡過難關的義舉，竟成為他“幫助勞改釋放犯”的“滔天罪行”。

張子林同志以他的學識、為人、品行、風貌，贏得了水科院全體職工的尊敬和愛戴。張子林同志雖然已仙逝多年，但他所體現的中華民族的優良品德，他的知識，他的教誨，他的正義，他的良知，無時不在温暖、激勵着我們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