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淦

張國淦父親張學誠曾在湘軍某營充文書，後被保舉為縣主簿，長期在皖南牙釐總局及蕪湖分局任職。張國淦幼年隨父僑居安徽、曾遊豫、燕。1902年中舉人。張國淦青年時期非常悉心邊務，寄情於白山黑水之間。1903年他寫了《籌東三省兵民生計策》的策論，提出了東三省自咸豐訂約之後因失策所產生的困難和亡羊補牢的辦法。1904年考取內閣中書後，他將所撰策論和其他文章，連續寄給上海《滬報》。1906年清政府設考察政治館，張的老師寶熙主持館務，招張入館任館員。這時，他所寫的關於遼、吉二省政務的文章，已在《滬報》刊出。論述黑龍江興革的稿子，則聽取老師彭印根的建議，改用“上書”方式徑寄正在鋭意整理邊政的黑龍江將軍程德全，這便是著名的《上黑龍江將軍整理邊政書》。程德全對張氏的許多遠見卓識深表讚賞，多方查詢找到張國淦，邀請入幕。1907年，張來到黑龍江，被程德全委派為撫院秘書官、調查局總辦、財政局會辦等職。1910年經奏保以道員留該省補用。次年2月，又得東三省總督錫良保舉，充交涉局總辦。6月調京，在奕劻內閣任統計局副局長。

1910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後，清廷授命袁世凱組閣。12月，南北議和，袁任唐紹儀為全權代表，命張以“參議”身份，隨唐赴滬，參與和議。1912年，袁世凱當選中華民國臨時總統職位後，張得袁器重，曾任國務院銓敍局局長、國務院秘書長、總統秘書長、政治會議副議長、國務院內務次長、參政院參政、政事堂右丞、教育總長等職。這期間，張周旋於袁、黎、段、徐之間，左右逢源。張的這些交際，對於彌合軍閥、官僚間的矛盾起了息事寧人的作用，博得各方的倚重。1916年6月袁世凱死後，黎元洪任總統，請張出任總理兼農商總長。張表示願就農商總長之職，不願當國務院總理。張此時倍受重用，先後擔任過總統府秘書長、國務院秘書長、農商總長、司法總長、全國水利局總裁等要職。當時，黎、段爭權，形同水火。有人勸黎聯馮排段，張國淦力主調和，為穩定北洋政府出謀劃策。1917年秋，馮國璋接任總統，段祺瑞恢復國務院總理職務。張也續任農商總長兼全國水利局總裁。後來因“西原借款”問題觸怒段祺瑞，逐漸失去段祺瑞信任。1918-1927年間，徐世昌、黎元洪、曹錕相繼任總統，內閣人事多變，張國途卻能始終連任要職，先後擔任過平政院院長、高等文官懲戒委員會委員長、農商總長兼署內務總長、教育總長、司法總長等職。

1926年7月，廣州國民政府在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支持下，舉行北伐，終於摧毀了北洋軍閥的統治。至此，張國淦也結束了他的官僚政治生涯。去職後，他移居天津，常往來於北京、東北之間，從事史地調查研究工作。全面抗日戰爭爆發後，由津遷滬，拒絕日偽利誘拉攏。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的湖北省主席萬耀煌曾聘張任“湖北省先賢遺著編校處主任”。張辭謝任命，退還寄款法幣三百萬元，只表示“可以襄助”選編書籍。抗戰前後，曾以賣書、撰稿維持生活，雖處境窘困，但他沒有阿附敵偽和國民黨政府。抗日戰爭勝利後，1946年出任《文匯報》董事長，積極匡助《文匯報》主持公論，堅持立場，支持愛國學生正義鬥爭。歷史地理研究是我國近代史學研究開闢的一個新領域，帶頭人是顧頡剛，三十年代，他主編《禹貢》半月刊雜誌，張國淦為學會同仁和董事。

1949年上海解放後，上海市人民政府聘他任上海文史館館員。1953年經董必武副主席之邀來北京，任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特約研究員，1955年被選為全國政協委員。此間，張就其在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的經歷寫過一些回憶錄和專題稿件，先後在《近代史資料》刊載1959年1月25日，張國淦在北京病逝，終年83歲。追悼會上，周恩來、郭沫若都獻了輓詞，其中老友顧頡剛的輓聯是：

享八旬外高齡，縱述目睹親聞，獻近代史寶貴資料，餘緒未完，撒手人間猶有恨；

成數百卷偉著，一意廣搜博採，開方誌學研修門徑，遺文不朽，他年朋侶定長珍。 ^[2] 

自遠離官場後，直至晚年，他專事著述，著有《歷代石經考》《附漢石經碑圖》、《中國古方誌考》、《永樂大典方誌輯本》、《蕪湖鄉土志》、《黑龍江旗制輯要》、《黑龍江志略》、《湖北書徵》等著述。其中著名的《中國古方誌考》是一部學術性很強的研究方誌學的重要工具書，書中所輯評註，考證及有關原始資料十分豐富，是其後半生從事方誌學研究的結晶。該書初編曾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間《禹貢》刊物上連載發表，一九六二年八月中華書局正式出版。書中對秦漢至元代的古方誌，不論存佚，一概收錄。首列總志，次分省排纂，每省方誌排列，又是前為通志類，後為府縣誌類。資料來源，凡元以前各種書目，悉行甄錄。內容排列首為正史藝文志，次補正史藝文志，接下去為歷代公私書目。首條備錄書名篇卷，餘條相同者從略，有互異者存之。其有據佚文著錄，主要內容為考存佚、作者、簡歷、版本、序跋、篇目，另附編者案語等。廣收引文，評説，進行考證。序側記，為保存資料原貌，“故只輯錄舊文，有刪無改，分析論斷，多出前人，編者聞抒己見 ， 則附著案語中。”張氏化了四十多年時間，從事方誌輯佚工作。對方誌編纂則主張，應根據“地域之區劃不同，則編制之義例亦異，郡縣誌以詳盡為主，而省志、一統志應以簡略為尚，然無論何志，皆當以事實為主。”並主張修志當有因有創，所謂因，即沿舊志之善，從諸志之長；所謂創，就是增舊志之缺，補舊志之漏，續舊志之無，改舊志之訛。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