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兆芳

張兆芳，原名張春光，曾用名張光遠，河南省宜陽縣趙保鄉東趙保村人。1909年6月26日(農曆五月初九日)生於一個比較富裕的家庭。小時在本村小學讀書。1920年，因其父張其仁在陝西鎮嵩軍劉鎮華部任旅長，他隨父到達西安，次年考人陝西省立第三中學(4年制)。1924年，西北早期共產黨員魏野疇到該校任教，借學生空餘時間舉行講演會，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講俄國十月革命和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張兆芳認真聽講，深受啓發。當時陝西督軍兼省長劉鎮華和陝南駐軍師長吳新田等人勾結一起統治陝西，政治極端腐敗，人民怨聲載道。西安地區成立了一個秘密革命團體“陝西省各界民眾驅逐劉吳大同盟”，張兆芳參加了“大同盟”，併成為其中的活躍分子。此後，他曾在西安市學生聯合會負責宜傳工作，成為西安學運領導人之一。與張兆芳同在陝西省立三中學習的，還有張兆芳的叔伯哥張劍石。據張劍石回憶：“兆芳比我先接近共產黨，經常與我談心，講述革命道理，對我的進步起了影響和幫助作用。”1925年，經黨維榕、何思平介紹，張兆芳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張兆芳在陝西省立三中畢業，回到家鄉，應邀任本村小學教員。他利用這個機會，向學生和民眾傳播馬克思主義。一次，基督教徒在村東頭馬家月樓前聚會，一個從柳泉來的傳教士在傳教。張兆芳帶領學生來到會場，與傳教士進行辯論，説明沒有神，一切靠我們自己，公開宣傳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

時值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國共兩黨合作在上海辦了一所上海大學，由國民黨元老於右任任校長，共產黨員陳望道任教務長。教師多為共產黨員，中共早期領導人鄧中夏、瞿秋白、惲代英、蔡和森等先後在該校任教。學校建有中共黨支部。這所大學實際是中國共產黨培養革命幹部的高等學校。魏野疇因與楊虎城將軍有良好關係(後曾任楊部政治部主任)，就與楊協商，由楊將軍資助選派一批青年到上海大學學習。張兆芳和他的同班同學、入團介紹人黨維榕都在選派之列。他二人約定同去上海大學學習。但張兆芳急於學習革命道理，未等黨維榕到來即於1926年2月上旬(春節前不久)獨往上海。幾天後黨維榕(陝西富平人)從陝西來到東趙保找張兆芳，因張兆芳已走，其大哥張劍石留黨維榕在東趙保過了春節才去上海。黨維榕在東趙保期間，廣泛接：觸青年，積極宣傳革命道理。張劍石受黨維榕的教育和啓發，於同年8月間也到上海蔘加革命。

張兆芳到上海大學後，入社會學系，系統地學習馬列主義，大大提高了認識水平，進一步堅定了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的信念。同時在中共上海大學支部直接領導下，不斷參加活動，曾任共青團上海浦東小沙渡區委書記。他曾組織工人夜校、工人識字班，努力提高工人階級的覺悟。他介紹張劍石參加上海大學1926年舉辦的“夏令講學會”，引導他學習革命道理，走上革命道路。1926年5月，張兆芳與他的同學們參加了中共黨組織發起的紀念革命烈士顧正紅死難一週年大會，會後遊行示威。他們高呼打倒軍閥、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等口號，散發傳單，揭露帝國主義和軍閥的罪行，並與外國軍警和軍閥部隊進行了搏鬥。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政變，大肆捕殺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革命羣眾。國共合作破裂，共產黨和共青團組織轉入地下，並把在上海的大部黨團員轉移到全國各地。這年7月，根據黨的指示，張兆芳離開上海，經商丘到達開封，任中共河南省委交通，公開身份是河南省交通廳錄事。1927年9月，他經中共河南省委工委書記張景曾(後任省委書記)介紹，由共青團員轉為共產黨員，繼續擔任省委交通併兼管開封學運工作。1928年9月，由於叛徒出賣，張兆芳被捕，關進開封監獄。敵人已知他是共產黨員，對其用盡酷刑，坐老虎凳，灌辣椒水，折磨得死去活來。帶腳鐐手銬，使他腳脖和手脖腐爛化膿，露出骨頭。並用陪跪威脅他，但他始終未暴露黨的機密，還與難友聯絡，共同對敵鬥爭。當時張兆芳的三叔張鏡如，曾到開封請張鈁(時任河南省建設廳廳長)出面説情。敵人對張兆芳説：“有人為你説情，只要你宜布今後脱離共產黨，就可以放你出獄。”張兆芳卻堅定地回答：“不!我是共產黨員，我對黨宣過誓，就是死也是為人民利益而死，死得其所，甘心情願!”

張兆芳等同志人獄後，黨組織利用馮玉祥與蔣介石集團的矛盾，千方百計進行營救。張兆芳的父親(時任馮部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第八方面軍副師長)，找着馮玉祥苦苦求情。此時，馮玉祥控制着河南，正欲舉兵反蔣，為安定部下，於1929年春下令將張兆芳釋放。

張兆芳出獄後，在東趙保家裏養傷。此間，黨組織對他在獄中的表現進行了審查。據同被關進監獄的安子文(解放後曾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李馥清、鬱發旺等人介紹，張兆芳在膚中很堅強，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應有的英雄氣概。黨組織對其表現非常滿意。

1930年2月，張兆芳身體康復後即找組織接上關係。黨組織仍讓他任省委政治交通(新組建的省委在鄭州辦公)，並搞鄭州鐵路系統的工運工作。他利用父親與鄭州市長何夢庾(又名何剋星，宜陽縣西趙保人，曾與張其仁同在鎮嵩軍供職)的關係，謀求到鄭州市政府總務科科員的公開身份(科長張蘭堂也是宜陽人)，以此作掩護，積極投身於黨的秘密工作。

1930年6月，組織上派張兆芳去天津聯絡。他從天津回到鄭州時，找不到他的領導人。他先後找了幾個認識的黨員探問，都不理睬他。當時中共黨組織是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堅持地下鬥爭的，隨時都有被捕的可能。黨員之間是單線聯繫，紀律很嚴，人們警惕性高是很自然的。張兆芳就這樣失掉了黨組織關係。

張兆芳失掉黨的關係，痛苦之極，曾多次難過地説：“脱離黨比坐監獄受酷刑還痛苦。”他回到家鄉，住了一段時間，決定先找個職業作掩護，尋機找黨。1930年底，他到當時駐新鄉的國民黨第十一路軍，(劉鎮華為總指揮)總部參謀處任服務員，後任該部六五O團排長、連長、營長等職，隨軍先後移駐豫北、安徽等地。他身在國民黨軍中，內心一直想着黨，曾設法營救被國民黨抓捕的共產黨員。在劉鎮華部奉蔣介石之命圍剝鄂豫皖邊區紅軍期間，共產黨員張劍石受中共河南省工委書記呂文遠指派，於1933年到豫南潢川國民黨軍中作兵運工作，曾到光山縣潑陂河前線找着張兆芳，張兆芳向張劍石介紹了許多國民黨軍中的情況。

1937年7月，張兆芳回西安探親(當時他父母住在西安)，偶而在報紙上看到一篇呼籲國共兩黨合作、共同抗日的文章，署名是李馥清。他喜出望外，設法找到李馥清家，見了李馥清和她的丈夫楊曉初。楊曉初是1925年入黨的中共地下黨員，曾與張兆芳同在上海大學學習。這時，他名義上是國民黨三十八軍西安辦事處處長，實際是三十八軍內中共地下黨組織負貴人之一。他以公開身份作掩護，在西安作黨的統戰工作(解放後楊曉初曾任西安市副市長)。李馥清也是中共地下黨員，曾在開封與張兆芳同坐-一個監獄，後加入民盟(解放後曾任民盟全國委員，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張兆芳希望楊曉初幫他恢復黨組織關係，但因當時悄況複雜，對他失掉黨的關係後-段時間的情況難以查清，使他未能如感。這時抗日戰爭爆發，中國共產黨的工作重心已由土地革命轉向抗日，張兆芳積極參加抗日活動，並在三十八軍教導大隊學習年餘。1939年1月，楊曉初介紹他到駐防山西中條山的三十八軍十七師，臨行時他把年僅9歲的女兒富雲留在楊家撫養，足見他對楊曉初夫婦的信任和對黨組織的深情。

張兆芳到三十八軍後，先任教導大隊少校教官、大隊副，繼任騎兵團團副、營長、第四集團軍總部參謀等職。儘管他的黨籍未恢復，但他仍以黨員標準要求自己，與黨組織負責人楊曉初保持密切聯繫，不斷彙報情況，接受指示。這時三十八軍軍長趙壽山很贊成共產黨關於槍口對外、團結抗日的主張和一系列方針政策，對共產黨在該部的活動暗中支持(趙壽山於1942年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共產黨的書籍、報刊可以在該部任意傳閲。張兆芳利用這個條件，隨時瞭解中共的方針政策，按照黨的指示辦事。1941年，張兆芳任第四騎兵團團副，駐地在偃師縣後杜樓村。在這裏他多次派親信去西安送密信與楊曉初聯繫。他還不斷對身邊的人進行革命思想教育，講述革命道理。如他對勤務兵蔡希正説：“抗戰勝利後還要進行人民革命，實現耕者有其田，人民當家作主，人人有吃有穿。”

1942年春，國民黨為了分化瓦解和控制三十八軍，提出軍官必須是中央軍校畢業者。為了抵制國民黨的陰謀，根據中共中央指示，三十八軍內中共黨組織提出派一部分共產黨員和進步青年軍官去中央軍校受訓，“鍍金”後仍回部隊工作。軍長趙壽山接受了這個建議。1943年6月，張兆芳和一七七師營長李少棠一起被選派到國民政府中央軍校(在成都)高等教育班學習一年。期間兩人經常在一起談論中國的前途，談得很投機。他們共同認識到，要想救中國，必須靠共產黨。他們成了密友，在張兆芳的幫助下，李少棠走上革命道路。1944年夏，二人學習期滿回到軍部(在盧氏)，張兆芳被任命為九十六軍新編十四師四十一團二營營長。此時，國民黨軍在日軍發動的豫湘桂戰役中節節敗退，日本對蔣介石集團的誘降陰謀日益猖獗，國民黨統治集團內主和派頻繁活動，原蔣介石嫡系軍長方先覺於1944年8月棄守衡陽投日，12月被派往重慶執行和平使命，受到國民政府熱烈歡迎，併發給賞金一千萬元。在此背景下，1945年春節，張兆芳所部營區大門上貼了“艱苦奮鬥為人民，堅貞不屈是英雄”的對聯和“抗戰到底”的橫批，以此來貫徹中共中央的方針，抵制國民黨的投降活動。同年夏，張兆芳奉命帶領全營在盧氏北部官道口附近抗擊日軍，左大腿受重傷。住院治療期間，他的勤務兵蔡希正陪護。張兆芳不斷向蔡講述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劉少奇等共產黨領導人的革命事蹟，使他學到許多革命道理，以後也走上革命道路。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後，張兆芳被調任第四集團軍總部少校參謀，隨軍到鄭州接受日本投降。但蔣介石妄圖排除異己，獨佔勝利果實。他加緊準備發動內戰，要消滅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武裝力量。第四集團軍原是西北軍楊虎城的部隊，曾參加發動西安事變，蔣對其素有仇恨，自然也在排除之列。1946年春，蔣介石把第四集團軍調往豫北，總部駐淇縣縣城，目的是讓其進攻晉冀魯豫解放區，消滅人民軍隊，.或被人民軍隊消滅。張兆芳十分憂慮，經常找擔任總部教導大隊副大隊長的李少棠討論形勢，渴望回到黨的懷抱。

1946年6月，蔣介石不顧全國人民的反對，集中30萬大軍，圍攻共產黨領導的中原野戰軍。中國共產黨面臨着徹底打敗國民黨反動派，解放全中國的艱鉅任務。就在這時，中共黨員、中原區幹部張劍石從中原區宣化店化裝突圍，來到淇縣和張兆芳會面。在張兆芳的私宅內，弟兄二人密談通宵。張兆芳向張劍石傾訴了想念黨的激情，表達了想回到黨的懷抱的熱望，並介紹了國民黨軍中的情況。張劍石要到晉冀魯豫軍區去，張兆芳即要求把他的大女兒富雲帶到解放區參加革命工作。

張劍石帶着張富雲到達晉冀魯豫軍區司令部駐地邯鄲後，向軍區城工部部長孔祥禎詳細報告了張兆芳的情況和國民黨第四集團軍的情況，並寫了書面材料。孔部長十分高興地説：“現在兩軍陣上，我們非常需要國民黨軍隊內的情況，也非常需要象張兆芳這樣的老同志。”1946年7月上旬，孔祥禎部長派高傑、席一兩人到洪縣與張兆芳聯繫。張兆芳向他們詳細介紹了駐新鄉、安陽一帶的國民黨軍情況。分別時高傑、席一希望張兆芳尋機前往解放區，親自向首長，作一次報告。同年8月，蔣介石對第四集團軍靠近解放區不放心(此時第四集團軍所屬五十五師等部對蔣發動內戰不滿，已起義參加人民解放軍)，突然決定將其調往南陽。在這關鍵時刻，張兆芳與他的密友李少棠商議，耍乘機去解放區。他以去西安探親之名，向總部請假一個月。部隊開拔後，張兆芳經過化裝，帶夫人和小女小芸，由一個通訊員陪同掩護，北渡漳河前往解放區。按事前商定，他走後有關他的事情由李少棠應付。

張兆芳到達晉冀魯豫解放區後，先後向城工部長孔祥禎、晉冀魯豫中央局組織部長宋任窮作了詳細彙報，不僅彙報了國民黨軍中情況，也彙報了個人歷史。經組織嚴格審查，由席一介紹，組織上批准，恢復了張兆芳的中國共產黨員資格。這時中央軍委正在擬定今後的戰略計劃，打算到一定時機把戰爭引向國民黨統治區，掌握敵軍情報十分重要。因此，組織上讓張兆芳仍回到國民黨軍中去，隨時掌握動向，及時向軍區報告。

張兆芳在解放區參觀學習，停留了3個月，奉命於1946年11月間離開解放區。他先到在新鄉的同鄉索良民家，派索良民去開封動員尚在國民黨軍一一O師當搖機兵的堂弟張德光開小差來新鄉參加情報工作，然後去舞陽瞭解嵖呀山一帶敵軍情況，並與李少棠聯繫。李少棠在南陽接到信後，立即把信中附寄給四總部參謀處蘇處長的信轉送去。張兆芳平時與蘇處長關係很好。他給蘇處長的信中謊稱：“我回西安時因家中困難，帶了一些煙土(鴉片)，到鄭州被憲兵查出，扣押3個月，經多方託人花錢才獲釋，請處長原諒，並向長官多多説項，允許回部好好工作，以報寬恕之......”李少棠也在處長面前為他説了許多好話。因此，總部同意他回部工作。

一個寒冷的夜晚，在南陽西郊裏河村，張兆芳和李少棠相會。兩人為順利到達解放區而十分興奮和欣慰，忘記了寒冷，徹夜交談。張兆芳對李少棠説：“黨對我們地下工作者很關心，寄有很大希望，要求我們長期隱蔽，要有耐心，到一定時候發揮作用。”還説他已派人去舞陽搞兵運。他的講述使李少棠很受鼓舞。

1947年春，蔣介石將第四集團軍總部撤銷，士兵遣散，所有軍官編為一個軍官隊，移駐鄭州西郊百爐屯附近，歸屬鄭州陸軍指揮部。這年夏秋之間，人民解放軍由戰賂防禦轉入戰略進攻，劉伯承、鄧小平和陳賡、謝富治串晉冀魯豫軍區解放大軍挺進中原，打亂了蔣介石的軍事部署。不久，成立了中原軍區。這時，張兆芳以國民黨軍官隊作掩護，組織、建立和領導着由十幾人組成的地下情報小組，直接受中原軍區情報處領導。他有豐富的地下工作經驗，善於觀察形勢和利用各種關係，蒐集到大量重要軍事情報。例如：

1、國民黨第十一戰區副司令長官高樹勳，在平漢戰役中起義，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後又企圖叛變。張兆芳獲得這一消息後，立即派人把情報送到邯鄲大軍區司令部。解放軍統帥部很快採取措施，制止了這一事變。

2、1947年6月底，劉伯承、鄧小平率晉冀魯豫解放軍主力一部強渡黃河，發動魯西南戰役，在取得一系列勝利之後，包圍了羊山集國民黨王牌六十六軍。蔣介石大驚，立即飛往開封召開緊急會議，組建第四兵團，命令駐新鄉的整編二十六軍軍長王仲廉為司令火速增諼。張兆芳得此情報後，通過內線關係告訴王仲廉的姨太郭翔九，説魯西南前線國民黨快速縱隊已被解放軍殲滅，司令李守正被活捉等，希郭勸王仲廉小心謹慎。在郭翔九的一再勸阻下，王仲廉所部行動很遲緩，他們還未到達羊山集，國民黨六十六軍已被全殲，軍長宋瑞珂被活捉。

3、1948年8月，中原軍區首長決定攻取鄭州。這時張兆芳已調到中原軍區情報處工作，鄭州地區情報工作交李少棠負貴。但為保證攻取鄭州的戰役打好，張兆芳又秘密來到鄭州，通過李少棠、索良民等詳細偵察，並化裝成國民黨軍官，親到各哨口、炮兵陣地察看，把敵人兵力部署及炮兵位置繪成要圖，帶回軍區情報處。根據情報，解放軍於10月22日發起強大攻勢，一舉攻下鄭州。

張兆芳在鄭州完成蒐集情報任務後，組織上調他到河北平山縣冀北黨校學習。北京和平解放後，他任北京市軍管會財政處秘書、税務分局局長。1949年9月至1953年12月，先後任北京市郊委辦公室主任、北京市豐台區區長、北京市建築公司工程部副主任等職。1954年1月任北京市第一建築公司副經理。這時他已患高血壓，經常頭疼，但總帶病堅持工作。當時被稱為北京十大建築的人民大會堂、歷史博物館、軍事博物館、人民英雄紀念碑等正在緊張施工，他經常深入工地瞭解情況，進行指揮，通過與其他領導成員的共同努力，保證了工程高質量、高速度完成。他經常在晚上學習，一次他的大女兒富雲從石家莊回來，見他深夜還在學習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富雲走到他身邊後，他説：“要幹好革命工作，一定得學好毛澤東思想。在建設時期，還要學好業務知識，由外行變為內行。要幹一行，專一行。”又説：“你已經掌握了醫療技術，還要不斷學習，提高本領，好好為人民服務。”

1954年末，張兆芳在一項工程落成典禮大會上講話時，突發腦溢血暈倒，經搶救脱險，又一度恢復工作。但因積勞成疾，身體狀況不佳，雖經長期治療，效果不明顯。1968年2月13日下午1時20分，不幸在北京協和醫院逝世，終年59歲。他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靈堂。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