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加洛

張加洛（1919—2003），曾用名張廣和，化名張嘉羅、里加，山東省掖縣（現萊州市）人，1919年生於俄屬地阿穆爾省布拉戈維申斯克市（舊稱:海蘭泡小北屯），1921年移居墨河，讀小學和高小一年級。1929年移居齊齊哈爾，做童工。1930年回家鄉定居。1931年上縣立西由鎮小學。1933年考入省立掖縣中學。1934年入黨，後因膠東黨組織遭破壞，失去聯繫。1935年在掖縣省立第九中學讀書期間，曾任學生會主席，發起學生救亡運動。 1936年夏入北平弘達二院（插班高中），加入“民先”，為“舊學聯”主要成員之一，是省立萊陽鄉師“民先”組織發起人。 ^[3]  1936年9月，受黨組織選派參加東北軍張學良部學兵隊，從事黨的兵運工作，後任連政治指導員。10月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 ^[2] 

1937年9月考入山東省主席韓復榘部政訓班，任聊城專區直屬隊政訓員。 ^[3]  1937年10月，張加洛受黨組織指派，回掖縣組織發動抗戰工作，與縣委其他人一起貫徹執行《華北決議》關於“共產黨員脱下長衫到游擊隊中去”的精神，組織發動廣大民眾抗日救國，建立抗日武裝。同時，縣委積極開展抗日統一戰線工作，與當時掖縣較大的一支國民黨武裝聯合，成立“掖縣民眾抗敵動員委員會” （簡稱“民動”）。 ^[2] 

1938年2月1日，日軍侵佔掖城，地方士紳劉子容被推舉為偽縣長。3月8日，掖縣縣委以鄭耀南為首指揮“民動”各股武裝，在掖城北3公里的玉皇頂舉行抗日武裝起義。9日上午攻克縣城，推翻了偽政權，活捉了偽縣長劉子容，成立了"膠東遊擊隊第三支隊”（簡稱"三支隊”）。鄭耀南任支隊長兼軍政委員會主席，張加洛任政治處主任，周亞泉任支隊副，趙森堂任參謀長。支隊部按舊制設立九大處，分別為政治處、參謀處、秘書處、軍需處、交際處、軍法處、副官處、鹽管處、軍醫處;支隊以下設十一個大隊，另有特務、鹽防、預備等大隊，每大隊有三個中隊;支隊部還設有相當於大隊編制的偵察隊、通訊隊、警衞隊和司號隊。中共黨員被安插在主要大隊擔任骨幹。在三支隊成立的同時，還成立了膠東最早的抗日民主政權——掖縣縣政府，併兼顧各方利益選派國民黨左派人士張冠吾任縣長。

接着，三支隊圍繞鞏固新生民主政權和壯大抗日武裝着力抓了兩方面工作:一是財政經濟工作。為保障軍需民生，成立了掖縣財經委員會，統籌全縣經濟，以鹽税為主，月財政收入達40萬元;整頓金融，創建了著名的北海銀行，該銀行於1948年12月，根據中共中央決定與華北銀行、西北農民銀行合併組建為中國人民銀行，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銀行的最大一塊奠基石(從資本金總值和資產總量而言);此外，還創辦了兵工廠和被服廠，兵工廠能自制槍支彈藥和迫擊炮，被服廠能染制軍裝和子彈袋，保證了部隊裝備優良、軍容整齊。二是宣傳教育工作。三支隊成立後向全縣發佈了一系列宣傳佈告，闡明瞭三支隊創建目的和政治主張；通過創辦了機關報刊《抗戰日報》和《海濤》，印發《膠東三支隊抗日除奸宣傳大綱》，成立抗戰劇團，廣泛地進行抗日宣傳，幫助民眾辨明時局形勢，堅定他們的抗戰信心，團結他們一致抗戰;同時，還舉辦了多期政工幹部訓練班和軍事幹部訓練班，為部隊建設和發展培養了一批骨幹。從3月9日到4月底，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裏，三支隊很快發展為三千七、八百人槍，成為當時膠東地區由中共領導的最大的一支抗日武裝。

當時，膠東特委和其直接領導的"山東抗日救國軍第三軍”(簡稱“三軍”，有兩千七、八百人槍)主要活動在膠東半島的東部。三支隊成立時，因受地理和土頑割據阻隔，未能及時與膠東特委取得聯繫。4月初，膠東特委副書記呂志恆等輾轉到掖縣瞭解三支隊的情況，並給予高度評價。根據呂志恆的建議，三支隊在內部建立了特支委，隸屬膠東特委，併為加強部隊的政治工作，把政治處改為政治部。這些舉措，有效地強化了中共對這支武裝的垂直化領導。在青島北部平度縣以“國民黨第五戰區直屬十六支隊中將司令”自稱的國民黨頑固派張金銘，見三支隊發展很快，欲想吞併之，以實現其擴充勢力獨霸膠東的宿願。他利用多種關係，對三支隊領導人施以委任拉攏伎倆，但屢遭拒絕。5月，他又給三支隊捏造了十大罪名，勾結招遠縣的焦盛卿、棲霞縣的秦毓堂、萊陽縣的劉東陽等膠東土頑近四千人的兵力，分四路向掖縣圍攻，並策反了三支隊的一個大隊。在這緊急情況下，三支隊一邊發佈《告全縣同胞書》，動員全體指戰員和全縣人民積極準備反擊;一邊派張加洛到黃縣膠東特委駐地，請求“三軍”和來此整訓的魯東七、八支隊（原防地在膠西濰坊一帶）增援。經由各方領導臨時組成的“聯席會議”決定，三支隊、三軍和魯東八支隊組成“反頑聯軍”。隨後，經過二十多天的艱苦戰鬥，終於擊敗了各股來犯之敵。在膠東抗戰初期由國民黨頑固派製造的第一次磨擦，以頑軍失敗而告終。此役，大振了“反頑聯軍”的威風，鞏固了掖縣根據地，穩定了膠東抗戰局勢。6月中旬，張金銘派代表談判，表示願意聯合抗日。

反頑鬥爭勝利後，三支隊內部以國民黨黨員趙森堂、王文峯為首的右派分子，愈加感覺到中共在三支隊和全縣中日益擴大的影響，想借7月7日抗戰一週年紀念活動發動叛亂，篡奪三支隊和掖縣政府的領導權。他們一邊暗地派人到魯南山東頑固派頭子秦啓榮處請委（秦任趙森堂為“國民黨第七梯隊司令”兼掖縣縣長）；一邊密派爪牙到萊陽刻制關防印信、印製委任狀。對趙森堂、王文峯等人的陰謀，三支隊特支早有提防，並已派人暗中探察情報。在掌握了大量罪證後，經周密安排，於7月4日提前採取了行動。先是以召開三支隊隊委會為名，將趙、王二人騙進會場，隨即將其繳械逮捕，然後組織力量分頭在城內外抓捕其同黨。當天，支隊軍法處對他們進行了突擊審訊，在如山的鐵證面前，他們只好認罪。第二天趙、王等主要頭目和叛亂骨幹被處決。通過“七、四”平叛事件，摘除了三支隊肌體內的毒瘤，純潔了隊伍，從而也實現了中共對這支武裝隊伍的絕對領導。8月初，膠東特委派李耀文來三支隊任政委，膠東特委書記王文，三軍主席林一山也先後來掖縣商談三軍與三支隊合編事宜。8月12日，三支隊正式編為三軍六十二團和五十五團，成為三軍的中堅力量;原三軍各部編為三軍六十一團和六十三團（不足編）。六十二團由鄭耀南任團長，李耀文任政委，張加洛任政治部主任，李佐長任秘書長。合編後，三支隊的《抗戰日報》社改編為膠東《大眾報》社;北海銀行、兵工廠、被服廠也都移交給三軍。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充實了三軍的整體力量。合編後，還使膠東地區的東西兩塊主要根據地連成了一片，15日，在黃縣城以掖、黃、蓬三縣抗日民主政府為基礎成立了“膠東北海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

由於掖縣根據地有着良好的武裝基礎、財政基礎和羣眾基礎，合編後不久膠東特委和三軍總部機關全部移至掖縣。從此，掖縣成為膠東的抗日中心。9月，中共山東分局命令“三軍”改編為“八路軍山東遊擊第五支隊” (後改稱“八路軍山東縱隊第五支隊"簡稱"五支隊”)， 18日，三軍各部在掖縣沙河鎮借“九·一八”紀念日，舉行了隆重的改編大會，並集體鳴槍示儀。至此中共領導的膠東抗日武裝正式列入八路軍編制序列，這也是膠東地區八路軍的發端。10月，駐青島日寇張宗援率部北犯膠東抗日中心根據地——掖縣，由原三支隊組建的五支隊六十二團奉命赴平度大青楊展開阻擊，並給張宗援部以重大殺傷，斃敵四百餘人，傷若干。此役，是膠東八路軍與日偽正規軍正面交戰第一役，在山東抗戰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11月，五支隊六十二團和六十四合併為五支隊二十一旅，鄭耀南任旅長，李耀文任政委，張加洛任政治部主任，李佐長任秘書長。

1939年1月，在日寇的步步威逼下，二十一旅奉命撤出掖縣，開赴膠東腹地山區，堅持開展敵後游擊戰。是年3月，原三支隊主要領導人鄭耀南、張加洛、李佐長調離二十一旅，奔赴延安學習並向中央彙報工作。最後，三支隊武裝幾經整編後， 轄於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第二十七集團軍。“膠東遊擊隊第三支隊”。這是一支人員眾多、軍容整齊、裝備優良、戰績驕人， 它不僅是抗戰初期膠東地區最大的一支抗日武裝，在膠東抗戰史中具有重要的奠基意義;而且還被列入山東最早發起的十大抗日武裝， 在山東抗戰史上也佔有重要一席之地。 ^[8] 

張加洛在此其間撰寫了《中國革命基本問題》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基本原則》《政治理論和方法》等政治理論讀物，宣傳黨的建軍思想。同時，三支隊創建了北海銀行，發行北海幣，為革命戰爭和解放區的經濟發展作出重大貢獻。

1938年5月，盤踞在平度的國民黨縣黨部常務委員張金銘勾結招遠、棲霞、萊陽等地的頑雜勢力，分四路向掖縣發起進攻，企圖消滅三支隊。張加洛親自到黃縣向膠東特委彙報，請求增援。在夏邱，三支隊與膠東三軍和八支隊聯合作戰，擊退了張金銘等頑雜勢力的軍事進攻，取得反頑戰役的勝利。之後，三支隊又粉碎了內部以國民黨頑固分子趙森堂為首的叛亂陰謀，清除了隱患，純潔了隊伍。 ^[2]  1938年8月初，中共膠東特委為加強黨在膠東的武裝力量，決定掖縣三支隊與膠東三軍進行合編。掖縣三支隊編入八路軍的戰鬥序列。由此膠東第一次有了正式的八路軍——八路軍山東縱隊第五支隊，即具有光榮戰史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十七軍的前身。 ^[10] 

1939年3月，張加洛被黨組織派送到延安學習，入抗大學習(五期學員)。1941年後，任中央軍委總衞生部政治處主任，陝甘寧晉綏五省聯防軍政治部辦公室主任、秘書處副處長。 ^[3]  1946年5月回到膠東軍區政治部，先後任宣傳部副部長、部長，膠東北海軍分區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49年5月後任華東軍區警備五旅政委、山東軍區政治部宣傳部部長、華東軍區政治部宣傳部第一副部長。 ^[2] 

1950年後，任山東軍區政治部宣傳部部長，華東軍區政治部宣傳部第一副部長。1955年5月，任江蘇軍區政治部主任兼江蘇省紀律委員會副書記。9月，被授予大校軍銜。1957年，榮獲二級獨立自由勳章和二級解放勳章。1962年，任南京軍區後勤部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64年晉升少將軍銜。1964年4月，任國務院水利電力部政治部主任。在“文革”中受迫害。1978年5月，任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1995年6月離職休養。2003年4月22日，在北京病逝。 ^[9] 

張加洛晚年對膠東抗日遊擊隊第三支隊的歷史進行了整理，留下了寶貴的歷史資料。 ^[4]  為了使三支隊的歷史作用和地位的獲得正確的評價。張加洛不顧個人聲譽，歷時五十餘年，撰寫了上百萬字的材料，力糾偏差，最終恢復了歷史的真實面貌。 ^[5] 

2021年，為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張加洛之子、歷史文化學者張宙星曆時五年整理創作的《張加洛將軍訪談錄》《張加洛將軍自傳》兩本書籍，由山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這兩本書用大量的歷史文獻資料，圖文並茂地再現了張加洛將軍在黨的領導下與掖縣兒女共同抗敵的可歌可泣的革命經歷，解讀萊州紅色基因圖譜，弘揚偉大的愛國主義精神。 ^[7]  張宙星老師告訴記者，萊州是父親的故鄉，這本訪談錄講的又都是萊州的革命歷史，這本書的出版對萊州來説意義更為不同，《張加洛將軍訪談錄》《張加洛將軍自傳》的出版是在萊州市文史委編著《張加洛文稿》基礎上編撰整理的。1998年，張宙星老師的母親去世，彌留之際囑託張宙星給父親出四本書——一本畫冊、一本自傳、一本訪談錄、一本畫傳。張宙星老師説：“我將父親的老照片、手稿、歷史文獻理順好分批次捐給萊州檔案館，讓老人家的文獻有個歸宿。”父親是紅色文化的創造者，兒子是紅色記憶的守護人，張宙星立志將父親——老將軍張加洛留下的革命歷史文化遺產發揚光大。 ^[11] 

讀史和習畫是張加洛的愛好，其中繪畫是張加洛的興趣所至，筆墨造詣，被書畫界譽為“老幹部第一人”、“老將軍第一人”。張加洛自幼喜愛繪畫，對國畫有一種特別心悦的感受。他最初從畫史論之類的書報畫刊中逐步入門，知道了國畫的發展脈路和藝術欣賞。有閒暇時，也常到畫店轉轉。張加洛最欣賞寫意畫，他曾表達，寫意畫構圖簡約，敷彩鮮麗。這一傳統式樣，屬於縱橫秀健、粗放疏宕的一路，大膽破格，有很高的抒情狀物的表達能力。由此，以臨摹入手，他選擇了這一路的代表人物，如明清的青藤、八大、石濤、揚州八怪及近代的虛谷、趙之謙、吳昌碩、齊白石等。經過多年習畫，張加洛由最初興趣所至，逐漸變為一種執着的探求。不同於以往，他是在以畫抒情，以畫表達自己的意境和感悟。在不斷地臨摹中，張加洛逐漸明白，筆之畫功，在於筆之寫功，畫畫即是寫畫。如今再看，他是擬古而求變的畫風，通過筆墨所強調的情與物，給人一種不拘章法、豪邁縱逸的氣勢。從習畫中走出一條路子。

張加洛擅長花卉，最常見的是潑墨渲染，氣勢勃發。其中有一幅《葫蘆圖》，他是從明代青藤模式中引發開來，又以李苦禪的葫蘆為式樣，但形體與筆墨則完全變了格式。他用潑墨渲染枝葉，以濃淡闊筆勾線，愈加表現了枝葉的勃然生氣。造型式樣，排除小筆頭勾染的拘泥成法，一變而為另一種類型，即張加洛自稱的“飄逸”，超凡脱俗的境界。李苦禪也曾在其《梅花圖》上題跋“苦禪拜觀”、“筆墨有明人氣勢”。其實，張加洛的畫題材多為花卉，以寫牡丹為多，有重彩，有潑墨，有點染，有雙勾。他筆墨運用，隨意而多有情致。花瓣是縱橫幾大筆一抹，虛實相間，濃淡相生，不靠任何勾勒，放筆直取，重彩塗抹。牡丹花瓣一出，神韻盎然，彩中見骨，筆勁墨重，清新激越，真乃大氣渾然。松柏、梅花、竹、蘭草、菊花、葡萄、荷花、山石等，亦是常畫題材，各有其妙。 ^[5] 

據張加洛之子張宙星迴憶：“父親説，自己畫不出什麼風格。父親認為要從習畫中走出一條路子，有自己的面貌，實是不易的事，需要長期刻苦鑽研，還要有相當的文化學養。” ^[6] 

張加洛在留下了戎馬一生的革命經歷和種種傳奇之外，還為他所留戀的這個世界存留下了許多頗具才情並洋溢着濃濃情趣的書畫作品。張加洛曾説：“那時，緊張的腦力鬆弛下來，僅把繪畫作為消遣休息之娛，從未想過在國畫藝術上要有什麼造詣，當什麼畫家。”或許正因為這樣的心態，張加洛所畫出的畫，便更加少了一些矜持，而多了些本真藝術的自然呈現。進入九十年代之後，張加洛開始更多地畫出了一些大寫意花鳥畫，並有率意之氣的書法出現。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