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可久

張可久（約1270~約1350），元代著名散曲作家，浙江慶元路（路治今浙江寧波）人。曾多次做路吏這樣的下級官吏，後以路吏轉首領官（以上見曹楝亭本《錄鬼簿》）。錢惟善《江月松風集》中有《送張小山之桐廬典史》詩，可知其又曾為桐廬典史。至正初年七十餘，尚為崑山幕僚（見李祁《雲陽集·跋賀元忠遺墨卷後》），至正八年（1348年）猶在世。一生懷才不遇，時官時隱，曾漫遊江南之名勝古蹟，足跡遍及江蘇、浙江、安徽、湖南一帶，晚年隱居在杭州一帶。

在元代220多位作家中，有散曲集傳世的只有張養浩、喬吉和張可久三人，但其他兩人都是在臨死前或死後才刊行於世。而張可久不僅在元代已有四本散曲集傳世（鍾嗣成《靈鬼簿》記載，“有《今樂府》盛行於世，又有《吳鹽》、《蘇堤漁唱》”，另有胡存善編《小山樂府》），在元曲選集《陽春白雪》和《樂府羣英》中，張可久入選的作品也是最多的。這説明他的作品在元代已獲得了廣泛的歡迎，甚至連元武宗在皇宮賞月時也令宮女傳唱他的散曲。 ^[1] 

張可久與喬吉並稱元散曲兩大家。他的作品，一部分流露了他對人生失意的不平，如《賣花聲客況》所寫到的“十年落魄江濱客，幾度雷轟薦福碑，男兒未遇暗傷懷”；也反映出人世的陰暗面，如《醉太平無題》所寫到的“文章糊了盛錢囤，門庭改做迷魂陣，清廉貶入睡餛飩”；但是更多的，是寫隱居生活的閒逸、對隱居生活的讚賞，和對大量的山水風光的描摹，以及元曲中最常見的關於男女風情的詠吟。 ^[1] 

從張可久的作品來看，他早年與馬致遠、盧摯、貫雲石有交往，曾互相作曲唱和。又據《錄鬼簿》及其他零星記載，他曾做過負責地方税務的“首領官”、桐廬典史等吏職，據説他七十餘歲時尚為“崑山幕僚”（李祁《跋賀元忠遺墨卷後》）。而他的散曲裏，涉及較多的是隱居和遊蕩江湖的生活。所以，他的一生大約就是在時隱時仕、輾轉辛勞中度過的。他自己所説的“半紙虛名，萬里修程”（《上小樓春思》），便是形象的概括。 ^[1] 

張可久畢生致力於詞曲的創作 ^[2]  ，是元代最為多產的散曲大家，也是元曲的集大成者之一，其在世時便享有盛譽。其作品風格多樣“或詠自然風光、或述頹放生活、或為酬作、或寫閨情”，是元代散曲中“清麗派”的代表作家。其散曲，元世已有《今樂府》、《蘇堤漁唱》、《吳鹽》三種行於世（見曹本《錄鬼簿》），且胡正臣子胡存善已編有《小山樂府》（同上）。今存散曲，據隋樹森《全元散曲》所輯，共小令855首，套數9套，其數量為元人之冠。小山亦能詩，見於《元詩選》癸集，然以散曲盛稱於世。元·高栻《題小山蘇堤漁唱》稱其“才華壓盡香奩句，字字清殊 ^[3]  ”，“價等連城玉，名重《長門賦》”；大食惟寅《雙調·燕引雛》《奉寄小山先輩》稱其“聲傳南國，名播中州”。明·賈仲明補《錄鬼簿》輓詞，稱“照耀乾坤《今樂府》，《蘇堤漁唱》文相助，又《吳鹽》餘意續”，“荊山玉，合浦珠，壓倒羣儒”（天一閣本《錄鬼簿》）。明·朱權《太和正音譜》評其詞“如瑤天笙鶴”，又稱“其詞清而且麗，華而不豔，有不吃煙火食氣，真可謂不羈之才；若被太華之仙風，招蓬萊之海月，誠詞林之宗匠也，當以九方皋之眼相之”。明·李開先序喬吉、張可久二家小令，謂“樂府之有喬、張，猶詩家之有李、杜”，王驥德《曲律》則辯雲：“李則（王）實甫，杜則（馬）東籬，始當；喬（吉）、張（可久），蓋（李）長吉、（李）義山之流”。清·劉熙載《藝概》稱喬、張“兩家固同一騷雅，不落俳語，惟張尤翛然獨遠耳”。今人或有以為小山曲風雅麗，其曲作有“不脱詞境”、“詞曲間幾乎一致”者，但亦肯定“小山一人造境，亦散曲中清華一派之所由立也”（任訥《曲諧》）。

部分作品如《慶東原·次馬致遠先輩韻》等抒發窮通無定，世態炎涼的感慨；《賣花聲·懷古》等曲寫百姓的痛苦和世道的險惡。這類作品充滿憤世嫉俗的感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社會黑白顛倒、賢愚不分的現實。他的小山散曲的又一內容是嚮往歸隱，描寫歸隱生活中的情景。“依松澗，結草廬，讀書聲翠微深處。”張可久結交的多為官員和文人，生活面比較狹窄，作品內容不夠廣闊，有不少唱和之作，顯得平庸。雖有憤懣和不滿，但仍表現出一種“怨而不怒”的色彩。張可久是元代散曲清麗派的代表作家。他的散曲的藝術特點是：講究格律音韻；着力於煉字煉句，對仗工整，字句和美；融合運用詩、詞作法，講究藴藉工麗，而且常常熔鑄詩詞名句，藉以入於典雅。其作品多為欣賞山光水色，抒寫個人情懷和應酬懷古之作。作品表現了閒適散逸的情趣，同時吸收了詩詞的聲律，句法及辭藻到散曲中，形成一種清麗而不失自然的風格。明清以來頗為文人推重。明·朱權《太和正音譜》譽之為“詞林之宗匠”。享譽當時，是一代曲風轉捩的關鍵人物。元散曲前期創作崇尚自然真率，後期則追求清麗雅正。張可久的創作實踐在曲風轉變中起了重要作用。其散曲在後期被視為典範。

張可久早年與馬致遠、盧摯、貫雲石有交往，曾互相作曲唱和。而他的散曲裏涉及的是隱居和遊蕩的江湖生活，正如他自己所形象概括的“半紙虛名，萬里修程”（《上小樓·春思》）。

張可久長期為吏的身世，對他的創作很有影響。生活的坎坷使他抑鬱悲傷，嚮往歸隱。因此，描寫歸隱生活的景和情在作品中就顯得多一些。“歸隱”雖然是一個傳統題材，而對張可久來説，有其特殊的、深切的思想內涵：他一生奔波於宦海，到70歲尚任小吏“崑山縣幕僚”；80歲還任“監税松源”，有不得已的苦衷……他結交的多為官員和文人，因此生活面比較狹窄，作品內容不夠廣闊。他有不少唱和之作，這些作品不論在思想上或藝術上都顯得平庸；同時他的社會地位和經歷，又決定了他的生活態度比較順從，雖有憤懣和不平，都表現一種“怨而不怒”的色彩。

張可久在散曲史上居有重要地位。元代前期，散曲家時尚自然真率，後期追求清麗雅正。張可久在這劃時代轉變中起了重要作用。他力求脱離散曲原有的白描的特色而入於雅正，以豐富多彩而又清麗的風格，自成元代散曲鮮花中的奇葩。《錄鬼簿》把張可久列入“方今才人相知者”一類。他專攻散曲，特別緻力於小令，能得樂府遺妙。

張可久的散曲作品，當時即已集成。據隋樹森《全元散曲》所輯，共存小令855首，套數9篇，佔元散曲的五分之一。著有《吳鹽》、《蘇堤漁唱》、《小山北曲樂府》等散曲集，又有天一閣本《小山樂府》共六卷。

張可久是元代散曲“清麗派”的代表，被譽為“詞林之宗匠”。清代詩論家劉熙載推崇他為“曲家翹楚”。他的散曲主要的藝術特點是：講究格律音韻，着力於鍛字煉句，對仗工整，字句和美，融合詩詞作法，籍以入於典雅。許光治説他“儷辭追樂府之工，散句擷唐宋之秀”（《江山風月譜·自序》）。李開先《小山小令序》評小山樂府，謂如瑤天笙鶴，有不食煙火氣，可稱之為“曲仙”。

明朝朱權在其《太和正音譜》中稱張可久為“詞林之宗匠”，稱“其詞清而且麗，華而不豔”；

明李開先則稱“樂府之有喬（吉）、張（可久），猶詩家之有李、杜”。

張可久存世作品現存小令855首，套曲9首，數量為有元之冠，為元代傳世散曲最多的作家，佔現存全元散曲的五分之一，其個人作品佔朝代作品總量的比例之高，在中國文學史上是絕無僅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