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士貴

志主張士貴，字武安，弘農盧氏人，隋末組織起義軍，威震虢州。李淵、李世民父子起兵晉陽，張氏譴使輸誠，蒙授右光祿大夫，後歷第一軍總管、通州刺史、虢州刺史、秦王府右庫真、驃騎將軍、以功加勳上柱國，賜爵新野縣開國公…… ^[12] 

張士貴卻是李唐王朝的忠臣。他出身將門本領出眾知人善任，愛護士卒，具有敏鋭的政治洞察力，且能文善武，乃唐初一代名將，與秦瓊、尉遲敬德、魏徵、程咬金等人齊名，

張士貴本名忽峍，隋開皇五年（公元586年）出生在囗州盧氏縣（今河南省盧氏縣）的一個武官世家，其曾祖張俊、祖父張和在南北朝時期都是地位很高的官員。張士貴的父親張國曾任隋朝硤州錄事和參軍，歷陽令等官職後來還因軍功被封為大都督。

青年時代的張士貴不僅注重學習文化知識，還特別注重學習武藝，崇尚俠氣，結交豪傑。

家譜上説他“有勇力，挽弓百五十斤左右，射無虛發”。 青年時代的習文弄武，為張士貴後來的戎馬生涯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有人説，張士貴此時的情景有點像楚漢相爭時的韓信，他投靠哪一方，哪一方就有可能取得最終的勝利。

於是王世充和李密都想到了正在坐山觀虎鬥的張士貴，他們都想把他爭取過來，壯大自己的力量。

唐朝名相上官儀為張士貴撰寫的墓誌銘（以下簡稱墓誌銘）上説，王世充和李密都多次寫書信並且派人來遊説張士貴，可是，張士貴認為王世充和李密都是平庸之輩，難成大事，便斷然拒絕了這兩個軍事集團的盛情邀請。他固守自己的地盤坐觀形勢的發展。

此舉初步彰顯了張士貴的深謀遠慮，他正在潛心觀察天下大勢，尋找英主。

義寧二年（武德元年）正月，李淵以唐王世子李建成為左元帥，秦公李世民為右元帥，東討王世充和李密，以張士貴才華出眾，譽滿而被提拔重用，授第一軍總管，擔任先鋒的要職，斬將奪地。四月份，李建成和李世民到達洛陽，在小勝李密之後，東都之內有人慾裏應外合，助唐軍拿下洛陽，然而由於李世民認為“吾新定關中，根本未固，懸軍遠來，雖得東都，不能守也。”加之此時王世充和李密大軍皆陳兵於此，宇文化及率領隋朝十萬驍果軍即將到來，所以並未攻打洛陽，只在撤退時趁機攻下了宜陽和新安 ^[4]  。

墓誌銘上説，此時的張士貴“候霸上之禎祥”。這是説漢高祖劉邦創建大漢王朝時，曾經屯兵霸上，等候羣雄來歸張士貴是在等候一個劉邦式的人物出現，才肯心甘情願地把自己的政治生命相托。

經過數年的等待，一個劉邦式的人物終於出現了，這個人就是後來成為唐高祖的李淵。

李淵是隋朝的夙將，以老謀深算著稱。在隋末羣雄並起、天下大亂之際，李淵、李世民父子經過多年的秘密準備於隋大業十三年五月起兵反隋。

起兵之後，李淵父子就聰明地避開了王世充和李密正在激戰的中原從黃河以北直接殺向長安。

李淵父子起兵不久，張士貴便敏鋭地意識這對父子才是羣雄之中最有政治前途的人於是張士貴便“遣使輸款”，表示願意歸順。

李淵對張士貴的歸順“深相嘉嘆”，立即封張士貴為“右光祿大夫”不過，李淵並沒有讓張士貴的義軍參加到攻取長安的隊伍中來，而是讓他繼續在原地作戰，擴大地盤，以牽制王世充和李密。

歸順李淵後，張士貴便開始大膽地主動出擊，很快就控制了潼關以東的大片區域，不僅擴大了地盤，還在戰略上解除了李淵攻取長安的後顧之憂。

墓誌銘上對此時的張士貴評價説“英謀雅算，喻伏波之轉規；決勝推鋒體常山之結陣”。這是給予了張士貴極高的評價，把他喻為東漢的伏波將軍馬援和三國時的趙雲，

李淵父子起兵6個月後，便攻下了長安。為了掩飾自己起兵不是叛國篡位，更是為了避免各地的割據勢力都把矛頭指向自己，李淵並沒有立即稱帝，而是擁立年僅13歲的楊侑為隋恭帝，挾天子而令諸侯。

此時，對李淵威脅最大的仍然是王世充和李密。在此後大大小小的多次戰爭中，張士貴一直縱橫疆場，先後率部擊敗過王世充和李密的多支勁旅。

有一次張士貴又立戰功後，李淵大加讚賞，贈張士貴“繕彩千有餘段，名馬五匹並金鞍勒”。墓誌銘上在評價張士貴隨李淵長子李建成東征的功勞時説“戰有必勝之資，威有憚鄰之鋭”，

薛舉，隋“河東汾陰人”，隨父徙居金城（今甘肅蘭州）。因其“兇悍善射，驍武絕倫”（《舊唐書·薛舉傳》），又家產豐厚，廣交豪傑，於是在大業十三年四月，據金城郡起兵反隋，並自稱“西秦霸王”，封兒子薛仁杲為齊公。攻克秦州後，又收編了唐弼十萬部隊，力量迅速強大，接着便揮師東進，欲圖關中。當年十一月，李淵父子首先攻入長安，薛舉父子傾巢出動，想將立足未穩的李淵趕出長安，但被李世民擊敗。

李淵於隋義寧二年（618）五月稱帝后，不甘失敗的薛舉再次組織力量，從關中的西北口突入，兵鋒直達距長安不過二三百里的幽州、岐州一帶，秦王李世民再次率師抵禦。

剛剛被唐高祖李淵從東線召回的張士貴隨軍西征。這次作戰，從史料上看，是張士貴與李世民的首次合作。首戰雖然失敗，但張士貴卻表現突出，“公先登之勳，有超恆準”。

在第二次交戰中，張士貴更是衝鋒陷陣，再次功列諸將之首，高祖賜他“奴婢八十口，絹彩千餘段，金一百三十挺”。初唐時，朝廷以奴婢賞賜有功軍人的事並不多見，由此可見張士貴所立戰功之顯赫。

消滅薛舉、薛仁杲父子軍事集團後，武德元年末，張士貴從隴右戰場下來，被朝廷任命為運糧侍，專門負責平定河南的後勤供給任務。兵馬未動，糧草先行。無論古今，後勤保障始終是整個戰爭中最重要的一環。

當張士貴押運的軍需物資到達澠池地界時，被王世充的大將郭士衡發現，以數倍於張士貴的兵力設伏，將張士貴團團圍住。面對強敵，張士貴毫無懼色，竟“掩擊大破之”，將郭士衡打得大敗而逃。

武德二年（619），賊首蘇經率寇反唐，劫掠陝州，“州將瀕戰不利”。唐高祖李淵聞之道：“此賊非猛士無以殄滅。”於是派張士貴前往討伐。張士貴“智盡三宮之端，威下九天之上”，轉眼之間，大破敵軍，“高祖又降書褒美。”

唐軍逐漸強大起來後，組建了騎兵部隊。因張士貴“善騎射，臂力過人”，於是朝廷任命其為“馬軍總管”。在這個職位上，張士貴又取得了一系列輝煌戰果。最著名的是他在經略熊州時，以絕對的劣勢兵力擊敗王世充的馬步聯軍。張士貴行軍至黃澤之地，恰與王世充率領的五萬部隊相遇。

在敵眾我寡的形勢下，張士貴毫無懼色，迎頭截擊王世充大軍。兩軍對陣，“牙璋狎至，羽檄交馳，三令五申，風驅雨邁”，戰鬥進行的天昏地暗，異常激烈。張士貴指揮若定，力當萬夫，終以劣勢的兵力擊敗王世充的勁旅。

為此唐高祖賜士貴為新野縣開國公，並賞寶馬雜彩和金鞍寶勒，還特意對他説，這寶馬“卿宜自乘之”。

可以説，李世民在河南所取得的一系列勝利，都是與張士貴的英勇善戰分不開的。自從李建成當上太子，張士貴就開始在秦王李世民帳下聽令，這也就為他以後曲折而輝煌的政治生涯埋下了伏筆。

曾被突厥封為“定楊可汗”的劉武周，眼見唐軍勢力日漸強大，於武德二年四月，採納了其大將宋金剛“入圖晉陽，南向以爭天下”（《舊唐書·劉武周傳》）的建議，率兵入侵併州，一路攻城略地。

山西是李唐王朝的發祥地，本來也有重兵駐守，但諸將拒戰不力，紛紛敗退。李淵驚呼：“晉陽強兵數萬，支食十年，興王之基，一旦棄之。”（《資治通鑑》）在這種險惡的形勢下，秦王世民主動請戰，帶領包括張士貴在內的一批猛將出徵了。

張士貴在這次北征戰役中立下的戰功有：以先鋒將身份“算無遺策，戰取先鳴”，擊敗虞州守將何小董，迫使宋金剛部下將卒從翼城撤軍，之後“從太宗並平之”。山西會戰大捷，唐高祖遍賞諸將，其中對張士貴的賞賜“有逾常典”，更説明他在這次戰爭中有着卓越的戰功。

平定中原，是李淵父子攻佔長安後最迫切的心願，但一直沒有機會實現這一願望。武德三年，劉武周戰敗，軍事力量進一步強大的唐王朝立即組織由李世民擔任主帥的大軍出關東討。

在這次長達十個月的征戰中，張士貴始終和李世民在一起，幾乎所有的戰鬥都有張士貴的身影。其結果是唐軍取得了全面勝利，最終俘虜了自稱為帝的王世充和前來援救的農民起義軍領袖竇建德。

平定河南後，李淵遍賞諸將。因張士貴“先後戰功，以為眾軍之最”，被拜為虢州刺史。不久，李淵又召張士貴入京，特設宴款待，對張士貴説：“欲卿衣錦晝游耳。”（《舊唐書·張士貴傳》）

農民起義軍領袖竇建德被俘不久，在長安被殺。其部將劉黑闥於武德四年七月在漳南起兵反唐，僅用半年時間，“悉復竇建德故地”。（《舊唐書·劉黑闥傳》）李淵在唐軍屢戰不利的形勢下，再派李世民出征河北，張士貴也跟隨出征。

這次戰役，唐軍並未很快取得優勢。在雙方長達兩個月的對峙中，一天深夜，劉黑闥卒眾數萬，突然出現在唐軍面前，這時，張士貴率領部下直插劉軍要害，將劉軍打散，為唐軍最終擊敗劉黑闥在戰術上創造了條件。

在李唐王朝統一全國的六次重大戰役中，張士貴跟隨李世民參加了四次戰役，為唐王朝的統一立下了卓著戰功，在戰火的考驗中，張士貴一步步成為了李世民的心腹，遂被授予秦王府驃騎將軍。

在長達數千年的封建王朝中，為爭奪皇位而發動宮廷政變，兄弟血刃的事件屢屢上演。“玄武門之變”就是這樣一場親兄弟為爭奪皇位而兵刃相見，喋血宮門的事件。但我們也要認識到，玄武門之變本質上是李世民與李淵的權力爭奪。

在李淵起兵到登基稱帝初期，對長子李建成和次子李世民的任命是可以平分秋色的，領軍也通常各領一路大軍。但是在唐王朝統一的一系列戰役中，二人在軍事能力上的差異逐漸顯露出來。攻打長安時，李建成的東路軍頭雷永吉不聽李淵號令，擅自功上城樓（《大唐創業起居注》 ^[5]  ）——“帝聞而馳往，欲止之而弗及。”武德二年，李建成接應平定西涼的安興貴兄弟時“時甚暑，而馳獵無度，士卒不堪其勞，逃者過半。 ^[6]  ”種種失誤使得李淵對他漸漸失去耐心（比如涼州歸附之後，任命李世民做涼州總管） ^[7]  ，朝中官員也逐漸傾向李世民（安興貴之子安元壽之後進入秦王幕府，並在玄武門之變中立下大功）。而李世民經常統兵出征，屢建戰功，這也使他產生了覬覦皇位的政治野心，並且在中央和地方積累起了自己的政治勢力。到武德九年時，李世民的官職已是“天策上將太尉尚書令陝東道大行台尚書令益州道行台尚書令雍州牧蒲州都督領十二衞大將軍中書令上柱國秦王”，除卻幾個虛職，我們可以看到，天策上將府為獨屬於李世民的“小朝廷”，而陝東道大行台尚書令，益州道行台尚書令，蒲州都督等職位也代表着其在大半個李唐江山擁有獨立的統治權（大行台仿照中央尚書省設左右僕射和六部尚書，其最高長官大行台尚書令在轄區內擁有近乎於完全獨立的治權） ^[8]  ，而雍州牧和十二衞大將軍等職位則決定了他在長安基層和禁軍中也擁有了自己的勢力。可以説，此時的李世民功高震主，連身為皇帝的李淵也要忌憚三分。

而李建成自從被立為太子後，面對戰功和威望日漸高漲的秦王，心中也不免忐忑。早在武德二年，太子太傅李綱就曾經勸李建成“竊見飲酒過多，誠非養生之術；且凡為人子者，務於孝友，以慰君父之心，不宜聽受邪言，妄生猜忌。” ^[9]  未果後以老病為由辭職。洛陽之戰後，李建成更加猜忌李世民。他一方面在唐高祖李淵面前經常詆譭李世民，一方面又將齊王元吉拉攏在自己身邊，使李世民也發出了“不為兄弟所容”（《資治通鑑》）的感嘆。

武德九年夏，突厥數萬騎兵突然入侵。按慣例本應由李世民率軍迎敵，但李建成卻堅持讓李元吉和羅藝出征，其目的很明顯，就是阻止李世民重掌兵權，再建戰功。而李元吉掛帥後，按照李建成的旨意，故意調遣秦王府諸猛將隨軍出征，意欲在征戰中除掉秦王部將，然後再設法殺掉李世民。這個密謀被李世民知道後，立即與自己的謀士和部將商量對策，最終決定發動宮廷政變，殺死太子李建成和齊王李元吉。

六月初一，太白經天，初三，太白復經天，傅奕密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李淵將以他的奏表交給李世民，李世民當機立斷，反告建成和元吉“淫亂”後宮，目的是要騙李淵傳二人進宮。李淵答應第二天早朝時問個明白。據《舊唐書·太宗本紀》記載，“九年，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謀害太宗。六月四日，太宗率長孫無忌、尉遲敬德、房玄齡、杜如晦、宇文士及、高士廉、侯君集、程知節、秦叔寶、段志玄、屈突通、張士貴等於玄武門誅之。”此外，高士廉率領雍州府上下，釋放囚徒，並給予武器，帶領囚徒殺到芳林門接應。玄武門屯營兵守將敬君弘也挺身而出，為抵抗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宮府兵戰死。

由李世民發動的玄武門事變，無論政治圖謀如何，歷史價值怎樣，畢竟是兄弟自相殘殺的醜事，有悖於封建社會的倫理常綱，所以有些史料中的記載不詳也是能夠理解的。專門研究昭陵出土墓誌的胡元超先生也發現，昭陵已出土的程知節、張士貴、尉遲敬德、鄭仁泰等的墓誌中也都沒有明確記載墓主是否協助李世民發動了玄武門事變。這或許也是當時的墓誌作者在“為尊者諱”吧。但根據僅有的史料推斷，包括張士貴在內，以上史料中提及的謀士名將，均為秦王心腹，是可以確定參與了玄武門事變的。

“玄武門之變”以李世民全勝而收場，不久唐高祖李淵就封世民當了太子。武德九年八月，李淵退位當上了太上皇，皇位傳給太宗李世民。

翌年，唐太宗改元貞觀。詔張士貴為“北門長上”，不久又轉“右屯衞將軍，還委北軍之任。”依然擔任玄武門長上，即禁衞軍司令的職務。陳寅恪先生在其《唐代政治史論述稿》中認為：“唐代歷次中央政治革命之成敗，悉決於玄武門即宮城北門軍事之勝負，而北軍統治之權實即中央政府之所寄託也。”由此可見唐太宗對張士貴的信賴與器重。

貞觀初年（627），國泰人和，局勢穩定。只有一件事令太宗“坐不安席，食不甘味”，這就是來自突厥的威脅。為了徹底擊垮這個心腹大患，太宗“引諸衞騎兵統將等習射於顯德殿庭”（《舊唐書·太宗本紀》），在皇宮裏親自教習兵將弓法。而張士貴是唐初諸將中最善射的，加之又是玄武門長上，日常的教習任務便順理成章由他來負責。

戰場上勇猛無比的張士貴，平日裏卻是個心底善良愛兵如子的長官。《魏鄭公諫錄》中就有一段描寫張士貴愛惜部將，甚至於違抗聖旨的故事：有一次，太宗前來觀看禁軍演練，發現士兵隊列不整，就批評了張士貴，並責令他仗責幾個負責教練的小教官。張士貴因愛護部將，杖責時並不真打，只是點到為止。太宗看到後認為士貴在違抗聖旨，要處罰他。這時魏徵進諫説，教官未盡到責任，應送大理寺依法懲處，罪責不在張大將軍，再説讓張將軍為一件小事而杖責部將，他不忍心下手也是情理之中的事，為此而處罰皇上的心腹、身居要職的張大將軍，是不合適的。

貞觀初年，唐太宗還以玄武門衞士為骨幹，組建了一支“羽林百騎”，平時把守玄武門，皇上狩獵時跟着去打獵，當戰爭發生時就成了一支戰無不勝的突擊隊。後來這支部隊逐漸發展壯大，成了“羽林千騎”、“羽林萬騎”。直到貞觀三年，趁東突厥內部發生分裂，太宗抓住時機，主動出擊，一舉消滅了這個心腹大患。據史料記載，這次戰役，包括張士貴、尉遲敬德、秦瓊、程知節等禁軍將領都沒有出征，因為這時的兵力對比已明顯是唐強而突厥弱，殺雞無需用宰牛刀了。

貞觀七年，張士貴還統兵平息了西南仡佬族的一次暴亂。因為暴亂分子多據山屯洞，易守難攻，戰鬥進行得非常艱苦。由於張士貴親冒矢石奮勇在先，將士們在他的帶領下也表現得勇猛無比，終於平息了暴亂。張士貴的突出表現，也同樣感動了當地的官員，他們寫成奏章向朝廷作了彙報。在張士貴班師回京的慶功宴上，唐太宗動情地對他説：“聞公親當矢石，為士卒先，雖古名將，何以加也。朕嘗聞以身報國者，不顧性命，但聞其語，未聞其實，於公見之矣。”（《舊唐書·張士貴傳》）

貞觀八年，龔州都督府所轄區域內的仡佬族人，在少數反動酋長的煽動下，再次發動暴亂。這次朝廷再派張士貴出征平暴，當大軍行至衡陽時，亂軍聽説是張士貴來了，“夷獠逋竄”，不戰而潰。捷報傳到京城，太宗皇帝大喜，“乃授右屯衞大將軍，改封虢國公，檢校桂州都督，龔州道行軍總管如故。”

貞觀八年到十九年這段相當長的時間內，社會安定，邊疆穩固，唐太宗力求文治，沒有更多地對外用兵，史稱“貞觀之治”。作為一員戰將的張士貴，也就沒有更多機會再立戰功。每當皇帝出遊，張士貴便以禁衞軍首領的身份，帶領“羽林百騎”隨行護駕。只是在貞觀十五年底到十六年四月，張士貴才有機會參加了一次北征薛延陀的戰役。貞觀十六年後，又做了幾任地方官，當過蘭州都督和幽州都督。

貞觀十八年的時候，張士貴曾一度“以遣去官”，也就是因故被罷了官，究竟是什麼原因被免的職，史無記載。不過“以遣去官”的事情，在初唐官員中是很常見的。包括宰相房玄齡，名將李勣、侯君集等都有過類似的經歷。在帝王專權的封建王朝，無由頭地罷免官員的事經常發生，有時只是皇帝老子玩弄政治權術的一種手腕而已。

貞觀十八年末，朝廷開始着手大規模攻打高句麗的戰爭準備。“王師底伐，屬想人雄”，到了有大的戰爭要打的時候，一批宿將被啓用了，包括己經致仕的尉遲敬德，也被太宗請回來授予第一馬軍總管職務。張士貴則被授予遼東道行軍總管。

唐軍第一次徵遼戰爭，雖然取得了一系列戰役的勝利，但並未完成消滅高句麗和誅殺蓋蘇文的戰略任務。而在安市會戰中，老將張士貴再次立下汗馬功勞。他的帳下也湧現出了薛仁貴這樣的後起之秀。

據《舊唐書·薛仁貴傳》記載，在這次會戰中，唐太宗在山上擂鼓指揮，諸軍齊出，張士貴率部首先與敵交戰。恰巧此時雷電交加，張士貴帳下的士卒薛仁貴“自恃驍勇，欲立奇功，乃異其服色，著白衣，握戟腰鞬，張弓大呼先入，所向無前，賊盡披靡卻走，大軍乘之，賊乃大潰。”

據史料記載，薛仁貴是唐絳州龍門（今山西河津）人，家境貧寒。太宗徵遼時募集士卒，他的妻子勸他應募，通過立取戰功改變自己的命運，於是薛仁貴便投奔到了張士貴帳下。安市會戰前，張士貴曾命其援救一位被困的部將，薛仁貴出色地完成了任務，受到張士貴的青睞和信任。安市會戰中，薛仁貴的表現被山上擂鼓助陣的太宗看到了，戰後問張士貴白衣先鋒何許人也？張士貴據實相告，太宗大喜，遂賜薛仁貴“馬兩匹，絹四十匹，擢授遊擊將軍，雲泉府果毅”。由此，薛仁貴脱穎而出，踏上了仕途。

唐太宗徵遼班師時，論功行賞，以張士貴“勳賞居多”，拜為冠軍大將軍，行右屯衞將軍實權又令其率軍殿後至幷州時，轉為右屯衞大將軍。墓誌中對張士貴徵遼時的記述是“超海之力，氣蓋三軍；橫野之功，膽雄百戰”。

貞觀十九年，唐第一次徵遼時，張士貴已經是60歲的人了。戰爭結束後，張士貴回到京城，朝廷授其茂州都督。其實太宗這次派士貴出任地方官，仍然是為再徵高句麗考慮的。為了再徵高句麗能夠大獲全勝，唐王朝在劍南道的雅、邛、眉等州，徵發民眾造船，由於勞役繁重，這幾個州的民眾苦不堪言，紛紛聚眾鬧事。茂州（治汶山縣，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縣）與雅、邛、眉諸州毗鄰，是唐王朝控制這幾個州的軍事重鎮。因此，才派老將張士貴出任茂州都督，以威懾當地民眾，這樣太宗心裏才覺得踏實。

果不其然，貞觀二十二年八月，雅、邛、眉等州民眾終於不堪忍受苦役，開始了大規模的暴動和起義，而仡佬族部落成為了這次反唐暴動的主力。唐太宗因早有預料，便命令張士貴帶兵前去鎮壓。張士貴以茂州兵力為主，又調右衞將軍梁建方率軍參戰，很快便平息了三州民眾的暴動。

這次鎮壓雅、邛、眉三州民眾起義，是張士貴最後一次出征，當時他已是63歲高齡。戰爭結束後，唐太宗拜張士貴為金紫光祿大夫，出任揚州都督府長史。揚州都督府是唐代的上都督府，下轄若干州，都督一職一般只授予王子或宰相。當時揚州都督是朝廷的首席宰相長孫無忌，通常情況下都是掛個名，遙領而已，都督府的軍政事務，由次官長史全權負責。

張士貴作為一員戰將，東征西討，戎馬一生，雖然也曾擔任過蘭州、幽州、茂州都督之職，但大多是服從於朝廷的軍事戰略意圖的。在擔任揚州都督府長史期間，已經年邁的張士貴卻能為百姓着想，積極疏通河道，造福於民，使轄區內百姓殷實，生活安定，“市獄晏而無擾，水火賤而盈儲”。

唐高宗永徽二年（651），朝廷再次調66歲的張士貴回京，拜左領軍大將軍。永徽四年，由於年邁體弱又得了眼疾，張士貴多次上表請求致仕，高宗終於答應了他的請求，並授其鎮軍大將軍，仍舊封為虢國公。顯慶二年（657），張士貴從駕東巡洛陽。這時的張士貴由於多年東征西討，戎馬倥傯，已得風疾多年。六月三日，因病情加重，在河南病逝，終年72歲。

從隋大業十三年至唐顯慶二年，一代名將張士貴追隨唐初三代帝王李淵、李世民、李治奮戰40年，為大唐江山出生入死，屢建奇功。卒後唐高宗為他舉辦了隆重的葬禮，贈輔國大將軍，使持節都督，荊、硤、嶽、郎等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喪事的一切費用，都由朝廷支付，賜絹布七百段，米粟七百石，加諡號“襄”，並賜東園秘器，於當年十一月十八日陪葬太宗於昭陵。

襄公：這是唐高宗顯慶二年（657年）追贈張士貴的諡號，是唐朝對忠勇敢武的死者的尊稱，意為“助益國家”的意思。 ^[2] 

事過一年，皇上南巡遊玩，張士貴隨行。路過道仕橋，皇上忽然想起建橋的事，叫過張士貴問，“朕要看看你修的橋，橋在哪裏？”張士貴哆哆嗦嗦半天，用手指指腳下，皇上細看，此橋高不過十尺，寬也不過兩個大車，南北只有七孔，無欄無杆，更沒有玉石、金鳥、金蟲，整個橋不過是青石壘砌而成。隨即勃然大怒，立即下旨“撤去張士貴一切職務，滅九族，挖地（祖墳）三尺，砍頭示眾，暴屍荒野。”聖旨下後不到半月，張家滿門和族人，男女老少三百多口幾乎殺光。據代代口頭相傳，當時，張士貴祖墳非常宏大，石碑林立，石羊、石馬、石龜（贔屓）眾多。其中，正中一塊石碑，由於太大，多人用半天時間才推倒（這塊石碑1967年還在，後建紅衞大橋時，被用電鋸做成新碑矗立在大橋北頭）。 ^[3] 

張士貴，虢州盧氏人，本名忽峍。彎弓百五十斤，左右射無空發。隋大業末，起為盜，攻剽城邑，當時患之，號“忽峍賊”。高祖移檄招之，士貴即降，拜右光祿大夫。從征伐有功，賜爵新野縣公。又從平洛，授虢州刺史。帝曰：“顧令卿衣錦晝游耳。”進封虢國公、右屯衞大將軍。貞觀七年，為龔州道行軍總管，破反獠還，太宗聞其冒矢石先登，勞之曰：“嘗聞以忠報國者不顧身，於公見之。”累遷左領軍大將軍。顯慶初，卒，贈荊州都督，陪葬昭陵。 ^[10] 

張士貴者，虢州盧氏人也。本名忽峍，善騎射，膂力過人。大業末，聚眾為盜，攻剽城邑，遠近患之，號為「忽峍賊」。高祖降書招懷之，士貴以所統送款，拜右光祿大夫。累有戰功，賜爵新野縣公。從平東都，授虢州刺史。高祖謂之曰：「欲卿衣錦晝游耳。」尋入為右武候將軍。貞觀七年，破反獠而還，太宗勞之曰：「聞公親當矢石，為士卒先，雖古名將，何以加也！朕嘗聞以身報國者，不顧性命，但聞其語，未聞其實，於公見之矣。」後累遷左領軍大將軍，改封虢國公。顯慶初卒，贈荊州都督，陪葬昭陵。 ^[11] 

公納陰陸之金精，應文昌之寶緯。含百鍊而凝質，絕千里而馳光；揭日月而傍照，懷風雲而上聳。立言無玷，樹德務滋，逸氣掩於關中，神契通於圯上。揚名基孝，載深五起之規；約身由禮，克懋十倫之躅。熊掌之義，早殉於髻年；馬革之誠，夙彰於廿歲。加以屈壯夫之節，尤緝睢渙之文；略非聖之書，方礪昆吾之寶。屬炎精淪昧，習坎橫流。火炎玉石之墟，龍戰玄黃之野。公遊道日廣，締交無沫，率閭左而兒聚，候霸上之禎祥。乃於枌閈之間，崤陵之地，因稱大總管，懷義公。於是繦負波屬，接析雲歸。於時王充竊號晉京，李密稱師鞏洛，聞公威武，將恃為授，俱展情素，形乎析簡。公誚其窮井之微，鄙其挈瓶之懦，枕威蓄鋭，深拒固閒。皇家發跡參墟，肇基霸業，謳歌允集，徵怨在期，將指黃圖，行臨降水。公乃遣使輸款，高祖深相嘉嘆，拜右光祿大夫，錫齎優洽；並降璽書，裨定河南之境。公英謀雅算，喻伏波之轉規；決勝推鋒，體常山之結陣。肅清崤澠，系賴攸歸。因統所部，鎮於陝服，受相府司馬劉文靜節度。每陳東略之計，益見嗟賞。遂進下同軌，以置函州。又進擊偽熊州刺史鄭仲達，大敗之，所在城聚，相繼投款。高祖稱善，齎繕彩千有餘段，名馬五匹，並金鞍勒百副。

太子中舍人弘文館學士上官儀制文 梓州鹽亭縣尉張玄靚書。 ^[1] 

　　歷史是多元的，流動的，任何人包括史學家文學家，都沒有界定或解釋歷史的終極權力。近年來“戲説”、“大話”歷史的影視劇日漸多了起來，但無論怎麼“戲説”、怎麼“大話”，畢竟不應該脱離已有的歷史史料，不應該脱離合理的邏輯軌跡。作為歷史劇，當然不可能像正史那樣一板一眼地講述歷史，是“劇”就有戲説的成分，歷史發展到今天，人們的精神文化需求也是多元化多層次的，但對於真實的歷史，我們還是應該懷着敬畏之心去謹慎對待，否則是要付出很大代價的。因為我敢斷言，戲説甚至戲耍歷史的人，最終難免被歷史戲耍。 ^[1] 

曾祖：張俊，後魏銀青光祿大夫、橫野將軍。

祖父：張和，北齊開府、車騎將軍。

父親：張國，歷陽令、大都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