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伯楨

久經打聽，才知道這座祠堂的來歷。原來這是張伯楨的宗族祖祠。今天，張伯楨出生地之篁村祖屋早已灰飛煙滅，現僅留下這麼一座祠堂。棣甫張公祠建築面積約228平方米，兩頭威武的石獅子蹲立在門口，淡灰的牆壁，青黛色的瓦頂，淡紅色、有點脱漆的祠堂大門，一塊書有“棣甫張公祠”的黑色牌匾醒目地掛在祠堂的橫樑處，祠堂屋頂上的石雕模樣還清晰可見。祖祠為三間式的二進建築，中間有一天井，兩側以通廊相連。祠堂的牆上和柱子上仍遺存着解放前夕解放軍在此暫住時書寫的宣傳標語。棣甫張公祠與度香亭連成一體，成為具有一定歷史與古建研究價值的建築羣，2004年被公佈為東莞市第八批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1902年，張伯楨25歲，於廣州讀書畢業，東莞知縣劉德恆主持創辦東莞學堂，張伯楨受聘為國文教員。

1904年辭去東莞中學的教席，在1905年1月，遠赴日本留學，進入日本法政大學速成科第二班，前後至1909年學成，參加日本高等研究所的畢業考試，獲第五名。

張伯楨是最早留學日本的一批學生。日本明治維新的進步，給中國知識分子帶來了曙光。張伯楨毅然兩度留學日本，希望能以先進的科學技術使祖國走上富國強兵的路。

在日本留學期間，正值以孫中山先生為首的早期革命志士在海外進行革命活動，在日本留學生中，就有很多革命者。張伯楨廣交了這批革命志士。其時日本當局對中國留學生諸多刁難，張伯楨參加了陳天華、鄒容、秋瑾等發起的“留日中國學生罷課運動”，反對日本政府專為歧視中國留學生而定的入學規程。陳天華在這次罷課中跳海自殺，以示抗議。張伯楨撰寫《光緒乙已留日學生罷課事件始末記》。張伯楨廣泛接觸了革命黨人，有的還直接參與其事，熟諳內情，因而寫下了《同盟會革命史料》、《華興會革命史料》、《興中會革命史料》、《宗社黨史料》、《“蘇報案”史料》等，這些書都具有很高的史學價值。

1908年暑假回國，張伯楨受聘為兩廣方言學堂教授，主講法學，時年僅31歲。兩廣學堂創建於1906年，由兩廣總督岑春煊將兩廣遊學預備科館和廣州譯學館合併而成，是晚清時期學習外語較為完備的一所學府。1910年，赴北京參加廷試，“欽點”七品京官，任法部制勘司主事。並在當時曾參與“憲政籌備處”起草憲政草案，任副主稿。此後中華民國政府成立，時任國務院總理的唐紹儀到北京辦公，新司法部成立之際，一切事務均由張伯楨和祁耀川辦理。而張伯楨自民國元年直到民國17年，民國政府遷南京為止，在108位司法人士中，始終名列司法部監獄司第一科長之職。1928年。民國政府遷往南京，張伯楨卻毅然辭去一切職務，從此息影京華，以著述、鬻文為業，致力於文史資料的蒐集、研究和編著。他著有《張篁溪遺稿》、《南海先生全書》、《南海康先生傳》、《焚餘草》、《篁溪筆記》等，刊刻《滄海叢書》一到五輯，廣收鄉賢袁崇煥、張家玉等的文學史料，有《袁督師遺集》、《袁督師配祀關岳議》等，又創辦《正風半月刊》，刊登考證北京歷史的文章，還有大量詩詞、文稿等手記，這些著作對研究民國的歷史，有較高的價值。

晚年的張伯楨遁入佛門，信奉佛教，寄情佛典。1946年，張伯楨在北京病逝，臨終前，他把珍藏康有為、梁啓超的書牘墨跡以及有關袁督師的文物、齊白石等名人字畫共1300餘件，捐贈給北京歷史博物館。

張伯楨在東莞前後生活的時間加起來三十年不到，自1913年到去世為止，張伯楨都居住在北京。現今北京遊樂園南側的所在地，曾是當年張伯楨在京的居所。1919年，張伯楨在此購地數畝，建房屋數間和私家園林，時人稱為“張園”，園內建有一處“袁崇煥故居”。相傳崇禎年間，袁崇煥率軍抗清入衞京師時，曾在此屯兵駐紮。張伯楨在此聚集過康有為、齊白石、章士釗、葉恭綽等到園內參拜袁崇煥遺像，並植松緬懷先烈，同時留下大批名人即景繪畫及題詞。現龍潭公園袁督師廟內砌在牆上的袁崇煥遺筆“聽雨”二字石刻，就是1949年後從張園移過去的。齊白石曾長期寓居於此，這裏留下大批名人即景繪畫及題詞。1991年，張園被完全拆除。世人從此無法再睹其風姿。

1948年平津戰役時，國民黨守軍駐於張園內，園內的建築、花木、文物等均遭毀壞。1958年，張伯楨之子張次溪將面積約2.5畝、房屋共14間的張園，捐獻給北京龍潭植物園。在1991年，張園因在建設用地範圍內，被全部拆除。

恩師：康有為

1893年，適逢梁啓超來東莞開設學術講座，時年16歲的張伯楨就在此機會下認識了梁啓超，並接受了其改良思想的灌輸。19歲，張伯楨在廣州府學宮孝弟祠康有為館旁聽，隨後更成為康有為“萬木草堂”弟子。繼後，張伯楨積極擁戴以康有為為首的變法救國運動。

儘管變法失敗，但張伯楨依然忠心耿耿地追隨着康有為。1917年，康有為避居於美國大使館的美森園（在北京的前門東交民巷內）。當時，張伯楨刻印康有為著的《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一書，他每日拿着書稿與康有為磋商校訂。從那時起，康有為就委託張伯楨在北京琉璃廠開設“長興書局”經銷圖書，刻印發行康有為的著作數百種，直到康有為逝世。如果沒他，康有為一生著述的傳播未必能完整。

好友：齊白石

著名畫家齊白石與張伯楨有一段深厚的友誼，齊白石借居在張伯楨的住所中，長達數年，他將不少畫作也贈送給這位友人。

1919年，張伯楨在北京的私家園林“張園”建成，園內三面環水，亭台樓閣，頗具泉石之勝。由於兼具袁督師故居和園林之趣，一時間，慕名前往張園的名流學者多不勝數，在張園植松明志，多有詠題。名士之中，著名畫家齊白石十分喜歡張園的幽雅清靜，與張伯楨更是一見如故。於是，張伯楨便邀請齊白石在張園居住。齊白石一住就是好幾年時間，其間他在張園畫下不少佳作，部分作品贈送給了這位忘年好友，且題其所居為“借山居”。

摯友：倫明

張伯楨與倫明同是在北京的莞人，他們在北京的居所“僅隔一牆”，倫明視張伯楨的兒子張次溪“猶如子”。倫明病革之時，曾貽書張伯楨，叮囑他將自己的藏書全部捐給北京圖書館。1947年，經陳垣與北京圖書館反覆商議，才實現了倫明的遺願。

張伯楨的最大貢獻莫過於他表彰抗清民族英雄袁崇煥，為他創建了袁督師廟。1915年，張伯楨冒着可能得罪禮制的危險，寫了一篇《袁崇煥配祀關岳議》，並分寄各省將軍、巡按使及京師各部院。他在議案中大力表彰鄉賢袁崇煥的民族英雄事蹟，認為袁崇煥可與關雲長、岳飛媲美，應設立專門祭祀他的廟堂。後得當時的參謀黎元洪首先復書贊同，各省將軍、巡按使及北京各部院也先後聯名呈請政府，批准袁崇煥配祀關岳。

1916年，張伯楨根據道光年間編撰的《嶺南遺書》中的《袁督師遺事》，重新刊行《袁督師遺集》。同年，他捐資在北京左安門內東火橋廣東新義園內創建袁督師廟。門額“袁督師廟”四個大字及門聯，均為康有為所書。之後又在北京廣渠門內廣東舊義園（今北京崇文區東花市斜街）捐資重飾袁督師墓。1916年，張伯楨的小兒子病死，張伯楨把兒子葬在袁墓旁邊，以示對袁崇煥的景仰。

袁督師廟幾經風雨，早已破爛不堪。解放後，市政規劃一度欲將此廟遷出，後經名流政要上書毛澤東，呼籲保存，毛主席親筆覆函，指示“應予保存”，這才保存下來；並由崇文區政府撥款、施工，將督師廟修復。而在“文革”中，袁崇煥墓被徹底平毀，並挖地數尺，“袁督師廟”則移作他用，面目全非。直到80年代，在各方人士奔走、呼籲下，袁督師廟才又重新恢復原貌，並列為現在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

他為了傳播恩師的著作，他出資為康有為刊印《萬木草堂叢書》，收有《孔子改制考》、《偽經考》等近10種著作。並整理了康有為的藏書，編次為《萬木草堂叢書目錄》，收有康有為經、史、子、集四部計137種。幼年與藏書家倫明為同學，後和倫明一起治學20年，喜收藏古籍和刊刻圖書，蒐集近代史料及其對粵東地區的先賢名人著述、詩文集頗豐。他因仰慕鄉賢袁崇煥,整理出版遺集《袁督師遺集》。熱心教育，曾創辦東莞中學。著《萬木草堂講學記》、《南海康先生傳》、《萬木草堂始末記》、《袁崇煥傳》、《張家玉傳》、《棗花懷古錄》、《法源寺志》等。編印有《滄海叢書》，多收明代著述，如《袁督師遺集》、《張文烈公遺集》等。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