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其彬

1935年11月出生於河源黃村三洞村，1955年7月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1957年考入中國人民解放軍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下稱哈軍工），1964年從哈軍工畢業分配至甘肅酒泉衞星發射中心，1966年10月27日參加我國在酒泉西北綜合導彈試驗基地的“兩彈”（導彈、原子彈）結合發射試驗。在試驗的最後階段，擔任技術助理的張其彬和其他6名技術人員進入地下控制室，張其彬負責技術控制和測驗；他先後參加和組織指揮東風二號甲、東風三號首次發射試驗，東風二號甲定型試驗，我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衞星（東方紅一號）發射，我國第一顆定點試驗通信衞星東方紅二號和東方紅三號挖潛增程試驗，參加跨國“金輪工程”的建設等，榮立二等功2次、三等功2次及嘉獎11次。 ^[2] 

張其彬是1935年出生於廣東省河源縣黃村鎮（現東源縣黃村鎮）三洞村的農家孩子。高中畢業時，剛好海軍提前招兵，學校選送體檢，他被選上了。1957年，入伍兩年後，張其彬以優異成績考取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下稱哈軍工）導彈工程系自動控制專業。由此，部隊衞張其彬開啓了一道讀書報國之門。

從海軍東海艦隊到哈軍工，從酒泉到西昌，張其彬先後當戰士、班長、學員、技術助理員、技術參謀、技術組長、技術室主任、團參謀長、副團長、副站長、團（站）黨委常委，兼任西昌衞星發射中心科技委員會委員、團（站）科技委員會主任、主任工程師，駐廠（所）軍事代表；技術職稱也由工程師到高級工程師。

張其彬曾先後49次參加和組織指揮東風二號甲、東風三號首次發射試驗，東風二號甲定型試驗，我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衞星（東方紅一號）發射，我國第一顆定點試驗通信衞星東方紅二號和東方紅三號挖潛增程試驗，參加跨國“金輪工程”的建設等。1966年，他與另外6名留守地下室面臨生死考驗的航天人，一同成功操控中國第一枚核、導彈兩結合爆炸實驗。

榮立二等功2次、三等功2次、嘉獎11次。

中國兩彈一星功臣，在原子彈、導彈結合實驗中被譽為“七勇士”之一。

張其彬啓發我們對存在價值和意義的追尋，啓發我們尋找支撐其生命的內在動力因素。在酒泉基地，千里戈壁，荒無人煙，他和他的同事們餐風露宿，攻堅克難，硬是把一個個有關導彈和衞星發射的難題克服。在一個有快意也有痛感的社會，張其彬讓我們謹記一個時代。

讀書的刻苦，專業的追求，報國的熱忱，困苦與立志，磨礪與奮鬥，拼搏與奉獻，張其彬的追求深摯、持久，體現的是那一代人與生俱來的純粹和本真。他們樸實的氣質，寬廣的胸襟，純淨的內心世界，對如何重塑我們的國民精神，修復我們的精神缺失，無疑有着積極的久遠的價值和意義。

張其彬出生於1935年，祖籍廣東河源市東源縣，是一名農家子弟。79歲的他近日應邀還鄉，參加河源市專門為其籌辦的“航天圖片展”。

1964年，張其彬畢業於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同年分配到酒泉基地，作為技術員參與原子彈、導彈結合實驗，那年他28歲。張其彬清楚地記得，1964年10月16日，中國成功地進行了原子彈爆炸實驗，但當時只能像炸彈一樣，用飛機把原子彈運往指定地點進行爆炸。而用導彈運載，進行遠距離發射的問題還沒有解決。

原子彈試驗成功了，兩彈結合就搞不出來？當時，美國和前蘇聯剛完成兩彈結合實驗不久，中國在這個領域還是一片空白。基於此，中央計劃進行兩彈結合實驗，由總理周恩來親自負責，組成了15人的領導委員會。1965年，中央決定：1966年進行原子彈、導彈兩彈結合實驗，並決定把實驗地點，放在地廣人稀的西北戈壁灘上。

談及當時“航天創業”的艱辛，張其彬感慨萬千。據其回憶，當時不僅沒有任何一個外國人在現場幫助，而國際上還對中國進行了海上封鎖，所以實驗只能在陸地上進行——即自己國家本土上。中央決定進行的導彈核試驗，任務是空前的，因為當時沒有其他的國家做過“本土實驗”。

張其彬説，1964年他剛從哈軍工導彈工程系畢業，隨即分配至酒泉衞星發射中心。他坐上基地的專列，於夜裏秘密到達實驗基地。天亮後一看，四面是一片蒼蒼茫茫的戈壁灘，荒瘠的土地上只長着一種叫駱駝刺的野草。當時酒泉航天基地剛剛建立，糧食等生活必需品全靠從外邊運進，而國家又剛剛度過了3年饑饉，先前去的科研人員每天都是隻能吃窩窩頭。在這種惡劣的環境下，受命要按預期完成任務，可謂是“臨危受命”。

張其彬到基地後，負責臨時發射基地的建設、試驗技術協調、編制測試發射程序即操作規程。在基地統一安排部署下，張其彬與基地所有的科技工作人員一起，日以繼夜地進行認真仔細的實驗前準備。兩彈的發射日期，定在了1966年10月27日。

然而，在實驗前一天——10月26日清晨，戈壁灘天氣陡變：大風呼嘯，天昏地暗……如此惡劣的天氣，實驗還能否如期進行？下午三四點到實驗場時，張其彬和大家都擔心。按規定，風速超過15米/秒，温度超過零下11攝氏度，就不能進行這個實驗了。而當時最大風速達25米/秒，氣温降至零下十幾攝氏度。但在徵求了氣象專家的意見後，中央果斷決定實驗如期進行，所有的設備、人員按計劃進場。

張其彬回憶，由於風沙太大能見度太低，十幾米外已視物不清。下午三四點，天空昏暗如夜，車隊進場時，不得不集體編隊打開大燈，一輛接一輛地緊跟着向目的地進發。車跟太緊怕造成追尾，稍一拉開距離車就可能走丟。由基地司令員李富澤和部隊政委高震亞負責運載導彈和原子彈去兩個地方進行測試的車隊，竟然沿着電線杆走迷路，在走岔了50多公里才回歸正途，3個多小時後終於到達目的地。

10月26日下午5時，儀器終於檢測完畢，但是大風又帶來了另一個難題——無法將導彈在風中順利地豎到發射架上，只有組織人力拉繩子。開始時，16個人拉還不行，後來又增加了12個人。28個人拽着、扶着、拉着地配合着吊車，慢慢把導彈吊起來，再慢慢放下去，總算艱難地完成了這道程序。

按計劃，10月27日發射核導彈。為防止意外事件，當時蘭新鐵路停運，數百萬羣眾緊急轉疏散。26日21時，地面準備工作完成，按要求，基地所有人員全部撤出。而地下室負責發射控制的，只留下了7個人：政委高震亞、參謀長王世成、技術助理張其彬、技師董連捷和劉啓泉，操作手徐虹、中隊長顏振清。張其彬回憶，當時的兩彈結合發射塔，距離他們七人所在的地下控制室大約100米，深度4米。

地下室面積總共十幾平方米，一旦出現意外，誰也不能保證能活命。於是，張其彬在日記本寫下了這樣的句子勉勵自己：活着，為黨的事業而戰鬥；死了，為黨的事業而獻身！張其彬如今坦然承認，當時心裏很清楚，核武器實驗的危險性。那時兩彈結合的實驗尚屬秘密，不能明説，所以只能將其隱喻為“戰鬥”。

此後，人們把當時留在現場的七人譽為“七勇士”，又稱“敢死隊”。

在總撤離前，張其彬記得聶榮臻元帥到地下室看望了他們。聶榮臻對他們説：祝你們身體健康，祝我們發射成功！當晚，國防科委的首長還為七人戴上了毛主席像章。27日黎明終於來臨，他們意外地發現地下控制室門外，竟然還有一個人默默地陪了他們一夜——基地司令員李富澤在外面爬梯間裏坐着陪了七人一夜。

張其彬表示，李富澤是一位參與指揮過遼瀋戰役身經百戰的老將軍。新中國成立後為了國防需要，來到酒泉基地，指揮這場同樣意義重大的戰鬥。當時，李富澤想與七人戰鬥在第一線。但考慮到首長所肩負的重任和現場的危險性，七人集體請求上級要求李富澤撤離。後來負責現場指揮的聶榮臻親自打電話，命令李富澤迅速返回，他才依依不捨地離開了地下室。

10月27日晨8時45分，距發射僅剩下15分鐘。在這最後15分鐘裏，張其彬跟操作員們一起進行最後的調試。十幾平方米的小控制室裏，滿滿當當的設備儀器在工作中散發出的熱量，使室內温度迅速升高。室外地面上零下十幾攝氏度，地下室裏卻是零上40多攝氏度。緊張忙碌中，七勇士汗流浹背，一個個熱得頭昏腦漲。

張其彬稱，不像現在電視上演的要喊點火，按按鈕。當時他們就是按照程序，擰動鑰匙。8時59分，參謀長下達命令：一分鐘準備，開始倒計時！上午9點按時發射。地下室裏，七勇士各有分工，聚精會神地眼睛緊盯着儀器。一片靜寂中，只聽表在嘀嗒嘀嗒地響，心在怦怦怦地跳……五、四、三、二、一，——發射！

一陣火焰噴射，導彈攜原子彈呼嘯着騰空而去，轉瞬間消失在浩渺無垠的天幕。顧不上歡呼，也沒有等到原子彈爆炸，七人中的徐虹、顏振清、劉啓泉等3人衝出了控制室。按照規定的程序，這時他們必須開始工作，基地上還有許多發射後的任務等待着他們。幾分鐘後，張其彬衝了上來喊道：爆炸了！

當晚，基地召開慶功宴。地下室留守操控發射的七個人被安排坐在主桌，聶榮臻、錢學森等首長、專家們坐在旁邊的桌子上。張其彬回憶，聶帥帶着大家向他們七人敬了酒。聶元帥説：實驗成功的消息傳到了北京，周總理來電話，代表黨中央、毛主席以及國務院，向參加這次實驗的全體同志表示祝賀！“這是第一次元帥給我們敬酒啊！”張其彬回憶説，當時他的眼睛都濕潤了。

從1966年兩彈結合實驗至今，48年過去，張其彬參與了共和國49次不同類型的發射工作，其中包括1970年的第一顆人造地球衞星研製，1984年第一顆通訊衞星研製以及1985年戰略導彈研製。直至16年後的1982年，髮妻田紹華才第一次從電視上得知，丈夫張其彬原來一直從事航天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