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之因

1928年從蘇聯留學回國，歷任十七路軍第38軍第17師99團團長、十七路軍上校參謀處長、副師長，軍政部上校專員，楊虎城部三十八軍參謀處長，1936年在西北參加阻截紅軍，抗戰期間曾任邠縣團管區司令，1942年任鳳邠師管區少將副司令。

抗戰勝利後曾任第22軍參謀長兼榆林警備副司令，1949年5月，以國民黨二十二軍首席代表身份赴延安與中共和平談判，於6月1日在榆林起義。

起義後，先後任解放軍副軍長，西北軍政委員會參事，陝西省人民政府參事，西安市政協常委。1965年4月，陝西省政協錯誤的將胡景通、張鏡白、張之因列為“反革命集團”首犯，將三人逮捕關押。

1977年3月10日,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中央統戰部、中央調查部公發〔1977〕10號通知: “胡景通、張之因是起義人員,因反革命嫌疑逮捕,現已審查清楚,嫌疑已否定,擬予釋放, 由陝西省安置,恢復原來待遇,補發在押期間工資。”

1984年5月5日在西安逝世，享年80歲。

1948年4月21日，被胡宗南佔領一年零一月又三天的革命聖地——延安勝利收復，進駐延安的西北局書記習仲勳等人，給國民黨晉陝綏邊區總司令鄧寶珊、二十二軍軍長左世允送來兩封信，要求榆林守軍就地起義。這在榆林守軍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動。

二十二軍參謀長張之因力主起義，總部副司令兼參謀長俞方皋主張部隊北上包頭和鄧寶珊會合，然後再看下一步行動。二十二軍副軍長兼八十六師師長徐之佳堅決反對起義。左世允以徐之佳不同意起義為藉口，拖延、觀望，不輕易表態。

1949年1月，鄧寶珊在北平參加了起義，加快了榆林部隊的起義步伐。

4月，解放軍包圍了榆林城，左世允只好派出二十二軍參謀長張之因為首的4人和談代表，5月2日赴延安與中共西北局談判。在延安和談期間，又出現了挫折。左世允電令張之因停止談判，返回榆林，命令部隊集合，準備北上包頭，包圍榆林城的解放軍不允許二十二軍北上包頭，只好又電令張之因繼續談判。張之因深知左世允優柔寡斷，建議延安和談代表團到榆林直接和左世允談判。5月22日,習仲勳派首席談判代表曹力如（中共西北局秘書長）等同張之因一起來到榆林，左世允這才和延安代表團舉行正式會談。國民黨榆林和談代表是左世允、張之因、高凌雲等5人，共產黨延安方面代表是曹力如、朱俠夫、羅明等7人，雙方代表按照《國內和平協定最後修正案》條款精神，順利地達成了協議。曹力如還在會議上宣佈了中共西北局的命令，任命左世允為新二十二軍軍長，張之因為副軍長,高凌雲為八十六師師長。會議決定6月1日（農曆五月初五端陽節）正式起義。

1949年6月1日，駐榆林的國民黨二十二軍直屬部隊和八十六師，在我黨我軍長期積極爭取下，向全國發表通電，舉行了起義，結束了國民黨在陝北榆林地區的反動統治。至此，這一片毛烏素沙漠南端浩瀚區域，終於迴歸到人民的懷抱。　 ^[1]