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再旺

張再旺，江蘇南京人。1939年入延安抗大一分校學習。次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晉冀魯豫軍政大學政治教員、第一野戰軍兵團政治部宣教科科長。建國後，歷任中共川北區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福建農學院黨委書記，中共福建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中共西藏自治區區委常委宣傳部部長，南開大學黨委書記，中共天津市委常務書記、副書記，天津市第十屆人大常委會主任。是中共第十二屆中央委員、第六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因病於2010年11月28日17時02分逝世，享年93歲。 ^[2] 

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共天津市委原副書記、天津市第十屆人大常委會主任張再旺同志的遺體2010年12月2日在津火化。

張再旺同志因病於2010年11月28日17時02分逝世，享年93歲。

張再旺同志逝世後，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温家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家副主席習近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賀國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兆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組織部部長李源潮，朱鎔基、李瑞環、尉健行、李嵐清、吳官正等通過各種形式表示哀悼並送花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市委書記張高麗，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李建國，全國政協副主席鄭萬通，交通部部長李盛霖，市委副書記、市長黃興國，市人大常委會主任劉勝玉，市政協主席邢元敏，市委副書記何立峯等前往天津市第一殯儀館沉痛送別並慰問其親屬。

張再旺同志逝世後以各種形式表示哀悼、慰問的同志還有：陳奎元、顧秀蓮、熱地、胡啓立、劉峯巖、郭金龍、羅保銘、李立國、王旭東、戴相龍、王小京、任榮、多吉才讓、吳毓萍、周克玉等。 ^[3] 

張再旺同志，1918年8月出生於江蘇南京，1938年9月參加革命工作，1940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8年按照地下黨組織的安排，滿懷抗日救國熱情，毅然奔赴延安，因途中生病，1938年9月參加了陝西安吳堡青年訓練班，參加了抗日救亡運動，學習後編入西北青年戰地服務團，後擔任河南孟縣吳朝翰游擊隊政工隊隊員兼總幹事。轉年進入晉東南抗日軍政大學一分校學習，先後擔任抗大總校、太嶽分校宣傳幹事、民運幹事、宣傳隊長、政治指導員兼政文教員等職務。抗日戰爭時期，在敵人封鎖、物質生活十分艱苦的情況下，一手拿鋤、一手拿槍，一面學習、一面生產，很快成為能文能武的幹部，為培養一批又一批抗日骨幹作出了貢獻。

解放戰爭時期，張再旺同志主要從事部隊政治工作，歷任晉冀魯豫軍政大學軍官大隊、特科大隊政治指導員兼政治教員，文藝工作隊隊長，學生大隊、政治工作隊政治指導員兼政治教員等職務，因表現優異獲全校幹部甲等模範獎。1948年起，先後任解放軍十八兵團文工團政治協理員、兵團政治部宣教科科長。在此期間，他充分發揮部隊思想政治工作的優勢，通過宣傳教育工作喚起民眾、揭露黑暗，激勵鬥志、鼓舞士氣，為解放戰爭的勝利作出了積極貢獻。

新中國成立後，張再旺同志歷任川北區黨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川北行署土改委員會委員，川北區黨委辦公廳主任，1952年起任中共中央西南局農村工作部副秘書長、中央地區工作部西南農村組、華東組副組長，1955年起歷任中央書記處第二辦公室三組副組長、中央辦公廳文教組組長，並參加了中央高級黨校普通班的學習。在這期間，無論是在地方黨委工作，還是到中央局、中央機關工作，都能夠堅決貫徹執行上級的指示精神，堅持深入基層、蹲點調研，為西南等地區土地改革、農業發展以及建國初期我國文教事業發展做了大量工作。1957年任福建農學院黨委書記，三年困難時期，他和廣大教職員工同甘共苦、艱苦奮鬥，努力發展生產、辦好學校。1962年任福建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為發展福建省的宣傳文化事業做了大量工作。

1964年，張再旺同志響應黨中央的號召，服從組織的安排調西藏工作，擔任西藏自治區黨委宣傳部部長。“文化大革命”中，張再旺同志受到迫害。在逆境中，他剛正不阿，堅持真理，對黨的信念毫不動搖，體現了一名共產黨員的崇高氣節。恢復工作後，歷任自治區革委會政工組副組長兼西藏日報社革委會副主任、黨的核心組組長，西藏日報社黨委書記、革委會主任。1976年當選西藏自治區黨委常委併兼任自治區黨委宣傳部部長，他深入揭批“四人幫”，積極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大討論，抓好宣傳系統的撥亂反正，使西藏自治區的宣傳工作逐步走向正軌，得到了幹部羣眾的廣泛擁護。張再旺同志在西藏工作近15年，他克服高寒缺氧的惡劣環境，艱苦奮鬥、紮根邊疆，嘔心瀝血、努力工作，大力宣傳黨的民族宗教政策，大力發展西藏的宣傳文化事業，為搞好民族團結、反對分裂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西藏作出了突出貢獻。

1978年12月張再旺同志調任南開大學黨委書記，他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貫徹落實新時期黨的知識分子政策，主持開展了學校撥亂反正和平反冤假錯案工作，調動廣大教師和知識分子的積極性，使學校的各項工作較快步入正軌。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遵循高等教育的發展規律，發展南開大學的辦學特色，全面加快學校建設；注重加強黨對學校工作的領導，積極支持行政領導班子開展工作，重視各級領導班子建設，帶領有關部門做好選拔中青年幹部的工作。注重搞好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以疏導的方法妥善處理各種思潮對學校工作的影響，經常利用節假日深入學生宿舍、教職工家庭，體察羣眾的思想情緒和生活，從政治上和生活上關心青年一代的成長，受到廣大師生員工的愛戴和尊敬。

1982年7月至1985年9月間，張再旺同志先後擔任天津市委常務書記、書記、副書記，其間曾兼任市委紀檢委書記，在市委常委會領導下，堅持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組織在全市範圍內大規模地平反糾正冤假錯案，解決了“文革”及其以前的大量歷史遺留問題；認真貫徹幹部隊伍“四化”方針，大力整頓、調整各級領導班子，組織選拔了一大批優秀中青年幹部充實進區縣和委辦局領導班子，全市幹部隊伍在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初步形成了比較合理的年齡結構和文化結構；大刀闊斧地進行了機構改革，理順了各方面的關係，創新了幹部管理體制；認真組織開展整黨工作，加強紀檢機關建設，為端正黨風、維護黨紀開展了富有成效的工作，對於恢復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加強黨的組織性紀律性，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執行，發揮了重要作用。1983年4月張再旺同志擔任天津市第十屆人大常委會主任、黨組書記，在市委的領導下，他重視並積極探索人民代表大會的制度建設，健全常委會工作機構設置，有效保證了市人大及其常委會履行職能，為我市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付出了大量心血。領導制定了28項地方性法規和13項法規性決議，規範了市人大及其常委會的工作，促進了我市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注意密切聯繫代表，深入基層開展調查研究，創造性地提出並組織實施了代表持證檢查、代表接待日製度，建立了代表與市長座談會制度，得到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充分肯定。1988年3月，當選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積極參加代表活動，認真審議議案，依法履行職能，為發揮人民代表大會的作用、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盡心竭力，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張再旺同志離開工作崗位後，仍然努力學習黨的理論和中央精神，自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體現了一名老共產黨員的堅強黨性。他心繫黨的事業，心繫人民羣眾，心繫天津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關心和支持市委、市人大、市政府的工作。他堅持和弘揚優良革命傳統，非常關心青少年健康成長，從1994年起擔任市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主任。16年來，帶領和凝聚一大批老幹部、老戰士、老教師、老專家、老模範，以關心下一代成長為己任，在青少年中大力開展愛國主義、社會主義、集體主義和理想信念教育，傳播文化知識，弘揚科學精神，培養法治意識，促進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為廣大青少年健康成長奉獻了全部愛心，三次獲得中國關工委、國家文明辦授予的“全國關心下一代工作突出貢獻獎、功勳獎”等榮譽稱號。 ^[4] 

張再旺同志是黨的十二屆中央委員，黨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六大代表，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代表，六屆、七屆全國人大代表，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張再旺同志忠於黨、忠於人民，把畢生精力都獻給了黨和人民的偉大事業。在七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認真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模範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決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始終堅持共產主義理想和信念，立場堅定，百折不撓，具有堅強的黨性。他襟懷坦蕩、顧全大局，對黨和人民的事業勤勤懇懇，任勞任怨，鞠躬盡瘁。他對工作積極負責，注重調查研究，講求工作實效。他作風正派，平易近人，團結同志，緊密聯繫羣眾。他生活樸素，廉潔奉公，嚴格要求自己、子女和身邊工作人員，贏得了廣大幹部羣眾的尊敬和愛戴。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