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典婉

原生家庭來自江西南昌熊家，在苗栗頭份客家村成長。父親曾為康有為萬木草堂最後門生，曾任職第一屆台灣省外交人員，派駐日本、新加坡等地，光復後，回到台灣故鄉，長期受「相關單位關愛」，後半生務農終老。

母親乘坐1948年太平輪到台灣，從上海富家女到苗栗客家媳婦，身分證籍貫改為台灣，生前常談及太平輪逃難的往事。

2000年母親過世後，發想寫太平輪記事，2004年起參與「尋找太平輪」紀錄片採訪，2005紀錄片發表後，開始寫作《太平輪1949》這本書。 ^[2] 

幫母親紀念一個時代的舊夢

從剛記事起。張典婉的生活中“就有一艘太平輪”。

她的母親司馬秀媛，是一位上海富裕糖商的女兒。 1948年12月，司馬秀媛和外婆、母親、阿姨、舅媽等一班女眷一道，乘坐一艘叫做太平輪的船來到了台灣。也就是這艘太平輪，一個月後沉沒在了舟山羣島外海。

司馬秀媛拎了一個隨身箱、抱着兩條狗上了船。那兩條狗，後來一直被幼年的張典婉稱之為“太平狗”，因為“它們是母親拼了命抱着、擠在太平輪船艙中，一起逃難過來的”。

這是張典婉最早的“太平輪”記憶。

來到台灣後的司馬秀媛，隨夫來到苗栗客家莊，從此褪下上海大小姐的光環，成了一位台灣鄉間農婦。

身份證户籍欄早已改成了“台灣苗栗”，但司馬秀媛始終保持着上海大小姐的生活方式：她喜歡穿旗袍，堅持自己做吐司、泡紅茶，煮咖啡而又沒有濾紙時，她就用白紗布代替。她和上海中西女校的校友們堅持每年聚會，一幫老太太聚在一起，穿着旗袍，用輕柔的聲音唱《夜上海》……

“在鄉下那間房子裏，每當那個上了年紀的上海女人擺下刀叉，總會不厭其煩地重複道‘這是坐太平輪帶過來的喲’，而故事的結尾通常是‘還好我沒坐那班船’。”

這時候，小張典婉總要私下嘀咕“不知道她為什麼老是講這個”。

直到2000年10月，司馬秀媛以“張氏司馬太孺人”的身份走完一生，張典婉整理母親遺物時，才終於明白母親為什麼總是講“太平輪”的故事。她在一個上鎖的書櫃裏，翻出用布袋包着的三根金條、一張上海身份證、一張上海地契，還有一本寫滿人名和通訊地址的記事本。記事本上，記滿了母親的上海時光，愚園路、淮海路、金神父路、戈登路……那是她年輕時生活的地圖。

張典婉瞬間明白了，“從上海到台灣，終老於客家村落，母親在人生的下半場絲毫沒有忘情上海舊事，但她卻最終都沒有再回去看上海一眼，從登上太平輪的那一刻起，母親就永別了上海。”

那一刻，張典婉跪在地上嚎啕大哭：“所有的感覺瞬間都湧上來，我決定要寫家族史，寫客家父親和上海母親的故事，故事裏有一艘太平輪。”

張典婉決定開始追尋這艘船，以及隨它一起沉沒的那些家族故事。而她更大的野心，則是要“講述我母親那一代人的流亡”。

那一波遷徙潮中，從起航到沉沒，太平輪總共跑了35趟，粗略估算運載了三萬五千人來台灣，而整個去台移民人數二百萬。這二百萬移民，無論原籍何處、身份貴賤，都背井離鄉，一起承載了離亂鄉愁。在台灣，他們有一個統一的名字——“外省人”。

六十年後，“太平輪”常常停靠的上海碼頭已變成了繁華的城市腹地，當年報道過它的報紙也早已停刊。事實上，“太平輪”的慘劇，在當年媒體報道中也只是寥寥數語。近千條生命的沉沒，在那個風雨飄搖的亂世中，只是一朵轉眼消失無蹤的漣漪。

但張典婉堅信，那艘船的故事並沒有結束，它必定仍舊深藏在許多人的記憶裏。於是，從2002年起，張典婉開始收集有關太平輪的資料。 ^[3] 

上海檔案館裏有一些陳年舊檔，翻開都佈滿灰塵。有關法院的判決資料，還有一些口述資料都在上海。 ^[1] 

張在上海檔案館找到了當時船上的食譜。因為開船時正是小年夜，太平輪管事在上海採購了很多應景食物，有外國的土司、咖啡、培根、奶油、牛奶、臘腸等等，非常洋化，這讓張還原了當時1949年戰亂之時上海的生活情況。 ^[4] 

2004年，一直想寫太平輪與家族故事的張典婉，有了一次參與紀錄片的機會。香港鳳凰衞視找到張典婉，合作採製《尋找太平輪》。張典婉和另一製片人洪慧真接受委託後，在台灣、香港、內地尋訪倖存者和遺屬，同時向各地文史、檔案館蒐集文件、報紙。

2005年，《尋找太平輪》紀錄片攝製完成，在台灣各大電視台輪番播映，引起強烈反響，也引發更多的大時代故事呈現在世人面前。這部紀錄片獲得了海基會“兩岸新聞報道獎”。

但張典婉自己對這部紀錄片並不滿意：裏面呈現的故事不夠豐富，她甚至還沒有找到一個海難倖存者。 ^[5] 

然而，紀錄片播出後，散落五湖四海的故事，許多人沉在心底的記憶，都陸續主動彙集到了張典婉這裏：有人在她的博客上留言，更多人則是把信寄到報社，這些信來自世界各地，此外，通過媒體的報道，(遇難者)第二代第三代人，也陸續主動聯繫張典婉。

從這一年開始，張典婉“每年陸陸續續寫幾篇”，然後一邊“等待更好的故事出現”。隨着故事漸多，結集成冊的時機也成熟了，此時製片人洪慧真也正在拍攝《尋找太平輪》紀錄片續集。

但是“每一次採訪，都如同在受訪者傷口撒鹽，讓人萬分不忍與不捨。”張典婉説，有些人提供了線索，再聯絡，卻像斷線的風箏;有些人勃然大怒，用力甩上門;或在電話那頭，冷冷地掛上話筒;也有人不願重提往事，或者“講到死去的太太就痛哭流涕”。

張典婉還是堅持了下來。她在《太平輪1949》的自序中這樣解釋自己的想法：“逝者受苦的魂魄需要祈禱安息，倖存者及後代們的暗夜哭泣需要被聆聽。”

更多的故事還是“如有神助似的降臨了”。太平輪船東中聯公司的後代現身，罹難者吳祿生的孫女吳素萍通過網絡找到了，在香港銅鑼灣見到了生還者葉倫明老先生……

張典婉自己認為，《太平輪1949》是一本“等出來的書”。

書中又寫了無數個等待的故事：有個妹妹一直在打聽大哥的下落，將近十年後才得知他想盡辦法買到一張退票，登上了最後一班太平輪;有位父親在登上太平輪前，給已到達台灣的妻子和女兒拍電報，要“與你們一起過年”，從此再也沒有音信……

“每一個故事的主人公，都有他們各自的期待和掛念，一生都在等待”。

2009年10月，《太平輪1949》終於在台灣出版。

新書發佈會上，張典婉説，她寫這本書的一個目的，就是要讓這些受難家屬知道，他們並不孤單。 ^[3] 

《太平輪1949》寫完後，張又繼續發現了更多故事，但沒寫進書裏。這幾年，張還是處在一個尋找、等待、發現的狀態。

2011年冬天，張在北京演講時，突然有個中年男人跑過來抓住張，很激動地説：你認識梅娘嗎？認識梅娘嗎？

張在檔案館看到過一個罹難名單，其中有一位劇作家，他的妻子，就是梅娘。北有梅娘，南有張愛玲，在1930年代到1940年代有這個説法，她是寫小説的。

張當時很驚訝，原來梅娘還活着。然後張在冬至那晚，到北京一個老宅裏去看她。梅娘看到張時，眼淚都快流出來了，抓了張的手，就説故事。

張當年肚子裏懷了孩子，在台北等先生回來，不幸先生在太平輪罹難了，張又坐船回上海，流落街頭，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備受傷害，最後去一户人家家裏做工，小孩問她這個字該怎麼念，她説：我不識字。 ^[4] 

三位倖存者

當年有36位倖存者，張在兩岸，一共找到3位太平輪的生還者。 ^[4] 

張聯繫上的第一個生還者是福州籍的葉倫明先生。

當時，他的太太在台灣。葉先生被救起時，才27歲，一輩子留在上海。太太當年只有17歲，她以為先生死了，只好另嫁他人，跟後來的丈夫生了3個孩子，但她不願葉家無後，在給第一個孩子登記時，父親一欄，寫的是“葉倫明”。

葉與張聯繫時人在香港，弟弟的小孩在台灣，通過這位親人跟張取得了聯繫。讓張感動的是，他是一名長跑健將，沒有家人和小孩，但他一直不停地長跑，他説要用這種方式紀念在太平輪上去世的人。 ^[4] 

張在一次講座結束後，看到很多人圍着自己，還有一位上了年紀的老先生，好像在找張説故事。

這位老先生姓馮，在8歲那年坐過太平輪。他是浙江大學一位老師的朋友，張看到他也很興奮。

馮1945年到台灣住，1948年回台灣坐的就是太平輪。1984年之後又在台灣住了10年，跟胡金銓做電影工作。

其他兩位，王大姐和蔣先生，都是上次來做講座時找到的張。這三個人都是在1948年——1949年之間，坐過太平輪，剛好沒有坐到1949年失事的那一班船，全家有了不一樣的人生。

王大姐是家庭主婦，氣質非常好，一直住在杭州。1949年，她從上海到台灣，但她媽媽要生小孩，就沒有坐上那一班船。

蔣先生的爸爸是銀行的職員，當時要押物資到台灣，他決定把全家都帶上船，船票都買好了，但是後來一轉念，突然又不想去了，也不知道是為什麼，就躲過一劫。

那天，68歲的蔣先生知道張要演講，特地來看張，他住在西塘，經常寫小鎮風光。他寫了一篇文章給張：《三歲那年，沒有上太平輪的人》，就是他的故事。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